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宜庄说，“现在一宣传老北京的文化就提宣南文化，实际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早期同仁堂
为同仁堂老药工发声
清末民国时期，同仁堂乐家的故事是老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谈资。从事历史专业的定宜庄，自然对同仁堂的历史充满了兴趣。当她参观同仁堂，阅读了他们写的历史介绍后，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在谈及同仁堂的历史时，提到的都是关于乐家的历史。而实际上，在上世纪50年代，乐松生带领同仁堂完成公私合营后，这个同仁堂已经不姓乐了，那这60年来，是谁支撑着同仁堂的品牌屹立不倒呢？
同仁堂是一家以生产和销售药材为核心的药铺，敏锐的定宜庄将目光放到了药工的身上。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三位当时的老药工：贾怀增、李荣福、李守勋。定宜庄通过他们三人，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三位老药工有共同的特点：学徒出身，在同仁堂工作过50年以上，后来在同仁堂担任过重要的技术和管理职务。三位老药工都提到，同仁堂工人制药与当时北京大多数药店的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一角活”。
何谓一角活？就是分工细，在那儿干活都是各把一角。李荣福深有体会，他最开始是在鹤鸣堂学本事，当时鹤鸣堂是全活儿：“前面柜台卖药的活儿，你能接触；后面怎么样做丸药、做散剂……你都能接触。我的本事大都是在鹤鸣堂学的。”到了同仁堂之后，他发现“哪方面你都不成”，就拿摊膏药来说，李荣福还算摊得快的，到同仁堂一看，人家一小时摊一百块，他连四十块也摊不了；制小药丸，别人家的都像梧桐籽那么大，同仁堂这儿都是五分重一个，“同仁堂一小时能制十多斤，你这一小时一斤也到不了。”
李守勋当年在同和堂当伙计，同和堂因为小，如饮片加工、丸药制作、前台卖药，方方面面都能接触到，而在同仁堂，那时候的他就是做蜡丸，别的基本接触不着。
这也成就了这些药工身怀绝技，贾怀增入同仁堂当练习生时就在参茸部，他跟随师傅李栋臣到辽宁营口、天津等处采购人参，对各种人参以及人参各部位的药性都如数家珍；李荣福在对中药材的鉴别方面有独到之处，他还将细料药材的特点编成歌诀，仅犀牛角，就编了歌诀若干种，另外还有云角歌诀、藏角歌诀等。
在采访三位药工时，李荣福认为同仁堂的历史不能仅仅写成是乐家一个家族的历史，应该包括进多少代药工的贡献，定宜庄深以为然。在《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一书中，她将药工的口述作为最为重要的内容呈现给读者。定宜庄内心非常钦佩这些老药工：“他们为同仁堂奉献了整整一生，现在这样的工人已经找不到了。”
放弃口述者“表演”式访谈
即便是乐家时期的同仁堂历史，定宜庄通过对同仁堂四大房时期大房后代乐曙青的采访，发现四大房时期的同仁堂，大房和四房的生活非常西化。“同仁堂的历史绝不仅仅是《大宅门》描述的旧式大家族。”
同仁堂发展到乐平泉时期，乐平泉娶许叶芬，生了四子四女，四子分别为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俗称为四大房。定宜庄说，根据乐曙青的口述，乐家四房中，大房与四房属于“洋派”，二房和三房比较传统一些。
乐曙青为定宜庄讲述了大房当时的生活情形：大房的人喜食西餐，家里不仅有中式厨子，还有西式厨子；大房家人生病都是请西医来看，大房的儿孙们从小学外语，还送到国外留学；大房的后人在南京开了一家同仁堂，里边的设备全是洋派的，电器一律都是西门子的；大房有一个后代叫乐夔，在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自己在天津开了个药房。
乐家四房同样也很“洋派”，后代多到国外留学，有的还做了官。其中乐达仁在清朝时在德国大使馆做过外交官，最后完成公私合营的乐松生，便是四房的后代。
相比之下，二房、三房就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二房的后代乐元可、乐孝先就是沿袭旧时生意人家的一般规律，在父亲开设的药铺学徒。三房的后代乐靖宇是同仁堂后代中经营药铺较为成功的代表，电视剧《大宅门》就是以他为原型。因为《大宅门》的风靡，也使很多人误以为乐靖宇的成长史，就是同仁堂乐家后代的历史。这点在讲述者乐曙青看来，并不是非常准确。
定宜庄也将同仁堂后人的口述整理成册，帮助人们扭转对历史认知的误区。通过多年来对旗人妇女、老北京人以及同仁堂后代和药工的口述，定宜庄也非常感慨，“口述历史研究能让人摸清历史盲点。”不过，口述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也让定宜庄感到困惑。
就在今年“五一”节前一天，《老北京人的口述史》里曾经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摔倒受伤了，当定宜庄去探望他的时候，她既觉得非常感伤，同时也很“撮火”。原来，2003年定宜庄采访这位老人时，他自己说他出生于1916年，直到这次去看他时，定宜庄才知道，这位老人出生于1926年。“差了这十年，很多事情就对不上茬儿了”。
2014年，定宜庄的一个学生为一位著名老演员做访谈，做完后觉得难以深入，定宜庄听了访谈录音后，告诉学生，这样的访谈只能放弃，“口述者讲述的是极其程式化的内容，该笑的地方笑，该哭的地方哭，该感动的地方感动，整个过程就是在表演。”而“表演”却是口述访谈中最忌讳的事。
说到这些，定宜庄很无奈，但随即又是轻轻一笑，“这也是口述为何挺有意思又挺辛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