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之后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了长达六周的烧杀淫掠，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典型标志，是中华民族无法遗忘的伤痛记忆，更是历史教科书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中国历史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描述，从隐趋显、从简至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
20世纪40年代-7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教科书（特指历史教科书，下同）中对此已有相关记述。1946年出版的《高级小学历史课本》（四）中写道：“日军又继续进犯，于十二月十三日占据南京，大肆屠杀。”这是教科书中首次讲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48年吕思勉编写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叙述较详细：“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军民被屠杀者约三十万人”，“敌军陷我首都以后，焚烧、奸淫、屠杀，无所不至。据首都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我军民被敌集体射杀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尸体经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是为南京大屠杀案”。这是“南京大屠杀”首次明确出现在教科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大屠杀很快被列入教科书中。1950年胡华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作为高中暂用课本，讲述了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和日军烧杀淫掠的暴行。1956年，人教社组织编写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也对大屠杀做了简要介绍。1962年出版的《十二年制学校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试教本）》中描写更为细致：“日本侵略者到达的地方，大规模屠杀我国人民，侮辱我国妇女，烧房屋，抢财物，到处是火海，到处是血海。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有的被当作练习射击的靶子，有的被当作拼刺刀的对象，有的被浇上火油烧死，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挖去心肝……敌人企图用野蛮的手段征服中华民族，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敌人的凶恶残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1963年5月，教育部颁布《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其中标明“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教学大纲中对南京大屠杀提出明确教学要求。不久“文革”爆发，我国中小学教育陷入瘫痪，各省、各地自编教材。
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但仍有部分教科书提到南京大屠杀。
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末
1979年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中国历史》，后来修订为《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增加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事例。1986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不再提“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南京大屠杀”被归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条目下。此后颁行的历史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南京大屠杀”成为固定的内容要点。该年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2版中，增补了日军在中山码头、幕府山、草鞋峡等地的屠杀案例，并首次提供了“南京大屠杀时日军活埋中国老百姓的情形”等两幅插图。
1991年出版的《义务教育三年制四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实验本）中国历史》中，“南京大屠杀”首次以单独子目出现。其中大字部分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时间、地点、缘由、受害人数等，四段小字分别讲述了日军在汉中门、中山码头、草鞋峡的暴行和日军军官展开“杀人比赛”的事例。
1993年出版的《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必修）》简要介绍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并附有目击者史荣禄的证言。1997年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试验本）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补充了一段日本记者的目击材料：“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死尸，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日本记者的材料，无疑使得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介绍更具说服力和现场感。
现行初高中历史教科书
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都提出了对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日军罪行的内容要求。根据这两部课程标准编写的现行各版本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的相关内容更为丰富，更具深度。如2001年人教版初中教科书中，除文字介绍外，还配备了“日军砍杀南京青年”等五幅插图，大大加深了学生的直观印象；课后栏目则介绍了“红十字会”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史实。该书设置了“写给日本中学生的一封信——南京大屠杀不能忘记！”活动课，提供了六则历史材料和若干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给日本中学生写一封信，以培养学生反对战争、热爱祖国的情感意识。北师大版初中教科书中，课后栏目较有特色，如“每课一得”介绍了战争罪的概念和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战犯的结局；“材料阅读”提供了一则大屠杀目击者的目击证言，要求学生提取历史信息；“自我测评”要求学生制作相关学习卡片。
高中教科书以2004年人教版教科书为例，除了必要的文字和插图交代南京大屠杀概况外，在“学思之窗”栏目中，提供了一则有关日军采用各类手段残害中国人民的材料，要求学生根据材料提出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在“课后测评”中，要求学生叙述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该书2007年经过修订，新版“学思之窗”栏目给出日本军人与家人其乐融融而在中国却大肆杀戮的对比材料，要求学生回答“是什么使日本侵略者从人性变为反人性的兽性”。新版栏目的出题旨趣从史实上升为史识，更显深刻。
通过对70年来中国历史教科书内容的梳理可以看到书中“南京大屠杀”内容的变迁。
其一，从隐趋显，从偶然出现到成为固定内容。1963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中颁布后，南京大屠杀渐渐固定出现在各个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并就此成为历史教科书中的固定内容，篇幅也逐渐加重。
其二，叙述角度发生变化。20世纪50至70年代，大多数教科书将抗日战争作为革命史的一部分，重点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战。南京大屠杀多被放在“国民党的溃退”等章节中，被视作国民政府消极抗战导致的恶劣后果。“文革”结束以来，历史教科书逐渐摆脱旧的编写框架。南京大屠杀逐渐成为贯彻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其重点在于展现日军的战争罪行，激发学生心中的爱国热情，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认识战争对人性的泯灭。
其三，呈现方式由单一到多元，由抽象到具体，从单一的文字表述发展为图、文（大小字）、练习题、小栏目等多方面、多角度、立体化呈现。早期教科书言简意深，学生不一定能很好地理解和接受。后来的教科书中的大量插图，给学生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小字部分和一些栏目中补充的很多具体史料，给学生以更为细致、更有层次、更富现场感的历史认知。
其四，与日本方面对于南京大屠杀态度的变化和学术界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进步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现了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思潮。多次日本教科书风波，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中国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内容篇幅逐渐加大，其目的之一就是在国家中等教育层面对日方态度进行回应。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南京大屠杀研究逐渐开展起来，随后形成研究热潮。教科书中增补的各种新鲜明确的史料，无疑是我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方面取得进步的结果。
随着我国历史教科书“一纲多本”局面的出现，教科书编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版本教科书无论是编写内容还是编排体系上，各具特色。编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在交代基本史实的同时，或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材料，或设置各类探究活动课，或在课后练习题中提出具有思想深度的思考题，大大丰富了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内容的编写方式和呈现手段。
单就历史教科书而言，我国的南京大屠杀教育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受制于教科书的编排体系和容量限制，历史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内容虽然不少，但缺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入挖掘、缺乏对受害者具体情况的后续介绍、对大屠杀的背景交代也远远不够。出于初高中衔接的考虑，初中教科书讲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较多，而高中教科书则略显单薄。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牢记历史、追求和平的集中体现。相信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一定会建立起完整的南京大屠杀教育体系，发挥出其应有的教育意义和影响，让广大年轻人铭记历史、珍视和平，让类似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不再重演。
（本文作者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