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 教师之友网

数额不受法律限制，所以它对选举的影响力直线上升。比如克林顿1992年当选之后的18个月里，各政党“软钱”的筹款仍只有4600万美元，而2000年布什当选后18个月里，各政党筹了2.56亿“软钱”。事实上，2000年选举年，两党共筹集了5亿“软钱”来影响各级选举。由于“软钱”大部分捐款者是公司、工会和富人，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腐败的“政治交易”的忧虑。

增强“散户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是“富人党”共和党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中受益，而“穷人党”民主党只能站在一边流口水的话，就大错特错了。不错，共和党历年来“化缘”能力比民主党强，但是，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软钱”的筹款能力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实际不相上下，比如2001～2002年选举周期，民主党筹集了2.46亿“软钱”，而共和党筹集了2.5亿，基本持平。共和党的优势恰恰是体现在它对“散户”的号召力，尤其是捐款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散户”的号召力。究其原因，一方面据说是共和党走街串巷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是共和党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上层，而这些人吃饱喝足之后，总还有几个余钱可掏。

正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清除软钱”的竞选筹款改革方案，恰恰是共和党执政期间通过。从1997年起，McCain等议员就开始在国会提案改革竞选筹款机制，禁止“软钱”，“洗涤政治”。2002年2月，“两党竞选改革法案”在国会通过，3月，布什签署该法，同年11月6日生效。该法案的主要条款是：禁止“软钱”，即各政党不得再接受任何“建党资金”；工会、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在初选之前的一个月内和大选之前的两个月内，不许在电视广播里打“议题广告”，挂羊头卖狗肉；同时也提高“硬钱”的上限（比如，个人捐款数额从1000美元上升为2000，个人一年可以用于支持选举的钱数最高从2.5万上升为4.7万左右）。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我现在一年最多只能掏四五万的“硬钱”，但是一分钱“软钱”都不能掏了。从此以后，6位数以上的政党捐款就是违法的了。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从美国最大工会AFLCIO到共和党议员McC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踏。2003年12月3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5比4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70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忿忿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的过程中。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107万，到05年已经有500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9％上升到21%。这种“大跃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软约束”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03年OECD的一个报告指出，在38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15岁学生的数学能力排24，科学能力排19，阅读能力排12，解决问题能力排26。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01年底国会通过，02年初由布什签署，至今已经5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式对3到8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

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

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它的重大举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择校更大的自由等。

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革5年来成效显着：9岁儿童过去5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28年的总和，为1971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1973年以来的最高点（13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9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化考试的标准是州政府决定的，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地压低自己的考核标准；又比如，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的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

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的国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23％、15％和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

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1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8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而城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单压死。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和MEDICAID），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

实际上2000年美国只有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自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GNP的13％左右。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当然，我描述的这幅图案这么美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幅美好图案当中还有还多裂缝、漏洞和污点，正是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也是一个激烈地政治斗争场所。

正如在中国，美国也有很多个下岗工人，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这些人可能买不起保险，又不够格政府的资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覆盖的空白区，这一空白不要紧，一空就空出了4千多万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会对布什先生破口大骂――这小子，肯花750亿美元打一场几乎没有必要的战争，却不肯用这钱的九牛一毛来扩大公共医疗保障的覆盖率。

所以说，由私人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和不确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把一大群穷人扔下不管以外，就是好不容易挤进保险体系的人，获得的服务也是参差不齐。有钱人比如超级名模Claudia Shiffer，可以把把她那张脸蛋保个5百万美元，没钱的人比如我，因为学校买的保险不包括牙医，只好亲自与牙疼做殊死搏斗。简单地说，就是“只许大款抽风，不许百姓牙疼”。

“不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保险公司高兴的时候，嗤着满嘴金牙冲你微笑，不高兴的时候，一个白眼就可以把你翻下悬崖。比如有一回，我举着一张帐单兴冲冲跑到保险公司那里去报销，结果它只一个“不”字，就将我手中的帐单扣杀回来，将我本来就弱不禁风的钱包打成重伤。

但是，将“市场主导”型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政府主导”型的，就皆大欢喜了吗？这也很难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政府资助公共医疗的钱从哪来？无论通过高税收还是通过财政赤字，上帝都不会给你报销这其中牵涉到经济乃至政治风险。

由于美国有严格的医疗责任体制，一个医生如果误诊，很可能被告到破产。所以美国的医生向来有“小病当大病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对病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保险公司就不干了――一个小小感冒，你愣是当肺炎治，这不是把保险公司往火坑里推吗？而且这种“小病当大病”

治的传统，对于病人，长远来看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医院用病人的帐单来压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用市场价格来压社会公众――最后医院也挣钱，保险公司也发财，就只见公众跟在狂飙突进的保险价格后面跑得人仰马翻。4千万人买不起保险，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如果说在“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掐架还能形成一种制衡，那么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医生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呵护”病人了。这时候跑得人仰马翻的就不是公众，而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了。

由此可见，医疗保险制度，无论是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有好处和不足。这完全是由于个人、市场、政府三方面的勾心斗角造成的：个人要治病；医药研发公司、医生、保险公司要发财；政府要控制赤字――哪一位大爷都得罪不起――让群众在疾病面前坐以待毙，政治家们的选票就没了着落；让医药公司赔本，就没有人研制新药好药；政府财政失控，那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总而言之，“以选票为本”、“以资本为本”和“以人为本”相互较量，打造出美国社会中生病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了，至于哪种医疗保险制度更好，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又有哪些东西值得中国借鉴，按照一种政治上稳妥的说法，应当视国情而定。至于国情是什么，我没有能力鸟瞰，不过我琢磨，无论国情是什么，它都不能是动物世界吧――动物们在荒郊野岭里默默无助地死去，进化了这么几百万年，我们的父老乡亲应当比那更有尊严一点点。

当然了，把一切都推给政府或者市场，觉悟就太低了。正如非典事件在中国揭示的：病毒兴亡，匹夫有责。美国饶舌的公民社会在生病治病这事上自然也有话要说。一天上午，我在睡梦中被窗外敲锣打鼓的声音吵醒。醒来后往窗外张望，看见人山人海在游行。仔细一看，原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爱滋行走”筹款活动。这项活动各大城市都有参与，仅纽约市去年的“爱滋行走”，就有4万多人参加，为艾滋病人筹款近5百万美元。

看着那些唧唧喳喳的中学生们摇晃着大旗小旗，为那些社会边缘人的边缘病而在阳光下行走，体会着其中的宽容、同情，还有阳光与人道汇集起来的美，我当即就做了一个梦，我的梦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脚下的街道是在中国。

民主就可以反腐？

在2007年世界民主审计组织公布的“腐败排名”当中，有两个国家并列57，其中印度走的是西式民主道路。这不禁让我们思考：西式民主选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防治腐败？

最近的台湾陈水扁案似乎又给了“民主防腐说”一个重击。陈水扁下台以后，机要费案还没审完，现在又冒出个海外洗钱案。面临舆论压力，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家属曾将大量选举结余款存往海外账户，“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被迫退党已经足以令他心痛，但这恐怕还是他所受惩罚的第一步而已。

可以想见陈水扁如今众叛亲离后的苦涩心情，当年他振臂高呼要扫清国民党的黑金政治时，大约不会想到自己会因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

陈水扁的境遇让我想起一个人：韩国1988年到1993年的总统卢泰愚。他俩的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曾是推动本土民主化进程的“英雄人物”，都曾信誓旦旦要一扫政坛的腐败风气，并因此获得民众的热情支持。可惜，两人都辜负了自己的选民，卢泰愚1995年因腐败案被判入狱17年（1998年被金大中总统赦免），陈水扁案虽然还未被判刑，但也凶多吉少。两人甚至在案件曝光后的托辞都相似，卢泰愚在审判期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知道那些钱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花掉的。”陈水扁则说自己“从政以来不贪不取”，钱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吴淑珍存到海外的”。

其实，与陈水扁命运相似的何止卢泰愚。去年被刺杀身亡的巴基斯坦前美女总理贝·布托也是到处设立海外秘密账号，只不过因为政治交易而未受审讯。秘鲁前总统藤森因为腐败丑闻倒台，难逃牢狱之灾。菲律宾的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案被判有罪，成为菲律宾史上第一个被法庭定罪的总统。就拿韩国来说，领导人的腐败案也可以说是“前仆后继”了，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案余音未了，金泳三的儿子、金大中的儿子相继因腐败案入狱……这些领导人都是本土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人物，都因其“改革胆识”受到民众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是他们的民主理想和群众基础并不能阻挡他们或其亲属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西式民主制度对于治理腐败毫无意义呢？不尽然。在关于“民主和腐败”关系的学术研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结论都是：在民主化和腐败之间，存在一个“倒U形”的关系，就是说，民主化初期腐败一般会不降反升，但是随着一个民主制度稳定下来，腐败程度一般会稳步下降。民主化初期之所以腐败程度会攀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化一般会带来权力的分散化，而权力的分散化也意味着“腐败切入点”的分散化——原先可能只有一家人及其亲友有腐败机会，现在“机会”却走向了“千家万户”；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民主化一般都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扩大的市场机会也给权力和金钱的结合提供了温床；第三个原因则在于民主化也带来新的腐败类型，如果说专制制度下的腐败往往与某种垄断利益相关的话，民主制度下的很多腐败则与选举捐款有关。陈水扁洗钱案即是一例。

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桩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其父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

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市场体制之下病了谁管美国左派标兵迈克·摩尔最近又推出了一部新纪录片《Sicko》，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赞美欧式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600万人（约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也总是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因为保险公司总在寻找借口不付病人的医疗费用。《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病人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的悲惨遭遇。

为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优越性，摩尔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哦耶！在英国，穷人去医院路费都可以报销；而法国女人刚生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去她家洗衣做饭！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尽管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18.5%，加拿大16.7%，法国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77，英国79，加拿大80）。总之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其实，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政府是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项目覆盖了27%的人口，占据美国总医疗支出的44%左右（保险公司付36%左右，个人付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保险是市场化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买医保，生病了由保险公司交医疗费。就是说，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为了利润追求抬高医疗成本；另一方面，虽然保险公司大多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进一步抬高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

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Meat》。同样通过当事人的控诉，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恰好相反：公费医疗体系低效而不人道。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加拿大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现象，有时候小病就等成了大病，大病就等到了死亡。据统计，2005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有近100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官方也承认有1/8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医疗部门已背上了27亿美元的债务。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像摩尔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证大家公平“排队”，而在一个腐败的国家，有权有势者“插队”的现象几乎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全民免费医疗很可能就既低效又不公平了。

而且严格地说，所谓免费医疗并不真的免费，它的成本是高税收。随着人口老龄化，诊疗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免费医疗体系的成本会不会有一天高到扭曲税制的地步呢？

天知道。据估算，现在医疗费用占美国GDP的16%，但是到2030年时，将占到30%，到本世纪后期，甚至可能占到一半。难怪有学者说，21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考验来自于医疗服务领域。

那么，混合两种元素的“第三条道路”呢？其实英国、加拿大等都在试验这种体制，试图在全民公费医疗之外扩大私人行医，但是政治阻力不小，因为任何市场“口子”的打开，都可能导致优秀医生从公立体制流失到私立体制中去，从而影响医疗资源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州开始探索另一种“第三条道路”：在市场化医疗体制基础上推行全民医疗。1994年克林顿的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失败之后，近年来，美国州级政府开始扛起了改革的大旗。不过，与欧式体制不同，这些州政府试图找到与市场兼容的全民医疗，比如，强制10人以上公司的雇主给雇员买保险，规定有条件的公民必须购买医保，否则扣押州税返还等。总之，通过给医院、保险公司、雇主、公民各方均衡施压来实现全民医保。2006年4月，麻省成为第一个通过“全州普及医保”的州，加利福尼亚、佛蒙特、夏威夷等也在探路之中。

不管是不是同意摩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都不能不同意他的关怀。将医疗服务视为基本人权是一种美好的追求，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医疗资源短缺的现实。无论被保险公司给拖死还是在漫漫长队中等死，滋味肯定都不好受。现在我们只能指望，人类的制度创新能力，能使越来越多的人绕开这道不幸的选择题。

谁有特权上大学来，给你出一道题。假设你来自于火星，突然被扔到中国，你可能被扔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被扔到河南这样的内地省份，甚至还可能被扔到西臧这样的边疆地区。不幸的是，你被扔到中国去的使命，就是去上中学，然后高考。当然了，如果你想考进北大清华这样的牛校，你肯定希望自己被扔到北京上海，因为那里学习条件好，分数线又低嘛。但问题是，你被扔到这三个地方的概率一模一样，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让你来设计一个理想的高考分数线制度，你会怎么设计？

这个假设的情形，不是我的发明，而是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发明。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

当然了，他有一个术语，叫“无知之幕”，也就是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社会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是比尔盖茨，也可能是一个非洲饥民。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杀光富人瓜分他的财产，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就是比尔盖茨，恐怕你会后悔得一头撞死。如果你觉得正义就是WINDOWS2000卖5000美元一套，万一“无知之幕”一拉开，发现自己其实是非洲饥民，估计也要捶胸顿足。

好了，你站在无知之幕后面，你不知道自己会是北京人，还是河南人，还是西臧人，你得想想什么的高考分数线制度最合理。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如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所面对的一个类似的问题，和他们的回答：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是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兴起的一项政策。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

“平权行动”实施之后，黑人和妇女的大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尤其是“平权行动”的热点。有的大学，甚至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申请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给他们实行百分比定额制。这种拔苗助长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国的大学里各种族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个曾经几乎是“纯白”的学校，已经被“平权行动”粉刷得五颜六色：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从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平权行动”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头，就是它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逆向歧视”。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case）打响了反对“平权行动”的第一枪。巴克是一个白人男性，连续两年被一个医学院拒绝录取，与此同时，这个医学院根据16％黑人学生的定额制，录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条件差的黑人学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点吗？我白招谁惹谁了？他一气之下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学生实行定额制是违宪的，但仍然在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

紧接着，嘀咕发展成了议论，议论发展成了吆喝。最着名的吆喝，来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长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我们应当鼓励的是个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废除“平权行动”的运动。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分校废除了录取学生中“平权行动”。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行动”。97年4月，这一公投结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受到加州的影响，另外十几个州也开始蠢蠢欲动，要铲除逆向歧视的“平权行动”。

取消“平权行动”的效果是立杆见影的，98年是加州大学各分校取消“平权行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伯克利大学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下降了一大半，从97年的562个黑人下降到98年的191个；拉美裔的学生也从1045个下降到434个。各大学校方很有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权行动”再次成为热点问题。因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个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学的Gratz/Grutter对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裁决：密歇根大学给每个少数民族申请者加20分的本科生录取政策是违宪的；但同时，它又裁定法学院为了增加学生的“多样性”而照顾少数种族是合法的。这与其1978年对“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样的：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

如果说最高法院1978年的暧昧还是理直气壮的，2003年的暧昧就已经是如履薄冰了。那个加分制违宪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学院“平权行动”原则合法的裁定，是5比4惊险胜出的。Peter Wilson们吆喝了这么些年，终于把“平权行动”的阵脚给吆喝乱了。

“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兔子也好，乌龟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义”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历史”和“经济”、“文化”的无视。一个经历了245奴隶制、100年法定歧视和仅仅30年政治平等的种族，必须和一个几百年来在高歌雄进征服全球的种族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补偿性正义则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补偿性正义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鉴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一个祖上是黑奴的黑人录取时加二十分，那一个祖上是华工的亚裔应该加多少分呢？一个祖上四代是贫农的人，和一个祖上两代是贫农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个穷白人和一个富黑人，谁更应该加分？……莫非我们还要在每次高考前进行一次阶级成分调查？这就听起来有点耳熟了，而且是不太悦耳的一种耳熟。这种补偿性正义的原则，需要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来整理、裁判历史和现实无限的复杂性，而这种裁判权一旦被权力机器劫持，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抵达正义，还有这架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了。

所以说，美国最高法院对“平权行动”的暧昧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智慧。它一方面赞同将历史、经济等因素融入政策的考虑当中，否定了纯粹的“程序正义”；另一方面，对如何具体地补偿历史、经济问题，又支支吾吾。毕竟，就算是爱因斯坦，估计也研究不出历史和现实之间、经济地位和政治资本之间的兑换率。

承认一个一个的人，也承认一群一群的人。承认你矫捷的身手，也承认他人肩上历史的十字架――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背后，你可能是一只兔子，也可能是一只乌龟。

好了，终于可以回到咱们开头提的那个问题了――来自火星的你，被扔到大城市、内地、边疆的可能性各三分之一，你会如何设计高考分数线方案？

你可能会说：三个地方分数线一样嘛！大家公平竞争嘛！

你也可能会说：让边区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那些地区贫穷，教育条件有限，人家北京上海的孩子用电脑打字，俺们这里还是凿壁借光呢。

你还可能会说：我选择让北京上海分数线低一点，其他两个地方一样。因为……因为……咦？

你们地球夏天真热啊？

我们知道，这三种选择，第一种叫“程序性正义原则”；第二种叫“补偿性正义原则”；第三种，姑且称之为“夏天总是很热”原则吧。

怎样悼念死者4月16号，河南平顶山发生矿难，33个工人死亡。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悼念规模：天安门降半旗5天，胡锦涛总书记第二天前去慰问，中国所有的媒体连续跟踪报导，河南省长宣布第四天为全省悼念日，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调查煤矿责任，矿主举行声势浩大的烛光集会，并为全矿人员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死者生前投保的保险公司立刻启动赔偿机制……可惜，这33个工人没有得到这么隆重的悼念，得到如此悼念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理工学院里同一天死去的32位师生。

平顶山矿工的死，还没来得及在各大媒体中露上一脸，就很快沉没在“辽宁铁岭钢厂钢水包脱落32人死亡”、“河北邯郸煤矿爆炸死亡11人”这样层出不穷的新闻里。事实上，如果中国每发生一次大规模矿难就用上述那种规模来纪念，那么一年365天中国的国旗根本没机会升起来，胡锦涛除了慰问矿工啥事也别想干，而媒体上也不可能有空间报道其它新闻。过多的死亡让每一次死亡的意义贬值，无论听上去多么残忍，这就是事实。

那么难道我们就不悼念死者了，就当33个工人仅仅是一个数字、任其淹没其他那些数字里了？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大可能用降国旗、用最高领导人慰问、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导来悼念死者，至少我们可以用制度改进来悼念他们，而且很可能，这也是最让他们死而瞑目的一种纪念。

美国曾经也是矿难频繁的国家，但是每一次大的矿难，都转化成了相关制度改进的机会，致使矿难发生频率不断下降，从20世纪初年均2000多个人死亡到50年代年均500多人死亡，再到90年代年均93人。到现在，煤炭开采行业已经成为“本质安全行业”，劳动安全性甚至好于农业、建筑业和零售业。百万吨死亡率只有中国的百分之一。

我们来看看在美国“事故”如何推动制度改进。

1907年，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矿难，西弗吉尼亚的一次爆炸夺走了362个人的生命。当然，这只是当时频繁矿难中的一次。1910年美国矿务局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就是迫于当时的“民愤”，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发展科研、技术来提高采矿的安全系数。美国20世纪上半期矿难频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矿务局资助的科研成果。

1951年，宜利诺伊州一个煤矿发生了23年来全美最严重的爆炸，119人死亡，直接导致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1951年以来最大，78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1969年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定型。其主要规定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到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2/3。

06年1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4倍；要求矿主必须在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1910年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证了每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实际上2000年美国只有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自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GNP的13％左右。

治的传统，对于病人，长远来看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医院用病人的帐单来压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用市场价格来压社会公众――最后医院也挣钱，保险公司也发财，就只见公众跟在狂飙突进的保险价格后面跑得人仰马翻。4千万人买不起保险，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

如果说在“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掐架还能形成一种制衡，那么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医生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呵护”病人了。这时候跑得人仰马翻的就不是公众，而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了。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07年6月26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4千6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1万5千4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17％，最富的20％人口（平均年收入20万7千2百美元）联邦税率为25.1%，最富的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的公司已经交了公司所得税。在这个意义上，他实际上是被征了两轮税。

显然，这场争论涉及的是一个永恒的、敏感的政治问题：富人该交多少税？

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了累进制的税制：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问题是，多少算“少”、多少算“多”呢？如果说19世纪西方国家的“左右”之争争的的是要不要革命，那么今天他们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累进税率问题上。富人交的税越高，社会的福利色彩越重，财富越趋向于平等；富人交的税越低，越可能刺激社会的创业精神，但是财富也越趋向于集中。这事之所以争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因为人类热爱平等，但是同时又担心，失去了创业精神，平等往往沦为“平等的贫穷”。正是因此，哈佛两个重量级的政治哲学家，偏左的罗尔斯和偏右的诺齐克，一个说福利制度合乎正义，一个说福利本质上是抢劫，吵了一辈子也没有吵出胜负。

客观地说，巴菲特和曼昆的分歧所涉及的并不是美国穷人与富人的税率累进问题，而是富人与超级富人之间的税率累进问题。巴菲特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收入税率高达30％，说明他的收入很可能在20万美元左右（加入州税因素），这在美国已经基本属于最富的20％人口了，因此很难说为他说话是为“穷人”撑腰。从上面提及的4.5%、10％、14％、17％、25％、31％这六个数据来说，从最穷的20％到最富的1％，美国的联邦收入税都是严格累进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巴菲特的话没有道理，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由于近年来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的兴起以及大公司CEO的薪金屡创新高，美国涌现了一批超级富翁。这些超级富翁之富，已经把一般的中产阶级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据统计，美国最富的0.1%人口收入占国民税后收入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3.7%跳跃到了2002年的7.4%。1990年到2002年，美国底部90％的人口收入每增长1美元，顶部0.01%的人口（大约1万4千户家庭）就增长1万8千美元。

由于这些顶级富翁大量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因此才出现超级富翁比一般中产阶级税率低的奇怪现象。也就是说，美国的税率在前99%的人口中都是累进和相对公正的，但是到最后1%“晚节不保”，骤然就平了甚至滑了下去。巴菲特作为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超级富翁，正是对这种断裂不满。

可以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的联邦税制发展没有适应“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超级富豪”这个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斗争的战场之一。布什政府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推出一个减税方案，尽管这个减税方案对每一个阶层都减了税，但是这个减税方案最大的受益者是最富的1％人口。有统计表明，被减去的税中，53％流向最富的10％人口，其中15％流向最富的0.1%人口。2001到2006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通过减税收入只提高了0.3%，中间20％的人口同比为2.5%，但是最富的1％人口同比为5.4%。客观地说，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税制或者税改“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但是税制显然没有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民主党“趁虚而入”，大加指责布什政府如何沦为超级富豪的代言人。尤其是在民主党去年中期选举赢得两院多数席位之后，对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抨击尤其加剧。07年6月民主党议员列文干脆提出议案，要求将资本收益中的一个核心部分税率从15％增加到35％。04年大选的时候这个话题已经成为两党辩论议题，08年选举这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个民主党候选人都已经纷纷表态，主张让布什的减税方案到2010年过期作废。共和党则奋起反驳，指出资本收益和工资收入的不同在于，资本收益本质上历经两次收税，在个人层面上收15％所得税之前，已经在公司层面上被收了一次35％的公司所得税。再给资本收益加税，很可能挫伤资本市场投资的积极性。作为给读者的一个参考信息，在中国，资本收益作为个人所得是不收税的。即使在加拿大这样的高福利国家，也只有50％的资本收益要按一般所得税税率交税，另一半不收税。

到底要不要给富人增税，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给富人增税的原因不应当仅仅是我们看不惯他们富有，而是增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或者社会福利。税率太高虽然为社会再分配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穷人，但是如果挫伤投资积极性导致“蛋糕变小”，长远来看对穷人也不是好事。毕竟，当年里根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美国80年代经济的复苏，布什政府01年的减税方案也为美国经济从911的阴影做出了贡献。而且不管民主党如何抨击布什的减税方案，一个不容模糊的基本事实是：虽然2004年全美最富的1％人口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6％，同年他们交了36.7%的联邦个人收入税以及25.3％的全部联邦税，而40％的底层人口，由于低税收和税收信用返还项目，本质上没有交联邦个人收入税。布什的减税方案之所以不能给穷人带来收入大幅度增长，很大意义上是因为穷人的税已经几乎减无可减了。

但是另一方面，穷人少交税和富人多交税的政策也没有阻止美国社会贫富差距加大，那种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而更大部分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画面，有悖于我们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准则。所以这么看来，在今天的美国，诺齐克和罗尔斯虽然已经分别于2002年去世，他们的幽灵还得还得接着打下去。

美国的“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有人问，PC这两个字母是什么的缩写，想必大部分人都会飞快地答：个人电脑。其实，PC还是另一个名词的缩写：Politically Correct――政治正确。

众所周知，在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总是在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而正确的政治观，简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但是，美国不是号称是个“自由”的国家吗？它怎么也有“正确的政治观”这一说呢？

这事可以从美国一个电视节目最近引起的纠纷说起。

这个节目叫“幸存者”（Survivor），据说是现在席卷电视屏幕的各种“真人秀”的鼻祖。

在这个节目里，20来个参赛者分成几个部落，被带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各个部落为了生存资源而竞争，优胜劣汰。最后的优胜者，能够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幸存者”今年已经演到了第13个季度。然而，就在第13个季度开演前，8月23号，制作“幸存者”的CBS电视公司突然宣布，今年他们的节目将有所创新：这次，他们将把20个参赛者按照种族划分，把他们分成白人、黑人、亚裔、西班牙裔四组。无形中，“部落”竞争也就成了“种族竞争”。

这个声明一出，立刻在美国掀起了一场风波。纽约市立法委员会的少数族裔核心小组立刻呼吁CBS取缔“幸存者”的第13季度节目，并且在CBS门口组织了一场抗议示威。一个西班牙裔团体称这个节目为“种族主义节目”。一个亚裔政治活动家抗议道：“我们决不能容忍一个电视台用挑动种族矛盾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一个黑人教授嘲讽道：“CBS的下一个动作会是什么？组织‘德国部落’和‘犹太部落’、或者‘穆斯林部落’与‘基督教部落’互相竞争？”

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伤疤，美国政治最大的伤疤之一，是它的种族主义问题。确切的说，不是一个伤疤，而是一个还在发炎的伤口。任何一个涉及到种族问题的公共表述，无论是以电影、电视、书籍、演讲的形式出现，都是在一条钢丝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万丈深渊。

这一点，美国议员TrentLott应该说有最深的体会。2002年12月5号，在另一个曾经竞选美国总统的议员StromThurmond的百岁生日上，TrentLott说：“如果当年我们选了你当总统，今天美国就天下太平了！”要知道，1948年Thurmond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公开支持种族隔离。Lott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他的种族主义倾向，连总统都站出来公开批评他。尽管Lott再三为他所说的话道歉，舆论对他还是不依不饶，最后他不得不以请辞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举动来谢罪。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的感受必须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在公共领域内发言，绝不能随随便便地丑化少数族裔的形象。虽然美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这一点，但是这已经是整个社会不成文的法律，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成文法律的凝视下，对言行进行自我审查。

事实上，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仅仅是政治正确的一条。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文化，完全可以被概括成以下“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政见持有者。

关于第一条，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大家留心看好莱坞的电影，会发现导演一般不敢轻易把黑人塑造成反面形象。事实上，无论是“费城故事”里的黑人律师，“肖申克的救赎”里面的黑人狱友，或者“谈判者”中的黑人警察，黑人总是代表着一个勇敢、正义、智慧的形象――从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好莱坞导演们在塑造黑人形象时的谨小慎微――谁也不愿象Lott一样跳进黄河洗不清。911之前，好莱坞电影中还有很多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911之后，由于穆斯林问题的日益敏感，中东恐怖分子的形象也基本从好莱坞电影中消失了――不能丑化穆斯林的形象，也成了“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

“不能冒犯女性”这一条，最记忆犹新的例子，就是哈佛前校长summers栽的跟头了。在今年一月的某次会议上，summers宣称，女性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少，可能是因为男女在“内在智能”上的不同。此言一出，群情激愤。哈佛大学女教师委员会写信给他说：“你的行为让哈佛大学蒙羞”。一些校友则宣称，如果summers不公开道歉，他们将停止给哈佛的捐款。事后虽然summers一再道歉，最后也不得不因为这根导火线而辞职。

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或者政见持有者这一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过去这50年对“麦卡锡主义”不断的检讨和反思。虽然麦卡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程度与规模，和“斯大林主义”政权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历史相比，只能说是小小巫见大大巫，美国社会对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当年所受的迫害，那个耿耿于怀，简直到了祥林嫂的地步。去年奥斯卡热片之一，《晚安，好运》，是这种耿耿于怀的又一次发作。相比之下，某些社会对残酷、惨烈得多的政治迫害的遗忘速度，不可谓不惊心动魄。

美国版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它可以说是美国60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结晶。今天的我，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一个女性，一个无神论者――就差同性恋这一条了，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自由、安全、有尊严地生存，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换在100年前，我有可能面临种族、宗教、性别的三重歧视。当然，这些歧视目前仍然存在，但是“政治正确”的文化基本确保了在公共场合，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别、种族、信仰而受到公然的羞辱。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美国人，尤其是公众人物，活在无形的言论审查机制之中。人们私下里关起门来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一到正式场合，就只能使用一种四平八稳的“正确语言”，以至于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语汇。比如，聋子不能叫聋子，得叫“听力受损的人”，比如凡是用到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不能仅仅用“他”，得说“他或者她”。所以后来有人对政治正确进行恶搞，说要不“家庭主妇”也不用叫家庭主妇了，叫“居家工程师”，“胖子”也不叫胖子了，叫“水平方向受到挑战的人”，“穷人”改叫“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的人”，“骗子”改叫“创造性运用事实的人”云云云云。有很多人，尤其是保守团体以及极端自由主义团体，谴责“政治正确”的文化侵蚀了美国的言论自由。甚至有极端保守派认为，政治正确的文化，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在经济社会的变革方面走到山穷水尽之后，试图从文化上腐蚀一个自由社会。

还有很多人抱怨，“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了问题，只是回避了问题。黑人犯罪率居高不下，不会因为你电影里把黑人全部塑造为好人而改变。大部分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分子所为，也不会因为穆斯林们烧了丹麦使馆而改变。Summers的辞职，不能改变女性科学成就偏少的事实。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者沉溺于迼br/>?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自己的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内部的问题，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里，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维护“政治正确”的人，试图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世界里，为弱者讨回公道。而反对“政治正确”

的人，试图打开一个没有思想禁区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追求真理、畅所欲言。说到底，真实的东西不一定美好，而善良的愿望并不等于事实。

我倒是相信，只要政府不强制推行四项基本原则，用国家机器来镇压“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论，“政治正确”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几千年“政治不正确”的历史，导致了“政治正确”的拨乱反正。“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又导致了“政治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回潮。商品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观念的市场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观念的平衡。就前面几个案例来说，美国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强行要求“幸存者”停放。可以说，美国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自发创造的原则，也将被社会自身消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胜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思想这个东西，就象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出路。

法治自由篇不告白不告07年7月4号，一个叫龙圳的小男孩在深圳死了。据说是在四家医院以各种理由拒绝接收他之后死去的，据说如果抢救及时，小男孩是本来可以不死的。

这事让人悲愤，但是对于一个负责的社会来说，仅仅悲愤是不够的。通过法律程序问责相关医院或者医生，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类似悲剧。如果法律没有相关条款，那么也许就应该改革这个法律系统。

美国最近有一条似乎无关的新闻。

07年6月底，一条关于“天价裤子案”的新闻四处传播。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皮尔森先生发现洗衣店洗丢了他一条裤子，于是将洗衣店告上了法院，并且狮子大张口，咬定让对方赔偿5400万美元。其诉讼理由是干洗店门口的牌子“保证满意”和“当日送取”是对顾客的刻意欺骗。结果法官宣判皮尔森败诉，而且要求他担负双方的所有诉讼费。

这事与其说是一条法律新闻，不如说是一条娱乐新闻，全美国都拿来当笑话读。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离婚、失业、穷困的皮尔森不过是在借机敲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事果真仅仅是个笑话吗？我倒不以为然。皮尔森之所以如此异想天开，其实不是因为他疯了，而是因为在他涉足的这条“打官司发财”的荒谬道路上，在美国实在有不少成功的“前辈”。

最经典的，莫过于1992年的史戴拉·里贝克v.麦当劳案。当时里贝克女士因为自己不小心打翻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大腿，以“咖啡不合理地烫”为由将麦当劳告上法庭，获得了64万美元的赔偿。自此，“史戴拉奖金”就成了专有名词，特指那些从“轻浮诉讼”中获得的赔偿，有人干脆称之为“司法彩票”。与此同时，人们在“打官司生财”方面越来越有想象力，越告越离奇。比如有人一边不停地掏钱买麦当劳吃，一边告麦当劳导致他发胖；有人在赌场输了钱之后状告赌场；有人告飞机上座位空间太小导致他脚抽筋；甚至有银行抢劫犯因为被银行的反抢劫装置伤害而状告该银行。

虽然上述案例过于极端，但美国人对诉讼的热爱可见一斑。不过，这并不是民族特性，而只是制度使然。美国民事诉讼系统中的各种规定是助长诉讼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法院倾向于判决大额“精神损失费”和“惩罚性赔款”、在人身伤害案中“不赢官司不交律师费”的惯例、从保险公司和被告处获双重赔偿的惯例等等。总之这个系统中有很多因素都在怂恿你：告吧，告吧，不告白不告。打开地方电视台，总有律师行做广告：您出了车祸吗？您觉得医生误诊过您吗？您受伤没有得到合理赔偿吗？请拨打电话XXXX，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不赢官司不收钱……“轻浮诉讼”的泛滥一方面造成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流失到一些无聊的纠纷当中，另一方面其实也构成对普通消费者的伤害，因为那些受到诉讼的医生、医药公司、烟草公司、连锁餐馆、日用品制造商最终会把他们打官司的费用加到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当中，从而使普通消费者成为“史戴拉奖金”的实际买单者。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名声狼藉的医疗系统：美国的医疗服务价格惊人地高，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医生一旦因为医疗过失被诉讼，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的诉讼赔偿额，医生给普通病人开出恐怖的帐单，保险公司则把恐怖的帐单用转化为恐怖的保价，恐怖的保价则又吓得很多人买不起保险有病不敢看。反正，从起诉人到医生，从医生到保险公司，从保险公司到普通民众，一环扣一环，把美国的医疗费用抬到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据统计，美国医生每年用于防止诉讼的各种医疗测试费用高达200亿美元；美国的人均诉讼数量是日本的30倍；美国的年均产品质量诉讼案数量是英国的350倍（人口仅是英国的5倍）；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从00年到03年就增长了34.5%。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民事诉讼改革呼声渐涨的原因。改革的倡导者倒不是反对受害者奋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主张在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方面有所限制，从而尽量防止以讹诈为目的的恶意诉讼。比如，限制“精神损失费”的数额，限制“惩罚性罚款”的数额，增加“专家证人”，限制双重来源赔偿，采用“败诉者付双方诉讼费”制度等等。目前不少州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新泽西州在95年通过民事诉讼改革后，“医疗事故”诉讼案从97年到04年下降了24％；西弗杰尼亚州03年改革后，该州最大保险公司的保险价格下降了5％。

大致来说，共和党倾向于大力限制“轻浮诉讼”，民主党则认为这种限制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

在不少民主党人士看来，频繁的诉讼正是保证产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动力。这一点不无道理。

麦当劳的“烧伤赔偿案”发生后，各大餐馆都对“烫饮料”作出了更严格的管理；每年美国都有很多商家因为害怕被起诉，从市场上大量收回有安全隐患的商品；默克医药公司因为止痛药Vioxx提高心脏病概率而遭到28000个消费者起诉，肯定让各医药公司在研发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对医疗事故的高起诉率和赔偿额，也是降低医疗事故数量的一个有效手段。总之，不管那些试图摸“司法彩票”的人主观上如何贪得无厌，客观上却能“激励”商家、公司、医生提高责任感。便是笑柄皮尔森，没准也能让我们的洗衣店以后更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们的裤子。

对法律的利用和对法律的滥用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但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限制司法讹诈之间，未必就没有一个平衡点，民事诉讼改革正是在寻找这个平衡点。毕竟，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们既不希望商家或者医生的服务不安全可靠，也不希望为一小撮贪婪的“讼棍”纳税或者买单。

回到小龙圳的情况，我们不禁要哀叹，如果说美国到处是“轻浮诉讼”，那么中国的情形恰好相反，到处是“轻浮审判”。我们中国那么多医生误诊、食品有毒，药物无效，政府三申五令，民间人心惶惶，媒体忙不迭地曝光，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法院呢？司法系统的声音在哪里？

象小龙圳这种情况，如果放在美国如此严格的民事诉讼系统里，估计怎么也会让几个医生丢执照、付罚款甚至破产，而如果有一堆医生因为怠慢病人的病情而破产失业，整个行业的责任感也会大大增强。在一个国家，一个顾客自己烫伤自己的大腿都能拿到64万，而在另一个国家，4家医院耽误一个儿童的生命却不受法律的审判，要不怎么有人说，“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你有什么科学依据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很多事都觉得新鲜。其中有一样，就是电视里的药品广告。除了宣传药品的功效以外，广告里都有长长一段话，交代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和风险，也就是刚说完这个药如何让你从此免受关节炎之苦，然后突然来一段：“吃这个药可能引起头晕、恶心、拉肚子，增加心脏病的概率……”当时我一看就乐了――这样做广告，能卖出去药吗？谁敢买啊？

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如何广告没有用，厂家会傻到去做广告吗？据统计，美国药厂2005年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广告费用就高达48亿美元，加上针对医生的70亿广告费，可见美国医药广告行业烧钱的火势之猛。药厂当然不会做赔钱的买卖，有统计表明，药厂每在广告上花费1美元，就可以从消费者身上挣回来4.25美元。

这么多钱砸进了广告，会不会把药效吹得天花乱坠呢？暗示性的吹嘘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电视画面显示，一个病人在服药之前愁眉苦脸，在服药之后却欢声笑语，暗示该药翻天复地的效果。不过，“吹”亦有道。按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1997年出台的“面向消费者的广告行业指导”规定，药品广告必须对其可能的副作用做出说明，同时，电视广告中还应该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显示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显示一个网址；提及一个印刷品或者资料册；提及向医生咨询。所有这四个要素，都是为了保证消费者有机会获得该药的详情。总之，药品广告要合乎“一个声明，四个要素”的模式。

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呢？后果当然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世界知名的默克医药公司，最近就因此狠狠栽了一个跟头。这个公司99年研制出一种止痛药Vioxx并且猛做广告，03年销售高峰期该药销售总额曾达到25亿美元。可惜好景不长，人们逐渐发现，这个药使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两倍，而默克公司在初期广告中没有对此作出声明。接下来是什么后果呢？消费者风起云涌的起诉。从06年4月一个77岁的老人起诉默克，声称Vioxx导致他心脏病发作、并成功赢得了450万美元的赔偿以来，默克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07年3月另一个消费者的胜诉创造了破纪录的赔偿额：一个爱达和的邮局工人赢得了2000万美元的赔偿额，同时默克公司还要为此接受2700万的罚款。判决的理由仍然是：默克公司没有在广告及标签中提供足够的警告。目前，默克仍然任重道远：还有28000个Vioxx官司要一个一个打呢。

这点事在中国，一个医药公司也许可以和法官一餐饭或者一个红包“搞定”，但是在美国，默克公司不得不为此接受“千刀万剐”。在这个背景下，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辉瑞医药公司会在06年放弃研制一项降胆固醇新药了――虽然已经投入了8亿美元，但是试验显示该药增加病人的死亡率。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就是扔掉那8亿，也不能被人民群众追杀得无处可逃。

这样重大的商业事故，导致的不仅仅是医药公司从此更谨小慎微，而且也给制度改进提供契机。Vioxx出事以后，就有议员05年提案“药品广告责任法”，要求一个新药必须在试用三年之后才能开始面向消费者作广告。事实上，有不少社团干脆要求政府下令禁止针对消费者的医药广告。提出这一主张的社团表示，巨额的广告费提高药品成本和价格，又容易误导公众，得不偿失。

当然，增加药品安全，不仅仅是广告监督的问题。广告监督仅仅是药品安全监督的一小部分，其他更重大的环节包括药品的严格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的资格认证、对消费者申诉的处理机制、司法机构的独立裁决等等。

那么，美国对保健品广告，又是如何管理呢？首先，保健品不是药品，根据法律规定，它的上市不需要经过药检部门的审批，但是在药品说明书上必须注明它的功效“没有得到食品药物局验证”。同时，在广告中可以宣传它对身体“结构或者功能上的好处”，但是不得宣称自己能够“治疗任何疾病或情况”。其次，即使是保健品，一切广告信息都必须是“真实的、没有误导性的、有科学依据的”，而且这个科学依据必须“有力而可靠”：由专家以公认的方式研究试验；数据结果不能有选择性，产生数据的附加条件不得隐瞒。尤其被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算作科学依据。再次，与药品广告相同，保健品广告中必须交代此药的副作用和风险，而且这个交代必须以醒目、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比较有意思的是，法律还规定，不仅仅是产商，而且“产品推广中任何有关方面，包括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都有义务确认广告的真实性和科学依据的充分性。

最近，中国315晚会曝光了藏秘排油，批判其误导性的广告，其代言人郭德纲也因此受到批判，据说一个老头还打算起诉郭德纲。这事怪不怪郭德纲呢？中国的法律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按照美国法律“任何方面都有义务”的说法，这个老头儿起诉郭德纲不是全无道理，当然他更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起诉厂商、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不过，虽然这事郭德纲有点责任，但主要肯定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警察不抓小偷，还能怨路人不见义勇为？消协与其苦劝明星们不要滥作广告，不如劝国家药检机构强化管理，劝人大增加相关立法，劝法院为民作主，劝这些权力机构追问吹牛不打草稿的厂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你管得着吗有一次看美国某地方选举的电视辩论，主持人问几个候选人：你们认为政府的目的是什么？

我当时一愣：好大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似乎所有人都能够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但对它的回答及争论，实际上构成一部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史。比如，一个自由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就是给自由的市场竞争提供一个法律的保障；比如，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会认为，政府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道德的教化；比如，一个社会主义者会认为，政府的目的是通过控制资源的流动来保证社会的平等。

当时有一个候选人的回答，最贴近我的想法，他说：政府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帮助他们自己。

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答案，是因为它暗合了我的主张：一方面，它主张政府应当“为人民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服务的方式不是直接给公众“喂饭”，而是通过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来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如果说历史一场演出，那么公众应该是舞台上的演员，政府则应该仅仅是搭舞台的、打灯光的、放音乐的“服务人员”而已，既不能通过直接参与演出来“与民争利”，也不能通过对演员指手画脚来干扰演出。

但是，政府真的能够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更重要的是，政府真的应该仅仅做一个“服务人员”吗？最近美国发生的几件小事，引发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第一件事，是06年12月纽约市通过一项法令，限令餐馆08年7月之前停止使用“反式脂肪”烹饪食品。“反式脂肪”是一种氢化了的植物油，口感好而且易于保存。许多人热爱的麦当劳薯条，就是在这种食用油中制作出来的。但是研究表明，这种食用油对心血管不利，会提高食用者患心脏病的机率。所以纽约市议会和政府颁布禁令，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餐馆使用“反式脂肪”的城市。不少地区紧跟其后，也在商议相关立法。

第二件事，是07年2月，德州州长下达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六年级女生都必须注射一种抗HPV疫苗。HPV是一种流传极广的、通过性交传播的病毒，是导致子宫颈癌的重要原因。默克公司近年研制出了对付HPV病毒的疫苗，去年6月联邦政府认可了该疫苗的效果，并推荐所有1112岁的女孩注射它。目前已经有十多个州开始把注射该疫苗提上立法议程，但是德州州长捷足先登，绕开议会中保守团体的抵抗，直接下达了行政命令。

第三件事，是加州一个女议员莎利·利本最近向加州议会提案，要求立法禁止成人打三岁以下小孩的屁股，否则可能受到罚款甚至坐牢。虽然美国大部分州都已经立法禁止幼儿园及中小学实行体罚，但如果该法案通过，加州将成为禁止家长打孩子屁股的第一个州。

从道义上看，地方政府在这几件事中的所作所为都是“好心好意”，都是“为人民服务”，但它们还是受到了不少质疑。这些质疑，归根结底就是一点：好的行为，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政府力量强制执行？

拿“反式脂肪”禁令来说，如果有些人愿意冒心脏病的危险去换取吃可口食物的乐趣，他是否可以拥有这个自由？“保护公共健康”一说，似乎站不住脚。吃肥肉也对心血管不利，难道要禁止餐馆供应肥肉？冬天的时候只穿T恤容易感冒发烧，难道要禁止冬天穿得太少？长期不运动有害健康，难道要立法规定每个人的运动量？……难怪有人哀叹，这个全式脂肪禁令是“保姆国家”的表现，有“极权主义”的征兆。如果说在公共场合禁烟还有“保护被动吸烟者的权利”这一法理基础，吃“全式脂肪”则完全是自作自受，并没有碍着谁的什么事。

但该法令的支持者又可以说：如果“自作自受”就可以放任自流，那么禁毒、限赌就都不必要了。而且，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自作自受”是不存在的，比如，你得了心脏病，如果你使用商业医保，你的医疗保险公司在为你付保费的过程中会潜在地抬高整个社会的保价，如果你使用的是政府保险，实际上由整个社会承担，所以放任自己的健康恶化，有可能是“自作他受”……这么一说，反式脂肪禁令又好像有一定的道理。

HPV疫苗的政令，面临类似的质疑：防止子宫颈癌固然是好的，但是好的东西，是否一定要通过政府强力推广？避孕套的使用也有利于防止性病传播，那么是不是要对避孕套的使用立法呢？有的父母还担心，让十一、二岁的女儿去打这种疫苗，会给她们发送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她们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大胆地性放纵。至于禁止打小孩，有些父母称，3岁以下的小孩，你不可能跟他说清楚道理，偶尔打打屁股，是让他认清是非对错的最有效途径，政府连这个都管，简直是吃饱了撑的。

以上几件事，似乎都是“小是小非”，但归根结底却都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大问题：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可能主张政府的“道德中立”，但是这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实：任何法律系统都有它的道德前提。即使是“最小政府”，也在或隐或现地承担一个“道德引导”的责任，但是，政府在“从善如流”的过程中，界限在哪里？“为人民服务”和“多管闲事”甚至“极权主义”的边界何在？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当初划定了一个边界：伤害原则。一个人的道德完善和身体健康，与政府无关，只有一个人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的伤害，才应该受到法律的规范。所以，如果通过密尔的眼睛来审视上面几个案例，他不会觉得它们合乎自由主义，估计他会称之为“狗拿耗子主义”。

先天下之急而急继限播涉案剧、境外影视剧、境外动画片、方言剧、恶搞剧等之后，07年1月，我国广电总局又推出新规定，从2月起卫视频道黄金时段只能播放“主旋律”节目。这件事情说明，广电总局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健康是非常关心的。但是，什么是主旋律呢？群众不甚了了。

凭什么你说它是主旋律它就是主旋律呢？群众还是不甚了了。为什么只有主旋律才有利于精神文明呢？群众更是不甚了了。难怪一些渴望多元文化、并愿意在多元文化中自主选择“先进性文化”的人会哀叹广电总局已经变成“广电总急”。

中国的广电部门“总急”，那么，在自由化的美国，广电部门是不是从来不“急”呢？

不尽然。

在美国看过电视的人都会注意到，电视节目演着演着，某些言论经常被“beep”的声音屏蔽。

这些言论，我们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无非是一些与生殖器及其各种活动相关的词汇。要将这些词汇从电视屏幕上屏蔽掉的，就是美国的“广电总局”：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FCC）。

确切地说，并不是FCC要屏蔽这些词汇，而是它迫于某些民众的压力，要求各大广播电视公司屏蔽这些词汇。

1973年，纽约一个电台主持人卡林在其广播节目上大谈“美国广播电视中不能使用的七个脏词”，并调侃性地用这些脏话造了很多句子。一个驾驶中的父亲听到这个节目非常愤怒，觉得这些话严重冒犯了当时同坐一车的未成年儿子。于是他向FCC进行投诉，FCC对该电台提出警告，而该电台则宣称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这事越闹越大，最后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那里。1978年，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优势作出裁决：

为了保护未成年儿童，FCC有权对早六点到晚十点广播电视节目中的“下流内容”进行限制。

虽然这是和宪法第一修正案背道而驰的，但是法庭判决说：“广电节目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具有一种独特的渗透性，那些公然的、冒犯性的下流内容不仅仅在公共场合而且在私人家庭中触及公民，而在私人场所，个人不被骚扰的权利应当大于那些侵入者的言论自由权”。

这就是着名“FCC对太平洋基金电台”案，该案为广播电视台的内容制定了一个模糊的审查标准：“按当时社区标准衡量来看、与性和排泄有关的、公然的、冒犯性的下流内容”――姑且称其为“下流与否标准”，其法理基础为“广播电视对私人空间独特的渗透性”。直到今天，美国广播电视里的“beep”、人体敏感部位的马赛克、以及一些色情节目和广告只有在有线电视或者深夜时段才能播出等现象，都与该判例有关。

如果说这个判决还只是试图保护未成年人“不被冒犯”，FCC和一些广电公司网络联手推出的“家庭收看时段”，则和我们中国广电总局的“主旋律”心态有点异曲同工了。

7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许多人对遍布电视的暴力、色情节目已经牢骚满腹了，74年一个8岁的小女孩被她的朋友们给强奸了，而她的朋友们强奸她，据说是想“模仿电视里的镜头”。

这事激起了强烈民愤，国会做出反应，敦促FCC加强管理。FCC则开始给各大广电公司“做思想工作”，说服他们将每晚8至9点的“黄金时段”定为没有任何暴力、色情内容的“家庭收看时段”，以宣扬“主旋律”。

可惜，虽然一部分美国人对于“主旋律”情有独衷，另一部分人则“吾爱主旋律，吾更爱自由”。

拿“家庭收看时段”来说，1975年才开始实施，1977年就被法官弗古森宣判无效――他甚至都没有援引第一修正案，只是指出该行政命令在程序上的漏洞：FCC私下里给三大广电公司“做工作”，没有经过广泛的公众听证和合理的立法程序。

便是对“下流与否标准”，也是民怨不断。很多人攻击它侵犯言论自由，剥夺公众选择的权利，认为广播电视“独特的渗透性”根本经不起深入的推敲，用同样的法理甚至可以为报刊书籍方面“危险的审查制度”辩护。同时，时不时就有电视台或者电台将FCC告上法庭。1994年“FCC对特纳”的案例中，法官判决“下流与否标准”不适用有线电视。1996年，国会通过“通讯分寸法”，试图限制网络上的下流语言，但是1997年“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对里诺”的判例中，法官认定“独特渗透性”的法理基础不适于网络世界，从而宣判“通讯分寸法”违宪。

FCC当然不甘心于节节败退――毕竟，它左边是那些要求更大自由的公众，右边则是那些抱怨电视内容太糜烂的公众。比如，03年一年FCC就受到观众投诉24万起。FCC通过罚款等手段，不断打击那些“下流”的节目：比如美国着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Howard Stern，就因不能“忌口”而被多次罚款。2004年珍妮·杰克逊在一次全国转播演出中的“露乳头”事件激起了公愤，FCC对转播该节目的CBS电台开了55万元的罚单，并借助民意乘胜追击，加大对广播电视的“监管力度”。2006年6月布什签署“通讯分寸实施法”，为强化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审查权提供了新的法律支持。

目前只能说FCC和“言论彻底自由”派在这场“审查持久战”中各有胜负――FCC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守住了“下流内容审查”的底线；“言论彻底自由派”虽然无法彻底推翻“审查”，但将审查抵制在一个最小化的程度。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中国的广电部门“总急”，美国的FCC则是“有点急”，区别在哪呢？

首先，在程序上，与中国广电总局“一句话定乾坤”不同，美国的“广电总局”在审查制度上要有行政听证程序，立法部门批准，可以被司法部门推翻，而且FCC自己被电台、电视台推上被告席也是家常便饭。第二，在内容上，FCC的“下流与否标准”遵循最小化原则――无非是生殖器及其相关活动受到屏蔽而已，而从广电总局的各类禁令来看，它几乎遵循了一个“下流标准最大化”的做法――连涉案片、方言片、境外动画片这种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下流”在哪的节目也遭到了限制；第三，FCC的每一次审查强化，都与某些“民愤很大”的广电节目内容有关，就是说，它往往是被动地对社会呼声做出反应，而广电总局则往往是“先天下之急而急”。其实，虽然“先天之之急而急”是好事，不过“无天下之急而急”，甚至“逆天下之乐而急”，是不是就有点自作多情了呢？

自由社会就是责任社会我在哥大读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栋学生宿舍楼的“居住顾问”，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给一些新来的学生签房约。别看入住学生宿舍楼这么点小事，哪怕就住一个月，也要签厚厚一打合同，非常繁琐。其中有一份奇怪的合同，名字叫“含铅涂料风险说明书”，大致意思是，这是栋老房子，其旧涂料中含有铅的成分，你要保证没有七岁以下的儿童随同你居住在此。

作为居住顾问，我特别讨厌签这份合同，因为每次签到这，学生就显得非常困惑，要问这问那。但是作为一个普通居民，我又觉得，有一个什么文件，把我周围环境中所隐藏的健康风险说清楚，这事想起来叫人安心。

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是个充满了各种繁文缛节的社会。以至于有人说，美国虽然号称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其实是个“毫无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吧，在美国父母不能随便打孩子，在大街上拿着一个打开的酒瓶是违法的，老板面试员工时不能问人家的年龄、党派、教派、有没有肝炎、残疾，在办公室不能随便在女同事面前说黄段子……总之，到处是地雷，一不小心就踩上一个。

一方面，美国到处都是脱衣舞俱乐部，另一方面，在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可能被起诉，这里面有矛盾吗？其实没有。去脱衣舞俱乐部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但是在办公室听到黄段子，不是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的“自由”可能伤害他人的“自由”时，他就必须争得对方的同意，而且是“信息充分前提下的同意”（informedconsent）。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这种“同意精神”，而不是为所欲为。试想如果一个人开车想怎么闯红灯就怎么闯红灯，喜欢哪个美女直接就给可以把她拽到家里去，他倒是自由了，但代价却是别人的不自由。所以，自由的悖论恰恰在于，自由的保障，来自于对自由的限制。

也就是说，美国那些碍手碍脚的繁文缛节，恰恰是这个国家之所以自由的前提。在某种意义上，越多的繁文缛节下面，保障了越多的自由。成熟的自由制度里，权利和责任总是具有对称性。最近北美的宠物粮事件，也反映了自由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有多么“不自由”。

07年3月16号，“菜单食品”公司发布了一个回收令：收回它在宠物粮市场上的6000万罐猫狗粮，原因是已经确认有16只猫狗死于它所生产的一种宠物粮（实际死亡数量可能上千只，但是难以确证）。该宠物粮食的一种原料是从中国某公司进口的麦麸，而这些麦麸中含有一种会导致动物肾衰竭的元素。“菜单食品”总部在加拿大，但是美国是其主要销售对象。

这事越闹越大，最后有一百个多个品牌的动物食物被“回收”。美国FDA(食品药品管理局)积极参与调查检查，连参议院都于5月2号通过议案，要求对动物食品的生产程序和标签内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中国政府也迫于压力，逮捕了相关责任人。

有人可能会说：多大个事啊？不就是阿猫阿狗吗？但是，对我来说，生活在一个阿猫阿狗的生命都受到尊重的社会里，我觉得安全。

其实，这个动物食品回收令虽然媒体曝光率很高，它只是每年无数公司产品“回收令”中的一个而已。在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网站上，就玩具这一项，我就读到了72种玩具的“回收令”，且大多是玩具商自发发出的“回收令”。有些玩具的“危险”，简直可以说是“吹毛求疵”。比如一种玩具手机，回收理由是这样的：“手机盖上的金属别针可能脱落，如果儿童吞咽，有窒息的危险”。虽然该金属别针并没有造成任何儿童受伤，但是该厂商收到了54起别针脱落的报告，于是，30万个同型号的玩具手机立刻从市场上收回。

同样，在FDA网站上，光今年5月的前10天，就发布了十多个食品的回收令和警告令，比如，一个关于冰淇淋的回收令中说：由于该产品中含有花生，而商品标签中没有说明这一点，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食用该冰淇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所以该厂的该型号冰淇淋一律收回。

在类似的回收令中我们看到，这些企业是多么“有责任心”，当然，这跟良知没什么关系，就是怕被起诉而已，因为法律不仅仅保护企业追逐利润的自由，也保护消费者不受侵害的自由。

对于消费者来说，法律对企业越“吹毛求疵”，我们就越高枕无忧。美国过去30年里由产品安全引起的伤亡率下降了30％，这与政府对企业的严加管制密不可分。

许多知识分子热爱批评“美式自由主义”，说“美式自由主义”中的“市场放任主义”是万恶之源。

说实话，我不清楚他们指的“美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在我看来，把“美式自由主义”理解成“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的放任自由主义是误解。我不喜欢飘浮在概念之上讨论问题，而关注现实的经验，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朝鲜，也就是没有被“美式自由主义”污染的纯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没有听说企业为产品标签里没有说明花生成分而发出紧急回收令，但是在“美式自由主义”的腹地美国，16只猫狗的死可以让6000万盒宠物粮的利润化为灰烬。当然，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没有听说法律对企业如此严加防范，这受的是哪门子“自由主义”影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法治国家里，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自由的约束。权利和责任，是自由这枚金币的两面。

人物篇人民公敌在裸奔在美国，据说女性中的民主党支持者比例比男性要高，知识分子中民主党选民比例比非知识分子高，大城市居民中的民主党选民比例比小城镇和农村要高，所以有人说，一个最典型的民主党人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

安·库尔特（Ann Coulter）就是一个“大城市里的女知识分子”。然而，她不是民主党人。

事实上，她对民主党――确切地说，对一切左翼的、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的势力――恨之入骨。

就是靠着这股仇恨，她在过去八年的时间里，一口气写了五本攻击“自由派”的书，数百篇专栏文章，并且在2005年8月冲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科尔特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长发披肩、浅笑生辉，如果不是出现在时代封面上，而是大街上，你没准会觉得她是那种典型的“无脑美女”，年轻的时候曾经参选美国小姐。

不，这姐们可不是“美国小姐”，而是《时代》周刊正式命名的“右翼小姐”。美国的左翼势力称其为“美国最危险的保守派人物”。但是连保守派势力都不愿接她这个烫手的山芋，说不不不，她不是危险的保守派，她就是一个“危险的人”而已。在普通的美国人眼里，她则被看作“右翼中的麦克·摩尔”。

好好的一个美女，也就40出头，怎么落下这样的名声呢？

这其实从她几本书的书名也可略知一二：《无神论：自由主义的教堂》（2006）、《怎样和自由派对话（如果不得不跟他们对话的话）》（2004）、《卖国：自由派从冷战时期到反恐时期的卖国罪行》（2003）、《诽谤：自由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2002）、《重罪及轻罪：克林顿案》（1998）。这里需要顺便指出，在美国，“自由派”含义与中国不尽相同，它往往具有“左派、民主党派”的内涵。在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方面，保守派其实往往比自由派更坚定。

这些书里面，除了98年那本以外，内容都是指着美国的左翼自由派势力破口大骂。《诽谤》一书指控左翼势力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新闻媒体。《卖国》为麦卡锡以及麦卡锡主义辩护，称“你们所知道的关于麦卡锡的一切都是谎言”，并称麦卡锡是她最尊敬的人。《怎样和自由派对话》是她的专栏合集，里面充满了对民主党和《纽约时报》的攻击，说跟自由派打交道就两条：“不要心慈手软，也不要自我辩护，只管激怒他们”、“知道怎样激怒自由派吗？说美国好话就行了”。《无神论》则宣称，虽然自由派们极力丑化基督教，他们的无神论观点本身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种宗教，有自己的“神话”（进化论）、“圣经”（堕胎法）“教会”（公立学校）、“神职人员”（公立教师），并且象宗教一样坚信自己的“不容置疑”。

这还不是全部，在各种专栏文章、脱口秀、讲演、访谈中，科尔特这张大嘴不断蹦出惊世骇俗的言论。911之后，新泽西州有四个“911寡妇”联名批评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推动成立了“911委员会”，调查布什政府在防止911事件中的失职。结果在06年6月的一次访谈中，科尔特说：“这些女人现在成了百万富翁，在电视、杂志上以名人自居，我还从没见过这么享受自己的老公之死的女人”。911之后，她写道：“我们应该去入侵他们（恐怖分子）的国家，杀了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全给转变成基督徒。”后来，她又公开主张飞机场安检应该只针对穆斯林，省得浪费别人的时间，“一个航空公司最好的广告，就是：有最多的阿拉伯人起诉我们。”当别人问那阿拉伯人旅行岂不是很麻烦，她回答道：“他们可以坐飞毯啊！”在一篇专栏里，她写道：“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全是些吃福利软饭的胖子”，又说，“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全都是白痴选民，根本没有自己的原则，他们要么是自由派，但是如果智商高于烤面包机的话，也可能是保守派”。问到她是不是支持废除某些法律时，她说：“最好回到罗斯福新政之前”。谈到93年一个恐怖分子炸俄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的事情时，她说：“当时他应该去炸《纽约时报》的大楼”。她还不赞同普选，因为她“觉得选举前应该有文化水准测试”……总而言之，科尔特的言论里，充满了种族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精英主义、男性霸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的论调，所以往往是她大嘴一张，整个美国都要从沙发跌到地板上。

象她这样以“政治不正确”为荣的人，自然敌人满天下。民主党人、自由派、有色人种、穆斯林、穷人、女人都难以对她产生好感。去年她去某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两个大学生干脆向她砸了两块饼。据说着名的自由派演员肖恩·潘有一个科尔特娃娃，专门用来灭烟头。相信科尔特吃早饭的时候，一打开报纸，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希望科尔特这个婊子死在阴沟里，而且死得很难看，最好死后还有无数老鼠来吃她的内脏”。不过以她的心理素质，估计还能心情愉快的接着把早饭吃下去。

就连共和党派、保守派、右翼势力很少公开支持她。很多保守派表示，科尔特事实上伤害了保守派的事业，就算他们同意她的一些基本观点，也不同意她那种充满仇恨和恶意的腔调。

很多保守派刊物取消她的专栏，说她实在是“越界太远”。

但是如果你以为科尔特因此而活得可怜兮兮，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的“辛迪加专栏”，有上百个网站给链接。她的五本书，除了第一本，都曾荣登《纽约时报》的最畅销书目。最近的这本《无神论》，上市第一周就卖了近5万册，成了当时“非小说类”的销售冠军。究其原因，我估计左派买她的书，是可以抱回家拿放大镜找漏洞，右派买她的书，是因为私下里很窃喜还有这种“傻大姐”，敢于站出来说出他们自己不敢说的“心声”。何况如果你剥去她那些刺激性的语言，认认真真去读她写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也有不少理性和智慧的成分。

估计科尔特以前也没有这么“骠悍”，后来写的越多，得罪的人越多。得罪的人越多，被骂得越多。被骂得越多，越充满了愤恨。弄到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脱掉所有“政治正确”的外衣，来个思想的“裸奔”。懒得忸捏了，懒得话说一半留一半了，懒得笼络人心了。我就是骂你怎么着吧？！这不还是美国嘛。这不还是有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嘛。

也就是从这一点来说，科尔特也有她的可爱之处。虽然她的大部分观点都极其反动，但是她这份既不媚俗、也不媚雅的勇气，却难能可贵。要知道在美国的知识界、媒体界、城市精英界，自由派的声音的确是占压倒优势的。她一个本来完全可以靠色相傍大款的美女，楞是脱了舆论的高跟鞋、卸了政治正确的妆，在一个温文尔雅的言论世界里一往无前地裸奔，也算是英勇无畏了，只不过正如中国老话所说，很多时候，无知者最无畏。

“愤青”的下场诚如在中国社会，大好形势怎么也杜绝不了那么一小撮“愤怒青年“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美国社会也充斥着很多这样的愤青。他们忿忿不平的事有很多，比如他们对一种叫资本主义的事物经常嘀嘀咕咕，又比如很想把白宫那位老念错别字的先生送回老家，他们说将抽大麻非法化是变相的种族歧视，而且心系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说什么也不买耐克鞋。

天下太平时，美国愤青们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他们大多衣冠不整，失魂落魄，龟缩在一些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里发发牢骚，最大的安慰大约是读读马尔克斯或者阿多诺，遥想60年代，人们抓革命促生产，粪土当年万户候。

但是打起仗来就不一样了。伊拉克战争快打响时，美国举国愤青，上下出动，隔三差五跑到大街小巷上反战，一颗颗愤世嫉俗的心终于找到了艳阳天。在愤青根据地纽约、旧金山等地，成千上万的愤青们从城市各个角落涌现出来，相聚在街头，以音乐，舞蹈，吼叫，骂娘，大字报，小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热爱和平的心声。愤青们在自越战以来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几十年后，终于赢来了又一个春天。

不过站在大街上浑水摸鱼地吼一两嗓子是一回事，站在讲坛上掷地有声地散布卖国言论又是一回事。有一个愤青，得意忘形，结果出言不慎，被和愤怒青年一样慷慨激昂的爱国青年们抓到把柄，被整了一个七窍生烟，给其它愤青们留下深刻教训：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他们的。

这位愤青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一个35岁的教授NICHOLASDEGENOVA。在哥大一次反战集会上，他一时激动，说出了“希望美国战败”的卖国言论，更重要的是，他用了下面这个耸人听闻的句子，“我希望在伊拉克发生一百万次摩加迪沙事件”。摩加迪沙事件是指1993年18个参加索马里维和行动的美国士兵死于一场伏击的事件。

DEGENOVA的卖国言论引起了各界群众极大愤慨。爱国青年对DEGENOVA竟然公开希望在前线抛头颅撒热血的美国士兵不得好死感到“震惊”和“恶心”。首先是DEGENOVA一两天之内收到成百上千“死亡威胁令”；群众的唾弃象雪片一样飞向哥大校长办公室、人类学系办公室；哥大许多捐助人威胁说如果哥大不解聘这个卖国贼，他们将不再资助哥大；105位国会会员联名给哥大写信要求哥大解雇DEDENOVA；社会各界通过媒体对GEDENOVA发出了强烈声讨，称起言论为“**的”，“令人发指的”，“野蛮的”，“无耻下流的”。

一时间，DEGENOVA成了美国“最受人痛恨的教授”。

这里有必要给爱国青年的群情激愤给一个小小注释。自去年伊拉克战争被提上日程以来，在美国民间，主战派其实一直深受反战派压抑——虽然“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主战的民众随着战鼓越敲越响而越来越多，但从街道政治的风采而言，经常是一个浩浩荡荡激情洋溢的反战示威和一个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的主战示威相对峙。不说别的，单就反战的漂亮美眉比主战的漂亮美眉多得多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了。在这种爱国青年士气低落的情形下，愤青的错误就成了爱国青年的最好炮弹——终于有扳回道义上的劣势地位的机会了，爱国青年们终于可以象愤青们那样义正词严一回了。所以虽然DEGENOVA一再声称他只是在“象征性地使用摩加迪沙的比喻反对战争，并不希望美国士兵损失生命”也无济于事，因为爱国青年不怕愤青犯错误，就怕愤青不犯错误，此类“**的错误”对爱国青年们这么有利可图，澄清了就没劲了不是。

但是DEGENOVA事件算是对愤青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国情教育。愤青们发现他们三十年不遇的反战狂欢节其实是四面楚歌。麦卡锡的幽灵早已浮现在美利坚的上空。人们开始抵制法国货，因为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叫板；一些零售商开始拒销麦当娜唱片，因为麦当娜没事吵吵什么和平；某地方电台一个主持人公然号召谋杀一个反战分子；一些反战名人开始收到各种威胁和被取消公开露面的机会；一个教师因为穿反战汗衫而被解雇……一股政治寒流笼罩美国，再次证明了自由在“群情激愤”面前的脆弱。

不过也不用难过得太早。愤青的下场也并不总是这么悲惨，另一个美国着名愤青的故事就比DEGENOVA的故事要振奋人心得多。这个超级愤青就是MICHAELMOORE。MOORE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战斗在愤青第一线，他的愤怒品质纯正，营养丰富。如果要在全球设立一个诺贝尔愤青奖的话，他恐怕是当之无愧的得主了，至少也能和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老愤青CHOMSKY平分秋色罢。

MOORE最大的愤青作品应该就是他获今年奥斯卡最佳记录片的BOWLINGFORCOLUMBINE(中译名《黑枪文化》)了。这个记录片以美国枪支问题为线索，以“都是美国惹的祸”为主题，彻底全面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国内国际上的种种劣迹。其中最经典的镜头就是将美国在亚洲、拉美、欧洲、非洲的警察行动和911串起来，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精炼了回答了让美国人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憎恶美国？

当然，MOORE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白宫里那一小撮“走资派”的观点是形成鲜明对比的。走资派们普遍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招致了全球性妒忌，很有点“红颜祸水”的论调。

MOORE对“红颜祸水”论这么响亮的一记耳光，竟然能得到主流的奥斯卡奖委员会的承认，不能不使友邦感到惊诧了。

不出所料，MOORE在奥斯卡颁奖会上表演了一场超级愤青秀。他在颁奖台上发表了如下言论：“咱们这年头，一个扯淡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扯淡的总统。眼下这场战争更是一场扯淡。你们发扯淡的防毒气胶布也好，搞扯淡的橙色警报也好，俺就是要跟这场战争过不去。

布什啊布什，你咋不害臊。当教皇和DIXIECHICKS都瞧你不顺眼时，你也没啥混头了。”

如我们所知，MOORE的讲话很快被一片嘘声和乐队演奏声给扑灭了。据主持人后来玩笑说，MOORE被塞进他的车厢盖里拉走了。在当时战争正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爱国主义精神日趋高涨时，不难理解为什么MOORE一番欠揍的言论引起嘘声一片。也不难想象事后他会收到无数的威胁恐吓，成为众多媒体攻击的对象。

但是MOORE不愧是一代愤青之豪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车厢盖里蒙头大睡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有必要以愤青老大的身份出来鼓舞一下日渐失势的愤青队伍了。

4月7日，他在其个人网站上给愤青们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信，大意是：同志们，我知道你们现在日子不好混，因为反战，你们有的失去工作，有的失去朋友，有的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恐惧，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告诉你们一些好消息：他们不是希望我的电影卖不出去吗？

我的《黑枪文化》票房比有史以来最卖座的记录片还要好三倍；我的书《愚蠢的白人》现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网站在奥斯卡颁奖会后一周是平均一天1千万到2千万的点击量；我又拿到了下一步片子的资助……总而言之，MOORE给广大的愤青队伍带来愤青前线的捷报，证明了愤青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愤青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MOORE和DEGENOVE两大愤青的不同下场说明了什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以为，它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要做好愤青，就不能犯“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愤青要愤得有理有利有节，这样统一战线工作才能做好；DEGENOVA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虽然新麦卡锡的阴影笼罩着美国社会，但是愤青还是有其生存一席之地，愤青们完全可以用“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策略继续拓展生存空间，所以盲目悲观还为时过早；MOORE的经验则说明了这一点。这两条经验教训，相辅相成，对致力于长期从事愤青工作的青年，应当引以为鉴。

对了，给广大愤青打气的一点小尾声。虽然政客们和大款们极力要胁哥伦比亚大学解雇DEGENOVA，哥大还是抵住了压力，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权”条款保住了DEGENOVA的饭碗。DEGENOVA出门避了两个星期风头之后，又于4月11日回到课堂，且愤青势头不减当年，说什么“一个吵吵闹闹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啊，诚如一位着名愤青指出的：我是愤青我怕谁？

敢飞希拉里宣布参选总统时，《南方人物周刊》约我“从女性从政的角度写一下”，于是写了这一篇。

有时我会想，希拉里·克林顿是否感到孤独。

她的名字总是和“唯一”、“第一”联系在一起。卫斯里大学第一位被邀请做毕业演说的学生、罗斯法律事务所第一位女性合伙人、唯一有自己的成功事业的总统夫人，唯一在丈夫卸任后谋求公职的第一夫人……现在，随着她07年1月20号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以及民意调查显示她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遥遥领先，她还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人们说，高处不胜寒。当这个总是微微扬着脸、抿着嘴、微笑都显得冷竣的女人以那些“唯一”、“第一”的身份面对咄咄逼人的记者、不依不饶的政治对手、媒体的冷嘲热讽时，是否会有某些片刻，希望自己可以象其他的女人那样，将幸福仅仅诠释为温馨的餐桌前，看自己的丈夫、孩子热火朝天地吃自己做的晚餐？

也许。

但是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勇往直前的希拉里。那个铁女人。事实是，当一个女性试图去承担比家庭更大的社会责任、实现比自立更辉煌的社会成就时，她就必须准备好成为他人眼光中的异类，准备好承受孤独。几千年的男权文化都在说，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性感的，追求成功的女人是不可爱的，追求成功的女人其实根本就不是女人。

但是这一切正在改变。

希拉里参选总统，佩罗西成为美国众议院首位女议长，以及莱斯担任国务卿，使人们开始惊觉女性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怎么一夜之间美国政坛上出现这么多女性的面孔？

不，不是一夜之间。这些女政治家的崛起，以及目前美国国会中出现15％的女性面孔、50个州长中出现8位女性，其实是过去一百多年女权主义运动终于开始开花结果。100年前，女性在公开场合穿长裤都可能被投入监狱，而现在，这个新教国家脑海里开始闪现一个崭新的词汇：总统女士。

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在1920年代左右。当时的女权斗争主要是反抗制度性歧视，争取普选权、同工同酬、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等等。1919年宪法第19修正案授予女性投票权，是这一次女权斗争的标志性胜利。第二次浪潮是在60到80年代左右，主要是追求男女在社会经济上的平等，反抗那些“不成文的性别歧视”，比如在大学录取女生、职场女性升职方面的“心照不宣”的歧视。60年代崛起的“平权法案”和70年代女性堕胎权的合法化，是这次女权运动的里程碑。与第一次女权浪潮举世公认的胜利相比，第二次浪潮的成果要模棱两可得多。毕竟，改变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难。改变制度不过是重写一些法律条文，而改变文化却是要扭转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

女权运动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那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女性观”：男女本来就有别，女人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而男人本来就是如此那般的。很多人不去区分这些“男女有别”中有多少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当女性试图摆脱“社会建构”的这个部分时，他们立刻搬出“自然禀赋”的那个部分，把她们对自由的争取、对潜能的发掘、对欲望的释放妖魔化成“女人想要变得跟男人一样”。

应该说，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比较成功。许多人无视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各种领域的明显落后、无视在中国还有无数女婴被遗弃、在不少伊斯兰国家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即使在美国堕胎权还颇受争议、家庭暴力遍及全球等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津津乐道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拒绝男性为自己开门、拒戴胸罩这样缺乏社会影响的偏激行为，在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反复关注中构建一种“伪现实”、“伪问题”，从而取消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甚至许多女性自身，都对女权主义这个词唯恐避之不及。

本质主义的性别观，最充分地体现在电影《斯代普佛德的家庭主妇们》里。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郊区小镇斯代普佛德，所有的家庭主妇都美轮美奂、温柔贤惠，只关心丈夫孩子、健身美容和烹饪园艺，最后的真相却是，所有这些“完美女性”其实都是机器人而已。该片虽然是个科幻片，环顾我们身边热火朝天的“女人味”工业，无数女性热衷于研究时尚杂志上最新的丰胸心得，却对开发自己在智力上的潜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漠不关心，不能不说《斯》其实是科幻形式下的写实主义作品。另一个着名的女权主义小说《怕飞》，也是表现女性的性别角色焦虑。而女权主义者格利尔的作品《女太监》，则攻击西方那种“郊区家庭主妇”的形象摧毁女性的能量，将生机勃勃的女性阉割成了温顺无力的“女太监”。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怕飞”。总有一些“邪乎”的女性愿意突破他人的眼光，穿越成为异类的孤独感，自由飞翔。

希拉里、佩罗西、莱斯是其中一些。

事实上，在女性参政方面，美国并不是一个楷模国家，女性在国会和州长中都只占15％左右，女性参政率全球排名仅为60。但是，从制度性歧视的消失，到女性能力的增长，到角色心态的转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只能循序渐进。

增强女性对政治的影响，不仅仅是提高女性政治家的比例，同样重要的是将更多“女性的眼光”带入政治当中。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关注教育、医疗保障、劳工条件等弱势群体问题，更支持市场干预型的政府，对市场丛林主义、对军事行动则往往心怀戒备。比如，2004年美国女性中有39％支持民主党，男性中只有31％。在2004年的选举中，48％的女选民给布什投票，而给他投票的男选民则是55%。某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美军是否应该派兵干预？”49％的男性表示支持，而支持的女性只有30％。

希拉里本人的政治轨道也说明了这一点。读书期间，她就曾经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外来移民工作。第一夫人期间，她曾担任“全国健康保障改革计划”的主管，并曾发起“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和“领养及安全家庭计划”，同时也为女性权益努力。任参议员期间，虽然伊战问题上她投了赞成票，但在医疗、教育、劳工等问题上她付出了一如既往的努力。

人们习惯于说，“政治让女人走开”。如果把政治仅仅理解一些权力精英之间的勾心斗角的话，也许政治的确不需要女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并且承认政治框架是历史的河床，是社会关系运转的基础设施，那么，女人应当影响政治，不仅仅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政治去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因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男性化世界里，政治本身也需要更多女性的敏感与同情心。

新保守主义“哲学王”

前一段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在国会乃至州长选举大获全胜，据说标志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溃退，贴旧文一片，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所谓鼻祖。

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一个犹太人。1899年生于德国，1938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1973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寂寞的名字，30年后突然跳出坟墓，窜到美国各大媒体的大块头评论文章中大放光芒。从5月份开始，《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大报突然开始连篇累牍地谈论这个30年前去世的老头。原因是他们说这个老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灵魂工程师，而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新保守主义”的美国。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从60年代开始，作为对左派运动的抵抗，保守主义势力就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今天的保守主义又有何“新”意？“今天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篇最早掀起LeoStrauss热的文章写道：“既不想废除妇女的堕胎权，也不想在学校里强加基督教的祷告仪式”，相反，他们是“来自纽约的、从左派转变过来的、信奉民主自由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雅皮士”。

这些雅皮士们到底主张什么？我以为，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就是说，西方国家不但要“保卫”自由民主，而且要“扩张”自由民主。自由民主不但应当是一种康德式的理念，而且应当是一种尼采式的意志。

这样来理解当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才能解释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2003年施特劳斯会突然转悠回来，给这个世界起起哄美伊战争，或者说，以美伊战争为标志的美国外交新战略，让人们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中开始打量身边的这个“新世界”人们急需一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突然充满了“邪恶轴心”、需要“先发制人的战争”、需要“政体变更”来获得救赎。要有列奥·施特劳斯，上帝说，于是就有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据说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Wolfowitz他是美国着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Bloom的学生，而Allan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Kristol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TheWeekly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Irving Kristol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着名的杂志NationalReview，Commentary，theNew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the Hudson Institute,the Heritage Foundation,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主张美国撤出“反导条约”。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只有Wolfowitz把握要职，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更孤独也更艰难的道路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夜，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赖“德行”；在那里柏拉图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扞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扞卫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美奸“克拉克”

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1927年，60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60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

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客户”名单看出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南斯拉夫前总统米舍洛维奇；前纳粹集中营司令官里纳斯；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主使者之一塔克卢提马那；前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反伊战活动分子博利甘；印第安囚犯佩尔蒂尔；巴解组织……与他对这些“客户”的深切同情相比，他对美国政府的仇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应该为它发起的战争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克拉克的法律援助对象可以看出，这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战争狂和独裁者的知音”，也有人称他为“弱者的代言人”。真相可能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克拉克为萨达姆的辩护，自然也笼罩在这种争议当中。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克拉克为萨达姆辩护的法理基础是合情合理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一个美国人为一个被妖魔化的人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才是所谓普世人权的印证。”他还说：“不能因为你认为一个人很可恶，就剥夺他的辩护权”。换句话说，法律高于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批判伊拉克特别法庭实际上是一个旨在种族复仇的政治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能干、公正的法庭”。在他看来，这个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美国的“非法入侵”的产物，它的人事安排，资金来源，审判宗旨都受美国的左右，所以，它的审判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

11月5号的审判中，克拉克干脆当庭递给法官一个条子，称该审判是“对正义的嘲讽”，气得法官发飙，让他滚出去，并说他“从美国赶来嘲讽伊拉克人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克拉克高举“法律高于政治”的旗帜时，他并不完全是用法律来对抗政治，而是用一种政治来对抗另一种政治――他自己在选择辩护对象时一以贯之的标准，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克拉克在接受记者阿布拉姆斯的采访时明确表示他认为萨达姆“无辜”的时候，阿布拉姆斯反问道：为什么你每次谈起萨达姆的时候，你就使用无罪推定，但是一谈到美国，就使用有罪推定呢？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反问，可以说一针见血地点出克拉克主张的要害：法律高于你的政治，但是服务于我的政治。

但是即使如此，以法治的名义为萨达姆争取一个公平的审判，仍然是一件好事。伊拉克法庭在审判萨达姆过程中的种种违规，比如很长时间不让萨达姆见律师，给辩护律师的调查设置的种种障碍，审判人员显然的政治倾向等等，的确应当受到谴责。人权既然普世，就不应该区分敌我。爱国主义不应当成为一根棍子，拿来封住克拉克这样的“美奸”之口。

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会面临各种各种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群情激愤之下的爱国主义。911之后的美国“爱国法案”，曾经一度以“爱国反恐”的名义侵蚀公民权利，允许政府未经司法机关审查对特定公民进行秘密监视（sneakandpeek），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好在整个政治体系的纠错机制及时启动，许多地区法庭宣布这些“秘密监视”的“爱国条款”违宪，有8个州和近400个城市通过自己的法令谴责“爱国法案”侵犯人权，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公民对“爱国法案”的支持连年下降。2006年3月美国两院更新“爱国法案”时，只好顺应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可以说是“法治精神”对“爱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克拉克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前高官，给敌对政权领袖辩护，可以说与狭义上的“爱国主义”背道而驰。但是，一个社会能否宽容那些视人权高于祖国的“奸细”，是测验这个社会自由度的最好尺度。令克拉克欣慰的是，虽然他这个人一如既往地充满争议，但是美国社会还是包容了、甚至赞许他的存在。对他为萨达姆辩护这件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的熟人朋友里，没有一个人批评我的做法，相反，我收到成百上千的陌生人来信，说他们感谢我站出来，说萨达姆应当有一个公正的审判。”对比一个一提“人权”两个字就可能被网民骂成“汉奸”的社会，看来当一个“美奸”，其实是件挺容易的事。

奥巴马的言与麦凯恩的行10月18号，奥巴马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广场上，面对台下10万民众，对着话筒说：

如此壮观的画面，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一个词——哇！

“哇”，的确是形容奥巴马现在状态的最确切词汇。在这个西方民众对民主越来越愤世嫉俗的时代里，十万人汇聚一堂来一睹一个政治家的芳颜，的确蔚为壮观。而这个人两年前还鲜有人知、四年前才刚当选参议员、91年才真正走出校园、童年颠沛流离，还是个黑人。

不过奥巴马可能已经对这样声势浩大的追捧习以为常了。一年多竞选下来，从东到西，从网络到现实，从欧洲到美国，这颗政治明星所到之处，处处引起尖叫欢呼。在一次新罕布什尔州的演讲中，台下成千上万的群众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振臂高呼：

其情景之狂热，就差人手一本红宝书了。

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问：这个人到底有什么丰功伟业啊？

说起来可能奇怪，奥巴马之所以收到如此追捧，可能恰恰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

正是因为他谁都不是、什么都没做，所以可以轻轻松松和华盛顿当前的权力集团划清界限，和美国现在的经济风暴和外交泥沼撇清关系，以一张清新的面孔出现，举着一块“改变”的大牌子，在美国四处出击。

当然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没做”。奥巴马说了很多，而且说得很动听，对于政治家来说，说就是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他要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5%的有钱人加税；他说他要推广全民医疗制度；他说他要开发清洁能源，从而停止“向中国借钱，再把这个钱送给沙特阿拉伯去”；他说他要从伊拉克撤军，和伊朗谈判劝说他们放弃核计划……总之，奥巴马世界非常地美轮美奂。而且奥巴马的演讲技艺高超，声情并茂，抑扬顿挫调节得炉火纯青，上一句高屋建瓴地讲到“伟大的美国梦想……”下一句则动情地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这边饱怀同情地说“我知道你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养老金被金融风暴席卷而去……”，那边则愤怒声讨“那些贪婪的石油公司CEO……”难怪广大选民为他神魂颠倒。

对批评他“光说没干”的指控，奥巴马反击道：“谁说言辞没有意义？‘我有一个梦想’，难道不是言辞吗？‘除了恐惧本身，我们无可畏惧’，难道不是言辞？”也对，政治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唤起公民对未来的信心，所以能说会道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天职。

相比之下，麦凯恩就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家了。他在几次总统辩论中，都显得罗里啰嗦，毫无生气，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对大多问题的回答都是“我知道我可以做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选佩林做搭档，他支吾半天只是绕着“佩林非常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这个论点兜圈子。好吧，“关心特殊需要的家庭”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社工志愿者，但离总统还有一定差距吧。最后麦凯东拉西扯竟说到：“她先生也是一个很强干的人”。就算她先生是个很强干的人，但这和总统选举的关系是——？

其实相比奥巴马，麦凯恩倒是可以说政绩丰厚。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麦凯恩当选，那我们就不得不忍受布什的第三届政府了”。事实上，麦凯恩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与布什政府大相径庭——他是共和党里的改革派，而不是保守派。是他推动了限制“软钱”的选举筹款改革，是他力图消除特殊游说集团在华盛顿的影响，是他推动反虐俘法案并主张关闭臭名昭着的关塔纳摩监狱……在很多问题上，他能够跳出既得利益集团的堡垒，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不但民主党人、很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不能认同的原因。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wecan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比如，奥巴马话语的核心之一就是他的“仇富修辞”。在他历次演讲和辩论中，我们都反反复复听到他提到“布什麦凯恩只给那些最有钱的财富500公司CEO们减税”，而他自己的方案则是“给95%的美国人减税，只给顶层5%的有钱人加税。”这个说法当然够煽情，但是后来很多评论员都指出，奥巴马怎么可能给95%的美国人减收入税呢？由于各种税收返还政策，美国底层40%的民众本来就不交联邦收入税。奥巴马更不会向公众指出这个事实：美国5%顶层收入者已经在支付美国联邦收入税的60%左右（他们的收入比例是37%），进一步加税很可能伤害创业环境，从而影响底层的就业机会。再说“布什只给华尔街CEO减税”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事实上布什的减税方案针对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减税幅度上来说，对中下层的削减幅度比对上层还要大，但是大多奥巴马阵营的人不去计算减税的相对额度，而去宣传它的绝对额度，从而得出结论美国的减税大多流向了顶层的有钱人。如果你本来只交2块钱的税，而我交10块钱的税，你减50%减去1块，我减30%减去3块，这么皆大欢喜的事，在奥巴马阵营就会变成“布什的减税75%的好处都流向了精英阶层”。问题是你本来就只交2块钱的税，怎么给你减去3块呢？

事实上奥巴马也知道即使再给那5%的精英加税，也不可能加多少——虽然他已经许诺把这笔钱花在教育、能源、环境、养老、医疗……等上面了，好像这棵摇钱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这种让95%的美国人和5%的美国人对立起来的做法，与其说是真的旨在改善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不如说是一种用于动员选民的煽情修辞：看，那些有钱人！不能便宜了他们！

当然不能说两个候选人输赢仅仅取决于他们的煽情能力。正如奥巴马所说：他领导的不仅仅是一场竞选，而是一场运动。麦凯恩落后于奥巴马六个百分点，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煽情能力、风度气质、言谈举止，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的政策取向和背后的社会思潮。布什政府下经济动荡、外交失利、民怨高涨，人们开始厌倦与共和党有关的一切。麦凯恩再代表共和党的改革势力，也将被当作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里根时代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已经渐渐被布什政府耗尽，美国的新左翼时代即将到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麦凯恩的选举策略是什么也许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坐在哪条船上，以及他们船底下的历史河流，正流往哪个方向。

奥巴马会成为罗斯福第二吗？

“亲爱的总统，就像3/4个世纪之前的罗斯福，您在一个确定性消失的时刻就任了……”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给奥巴马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了他希望奥巴马能成为罗斯福第二的厚望。信中，克鲁格曼列举了所有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第二“必须做”的事：暂时国有化银行、提高赤字创造就业、全民医保、强化劳工保护……岂止克鲁格曼，经济风暴中，无数美国人都期盼奥巴马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再现“20世纪最伟大总统”的身姿。

历史的确给了奥巴马这个机遇。今天的美国的确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有诸多相似之处：

信贷危机、失业率攀升、贫富悬殊、人心惶惶……奥巴马的不幸在于他一上台就遇上这个烂摊子，但如果挑战也是机遇的话，那么这个不幸也可以成为他的“运气”。

问题在于，从罗斯福那里寻找今天经济危机的答案，会不会是刻舟求剑呢？抛除罗斯福总统某些有争议的政策不说，他那些公认的好政策今天是否还“灵”呢？比如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法案”。不错，该法案作为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为美国战后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正是因此，克鲁格曼大力倡导“全民医保”改革，认为这可以成为奥巴马时代的社会保障法案。问题是，别忘了，罗斯福新政之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几乎是空白，而今天联邦政府的福利支出占GDP的50%以上，其中医疗支出也从零增长到了GDP16%（有人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为30%）。就是说，相比罗斯福时代，奥巴马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的空间非常有限。一个运动员将百米赛跑的成绩从15秒提高到12秒可能不那么难，但要从12秒提高到9秒，同样是3秒，却会异常艰辛。

再比如，罗斯福的“公平劳工法案”对促进社会公正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克鲁格曼因此力荐奥巴马政府在劳工政策上“老调重弹”，重现工会的昨日辉煌。但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是一个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工业时代，今天的美国工人也不像上世纪初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过于强硬的工会已经伤害了美国某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强化这些工会，也许会暂时性地提高工人的工资，但产业和企业衰退了，谁又给你发工资呢？

至于罗斯福政府那些不怎么伟大的措施，比如贸易保护主义，比如无度提高税收，今天去模仿它们更是不可想象。很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延长了萧条。如果奥巴马像罗斯福那样把税率提高到79%，美国人民肯定跟他急。如果他再宣布美国人只买美国货、美国工作只让美国人干，那么世界人民就跟他急了。

奥巴马政府最可以模仿罗斯福政府的就是通过政府投资来创造就业。当年的罗斯福政府工作项目管理局解决了500万个就业，而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核心也是通过财政支出创造300万400万个就业机会。但即使这一点，也需小心谨慎。罗斯福当年主要靠高税收来支撑这些政府工程，而今天的奥巴马只能依靠赤字（别忘了他的上台口号之一是减税）。赤字是什么？赤字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未来的税收而已。对此一个评论家写道：“我们就是因为花那些不存在的钱而进入这个危机的，现在我们怎么会因为花同样不存在的钱而逃出这个危机呢？”

也许奥巴马的倒霉之处就在于，相比罗斯福时代，他要面对一个吹毛求疵得多的公民社会。当年罗斯福一个收音机演说就可以把美国人民感动得不去银行挤兑存款，而今天新任财长一句“中国在操纵人民币”，却会引发无数媒体专家一拥而上群起攻之。在一个信息爆炸批评爆炸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嘲讽精神也爆炸的时代，塑造一个英雄所需要的神秘感和庄严感已经不复存在。或许民众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英雄”，或许罗斯福本来也不是什么“英雄”，在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平视当权者的时代，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总统，而不是历史的山巅上一个风衣飘飘的潇洒背影。奥巴马参观总统山时有人问：“你能想象自己也被刻上这座山吗？”言下之意，你能想象自己和华盛顿、林肯等平起平坐吗？奥总统谦虚地表示，我的耳朵太大了，而且山上那么多石头很硌人吧。我想他可真是一个聪明的总统。

告别布什：新保守主义的兴衰你可以说伊拉克战争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不能说它是布什专制的表现历史是无情的，它总是以标签化的方式来记忆人物。尼克松为东西阵营关系缓和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大多人想起他时，无非是想起个水门事件；克林顿在外交内政上硕果累累，但人们最先想起的，恐怕还是莱温斯基那条蓝裙子；即将离任的小布什，历史又会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呢？

那还用问吗？伊战。如果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那就是“失败的”。

说伊战是失败的，也许为时过早；至少伊战推翻了萨达姆的专制政权，但代价是几十万条生命加一万亿美元加布什一落千丈的支持率加一代伊拉克人的和平加美国国际声望的陨落而且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还遥遥无期……合算吗？反正如果我是美国总统，我会觉得这笔买卖挺亏本的。

然而，这个失败仅仅是布什个人或者布什政府的失败吗？别忘了，发动伊战不仅仅是布什政府的“杰作”：不但美国国会批准了伊战，而且伊战发动之后，布什的支持率一度从50%蹿到了75%——就是说，75%的美国民众当时都支持那场战争。你可以说伊战的发动是美国民主失败的表现，但不能说它是布什总统专制的表现。

当然大家都可以跳出来撇清关系：我被政府给误导了”——这正是希拉里等人“见风使舵”的做法——“我还以为伊拉克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呢”。但问题不在于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在于即使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美国就应该发动这场战争？要知道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集权国家不少，美国挨个去打的话，地球恐怕早就乱套了。

就是说，在2003年的时候，有75%的美国民众认为：如果一个集权国家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就有权利去对它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说这个理念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的话，那么，2003年时75%的美国民众都是外交上的“新保守主义者”。

让我们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语上停留一下。据说布什政府是一届新保守主义的政府，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秘密谋划了伊战。所谓新保守主义，照我粗糙的理解，就是自由民主的原教旨主义，即，美国可以不惜以武力去传播它的政治理念，而传播它的政治理念也正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最佳渠道。布什时代出现这种新保守主义思潮并不奇怪：冷战的结束、西方的胜利导致人们对自由民主理念的信念高涨，政治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千禧之交，“9·11”事件则给这种思潮转化为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直到美国在伊拉克深陷泥沼骑虎难下；直到人们渐渐意识到将自由民主移植落后国家，就像将人体器官移植到他人身上，可能引起排异反应；直到布什站在伊拉克的记者招待会上，一双臭鞋子朝他扔了过来，还伴随着一句恐怕令他心碎的控诉：“你这个杀人犯！”

但是我宁愿将布什看成一个失败的探险家，而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一度出现“历史已经终结”的幻觉，似乎政治已经从制度想象力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拔掉专制政权就像抹去一滴污渍一样轻而易举。这也是为什么伊战之初，美国国防部只准备了打一场速战速决的“震慑”之战的原因。一个网民写道：“如果伊战成功了，布什很可能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也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模式。”可惜，至少到目前为止，伊战并不成功——美军既没有发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还没有建成一个稳定富强的伊拉克，民主制度到达伊拉克之后非常水土不服。但是失败的并不等于是无意义的。正如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往往是建立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基础之上，伊战至少标识了政治的一个限度，一个暗礁，以让后来者小心绕过。

罗素说过：“我是不会为自己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以前我认为需要反复诵读领会这句话含义的，只是那些左翼革命家们；现在我觉得，即使是自由民主的信徒们，也需要咀嚼回味这句话——因为当自由需要用暴力手段进行传播时，这本身似乎正是对自由的背离。失去了自我怀疑精神的自由主义，就像失去了颜色的花朵一样没有光彩。当然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句话应该读作：“我是不会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的，因为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对的。”

乔姆斯基一个人做一天、两天愤青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愤青。

乔姆斯基就是这样一个“老当益愤”的愤青。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乔姆斯基一直在批评美国外交政策，从越战到骂到伊战，终于骂成了着作等身的天下第一愤青，骂成了“当今世界上被引用率最高的知识分子”，难怪反美斗士，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都要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高举乔姆斯基的书，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众所周知，老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语言学家，但是真正让他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不是他的学术作品，是他的反美言论。他批评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对越政策；批评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干涉；批评克林顿政府的科索沃政策；批评布什政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批评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和古巴政策……他所有批评的立足点，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也许不会陌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实现美国霸权主义的野心。

老乔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美国政府。他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分析，充满了“阴谋论”：中东政策显然是为了石油霸权，对亚洲和拉美各国的干预是为了破坏发展中国家独立的发展模式，对干预科索沃和东帝汶这样实在看不出什么“现实利益”的政策，也是别有用心――为了确立“绕过联合国”的军事干预模式。总而言之，挖不出“现实利益”挖“长远利益”，挖不出“长远利益”挖“深层动机”。美国的所有外交政策，总能三下五除二，被老乔分析成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不遗余力的迫害。

他的很多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勿庸置疑，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本考虑是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它只是有选择性地“适用”它的干预对象。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它甚至可以践踏它自己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原则，去或明或暗地支持一些独裁政权。

不过，可惜历史永远不是一幅非黑即白的画面。如果只看乔姆斯基的书，读者脑子里也许会浮现出一个“暴烈流氓凌辱无辜弱者”的画面，问题是，那些被美国“欺负”的“无辜弱者”，又是些什么人呢？当乔姆斯基将揭露红色高棉屠杀的新闻描述成美国的“反共宣传”时，上百万无辜的柬埔寨人已经在红色高棉手下死去。当他把美国打阿富汗看成“帝国主义战争”时，阿富汗人已经在残暴的塔利班手下被蹂躏多年。至于米舍洛维奇政权、萨达姆政权、卡斯特罗政权、北越政权、桑迪尼斯塔政权……又何尝不都有它们的污点甚至血腥？没有理由相信美国政府是为了“自由”、“民主”的正义理念而四处伸手，但是同样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政权又是为了“独立”、“自立”的正义理念而“反抗侵略”。可悲的是，历史上的许多斗争，不是在“善恶”之间，而是在“恶”与“更恶”之间。

不过，那些因为老乔反美而把他引为“知己”的专制拥护者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站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美国，而恰恰是认为美国还不够“民主自由”。事实上，自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而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倒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朱莉的立场假如有一天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城乡户口差异，她就不结婚，你会怎么想？

你也许会想，范冰冰？城乡户口？这是哪跟哪呀。

前一段，美国性感影星安吉里娜朱莉和她的男朋友布拉得皮特宣布，如果美国法律不允许同性恋结婚，他们就不结婚，以此抗议美国法律对同性恋的歧视。事实上，他们不是第一对做出这个决定的明星情侣。另一对好莱坞明星情侣莎莉塞隆和男友，早在2004年就做出了同样的声明。

当然人们会说：本来就不想结婚吧？只不过是打着同性恋权益的旗号而已。

可是，既然这个旗号本来就可打可不打，他们为什么要打呢？要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打出这个旗号，对他们作为演员的票房，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有些在中国显得很奇怪的事情，在另一些地方却会显得平常。这些事情里面的一项，就是公民的政治意识。

这里说的政治意识，不仅仅是在饭桌前或者出租车上发发牢骚，而是在这个体制面前，为了真正影响它、改变它而做出积极的努力。也不仅仅是为了扫“自家的门前雪”，而且也是为了管“他人的瓦上霜”。

安吉里娜朱莉本来也可以象范冰冰们那样，演演电影，做做广告，丧心病狂地出写真集。

实在闲得无聊了，还可以开始写博客，把自己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给兜出来，满足广大影迷的窥视欲。但是，她竟然闯到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安吉里娜朱莉在公共领域的行动，不止于为同性恋呼吁。她从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领养了两个孤儿，以此唤起人们对穷国孤儿的关注。作为联合国难民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她已经出访过15个不同战地的难民营，并且有时在难民营一住就是数月。她已经捐了数百万美元给各种慈善事业，并且宣布要捐出自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家，安吉里娜朱莉在演艺界并不另类。

近年来，好莱坞的“政治活动家”可以说是“长势喜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好莱坞就像大学一样，政治活动家以偏左为主流。如果让我列好莱坞民主党倾向的演员名单，我可以列得象长安街那么长（蒂姆罗宾斯；乔治克鲁尼；巴巴拉史翠姗；朱莉亚罗伯茨；达斯丁霍夫曼；肖恩潘；理查德基尔；凯文史贝西；约翰库赛克；爱德哈里斯；罗伯特莱德福德；伍迪哈里尔森……）。而如果让我列好莱坞的共和党倾向的名单，我只能列得象长安街那么宽（梅尔吉布森；施瓦辛格，还有谁？）。

最引人注目的的左派好莱坞政治活动家，非蒂姆罗宾斯及苏姗萨兰登这两口子莫属了。

基本上，近年来几乎所有大型反战示威的地方，都有他们婆婆妈妈的身影。最近，着名帅哥乔治克鲁尼，在政治积极性方面，很有点后来居上的意思，他去年参演了两部政治意味极强的电影：“辛瑞那”和“晚安好运”。前一部是批判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后一部反映麦卡锡时代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

伊战开始以后，好莱坞成了反战、反布什的大本营之一。众明星们对他们的总统，很有点当年中国群众斗“走资派”的架势：彻底打倒，无情纠斗，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点，可以从明星们“反布什言论”节选中看出：

杰西卡兰格：我鄙视他。

苏姗萨兰登：布什的政策杀人无数。

罗伯特阿尔曼：美国的现任政府让我恶心。

伍迪阿里而森:：这是一场种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凯文史贝西：如果我们按照布什的道路走下去，我们的国家将一去不返。

朱莉亚罗伯茨：布什实在叫人难堪。他不是我的总统，永远都不是。

理查德基尔:布什的计划是一场恶梦。

强尼戴普：美国现在象个傻冒。

…………当然，也有很多明星，回避最敏感的政治话题，选择在更温和的环保、慈善等公共领域行动。

慈善领域舵手级别的明星，是U2的主唱Bono。他积极参与了“让贫困成为历史”的运动，旨在促进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20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欧普拉，美国着名的女主持人，去年给慈善事业捐助了5000多万美元。

汤姆汉克斯和迪卡普里奥，在环保方面大量捐款。

斯佳丽约翰逊，为美国国内的贫困问题呼吁。

罗宾威廉姆斯加入了“医生无国界”行动。

伊丽莎白泰勒，第一批站出来为爱滋病问题发出呼吁的明星之一。

“披头士”主唱保尔麦卡特尼，着名的动物权利的扞卫者。

…………当一个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她叫“好人”。而当一大群人做出善行的时候，我们管它叫“文化”。

无论是政治还是慈善，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用我们中国的老话说，无非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惜，这么好的传统，竟然被美国鬼子给偷了去。这个传统在我们国家，反倒成了异类。假如范冰冰宣布，如果中国不取消户口，她就不结婚，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拍手叫好，又有很多人会跳出来说：有毛病吧？多管闲事吧？爱出风头吧？我们已经习惯于沉溺于私人生活，遗忘公共领域。

我们习惯于说：我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哲学家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据说，安吉里娜朱莉从埃塞俄比亚领养了女儿扎哈拉之后，埃塞俄比亚儿童被领养的数量，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两倍是什么概念，不太清楚。几百人？几千人？但是可以肯定，成百上千的人，本来上不了学的，现在可以受到教育。本来也许要夭折的，现在可以长大成人。本来只能趴在孤儿院的角落里寂寞地眺望窗外的，现在有爸爸、妈妈可以等。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有毛病的”、“多管闲事的”、“爱出风头”的人。

民主与效率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这个观点不无道理，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大跃进期间的“大炼钢铁”，短短几个月，上亿人给动员起来轰轰烈烈地炼钢。那个“效率”，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高效”的炼钢运动生产出无数废铜烂铁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高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是20年低效的农业生产。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所带来的人力财力和资源浪费、机会成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损失计算进来，集权制度还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当权者都是非理性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是理性的，但是，民主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不同团体间的观念碰撞，使理性有更多的机会发出声音。

最近厦门PX化工项目引发抗议、神华集团煤变油项目将要停工这两个新闻，都再次说明了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民主、不理性的“高效”决策，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厦门政府未经与民众充分讨论就引进了环境风险较高的PX项目，导致厦门人风起云涌的抗议，致使厦门政府不得不同意缓建该项目；而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在投了100多亿之后，政府突然“顿悟”该项目耗水量太大，使许多人不禁感到奇怪，鄂尔多斯地区又不是今年才开始缺水，为什么在100多亿砸进去之后才想到这个问题？

其实，公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它可能会降低“政策制定”的效率，但是它往往会因为切合民意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而且它可以通过提高决策的合理性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一个聪明的政府，应当欢迎民意。

欢迎民意的方法之一，就是就公共事务举行公众听证会。不是花瓶式的听证会，而是要通过辩论去粗取精地提炼民意。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我们不妨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小县城――马里兰州的蒙特哥莫利县――的县议会为例子，从一个小县城的听证会程序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如何“吸收”民意。

根据该县法律，县议会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必须有公众听证。这个程序是这样展开的：首先，县议会要通过地方报纸以及网络提前将听证会的广告发布出去，任何想在听证会上发言的公民都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发言。由于一次听证会能容纳的发言人有限，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发言时间，但是在具有重大争议性的问题上，必须保留所有发言申请人的名单。

听证会上，工作人员为了保证不同意见都能得到发表，事先会询问发言者的“立场”。然后根据其立场，把他们分成五到六人的小组，依次到前台发言。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每人讲话3分钟。发言者可以带自己的支持者来做听众，还可以要求他们在自己发言结束时站起来以显示他们的“声势”。当然，人数不应该是立法委员决策的唯一依据。

众人发言完毕，立法委员开始提问，确保他们理解了民意。会后，所有听证会资料要备案保留，并允许公众查询。

这些听证会都是什么议题呢？我随手查询了一下该县本周的听证会记录，一共六项：两项关于土地规划，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租房的规范，一项关于供水和排水系统。下周一共五项：两项关于拨款，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一项关于交通安全，一项关于某项政府收费条款。

除了听证会，不愿口头发言的人也可以提交书面声明，立法委员对这些书面材料需要一视同仁地重视。为了检验议会是否“听进去了”民意，议会的决策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公开。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需提前公示；电视转播会议现场；公民可以电话收听会议；如果错过现场，可以去网上查询录像资料。此外，政府有每周的工作报告供公众免费电邮订阅。总而言之，力图确保公民对决策全过程的知情权。

如果去查询美国大大小小各级议会的工作程序，会发现它们大同小异，大多遵循这种信息公开化、程序透明化、参与开放化的原则。我不知道这些保证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程序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决策效率，但是我相信这些程序会使“人群密集区附近建化工厂”、“先砸100亿再考虑项目划不划算”之类现象出现的概率大大降低。“叽叽喳喳的辩论和团体之间的牵制”或许不是一幅优美的画面，但它也许是在用“短痛”去避免“长痛”。如果当初厦门人可以拿起电话说：“喂，我想参加下周二的PX项目听证会――”，也许后来就不会出现市民与市政府之间的对立僵持。

中国由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主要政府决策落在行政部门，所以听证会主要也应由行政部门召开。目前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公众参与，许多政府部门开始在公共决策中加入听证程序。但是它还不够普及，而且许多听证会形式重于实质。某些地方听证会拒绝记者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其联系方式也不能公开等等，甚至有些地方听证还要“彩排”。显然，这种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与听证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据说民主的实施需要民众具有“民主素质”，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理性的参与本身更能训练民众的“民主素质”，就象我不能想象除了跳到水里学习游泳，还有什么别的学会游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