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生活是很单调，大环境使然，怨不得老师。他们很严格，很认真，也就够了。高中两年(一)
七九年秋，上了高中，时名“烟台第十六中学”，一个很普通的中学。烟台市里的孩子上高中，考得好，可上好中学，如一中、三中之类的。可农村孩子，考得再好，也只能在农村上。中学在镇上村子的西头，离我们家七八里路，正好在我家和郝老师家的中间。周围都是农田，村子只能隔田远远相望。北面不远，有一道低矮的小山梁。（后来学了教育史，我还觉得那有点儿书院的气派呢！）
校园不很大，大概有二十亩地。大门开在正南面。校门进来，就是一条直通学校北头的大路。道路两侧各有两排平房教室。最北面一排房子，是食堂和教工宿舍。校园北面，有一个便门，出于便是一个大运动场，很宽敞，大概是全镇最大的公共空间，有时在那里召开全镇万人大会。学校的东南角，是个大厕所。（这侧所给我印象很深，师生共用，象是如今北京街头的“大排档”，通堂，没有包间。早晨如侧，常会碰到老师蹲在那儿。我们年龄小，办事利索。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咱不好意思看他，只听见他上下都用力，“哼哧哼哧”地，挺费劲儿。虽说吃喝拉撒，乃人所共有。如此排档，却有失师者尊严，不雅不雅--一笑）
一、几位老师
那年我校新生格外丰收，有六个班。我分在一班。许是因为中考成绩太好，又没上得了中专，高中的老师都知道我的名字。这一最初印象，让我受益匪浅。
最初，大概半年的光景，班主任老师姓孙，教化学。他是山东师大函授毕业的，中遇文革，没拿到文凭。个头不矮，戴着一副深度近视镜，眼睛大大的，一看很有神，他盯着你的时候，有一种能看透你五脏六腑的感觉。讲起课来，面带微笑，挺幽默。他讲解用的些个例子，有的我现在还记得。如他一次讲化合反应，把两种相化合的物质的原子比作两个自己会动的蛋，一使劲碰撞，就碰CI了（就是破了的意思），于是结合成一种新物质。看得出来，他挺喜欢我，让我当学习委员。有时我解的题方法独特，他就贴出来，让大家看。
教语文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男老师，姓王。也戴着副深度近视镜，有点儿愚，有点怪怪的。讲起课来，慢慢吞吞，眼睛直往上翻，翻得还挺费劲儿。语调抑扬，高兴起来，还摇头晃脑。他喜欢在班上念我的作文。他常常笑咪咪地翻看我写的日记，看好了的，就在班上念念。他念我写的东西，似乎比我还有情感，煞有介事的样子。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
数学老师是个女的，名字忘了，刚从师专毕业。二十七八的样子。外地口音，一听就不一样，在我那还没见世面的孩子眼里，她多少透露出一点儿洋气。个头不高，胖嘟嘟的，看着挺顺眼儿。喜欢听她的课，一听就出神：主要是因为她长得好看。每当这个时候，她就表扬我，说我听课认真。我心里暗暗发笑，知道老师也有上当的时候。
物理课老师叫林铮泰，据说是文革前清华毕业的（也可能是其他学校毕业的，反正是名牌大学），过去思想有点儿“反动”，是右倾分子，不知从哪里给弄到这农村中学。他可能是管教务的副校长。他的模样很特别，清瘦，浓眉大眼，炯炯有神，有点儿象周总理。岁数挺大，态度和蔼，老师们都很敬重他，我看不出他哪里有“反动派”的样子。他讲课的情况我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只记得有一次，我早早向学校进发，路上，听高音喇叭播新闻（那时村村都设有高音喇叭），一路走，一路听，刚巧听完郭沫若在全国科技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一进校门，就发现林老师笑嘻嘻地站在靠近大门口的地方，朝我招手。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其他老师还没到呢。他摸着我的肩膀，笑问我听新闻了没有。我说听了。他说，说说看，新闻里讲了些什么。我就学着郭老的口气，把刚听来的最后一段背给他听，那是郭老的录音发言：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同志们，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来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老的发言抑扬顿挫，文采飞扬，激情四溢，接下来的是雷鸣般的掌声。所以，我听一遍，就记住了。刘老师听了我的回答，一下子笑出声来：“小家伙，很不错嘛。”我当时以为，那只是老师为我一字不落、绘声绘色的复述而高兴。后来才体会到，那更是一个长期受压抑的读书人，在“科学春天”到来之际，所产生的难以言表的振奋之情。要知道，在那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能从新闻里捕捉到时代变化信息的人，一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有思想的人。可我那时太小，还不知道这些。
第二个学期，重新分班，我又到了四班。认识了几个比我调皮得多的男孩子。班主任也换了，跟我同姓，也是男的。听口音，不象是本地人，据说家住城里。个头不高，有络腮胡儿，刮过了，也胡子拉茬的。两只眼尖溜溜的，象是受了惊吓的老鼠，又象是饿极了的老虎、狮子。两嘴闭得紧紧的，不大说话，一说话就恶狠狠的。双眉紧锁，象满脑子都是苦事儿，又好象全世界的人都跟他有仇，没有一点儿爱心。走路总低着头，有人从旁边走过，也懒得抬头瞄一眼。一看那形象，我就不喜欢。他说他教过我哥哥，喜欢我哥多才多艺，说自己是这个学校的老人。叫我当班长，我不太情愿。不得已干了，也只是应付应付。他不找我，我不找他，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教我们数学，上课时声音低沉，没有激情，象是自言自语，不大提问我们。讲完课再在教室蹓哒一圈，没人理他，就走了。后来我也成了老师，就想起他，觉得当老师当这个份上，挺可怜，也挺没意思。他教训过我两次，我至今记得。
一次是因为打乒乓球。学校离家远，中午不回家。到了夏天，学校要求我们趴在桌子上睡觉，有老师和同学巡逻，逮着不睡乱窜的，就猛剋。那时好动，睡不着，就跟一个叫立学的同学偷偷溜进乒乓室，打球。那次被他发现，我看他很生气的样子，满脸憋得发紫。他把我俩拽到办公室，二话没说，夺过拍子，掷到地上，猛踹未断，就把拍子置于靠近地面的一张桌子的横杆和地板之间，再猛踹，终于断了。（我看着他的表演，顿觉好笑，知道他通过尝试错误，终于用上了标杆原理）。然后是如雷的咆哮。我偷偷歪头看立国，见立国不敢抬头，吓得直哆嗦。我却一点儿不怕，任他电闪雷鸣。他折腾完了，就让我们滚蛋。
一次是因为到海边洗澡。也是那年的夏天，中午天气热，不知谁出的主意，我们四五个男孩子骑着自行车，到了四五里外的海边。那时，也不知谁给的胆，划着一个小渔船，就往深海里走。途中水性好的，就跟在船后面游，一直划到有渔民下网的地方（那网是固定的，专等鱼儿上钩），还看到几条鱼被网卡住，直扑腾。近海面没有人影，估计渔民都回家午休了。玩得开心，忘了时间，回到学校，已是下午第二节课。为了掩人耳目，约好向老师撒谎，这个说在家里看场，那个说帮家里扬米……反正都干得是“正事”。然后，再间隔着走进校门。班主任，把我们全叫到办公室，先不说话，而是用手指在每个人的胳臂上划了个道道儿，谎言一下被揭穿。臭骂一顿，让每个人写了一份检讨。交检讨时，其他人都放行，说我是班长，要留下继续检讨。我写了一份又一份，说不深刻，还得写。第二天上午，还不让我上教室，让我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检讨。我有点儿急，就想对策。想着想着，不写了，就溜到班主任上课的教室外偷听，估摸着他讲在兴头上，没心思理我，就赶紧敲门：“报告老师，检讨写好了。请你检查。”报告的声音故意弄得很大。他很不耐烦，收了检讨，让我先回去上课。这事就这么了了。
您瞧，这是位我最不喜欢的老师，但我对对同他之间发生的事却记得特牢靠。
上了二年级，开始文、理分班。考虑到眼的问题，就选择了文科。班主任也换了，是位教地理的老师，姓邹，名本绥。是本镇邹家村人士。他弟兄三个，都当老师，且都是公办的。老大在我那联中当校长，老三在我邻近的联中任教，老师排行老二。在那个年代，他一家人在我们镇上都有名，被大家看作“士族”、书香门第。
老师个头不高，有胃病，故很瘦。脸面上宽下窄，尖嘴巴，皮很薄，很能说。头发硬，支楞着。很讲卫生，穿着干净、利索。对我们，象老妈妈，总是苦口婆心地唠叨不停。那时高考，文科历史和地理是一门大课，为应试，老师教得很认真，业务也很熟练：他能闭着眼把中国地图画在黑板上。
他每天除了上课，自习也跟我们在一起。在教室里来回走，一会儿看我们写作业，一会儿检起地上的纸片，一会用抹布抹抹门窗玻璃，总也闲不住。看我们作业有写的不对的一方，立即上来，一边用手指着，一边嘴里唠叨：你看你多粗心，这么简单都能写错。
冬天生煤炉子，同学们轮流值日，和煤，点火，样样都做。邹老师怕冻着我们，常来检查。有时候见炉火不旺，或煤和得太稀，他就一边亲自动手，一边轻声唠叨：都这么大的人了，连个炉子都弄好，将来怎么做大事啊！每到这个时候，老师虽没点名说我，但作为班长，我还是很不好意思。别看老师爱唠叨，却并不让人觉得讨厌，有点儿象妈妈，唠叨归唠叨，说者和听者心里都热着呐！我挺喜欢他，有事儿愿意跟他唠，他也静静地听。有什么困难，他会很热情地帮你出主意。我也尽可能帮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就这样，我跟老师一直很亲。上了大学以后返乡，常去看他，有时在学校，有时到他村里的家中。他后来搬进市里，任教中职，我还去过他家里一次。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开朗，爱听我讲，也讲他自己所知道的母校的事儿。
教语文的开始是个大专刚毕业的男老师，三十多岁，听口音是龙口、招远一带来的“干部”。长得不太好看，小矮个儿，脸上黑里透黄，瘦得出奇，象是营养不良；两块颧骨很突出，有两颗门牙露在外面，每次进教室，都给人人没到牙先到的感觉。总是表现得很严肃，有点儿装。念起课文来声音尖细，“吱吱”叫，象女高音。以是压不住阵，一上课一些调皮的男生就做鬼脸儿，在下面不停地说话，不听他的。老师发火，大家跟没听见似的，该咋儿地咋儿地。看不过，我就帮老师维持一下秩序，效果不大。最后只好换回原来的老王老师。
教历史的老师姓汤，看起来快退休了。矮胖，圆脸。一如他老人家的姓氏，讲起课来带唾沫星儿。两个眼角总挂着眼屎，象没睡醒。他上课的主要活动就是念教材，略作解释，让你似懂非懂。我索性儿不大听他讲课，自己看书。他也表现得很开通，下面爱听不听，他该咋讲咋讲。你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他能跟你解释半天，越说越糊涂。最后，就不问了。我估计，班上没几个人喜欢这门课。只是为了对付高考，不得不硬着头皮儿学。
教数学的是我刚来就当班主任的孙老师的弟弟。他是民办教师，据说在联中讲课好，调到了镇上。他跟哥哥很不一样，大大咧咧的，好酒，每次上课，我坐在后排好象也能闻到从讲台上飘来的“酒香”。课儿还真上得不错，讲得挺明白。只是他上课的时候，手在黑板上写，头象是要转向我们又不肯，而是耷拉着眼皮瞅着地面，若有所思，脑子里象总在推导数学公式。他有个口头语儿，一开口讲课就是“同学们”，说得快，再一唔噜，就变成了“弟兄们”，好象跟他的哥儿们在说话。就这句口头语儿，让那些调皮的男孩学了好一阵子。
还有一个教英语的女老师，刚从师专毕业，很年轻。五官端正，又朴实，象个农村来的老大姐儿。跟我们一样顽皮，上课好开玩笑。从ABC教起，很快就跳到高中最后两册，省编教材，不是全国通用。我知道全班同学没几个能跟上。我不大发愁，因为刚上高中，知道高考要考英语，哥哥也说英语将来会很有用处，就想法儿自学。先是跟着比我低一年级的一个小哥儿们学习发音（初中开英语，从他们那一个年级开始），学会了就自己看书了。最初自学的课文还很“中国化”，大概是毛主席去逝前编的，跟我上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文有一定的对应之处，如 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尽管党还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却已经 Long Sleep 了。老师开讲前我已经学了两册，接起来就轻松得多。（后来高考，居然考了60分，折半计入总分，就是30分。现在想想，若没有这30分，我以后求学的路也许会曲折很多。）这个女老师跟同学们很亲，有几个女孩子还跟他称兄道弟，上头上脑的，叫我眼热。后来，她居然成了我的“学生”。大约是1997、1998年的样子，我已经混上教授了。烟台市芝罘区教育局晨光局长招集辖区内的老师们开了个研究生班，让我去讲课，没想到我的老师也是班上的学员，弄得我挺尴尬。我上课的时候格外小心，可不敢象老师给我上课时那么幽默，尽管我也不乏幽默。可我的老师并不在意，下课了，跟我聊天儿，说自己的小孩多大了，说那几个女哥儿们都到了烟台，跟她打得火热……看得出来，她很生活化，对现状很满意，对学历之类的东西更是不太在意。这让我稍稍缓解了一下上课时的紧张情绪。
一个普通的中学，一群平凡的老师，带着一群来自泥土的孩子。为了知识、主要是为了高考结合在了一起。但老师留给我的，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神采，是性格。它们同故乡泥土的气息融合在一起，时淡时浓，挥之不去。
……”，什么“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至上重宵九……”至今脱口便出。她很喜欢我写的作文，常常在班上当范文念。我记得的最清楚的一次，是我寒假里写大年初一的，开头几句话是这样的：“今天是大年初一，阵阵鞭炮声后，火药香便在空气中弥漫。天还未亮，人们便开始走街穿巷，拜年贺喜……”老师一边念，一边把他喜欢的几句话重重地强调出来。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老师的表情和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