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清：一堂课的五个境界 - 教师之友网

课堂是教师实施教学的舞台。如何发挥教师魅力，营造生动有趣又让学生有所收获的课堂，是每个教师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期《外研之声》特别邀请刘润清教授为全国高校英语教师讲述课堂教学的“五个境界”。刘老师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外语教学领域的资深专家，有丰富的教学研究与教师培训经验。相信刘老师风趣而充满智慧的见解，会给广大高校教师带来很多启发。

不论大学老师还是中小学老师，每次去上课，心里总要有点什么追求。我把这种追求分成五个境界，或叫五种层次。这五个境界从低到高是：第一、起码要充满信息（information）；第二、尽量让信息都是事实（facts）；第三、最好把事实放在一个系统中成为知识（knowledge）;第四、更理想的层次是让知识充满智慧（wisdom）；第五、最理想的境界是把智慧上升到哲学（philosophy）。

老师上课起码要有信息。看上去这个要求过于简单了。其实不尽然。真的有的老师上课，前20-30分钟时胡扯。前几年，有位老师每次上课先讲几个文化大革命的小故事：某某写了些什么大字报，某某被红卫兵揪出来了。他讲的眉飞色舞，学生们却早听腻了。另一位老师每次上课都用20分钟讲自己写了什么文章，搞了什么科研，自吹他是中国搞认知语言学的第一人。还有一位讲法律的老师每次上课都要接手机一两次，一接就是十几分钟；开始回来还向学生道个歉（“不好意思，案子太大了，几十万呀！”），后来就理所应当了。这些人的课上，信息量很小，他们在浪费学生的时间，等于“杀生”。他们的信息无异于“八卦信息”（某某明星嫁入豪门，到海外生子，母子首次曝光）。他们是“学术混混”，迟早学生会认识到他们是“盗窃别人生命的罪犯。”

我相信教学大纲上规定的内容都是有用信息。如果老师想加些内容或举个例子，也应该是有根据的信息。比如，“动物世界”栏目上说，美国有一种蝉，幼虫在地下生活17年，然后某天晚上在4000平方米的地面上，忽然有数百万只蝉同时从地下钻出来，场面十分壮观。非洲有种松果蜥，雌雄每年定期约会，交配生子，厮守20多年；他们行动缓慢，常被汽车压死；一个死了，另一个为其守丧五六天，像是在哀悼他。“泰德”报告中，某位演讲者说美国新闻中国际信息很少，仅占1%。她统计了2007年2月份的各大媒体的报道。当时朝鲜正在拆除核设施，印尼正在遭受洪水袭击，巴黎环境大会出炉的IPCC报告正在大谈温室效应。而美国的国内新闻占了79%，剩下的21%大部分是关于伊拉克的；关于俄罗斯、中国、印度的新闻不到1%。而国内新闻中，占绝对篇幅的事美女艺人安娜·尼可尔·史密斯之死。所以美国人对世界了解很少。像以上这样的信息，就不是那么“八卦”。

信息有真有假。在课堂上提供的最好是真的。这是第二境界。常言道，“眼见为实”。但我们课上讲的东西不可能都是我们见过的。在这，这个说法并不科学：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光，电，热，地球引力等都不易看到。不过，我们可尽量采用来源可靠的信息，如正规出版社，正规媒体，特别是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喜欢用科研人员的文章或演说。如，斯宾塞·威尔士是用基因来研究人类进化历史的科学家。他试图收集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基因，用基因信息中的异同来画出全人类的“家谱”。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工程，但是从理论上说是可以操作的。人类基因组有两种染色体，共30亿个核苷酸。一个细胞里的基因排列起来约有两米长；全身的基因排列起来的长度可从地球到月球来回几千次。基因组的信息量是个天文数字。它包含了人类进化过程的全部信息，记载着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编码或程序。不过，人的基因组与其它动物的基因差别很小。据说，我们与耗资才差2-3%。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到千分之一。正是因为基因编码如此复杂，我们在遗传中出现小小偏差是很容易的。小偏差经过几十代，几百代之后就造成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调查处这些差异，就能画出“人类家谱”。

据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将这种知识比传播“神医”们的“长茄子，绿豆，白萝卜治百病”或用芒硝强行“脱水”可治病要有用得多。为人师者，要有自己的基本判断。不向学生推荐《学习的革命》之类的书，更不信读了他能获诺贝尔奖的鬼话。作者若有获此大奖的方法，他为何不去拿奖而落到编书骗钱的下场？只有骗子们才推荐“三个月过英语口语关”之类的学习班；英语专家都是告诫学生多听多练。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外语老师要学会用无懈可击的外语和丰富的百科知识去征服学生。外语要好自然不在话下。但我们外语出身的人有先天不足，就是缺少百科知识。我们的课优势不受学生欢迎，原因之一就是我们除了会讲语法没有什么启迪人家智慧的内容。语言是文化和知识的承载体；人是智能动物。在基本生理要求满足后，人的智能要求十分强烈。我们用“大白话”英语（如The dog is chasing the cat.）对付大学生，是对他们智力的侮辱。原来我们擅长用外语讲文学，语言学，翻译，外国文化等，这就是专业知识课。现在时代变了，有人恩能够用外语开新闻课，法学课，经贸课；今后还应有人能用外语开出更多的理工类课程。首先会按12大学科门类开设英语课（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然后再细化到一级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光学、力学、材料科学、电学、海洋学、地理学、天文学、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等。这就使所谓的专门用途外语。我预料，几年之内，大学英语教师的职业发展方向是专门用途英语（ESP）的道路。中学生英语水平提高了，大学里还教普通英语就难以再混下去了。老师们也不用担心，只要你的英语好，开出一门专业课来并不难。从此你就有专业方向了；从此你就可以在语境中教语言了；从此学生也会更喜欢你的课了。

此外，外语老师最好掌握一点外语教学和学习的理论知识，不是为了给学生讲授运用语言学，而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学生问老师“为何这样教”是，老师千万别说“因为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教我的”。这种回答太专业，没学问，让学生没信心，甚至瞧不起你。如果你懂些外语教学和二语习得理论，就任何一个问题都能给出有根有据、引经据典的答复，学生定会信服你，配合你，课堂上的学习气氛会大大改善。总之，外语老师要做知识人、文化人，不能除了外语啥都不懂。这既是语言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想想：美国大街上懂英语的人多得是，都能教大学吗？）

第四，如果外语老师能再上一个台阶，就更好了。那就是让课堂充满智慧。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过：“智慧胜于知识。”如果说知识回答“是什么”，智慧回答“如何”和“为什么”。知识是“授予鱼”，智慧则是“授予渔”。牛顿见到苹果向下掉，于是发问“为什么苹果从树上落到地面？为什么它不斜着下落或飞到天上？”于是开始了万有引力的研究。这就是智慧。再如，乔姆斯基发现，John is easy to please（约翰很容易被讨好）和John is eager to please（约翰随时都想讨好别人）结构完全相同，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是谁规定形容词变化使主语和宾语的关系发生那么大变化？小孩子又是如何知道的？是否有些语言知识是与生俱来的？乔氏就是根据这些人人都熟知的现象提出了语言先天论，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这就是以小见大的智慧。19世界丹麦历史语言学家卡尔维尔纳发现音变的定律，也是智慧的火花。情况是：古代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高地德语的音变中出现了极不规则现象。有人认为其中必有原因。一天，维尔纳正读一本书，突然注意到梵语的“父亲”和“兄弟”上的重音符号，一个在t之前，一个在t之后。他立刻发现，这一前一后就是引起音变差异的根本原因。结果他总结出了一个干干净净的规律：每当终因落在词根音节上，印欧语的p,t,k就变成日耳曼语的f,θ,x；每当终因落到其他音节上，他们在日耳曼语中就变成b,d,g。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维尔纳定律”。爱迪生说过：“智慧的可靠标志就是能够在平凡中发现奇迹。”

格式塔心理学家卡尔顿克设计过一项巧妙地认知测试：谁能用“一盒火柴”和“一盒图钉”把一枚燃烧的蜡烛固定到墙上，还不让融化，的蜡掉到下面的桌子上。（答案是：把燃烧着的蜡烛放在盛图钉的盒子上，再把盒子钉到墙上。）实践证明，许多人做不出。但是如果说。用“一盒火柴”。“一个盒子”，和“几个图钉”去完成，马上就容易多了。它证明了语言和认知的紧密关系。另外，如果说，第一个做出实验的人会得到50美元，结果平均所用时间会增加2-3分钟。这里说明，在智力活动中，物质刺激往往起反作用。设计者太有智慧了。在当前的网络时代，获取知识的途径多，额，知识的来源和可及性大大增加，所以知识本身变得廉价了；反倒是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进行创造性思维，显得尤其重要。如果知识讲的是定律、原理、学说等，智慧则告诉我们原理、定律是如何提出的，那些伟大头脑是如何工作的。我敢肯定地说，应试教育中智慧很少，四项选择测试中智慧可能等于零。天天喊着要培养出大师级人物，可是天天用测试扼杀学生的智慧，言行不一呀。

第五，最理想的老师是讲课时充满哲学的真知灼见的老师。哲学是大智慧；“哲学”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爱智慧”。很难给哲学下个好定义。有人说，哲学就是历代哲学家们的各种观点和论述。也有人说，哲学世人对自己和所处世界的根本问题所做的额探究和反思，包括像“真”、“善”、“美”、“自由”、“正义”等概念。哲学就是思辨。我们讲不出那么多大理论，但告诉学生打开思路是有益的。有句名言：“大脑就像降落伞，打开时最有效。”

哲学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关心到底存在什么：是物质（肉体）还是意识（灵魂）。一元论承认只存在其中之一，二元论承认二者都存在。当代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则认为有三种存在，他称三个世界：物质的，心理的、心灵产物的世界（包括语言；传说、故事与宗教神话；科学猜想或理论以及数学建构；歌曲和交响曲；绘画与雕塑等）。认识论问：我们如何认识世界？是认为知识来自后天的感官经验，还是通过理性思维获得正确知识，及经验论与理性论的区别。方法论常说只有归纳法和演绎法，其实还有证实与伪证。证实曾时髦多年，后被波普尔批判了。伪证是波普尔的一大贡献。他说经验论是有欠缺的。你见到100只天鹅是白的，不可以讲世上天鹅都是白的，因为你是无法穷尽其例证的。而只要有一只是黑的或黑白的，即可推翻白天鹅理论。伪证主义可以避免对错误理论的辩护和教条，它使人们相信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猜测和假说，时刻准备修正。乍一看，这番话离我们甚远，其实不然。我们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打交道。

例如，常有老师写道，“我教英语40年了，口语就应该这么教。我的某某某学生给中央领导当翻译，某某学生……。”这就是典型的瘸腿的实证主义。你把教龄说得越长，分母越大，成功学习者比率就越小。再如，语言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语言（不包括文字）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于每个人大脑中。它独立于个人，个人不可创造它，也不能改变它。它很像一种社会契约，有极大强迫性，但你不觉得被控制了。它算是存在吗？心理学家德克海姆说它属于“社会事实”。“社会事实”就是社会规范，摸不着看不见，存在于集团心智之中，但有强大的约束力。我国男孩不穿裙子，不是因为裙子难看，也不是裙子不舒服，而是社会规范不允许。

我们外语教师不可能系统讲哲学，但教给学生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方面去思辨问题也可以的。如，语言哲学家史蒂文·平克解释了几种与格现象。可以用介词与格（Give a muffin to a mouse），也可以用双宾语与格（Give a mouse a muffin）；可以说 “Biff drove the car to Chicago.”，但不说 “Biff drove chicago the car.”。可以说“Sal gave Jason a headache.”，但不可说 “Sal gave a headache to Jason.” 平克说，把人的认知放在“显微镜”下看，这两种结构确有微妙不同。 “Give the X to the Y” 背后的思维是 “Cause X to go to Y” （让X到Y那里去）；而 “Give the Y the X” 得背后想法是“Cause Y to have X”（让y拥有X）。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给（让）谁头痛”不是把自己的头痛移到别人身上，而是让他拥有头痛。开车的例子也是如此。再举一例。我们对一个词的内涵、外延、宽泛意义和狭窄意义，一瞬间能做到多次调整。威尔森和斯泊波分析过bank 一词：

此对话中，the bank 有多种意义，此处不指河边，而指金融机构。它不可能指世界银行或欧洲投资银行，一定是指处理个人业务的银行。进一步说，它可以是银行柜台，也可能是自动取款机。你瞧，眨眼之间，大脑要对一个词的意义处理多少次，才能使其最相关。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讲话人不说清楚呢？说话人遵循经济原则：最省事，还最相关。

再举一例说明词义的内涵、外延。听到“约翰在喂狗”，人们一般认为约翰喂得不是哪只具体的狗，指的是“狗”的内涵（intension），而对于约翰来说“狗”的所指非常具体，是他家那只黄毛公狗，是“狗”的外延（extension）。“张警官来了”，对小偷来说，就是“警察来了”；对李警官来说是具体的人。心中有此区分（哲学上叫涉名涉实之争）可以孕育大智慧。

语言经常不十分准确。“下半旗志哀”就不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降半旗，至多1/3。“犹抱琵琶半遮面”，没人问“是正好一半吗？左半边还是右半边？”“月亮绕着地球转”和“举杯邀明月”中的“月亮”，是指同一物体吗？怎么引起的联想那么迥异？又是谁告诉我们读文学和读科普时要使用不同的认知机制？正是因为语言的模糊性，上世纪有一阵子分析哲学家试图把语言逻辑化，欲令词汇所指准确无误。另一派哲学家就不同意，说模糊是必要的，也是一种美。在特定情况下，直言是不可接受的。英语中说“could you tell me the way to the railway station?”有礼貌，说“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railway station”就是生硬。奇怪的是，不直言也不产生误解。如果你对此请求做字面意义理解（你能不能……），回答 “Yes, I can. Bye.”. ，反倒会被别人说你脑袋进水了。

语言与天赋、语言与智力、语言与思维、语言与世界、语言与现实、语言与心智、语言与进化、语言与语用、所指和意义等，都有极其复杂的关系，都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但是，从它们中沉淀出来的几点启示值得一提。比如关于个性和共性问题。学第一门外语时，会为其与母语之差异而惊奇；当研究了50-100种语言以后，会感到人类语言如此相似。其实这并不奇怪，站得越高，视野越宽，抽象层次也越高，抓到的越接近本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一样，似乎都走过从规定性到描写性再到解释性的过程。语言是什么？从前我们知之甚少，传统语法就是规范性的：以古人的经典著述为准；后来发展成描写主义：流行在社团中的任何句子都是合法言语。要解释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那就很准确了。因为人们不再满足于把语言看成简单行为，而是要探究其本质：它是后天学习的？还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二者各占50%？有人最后把语言归结到生理、基因、遗传。语言看似平常，其实复杂万分：揭开语言之谜，才能揭开人类之谜。究其原因，求知总是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问题，且永无止境。

老师的真知灼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个人修养有关。教书不育人是不可能的，只是看你教好还是教坏。老师天天在学生面前晃来晃去，一言一行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老师做人的理念，无形中传给学生。所以启功先生题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此外，老师常常告诉学生一些哲人名言，会给他们不少精神力量。有些名言，我很喜欢：“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凡人修外不修内，信众修内不修外。”古人云：“才是德之资，德是才之帅；德才全尽谓之圣人，德才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诸葛亮《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先人无不强调修身先养心，恬淡才明智，宁静方致远；先做人，再做事。记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位著名艺术家讲过：一场戏演下来，不要看掌声和鲜花，要看观众三天后还在议论什么。如果他们议论的是未来，是人生，是世界，那么这场戏就算成功了。我看，老师的一堂课也应该这样批判。若学生离开教室时感到点燃了一律思想火苗，脑袋开了点窍，有那么点东西永远留在他们心中，这堂课就算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