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书生”杨邦俊
本刊记者 姜楚华
宜都市第一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杨邦俊特别有意思:他登高必赋,观景必文;他在课堂上或浅吟,或长啸,倾心投入,激情四射;他三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诵读中华经典。
30年前的一个冬夜,杨邦俊读完《周易·需卦第五》,抄完经传原文,已是凌晨两点。他披衣出门,看到一颗硕大的星星高挂在独柱山顶,熠熠生辉。他返身回屋,写下了自己的“三个十年”计划:第一个十年,潜心读书;第二个十年,精心研究教学;第三个十年,像书主人宜山公一样著书立说。
阅读一本书后,总要在上面留下点“印迹”才好
杨邦俊所称的“宜山公”,指《围炉夜话》的作者、清朝大文学家王永彬。
1982年秋,师范毕业后,杨邦俊被分配到荆南、鄂西交接的山区,独柱山下石门坎村小学任教,热情接待他的是该校的民办老师王朝望。晚上,杨邦俊孤身一人“留守”校园,听着猫头鹰的叫声,孤独和失落吞噬着他的心。
在孤独和苦闷中度过了两个月,学校放了农忙假。闲极无聊的杨邦俊到王老师家去帮忙。当晚,两人喝了一点家酿的白酒,王老师酒兴上来了,问杨邦俊:“我家有很多古书呢,你看不看?”王老师还告诉杨邦俊:他的先祖就是前清敕授的修职郎、《围炉夜话》的作者王永彬。王老师的话如平地惊雷,让杨邦俊十分震惊。他随王老师走上阁楼,只见一口陈旧的清式漆木书橱里,放着《易经》《诗经》《论语》《孟子》《纲鉴易知录》等线装刻本古籍,还有《围炉夜话》。
此后4年,他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过起了早晚游山,白天教学,晚上耕读的“隐居”生活。
4年里,杨邦俊读完了王家的所有藏书,并由此引发了他30年的经典阅读之旅。国学经典“十三经”,从残本到全本,杨邦俊都反复研读,静心涵养。其中,他最爱读,最受影响的当数《周易》。杨邦俊“读易”常常达到忘我的境地。2010年8月,杨邦俊到五峰县柴埠溪参加会议。早上六点,他照例起床,坐在酒店外的藤椅上读《大壮卦第三十四》。朦胧中,感觉对面土家山寨里走出一个妙曼的女子,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他信笔在书眉上写下一句话,“对面台阶上坐有一女。”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合上书的一瞬间,杨邦俊看到了这行字。抬起头来,对面台阶依旧,女子却不见了踪影。是真是幻,难以分辨。他提笔又写下一句话,“女子不见了!”
杨邦俊读过的书,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随记,以及上面这样的“故事”。阅读一本书后,总要在上面留下点“印迹”才好。杨邦俊的批注,更多的是自己的阅读理解及困惑。除每天耕读“十三经”外,这些年,杨邦俊还把“二十四史”放在手边,随时翻检。现阶段,他又把眼光集中到新儒学,潜心研读现代国学大师、一代儒宗,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的马一浮先生的“全集”。每一本书上,他都无一例外地做了许多批注。
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针对个人需要实施个性化教育是语文教育的必由之路
起初,有感于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现象,杨邦俊以语文单元教学改革为突破口,开展教改实验。这项改革旨在重组、优化固有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通过老师提供的范本,发现语文自身的基本规律,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刚开始,研究很顺利,学生的阅读兴趣和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杨邦俊逐渐发现,这种研究始终在语文内部“转圈子”,是一种就语文研究语文的“形而上学”的研究。这样的教学屏蔽了外部的“精彩世界”,过分注重技能技巧训练,不利于学生人格的成长。
出路在哪里?1990年,杨邦俊调到了宜都市枝城中学。学校图书室有大量语文教学方面的杂志。他如获至宝,每天除上课、读经外,空余时间全部“泡”在图书室里。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杨邦俊把1000多本杂志全部翻阅了一遍。思路在阅读、了解、比较、思考中越来越清晰——语文教学只有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才能跳出语文本身,找到出路。
一场轰轰烈烈的教改在枝城中学拉开序幕。杨邦俊把学生的课外语文学习放到与课内学习同等的高度,精心为学生制订阅读方案,圈定阅读内容,并指导学生阅读。同时,他还组织大量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其间,他曾组织全校学生每人编写一部自家的《四代家史》,组织全校学生广泛搜集、整理、撰写枝城地区民间故事,并汇编成集。让学生在语用中学习语文,带来了语文教学的全新变化。
这项实验引起了相关专家的关注。1998年4月,刘国正先生率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专家,不远千里,来到枝城中学。看到全校870名学生编写的《四代家史》、近50万字的《枝城地区传说故事全书》(景观卷、地名卷、人物卷),刘国正异常兴奋,挥毫写下“滔滔不息,汇成江河”八个大字,赠给杨邦俊。
实验的成功、专家的肯定并没有让杨邦俊“忘乎所以”。2000年,杨邦俊调入宜都市第一中学,他开始深入思考这次课改成功的深层原因。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的“稷下之学”、孔孟的教育之道和《易经》中的“人本”思想,杨邦俊幡然醒悟——现代语文教育之所以屡遭诟病,原因是重“本”(教本)轻人,把人降低为物,为工具(杨邦俊将其称为“物本教育”);突围的方法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针对个人需要实施归依人本的教育(杨邦俊将其称为“人本教育”)。
基于这样的认识,杨邦俊阅读了大量的教育理论书籍,对语文人本教育的产生、理念、范畴、形态等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对人本教育课程的资源运用、课型设计、训练方式方法等进行了大量的实践研究,从而建构起系统的语文人本教育架构。
2012年,人本教育研究的重要成果——《语文人本教育》专著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年近九旬的刘国正先生再次欣然命笔,为该书题词——百年语文,趋归人本。顾振彪先生欣然作序,称赞这一研究成果将“开启现代语文教育的下一个百年辉煌”。该著2014年获得教育部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写作能让“零星的思考”系统化、理论化,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极其重要
杨邦俊自号“西楚阳人”,他身上确实具备楚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魄。
1998年以前,杨邦俊籍籍无名。然而,这一年,他忽然从中语界“冒”出来,一年之内在《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等全国知名的语文教学期刊上发表了《打开语文教学之门——关于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考》《揭开语文教学之谜——语文课内外衔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等8篇文章,其中两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后来他一鼓作气又公开发表了《语文教育人本论》《语文教学的人本探索》《阅读互动论》《生态课程论》等重要论文。
究其原因,杨邦俊认为一是长年累月的阅读丰厚了文学与理论素养;二是“人本教育”理念的确立,给研究找到了“魂”,以此为基点思考、研究语文问题,种种迷惑“顿然消失”。
一次上课时,杨邦俊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棱台,问学生看到了什么?有人说,看见了一座旗台;有人说,看见了一间宽敞的房子;还有人说,看见了一部纯平彩电。答案不一而足。面对相同的观察材料,采用相同的观察方法,不同的人看到的情形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这个问题曾一度困扰着杨邦俊。现在,他从人的差异性入手,认真研究“看”的发生过程和“知”的形成过程,最终揭示出写作过程中从观察生活到形成思想的历程,进而演绎出生活作文观、情感作文观、语境作文观三大推论——《写作的奥秘》顺利出炉。
运用类似的方法,杨邦俊白天上课,晚上思考,对语感的发生过程、阅读解文的心理过程等进行系统研究,撰写出《语感的奥秘》《阅读的奥秘》等有分量的文章。目前为止,他在语文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80多篇,近40万字。
写论文能让“零星的思考”系统化、理论化,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极其重要。杨邦俊认为,教师的眼睛不能只盯在写论文上,还要“多写点儿文学作品”。这不仅能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陶冶情操,而且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2009年仲秋时节,学校桂花园里的桂花开得正艳。一天中午,杨邦俊来到桂园,看到点点黄花随风飘落,不由产生了一种伤感情怀。回到教室,他提笔在黑板上以《观桂》为题,写下一段文字。“己丑仲秋,校内桂花竞放。余往观焉,落蕊满地,甚惊,故思古者之言,有曰:‘荣也何如,败也何如?花落石板经行处。’一望诸生,走石板,嗅桂香,契为师。为盼,为念。”两天后,几名学生用随笔的形式写出了赏桂的感受。杨邦俊及时把这些作文公布出来,诱使更多学生走出教室,来到桂园。眼前的景致触动了学生的心灵,他们或吟诗,或作赋,写出了对人生的感悟与思考。
在杨邦俊眼里,日常生活的一事、一物、一景都是绝佳的写作和人本教育素材。学生调换了一间新教室,对环境不太满意,他及时撰写了《四大宫记》,让学生在会心一笑中感悟了积极“心态”的重要。他带领学生寻访王永彬故居和墓室,回校后即兴撰写了《寻桥西山馆(并序)》,同时把以前写的《<王永彬传>点校记》推荐给学生阅读,让学生对王永彬和《围炉夜话》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宜都有一座著名的建筑——文笔塔,与宜都鸿儒杨守敬有一段渊源。每年春秋两季,杨邦俊都会把学生带到塔下,给他们讲塔的来历,为他们吟诵自己撰写的《文笔塔记》,激励学生发愤读书,回报乡梓。2008年,宜都市重建合江亭,增其旧制,改亭为楼,市政协文史办请杨邦俊撰文纪念。他邀请学生参与实地考察、搜集资料,然后把撰写的《合江楼记》印发给学生。学生争相抄阅,诵读。
采访中,记者发现,学生对杨邦俊撰写的很多文章,如《文笔塔记》《四姊亭记》《福星山记》《合江楼记》等,都能倒背如流。
“有弟子如斯,夫复何求!”杨邦俊扶一扶眼镜,无限向往地说:“退休后,我就回到清河老家,开一个书院,收几名弟子,讲讲经学,写写小说,继续做我的书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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