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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语言博物馆建设：濒危语言研究新课题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5-5-2 05:41
标题: 语言博物馆建设：濒危语言研究新课题

语言博物馆建设：濒危语言研究新课题

冯爱琴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濒危语言的保存手段也不断增加，学者们在以书面记录为主的基础上，逐渐将数字化手段应用到濒危语言的保存工作中。为此，有观点提出，能否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濒危语言博物馆？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语言研究进入数位典藏时代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人类记载语言的介质已从钢丝录音机、摄影摄像机，发展到了当今广泛使用的数码录音机、摄像机、照相机和计算机。传统的书面记录描写研究濒危语言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濒危语言研究也逐渐从书面记录描写转向数字化有声典藏，即数位典藏。”玉溪师范学院濒危语言研究中心教授许鲜明表示。
　　回顾语言学发展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郑伟认为，早在20世纪初期，刘复《四声实验录》（1924）和王力《博白方音实验录》（1931）可以看作是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手段探索汉语问题的先声。他说，随着计算机技术辅助性作用的日益凸显，语料的数字化建设工作也在广泛开展，包括语料采集工作的数字化、田野语音学角度的语料采集和各类语料库的制作及其展示平台建设等。成果方面，近年来将语料制作成音像资料方面比较重要的全面性成果是《现代汉语方言音库》（2003）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音档》（2009）。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研究员范俊军对记者表示，10年前，除个别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保留了手写的田野笔记手稿或录音磁带外，国内的濒危语言研究主要是书面记录描写和语言学分析，保存下来的主要是纸质印刷出版物。而目前，数字化手段用于濒危语言研究的主要是文本处理和录音，也有些濒危语言保存了部分数字音频文件以及少量的数字视频文件和多模态的数据库软件或数据表文件，还有个别濒危语言通过网络保存有少量的音频、视频、文本等3类资料。然而，“总的来看，濒危语言研究的全媒体多模态数据化手段运用得很不够。”范俊军说。

　　濒危语言典藏应符合技术标准

　　近年来，不少高校都建立了专门的语音实验室，玉溪师范学院的云南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重点实验室便是其中之一。据许鲜明介绍，该实验室主要采录云南濒危语言。“在实验室采录濒危语言，不会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可以保证录音质量。”她说，学校之所以花大力气建这个实验室，是为了按国际标准采录濒危语言。因为不按技术标准和要求做的濒危语言有声语档是无法永久保存的。她还表示，目前我国濒危语言研究中的数字化手段应用还不能与国际接轨，存在典藏技术标准既不规范也不统一、大多数典藏质量达不到永久保存的要求以及典藏数量严重不足等问题。
　　范俊军表示，目前国外有不少机构将语音研究用于语音工程，其主要任务是开发音库，如欧洲语言资源联盟、美国语言数据联盟等，甚至有许多通信商也都在开发音库。据了解，目前濒危语言典藏比较成功的有英国、美国等国家。以欧洲濒危语言典藏为代表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斯·罗森濒危语言典藏项目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范围最广、语种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濒危语言博物馆之一，已采用高科技数字化手段典藏世界各地极度濒危语言近300种，内容涵盖语言、民歌、祭祀、手势、民族植物等。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国立外语资源中心典藏了环太平洋岛屿的少数族群濒危语言，阿拉斯加大学的本土数位典藏档案馆典藏了当地土著族群的语言文化，此外，由俄勒冈州塞勒姆濒危语言研究所的大卫·哈里森和格雷戈里·安德森建立的在线字典则典藏了8种濒临消亡的语言，收录了3.2万余个词汇，2.4万余段音频资料，有人也将其称为博物馆。

　　建设濒危语言博物馆迫在眉睫

　　去年，范俊军申报的“中国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得批准立项。他认为，目前的一项紧迫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汇集我国境内各种语言和方言音频、视频、文本和其他数据的“语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需要馆藏基本的语言资源，向社会提供语言学习和研究资料服务，同时也提供采集各地语言资源的通道和平台。而就当前的现状看，要建成这样的博物馆还存在一定困难：一是资源的汇集和整合问题，二是永久保存和服务问题，三是资源服务问题。如何把现有的资料汇集整合到“语言博物馆”，并保证所藏的资料100年以后还能听、能学、能用，这就涉及技术和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
　　许鲜明认为，应从国家层面记录保存中国濒危语言，建立大数据，而不是地方性的小数据；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另外，在加强濒危语言的抢救记录的同时，还应重视濒危语言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的濒危语言记录、研究、典藏及复兴应成为高校、研究机构、母语社区、科学基金会、语言学工作者的联合行动。
　　此外，郑伟表示，建设濒危语言博物馆不仅要处理好传统语言学调查与现代计算机辅助的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关系。他认为，数字化建设应在培养和提高调查的基本技能、完善自身知识结构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数字化材料既要精确，又要符合社会大众的认识水平，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到濒危语言的数字化抢救工作的重要性，并努力使语言资源背后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更直接地显露出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载时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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