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柏连孜与《汉文经纬》 - 教师之友网

这个潮湿、多雾、寒冷的冬季一如往年，又提前夺去了我们身边一批学者的生命……遗憾的是，死神也拽走了当代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乔治·冯·德·甲柏连孜教授。甲柏连孜先生享年53岁，能与他齐名、位列于研究峰巅的汉学家鲜有几人。

——《通报》1894年第5卷讣文

1893年12月11日凌晨，甲柏连孜病逝于柏林寓所；四周之后，《通报》主编、荷兰汉学家施古德撰写了这篇讣文。那年8月底，施古德应邀赴阿尔滕堡，做客甲柏连孜府上，午餐后共品日本清酒，聊起巴斯克语、东南亚语言等，——这些是甲柏连孜正在考察的语言。甲柏连孜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而他留给任何会面者的第一印象都是无比高大：他是一个身高两米零六的大汉。不料当年12月中，便从德国传来他病卒的消息。他患的是急性胸膜炎，最后关口竟能不施麻醉剂而承受肋骨切除术。

身世和学业

阿尔滕堡位于德国中部偏北，是一座小城，现今人口不过三万余。一战前，这里是阿尔滕堡—萨克森公国的首府。1840年3月16日，乔治·冯·德·甲柏连孜出生于阿尔滕堡的小镇珀施维茨（Pos⁃chwitzvonAltenburg）。这是一个世袭贵族家庭，有文献记载的家族史可追溯到13世纪；出自15世纪的甲氏族徽制艺精湛，今藏于德累斯顿国家档案馆，其中心所嵌的三齿叉似乎包含三重意味：它是农具，象征田耕；是兵器，象征威权；也是餐具，象征家居。“甲柏连孜”（Ga⁃belentz）并非常见姓氏，据考为斯拉夫语源，意思是“苹果镇”；而苹果树极普通，是德国庭园最常种植的果树。

甲柏连孜的父亲汉斯·科农·冯·德·甲柏连孜是一位知名政治家，24岁入选议院，曾出任公国首相；同时他也是一位声望卓著的语文学家，考察过数十种语言，尤以满语研究著称。半受父亲业余嗜好的熏染，甲柏连孜自幼便将学习语言、识读文字当成游戏。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里，他说起童年时代如何以解读陌生语言文字为乐：八岁时，他开始学英语，发现英语的th总是相当于德语的d（例如：thank/danken“感谢”；three/drei“三”），便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父亲于是用浅近的语言为他解释了音变的道理。十二三岁上，他读了第一本讲印欧语言比较的书，虽然似懂非懂，却沉迷于其中。一年后，他捧起葆朴的《比较语法》，已能读懂大半。中学时代，除了古典的希腊语、拉丁语，现代的荷兰语、意大利语，以及域外的新西兰土著语言，他已开始学习汉语。十六岁那一年，父亲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一本汉语语法书——雷慕萨用法文撰成的《汉文启蒙》（1822）。下一年，他对东南亚诸语言入了迷，做了一番比较，甚至尝试为这些语言建立语音规律，并且把考察所得写成文章，为阿尔滕堡文科中学的档案馆所收藏。

因为家族有从政的传统，青年甲柏连孜遂从父命，赴耶拿大学攻读政治学和法学，同时在莱比锡大学修习汉语、满语、日语，兼学梵语、禅德语、马来语等，发表的《试论比较句法学》（1869）和《再论比较句法学》（1875）二文已具理论与方法的创意：句法优先的思想，日后充分体现于他的汉语语法观；心理主谓语的分析法，在《汉文经纬》中得到全面的运用。毕业后的十余年，他主要供职于地方法院。1874年3—4月间，他写信给妹妹克莱门丁，信文夹杂着拉丁语和法语，无奈之中颇有怨声：“我越来越厌倦这份公职。薪酬微薄，升职无望，每天还得干满八个钟头，‘为善良的公众’辛苦工作”；“为什么我想成为教授，而不愿当法律顾问呢？首先是因为，我坐书房比坐办公室可以有更多的创获；其次，我觉得一个人‘总不免回想起初恋情人’，而我与法学只不过是走在一段理性婚姻的途中，没有任何闪亮之点”。然后他说，自己正在准备一部关于中国哲学的论著，也即他的博士论文。

1876年，在德累斯顿，甲柏连孜以一篇译释《太极图》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解读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所撰、附有朱熹诠解的《太极图说》，所用为满汉双语本，取自《合璧性理》。“任何一个欧洲汉学家都不能忽视满语”，——当他在莱比锡大学的开讲词（1879）里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在泛言一定历史条件下满语强势的社会地位或语言学上应予重视的研究价值，而是在强调满语的另一作用，即充当欧洲人学习汉语的中介语言：对于理解古典汉语文本，现成的满文译本可以充作入门的向导。“大量重要的汉籍被译成满文，应该非常接近汉语原文，而满语使用方便快捷的拼音文字，是一种很容易掌握的语言。所以，满文译本是我们今天研读汉籍的绝佳助手。”他把《金瓶梅》译成法文（巴黎，1879），所据也不是中文原本，而是这部现实主义小说的满文译本。及至《汉文经纬》，书中的汉语例证经常附有整句的满文翻译，这些正是满语在当年欧洲的汉语教学和汉籍解读中发挥中介作用的结果，而不应理解为可有可无的配饰。

1878年，莱比锡大学设立东亚语言及语言学教授职位，甲柏连孜如愿获聘为副教授，并于四年后升任正教授。同一年，《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32卷刊出他的长文《论汉语语法学史和汉语语法研究理论》，学界由此得知：他已在着手准备撰著一部新型的汉语语法。次年6月28日，甲柏连孜在莱比锡大学礼堂发表就职演讲，题目是《东亚语言研究和语言学》——前文已提及他的这篇开讲词。他甚至说：“欧洲汉学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感谢满洲人，因为他们以异族身份统治了中国。”当年欧洲的汉学，犹如幼童蹒跚学步，离不开满语的撑扶。今天，西方汉学已稳稳当当用汉语的腿脚行路，再也没有人会主张，满语是汉学家必备的工具了。

从1878年冬季学期起，到1889年冬季学期止，甲柏连孜在莱比锡大学掌教东亚语言11年，每学期开设的课程少则三门，多至五门。这些大都是常设课，而以汉语语法的讲授最频，每学期都有，所分课目也最细，如汉语语法一门，便有“汉语语法导论”、“汉语语法基础”、“汉语语法高级课程”、“汉语语法的综合系统”、“汉语语法选读”之别。与中国语言文化有关的课程，他还开过“《太极图》诠释”（汉满双语）、“孟子诠释”、“《大学》诠释”（汉日双语）、“孔夫子与中国人”、“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学”、“中文选读”等。既然叫东亚语言教授，就得兼顾其他语言，所以满语语法、日语语法也是他每学年必讲的课程。此外，1884年冬季起，增设“马来语语法”（次年改称“马来语”），每年一轮，讲过六次。

以上课程虽然涉及不同语种，实则都是针对具体语言，且主要依赖于文献，统而言之都属于语文学。但在第一学期的课表上，有一门“语言学或汉学练习”；第二学期，有一门“语言学练习”；而从第三个学期起，合称“语言学和汉学练习”，之后这门练习课的名称便基本固定下来，几乎每学期都开设。甲柏连孜怎样调整教学内容，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不过从课名的改动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他想把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融入汉语的教学研究。一方面，这是出于当时大学建制的需要：汉学或东亚语言研究尚未独立，而是同语言学合为一个教席；另一方面，这也是甲柏连孜个人的研究取向所致：在他的通盘规划中，所有的具体语言研究都应服务于以人类语言为对象的语言学。1885年夏季学期增设的“普通语言学导论”，是一门引人瞩目的新课，每年一轮，共讲了五次。

1889年，甲柏连孜应柏林大学邀聘，继硕特之后接掌该校的东亚语言教鞭。这里的教职与莱比锡一样，仍是把汉学和普通语言学合为一席，而甲柏连孜自能胜任这一双重的任务。在柏林，甲柏连孜完成了又一部代表作《语言学，其任务、方法以及迄今为止的成就》（1891）。从明末西士来华、接触中国语言计起，至19世纪末叶，三百年里只有一个人能够把汉语本体探索和语言理论研究这两件事情做得同样系统而出色，这个人就是甲柏连孜。在他之后，似乎也没有过哪个汉学家身兼二长，既能撰成一本独具特色的汉语语法书，又能写出一部别有见地的语言学导论。
《汉文经纬》：以综合为经，以分析为纬

《经纬》之前，西方人编纂的汉语语法少说已有十来种，现在甲柏连孜又推出一个大大的部头，洋洋洒洒达1470节，且敢宣称“新语法”，想必是有足够的自信。那么，《经纬》新在哪里呢？

打开此书，翻至目录页，一眼便能看出全新的布局。全书分为三卷。卷一“导论和概述”，讲汉语史、语音和文字、基本语法规律等，倒不新奇；新奇之处在后面的两卷：“分析系统”和“综合系统”，也称“第一系统”、“第二系统”。从来没有过哪本汉语语法书，设计成这种双系统的布局。甲柏连孜称之为“经纬”，正体现了他的用心：以一横一纵两根干线，分别从结构和功能入手，构筑起一部汉语语法。分析系统是一根横线，要切分句子、辨别成分、划分词类，进而梳理语法事实、解释句法现象；分析卷的最终目的，在于教会学生理解汉语文句，能读懂中国书。综合系统则是一根纵线，把汉语视为“一种说话和交流思想的手段”，或一座丰富的库藏，里面集拢了各式各样的表达工具，主要是词序规则和虚词，根据功能分类存放；学生学完综合卷，便能懂得怎样使用汉语（即学会用文言写作，《经纬》是一部古汉语语法，书名的副标题已明示，它“不包括通俗语体和当代口语”）。

不妨设想，《经纬》是一篇关于汉语语法的说明书：除却导论，它的上半篇专门剖析汉语这种工具的构造，由哪些零部件构成，零部件之间的关系如何，怎样相互配合、协同运作；下半篇则另讲这款工具的用法，各种零部件的功用，其相似之点和微妙差异，使用中应注意哪些事项等等。其他人的语法书可能只相当于《经纬》的上半篇，而不含下半篇。当然，实际上没有哪本出自西洋人之手的汉语语法书会完全不顾及运用，只不过是把描写（分析）与运用（综合）掺杂起来，不像甲柏连孜那样明确分成两半来讨论。
句法优先+心理视角

甲柏连孜提出，研究汉语语法也即研究句法。这一说法比较新，但不能算全新，因为之前汉学界已有人打出句法优先的口号：法国汉学家儒莲的《汉文指南》（1869-1870），法文标题就叫《汉语新句法，立足于词的位置》；而儒莲则坦率地说，他的这一研究思路得益于英人马士曼半个世纪前所著的《中国言法》（1814）。《汉文指南》的书名页上，铭有马士曼说过的一句话，被儒莲视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不易之论：“整个汉语语法就取决于位置。”

词的“位置”，也即词序，属于句法讨论的范围。比之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意思更多依赖于词序。“我爱她”和“她爱我”，一共用了两个代词、一个动词，词本身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句意全仗词序。这两句话用英语说：Iloveher和shelovesme，词的数目也是三个，词形却生出六个，不独代词要变格，有主、宾之分，连动词逢单数第三人称也须变位，添加上词尾-s。理论上讲，这两个英语句子可以改写为herloveI和melovesshe（上古英语会允许这样做），但译成汉语照旧是“我爱她”、“她爱我”，就连理论上颠来倒去的可能性也不存在。正是因为词形多变，词序的作用相对小，传统印欧语法才偏重词法（＝形态学），不甚关心词序问题。初识汉语之际，西士严重受制于词法观，搬用欧语形态范畴解释汉语语法，以至弄出一堆变格变位表，将汉语的名词、代词、动词等往里塞。待到认识深入、语感增强，在教学语法的基础上发展起研究型的语法，人们才开始反思：考察汉语语法，是否一定要借助印欧语言框架？在马若瑟成稿于1728年的《汉语札记》中，这种反思便已显露端倪；至19世纪上半叶雷慕萨著《汉文启蒙》，洪堡特撰《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都把关于汉语结构属性的讨论建立在对早期研究思路的批判之上。洪堡特指出，印欧语言的语法由形态和句法两部分构成，而“汉语的语法只有句法部分”；甲柏连孜批评前人企图“把汉语句法强行按捺于印欧形态学的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在《经纬》中一再强调：“汉语的语法其实就是句法，也只能理解为句法”，“整部汉语语法不外乎句法”，——思想继承和推进的线索明白可见。西方人研究汉语语法，摈弃形态而突显句法，到了甲柏连孜已成定局。

另一重要的语言学概念是“心理主语”，由甲柏连孜首度引入汉语句法分析。传统语法区分主语、谓语等，依据的是句子成分的逻辑关系，而甲柏连孜区分心理主语和心理谓语，则是着眼于说话者思维所及的对象和表达的内容，相当于今天语言学上说的话题、述题之别。心理主语，即说话人言及的主要对象；心理谓语，即说话人就这一对象传达的新鲜内容，意欲引起听话人注意。心理主语始终置于句首，有时与语法主语一致，有时则不一致，试比较：“今汝曰……”，“今”为心理主语，而语法主语另由“汝”担任；“汝今曰……”，语法主语与心理主语相一致，都是“汝”，而“今”只是修饰动词的状语。

心理主谓语的分析法和传统的语法主谓语分析法，单独运用都难以周全，兼顾实施则能互补不足。无论使用何种分析法，甲柏连孜提醒道，研究者都应尊重汉语的特性，不可歪曲汉语的精神：“凡是汉语加以区分的，我们不应混同起来；凡是汉语视为同一的，我们不能割裂开来。”今人研究汉语语法，从词类的划分、句子成分的判别到逻辑层面的考量，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语法观念的影响。影响有积极有消极，有可接受有不可接受，具体怎样操作，甲柏连孜的意见不妨一听，他在处理汉语句子时所举的例子也可参考，如“读书三年”和“三年读书”，他认为形式不同而意义相同。

“语言有机体”

甲柏连孜呼吁尊重汉语的特性。对任何一种语言，无论有无文字，文明或原始，都应尊重其特性，因为“每一语言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其存在的每一阶段、每一瞬间，一种语言都是一个自在自为的整体”。这一关于人类语言本质的说法，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颇为流行，凝缩为一条定义，即，语言是一个有机体。至19世纪后期，生物学对语言学的影响开始衰减，社会学、心理学的视角渐占上风，质疑“有机体”的声音于是多了起来。甲柏连孜明确表示，“有机体”这一表达虽不适合用来定义语言，用作譬喻则很理想，因为没有哪个词能比它更形象地说明语言构造的属性：语言是一个巨大、完整的关系体，它的每个成分都与其他成分保持着稳定的联系，每一个具体的言语表达都以语言系统的存在为前提。脱离了整体，任一部分都无法存在和发挥作用；反过来也一样，失去某一部分，系统就不完整，难以有效运作。

这样的一种语言系统观或结构观，往前至少可以追溯到洪堡特，往后则很快便有索绪尔响应。但比起跟索绪尔的关联，无论在一般语言思想上或是在具体语言研究中，甲柏连孜与洪堡特都要接近得多。人类共通的语言能力和某些普遍的构造特征，这些在甲柏连孜和洪堡特的普通语言学体系中属于不证自明的理论基点，而在实际研究中，两人都奉行经验至上、归纳为主的方法论原则，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于探索具体语言结构的殊异性，尤其关注非印欧、非屈折的语言。人类语言丰富多样、异态纷呈，从一种到另一种，构造绝不重复；每一种语言的结构都拥有独特的形式，要求具有适合于自身的表达。这里又用得上有机体的譬喻，但已是甲柏连孜个人就汉语所做的发挥：

每一种语言都是一具活生生的有机体，其形式必呈独异的个性。倘若把形形色色的语言比作各式各样的鱼，把形态比作具有呼吸功能的肺，那么，从印欧语言的角度看，汉语缺少肺，便足以致命。然而没有人能否认，借助词序和虚词，汉语这条大鱼不仅优哉游哉，呼吸自如，而且生命久长，文献富足，方言品类之繁、文字统一功能之强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从汉语的角度看，肺非但不为呼吸所必需，而且纯属多余。用有机的观点看待语言，意味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形式上完备、功能上自足的整体；系统优先于局部，句子优先于单词，任何语言都能自主呼吸，形式的部分“缺失”实为视角不一所致。要认识汉语，不能从部分、从词形出发，而要从整体、从句子出发，因为句子制约着词与词的关系，进而决定一个词所具的功能，是用作名词或形容词，还是用为动词。

甲柏连孜告诉欧洲人：你可以像学习任何一种外国语言那样学习汉语，但如果你想要以科学的方式探讨汉语，就必须具有哲学家的头脑，针对汉语的本质做一番语言哲学的思索。你可以称汉语是一种“没有形式的语言”，因为它没有印欧语言里习见的那一类形式；你也可以称汉语是一种“形式语言”，因为它用词序和虚词表达语法关系，而这些其实是更纯的形式。如何把握汉语语法，对于欧洲学习者的确是个挑战，但考验的不是他的记忆力，而是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说到底，欧洲人必须走出熟悉的语言圈围，体验并适应于汉语特独的精神，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东方语言。“每当我们学得一种新的语言，也就使我们自己融入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这是甲柏连孜1879年那篇入职演讲的收官之句，不禁让我们又一次想起洪堡特：语言有机体，语言世界观，对人类各种语言的广泛了解，最后，当然是对中国语言的特殊兴趣，——两人身上有许多共点。

欲识中国，先读孔子

甲柏连孜研究汉语，专攻语法，遂有大成之著，然而观其一生为学，远不只是盯着语言本体。对汉语所传载的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等等，他也同样抱有一探究竟的热情。只是《经纬》一书太过夺目，遮盖起了他在这些方面的思考与论述。比如他关于中国哲学的看法，后人就很少话及。其实他撰文概述过中国哲学，就墨子、庄子、管子、孔子、文中子分别发表过专文；对阴阳五行、理学源流等，他也十分了解。有这些研究打基础，假他十年额外之寿，他可能会考虑写一部专著，对中国哲学思想做一番全面的考察。

甲柏连孜眼里的中国哲学一如欧洲哲学，流派纷呈，绝不单调：神秘与深刻，现实与理想，乐天与悲观，——种种主义、思绪、倾向，既对立又共存，竞相施展魅力。先秦诸子当中，他尤其喜读庄子，因为没有哪部作品比《南华经》更能展现汉语的“优雅、有力、灵变、简约”。这是他在《〈经纬〉续论》中对庄子文体的评价，试图“把语文学研究与哲学阐释结合起来”，分析这位修辞大师使用语言的特点。但庄子毕竟不属于先秦主流思想；若论哲学对社会的作用，论思想影响力之久、波及面之广，罕有人及得上孔子。甲柏连孜说，孔子是一位世界级的哲人，头脑极其冷静，两千年来其学说始终主导着地球上三分之一居民的生活。所以，他借就职莱比锡大学发表演讲之机告诉西方人：如果你真想了解中国人，或打算就中国问题发论，那就请先读懂孔子。西方有人把孔子与圣教先知做比较，结果颇感失望，因为孔子既未开启、也不代表任何宗教。这样的比论实不可取，但因此走向反面极端，以为孔子无所信仰，在甲柏连孜看来也很肤浅：

他深信人类本分之神圣，以及天道之正当：天道会根据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施以惩罚或褒奖。就其精神的实质而言，孔子并不具有神秘的禀赋和倾向；他所认识的唯一神性——请允许我使用现代的表述——是“见于历史的神”。孔子表现出一边倒的实践取向，而正因此，他的历史意识也极强。他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意思是：“我不做任何创新，我只是传承而已；我信奉古贤，热爱他们。”但实际上，他只传承业已证实了的东西。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了解自己的人民，懂得对人民要永葆一颗虔敬的心。我认为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实践哲学家。

这段论述的第一句话里，有一个词至为关键，即“本分”（Pflich⁃ten，也可译“责任”）。把德文译成中文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回译：所谓“本分”，回指的是孔子笔下的哪个词？仅凭上面一段话，我们是无法得知的；即使读完整篇演讲，恐怕也难有解答。但是，当我想起《经纬》上的有关例句，便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词就是“仁”。今天我们把儒学的这一核心概念理解为仁慈、仁爱、仁德、仁心，或者理解为人性、具有人性，都不错，而这一切所本的初始定义是一条简简单单的声训，即《中庸》上说的“仁者人也”。甲柏连孜经常也会取这种普通的理解，可是他往往又把“仁”译成pflichttreu（恪守本分，或译：有责任心），并且与此相应，把“仁者”、“仁人”译为einpflichttreuerMann（一个恪守本分的人，或：一个尽心尽责的人），这却很不普通。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如果不分贵贱高低，都能恪守本分，距离大治就不远了。但甲柏连孜这样理解“仁”，只是在阐说孔子的见解，还是想宣扬一种理想化的行为准则，觉得无论西方或东方，只要是公民社会都可以共享呢？

后记：2014年2月中，柏林东西方语言文化研究会会长、日裔学者江沢建之助博士（KennosukeEza-wa）与甲柏连孜的曾甥女安尼梅特·冯·福格尔夫人（AnnemetevonVogel）到访不来梅，约我偕妻在市政厅地下餐吧小酌，赠予新编《甲柏连孜传记读本》（2013）；未几又委托Narr出版社寄赠《甲柏连孜研究论集》（2014），便我撰写此文。就在拙译《经纬》竣稿之际，日本独协大学荣誉教授川岛淳夫（AtsuoKawashima）写邮件告诉我，他已把《经纬》译成日语，很快也将面世。译介西洋学术著作，日本学人历来走在前面，如今眼见川岛先生以古稀之年奋发进取，更令我心生感佩，但求不落后于海外同行太多。2014年岁末于北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