日本诗话：转世与复活 - 教师之友网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日本最后的汉诗人离世，汉诗写作愈来愈淡出一般民众的生活，研读与汉诗传播密切相关的诗话，也变成了少数学者孤寂枯燥的奢侈之举。时至今日，日本的诗话研究，即使不能说正在急速滑向绝学，也可以说不过是边边角角传来的私语独白，是三三五五学者的苦苦支撑。很少有人会想到，历史上有多少文学家曾那样醉心于汉诗创作，更有那么多学人，撰写了多达三位数的诗话。
一
由于日本汉诗与汉文诗话使用的是汉语，今天的中国学者也能大体读懂这些作品，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很大便利。然而，这也很容易冲淡我们面对它们时所必须具有的跨文化意识。日本汉诗之源在中国古典诗歌，但两者并不能划等号。日本汉诗诞生本身，是一种文化移植的产物，而诗话之生，则是中国诗话传播与日本汉诗发展需要碰撞的结果。日本诗话是日本化的诗话，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中国诗话的原版复制，而更像是中国诗话的脱胎转世。只有将日本汉文诗话放在日本文学整体中来观察，才可能充分认识日本汉文诗话的文化价值。
如果说人们学习某种外语，意味着向那种文化脱帽的话，那用该语言创作文学作品，即所谓“实作”，就可以说是向那种文化深深鞠躬了吧。日本已故著名汉学家松浦友久在谈到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的关系时说，这种“实作”，不是指单单小试一下，作为友好手段写一点，而是运用其语言与样式去表达自身文学性的感动。他说：“即便承认这一与外国语言、风土隔绝的环境中成长的难以动摇的前提，通过这种‘实作’来表达自我，也不能不说是源于对于对象的、无上的共鸣与执着。奈良时代的所谓汉诗文，正是这种特殊条件下的文学，进一步说，它不是某个人、某个群体个别的例外的尝试，而是由各时代卓越的头脑进行的有组织的长期努力，仅此一点，便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松浦友久在这里指出，日本汉诗诞生的前提，是源于日本诗人对于中国诗歌“无上的共鸣与执着”，同时，只有尽可能全面移植中国文化，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并非个人或某一群体的一时性单纯友好手段的诗体，一种历经千年以上历代卓越头脑创造的诗体。
单纯的汉语学习，并不一定能走向汉诗文创作，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比较充分的理解才可能掌握其技巧与技能，进一步说，这些作品也只有在与中国有较多相似点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氛围中才可能获得广泛的传播与认可。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全面移植是汉诗文在日本生根的前提。而奈良、平安时代正好具备这样的条件，在以后的江户时代这种条件再次复苏，于是才有了汉诗文在日本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明治维新之后，这种条件一天天瓦解，汉诗文也就逐渐走向衰落。在汉诗成为日本全民族认同的文学样式的过程中，包括诗话在内的诗歌批评著述也就获得了流布的机会，日本诗话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以异国语言、异国文学样式从事创作，虽然以文化移植为前提，但这种移植毕竟不可能是全面的、对等的、均衡的、永恒的，由于移植的碎片化、断续性与不可避免的走形失真，中国诗歌并没有全部为日本诗界所接纳。日本汉诗与中国诗歌，既有语言文字之通，又有脱胎换骨之变，而日本诗话与中国诗话也就各领风骚，自属一家了。
二
禅僧虎关师炼所撰《济北诗话》首次以诗话为名，被尊为日本诗话之首，而在其前问世的《文镜秘府论》，《江谈抄》第四、五卷，《作文大体》，《童蒙颂韵》等，成书于欧阳修《诗话》之前，却也大体可充诗话之职。这些言诗之书，或收录了我国散佚的诗学资料，或收录中国诗论而略述己见，或摘句举篇以论佳句，或研讨诗韵，或讲述诗人故事而谈诗艺，或可称之为“前诗话”。
江户时代之前，诗话之著寥寥可数，而进入江户时代，诗话便接踵而出，占迄今所存诗话之绝大部分。这正与江户时代汉诗走向鼎盛有关。江户汉文诗话中不乏有识之见，如江户时代古贺侗庵所著《侗庵非诗话》，罗列上百种传入日本的中国诗话，历数“诗话十五病”，有理有据，堪称诗话评论之翘楚。明治时期汉诗由盛而衰，而诗话之著锐减，至于近代，特别是汉文诗话几乎绝迹，那些名之以“诗话”的著述与传统诗话专注于汉诗颇不相同。如富士川英郎的《西东诗话》，谈论的是李白与德国近代诗、唐诗的德译、里尔克与日本这样跨文化的题目。竹内实《中国喫茶诗话》专讲茶与诗的因缘，河井醉茗《醉茗诗话》则谈的是日本现代诗歌与诗集。诗话之核已变，而诗话之名尚在，这说明诗话这种闲谈式的说诗样式依旧不失其用。“话”来轻松，听来入耳，诗酒常不相离，所以有一种酒的牌子，就叫“蔓华诗话”。
从跨文化的角度看，日本诗话还有不同于中国诗话的价值。它首先是日本汉诗兴衰的晴雨表。细川十洲《梧园诗话》对历朝诗风的概括既简且明：“本邦古诗，如《怀风藻》所载，气象敦厚敦朴，有西土（指中国——笔者注）汉魏六朝之风。及白诗传于我，则上下靡然以此为宗，不独菅家也。北条氏时，禅僧与西土人相往来，而五山之僧好诵《联珠诗格》、《律髓》、《三体诗》，是以诗有宋元之风。迨德川氏之世，名儒辈出，模仿唐诗，不无可观。而萱园诸子又尚李王之风，陈陈相因，人渐厌之，宋诗之风渐盛，新奇可喜，其弊近俗。近日又好清诗，变为绮靡，要非大雅、洵可叹也。”诗风之转换期，多以诗话标榜其说，斥非纠谬，排击异说，辩驳互攻，各家好恶在诗话中多有体现，而诗人的从众心理在其中也有强烈反映。
明治期间，西方诗歌诗论传入日本，从比较之视角来论诗论文化之言说渐增。日柳燕石《柳东轩诗话》说“西土以诗赋取人，故学诗用全力于词章，与本邦人出于游戏之余者不同也。然本邦前辈文字巧妙不让于西人，往往在焉”，又说：“汉土之学问，其弊则浮华。西洋之理精，其弊则拘泥。要之，不及本邦之简易矣。”这些议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过比较而言，日本汉诗这一烂熟了的日本化汉唐旧声，也确有厚实薄虚、尚简厌繁、质多华少的审美趋向。
日本诗话是诗界万象之储存器。江户时代的诗话，或如江村北海之《日本诗史》纵论诗史，或以江户为中心俯瞰全国诗坛，或如广濑青村《摄西六家诗评》聚焦某一地区的名家，收佳句，记趣闻，载轶事，全面展示了汉诗在一个时代空前绝后的盛况。葛西因是在为《五山堂诗话》撰写的序言中说：“话诗赋者，诗人乐事也。话也者，非论、非议、非辨、非弹也，平常说话也。有是话而闻之、喜之、快之、笑之、记之、忘之，一任旁人所取，是话者之心也。”诗话不是西方文学概念中纯粹的批评形式，一部好诗话，就是一座诗讲坛，讲诗不离事，说事不离人。江户诗话里面讲述的诗故事，让我们接触到数以百计的对中国诗歌“无上的共鸣与执着”的实例。
日本诗话是中国诗话的折射镜。日本诗话之撰，以中国诗话之东渐为前提，多以接续、传承中国某一诗话而将其本土化为已任。《六一诗话》《沧浪诗话》《随园诗话》等影响尤为显著。石川清之曾将《沧浪诗话》《谈艺录》《艺圃撷余》合刻，在跋中称“有于徂徕先生处请益诗者，必称之以为侯的”。宋代遗民蔡正孙所撰《联珠诗格》经山本北山等人之鼓吹，大行于世，遂有释教有之《续联珠诗格》与东条琴台、东条士阶之《新联珠诗格》等日本续书问世。明治时代籾山衣洲撰《明治诗话》例言明确说明该书“粗仿《全唐诗话》”。
日本诗话是日本探诗者的指南车。不少诗话是为初学诗者撰写的，或是传授诗艺的记录，或许在理论创新方面无善可陈，但在实用性方面却有撰写者的良苦用心。对于不会操汉语的日本诗人来说，掌握诗韵、诗病之说的困难远远大于中国诗人，因而对这方面的知识便格外在意，也正因为如此，在保留相关资料方面，日本诗话往往可以为中国诗话拾遗补缺。天仁二年（1109）三善为康所作《童蒙颂韵》，平声每韵四字为句，以便暗诵，以令易记忆。句中文字取义相近者，又有成义理者，体仿《千字文》。有些诗话看来不过是兔园册子，对于了解日本的汉诗教育却不无裨益。
日本诗话是诗性思维在日的培养基。作诗评诗，绝不是单纯的技法问题，培养作为认识世界手法的诗歌思维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今天的中国人作古典诗，绕不过对名篇名句多多记诵，养成一种诗性的眼光来品味生活，才谈得上用此种形式去表达生活。对于外国人来说，如果是止于阅读，那么接近诗性思维可能还比较表层，而不断亲自“实作”，则需要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精微部分有更近距离的接触。市河宽斋《诗烬》批评日本诗人生造出“含杯”一语，认为“杯可衔而不可含”“杯岂人腹中所能容耶”，认为这样的诗语是“倭人之陋”，就是一例。
从语言形态来说，日本诗话可以分为用汉文或变体汉文写的汉文诗话与用日文写的日文诗话两种。两相比较，前者与中国诗学的影响更为密切，后者更多涉及和歌等中日诗学比较方面的内容。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超过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前者的预想读者是有汉诗修养的学人，后者的预想读者则包括了爱诗却未必精于诗且不谙汉文的公众。
三
日本诗话之结集成书，以池田四郎次郎为首功。池田四郎次郎（1864—1933，名胤，号芦洲）少壮得日人所著诗话数种，嗜读之，深喜其所论切实有益于作诗者，私有欲网罗蒐聚以成丛书之志，于是每阅坊肆，觏輙购之，或就藏书之家借抄之，得数十种，编为《日本诗话丛书》（以下简称《丛书》）十二卷。《丛书》问世以后，日本诗歌研究者无不以此为据来讨论诗话，一来就是近一个世纪。
然而，《丛书》也有收录不备的问题。池田深知：“然好书之漏于兹者，尚不为尠。自今更搜罗，作续编、续续编，庶几于诗学有一助焉。”不过他和以后的日本学者终究没有把续编、续续编拿出来。1994年张寅彭编校的《诗话》出版，船津富彦撰写的序言中谈到从虎关师炼到德川时代的诗话，“仅直接以‘诗话’题名的作品就有六十余种。此外，不名‘诗话’的诗话之作尚有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一势头虽在明治、大正、昭和的时代更迭过程中趋向于削弱，但仍被承继下来，著述者、刊行者绵绵不断”。我国学者对日本诗话的研究，迄今只能仰仗《丛书》收录的文本。蔡镇楚教授主编的《域外诗话珍本丛书》二十册、马歌东主编《日本诗话二十种》（上下）、孙立著《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谭雯著《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祁晓明著《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等，依据的主要材料，大都不出《丛书》所收范围。在日本，随着汉诗创造的衰歇和汉文化的边缘化，诗话研究更为落寞。20世纪除了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明清诗论及其摄取》（国内出版时书名改为《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兼论明清三大诗风及其影响》，1972年作者因此书获学士院恩赐赏）和船津富彦的一些有关中国文学论的著述中有零星涉及外，专门研究极为罕见。至于《丛书》未收录的那些诗话，更散落各处，基本属于少有人问津的死材料。
《丛书》收书仅61种，而赵季、叶言材、刘畅辑校的《日本汉文诗话集成》（以下简称《集成》）辑录达139种，并附录诗语、诗韵类书13种，其中对汉文诗话72种进行了校勘，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远超《丛书》。《集成》使那些深埋书堆、无人问津的死材料复活，为丰富汉文化整体研究做出了贡献。
诚如日本二松学舍大学教授石川忠久所说：“日本的文化基础是汉文”，《集成》收录的汉文诗话再一次证实了汉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今后利用《集成》展开多学科研究，才能使这些死而复生的材料焕发活力。《集成》问世，是我国对日本诗话研究的拐点，由此我们的日本诗话研究进入了一个可以独立掌握资料、独自提出问题的新阶段。
另外，对日本诗话的周边研究，如果我们放开眼界，就会有所创获。在诗话之外，试策评语、诗集序跋、随笔、书信等汉文文献中，也都反映出日本人的汉诗批评观念，可与诗话相互映照。如《朝野群载》所载《辨申文章博士大江朝臣匡衡、愁申学生同时栋、省试所献诗、病累瑕瑾状》其一《病累》运用《诗髓脑》《文笔式》（于我国均散佚）等对诗中之病累予以分析，其一则指出诗句之瑕疵，其二则指出诗句的用典、对句、练字等的瑕疵。另外，日本汉诗人还仿杜甫《戏为六绝句》写过不少论诗诗。如赖山阳《山阳遗稿》诗卷二《论诗绝句》：“评姿群睹宋元肤，论味争收中晚腴。断粉零香合时嗜，问君何苦学韩苏。”散见于各种诗集中的汉诗点评也颇有可观。如明治时代檀栾诗社所编诗集中便收录了森槐南、永阪石棣这样的评语，如森槐南评永井荷风的父亲来青散人的诗：“来青散人如飞瀑万仞，不择地流；如百草作花，艳夺桃李；如海山出云，时有可采；如神女散发，时时弄珠。”这种诗意盎然的评说，完全不同于西方诗论家的表述方式，是中国诗人评诗传统的回声。在汉文笔记小说中，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论诗故事。
在中日诗话互动研究方面，如果能够双向着力，就会有所发现。从奈良时代至明治时代，汉诗先后作为君臣之间、臣僚之间、僧侣之间、儒官以及诗社同好之间的一种高雅文化游戏盛行于世，和歌则主要作为男女之间、歌友之间的日常文化游戏。两者在审美情趣、审美习惯上颇有共同点。雨森芳洲《橘窗茶话》说：“或曰：学诗者须要多看诗话，熟味而深思之可也。此则古今人所说，不必覼缕。但我人则又欲多闻簪缨家之论歌也。余以为此乃明理之言，大有益于造语者，然非粗心人所能知也。盖诗者情也。说情至于妙极人丸、赤人、少陵、谪仙，同一途也。彼以汉言，此以倭语。邈如风马牛不相及，故不知者以为二端，感之甚也。”他主张日本诗人不仅要好好读诗话，还应该多读名家对和歌的论说，因为日本奈良时代的《万叶集》歌人柿本人麻吕（人丸）、山部赤人和唐代诗人杜甫、李白，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各以不同的语言写诗，但实质上在以诗言情方面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这是江户时代一种通行的看法，即汉诗与和歌是同趣同理的。
或许正是日本汉诗这种文化游戏的属性所决定的，从被模仿的广度、频度与深度来说，元白体式最为适合其需要，总体上说日本汉诗中没有第二位中国诗人能够比得上白居易的影响。如果不是从统计学上说，而是从阅读感受来说，超过半数的汉诗更接近于那种明白晓畅、贴近日常生活感受、对自然风物多采白描手法的白诗风格，而激越的怒吼、愤怒的控诉、奇幻瑰丽的想象、生僻的用典和深刻的哲理等最多只能偶然见到。日本诗话多为谈诗录，最大量的内容，是讲述如何作诗的技术性指导，而较少对诗歌思想性的批评与论断；较多对佳句妙语的赞许，而少有对全诗整体与结构的分析；对历代中国诗人的接受与评价也多集中在数目有限的一批诗人身上，众多的中国诗人在日本诗话中缺席。日本诗话中讲述的诗故事告诉我们，日本汉诗就像《庄子》所说的“不龟手之药”，各色日本人所用大有不同：皇室贵族以之发风花雪月之叹，禅僧以之寄无常之想，武士以之壮杀伐之威，志士以之祈尊王攘夷之愿，侵略者以之载略地屠城之功，这些都是研究日本诗史、日本文学史不宜遗漏的材料。
四
1995年，笔者在《诗话理论意义的国际性》一文中谈到，“我们对异域诗话的研究，首先要注意吸取各该国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虚心领会其中各该国诗人、诗论家的审美趣味，将这种研究作为现代文学交流的环节来看待；同时，我们对这些异域诗话的理解也会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在日本汉文诗话整理出版之后，我们还期盼日本的日文诗话能够早日翻译集成。除了希望这些被遗忘的碎片重见天日之外，我们更向往让汉字文化圈各国创造的汉语诗歌，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复苏当年诗人咏诗的愉悦，化为我们认识中国诗歌、了解周边文化的窗口和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