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师大倾力打造《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 教师之友网

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从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出版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大系是20世纪30年代赵家璧先生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的出版意义重大。首先是专业，是对一个时期所有类别的文学经典具有极强代表性作品的一次集结。这在海量的网络阅读和报刊杂志阅读中是很难得到的。所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资料编撰，对于作家和读者以及专业人士来说都具有极强的意义。对于很多爱好文学的人来说，《导言》是了解这十年文学发展很好的途径。关于五四文学的总结，很多经典名言，经典论断，都是从大系导言里表达出来的，直到现在，大家还在不停地研究，所以《导言》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延伸一些产品。
孟繁华（著名评论家）：无论写文学史也好，教文学史也罢，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当代文学史究竟怎么写。现在当代文学史已经有100多部了，真正在文学史观念、在编撰方式方法上有建树的，能够和西方进行对话的文学史事实上是不多的。编撰文学史非常有难度，比如港台为什么不写，少数民族文学为什么不写，讲起来都有道理，事实上有些问题处理不了。我觉得编文学大系要明确文学史经典是什么，而不是文学经典，在某段文学历史过程当中，不选这部作品或者不讲这部作品，这段文学史讲不清楚。比如像《班主任》、《伤痕》，不是文学经典，但是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不讲这两个作品，新时期文学没法讲，这个时候面临的困难就比较大。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面临更大的困难是什么？它和80年代整个文学发展和走向还完全不一样，80年代文学是蓬勃发展的，都有代表性的著作和人物，90年代也有，比如《白鹿原》必须要选入。这10年能够在文学史上石破天惊、非它莫属的作品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的文学条件和五四的时候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像鲁迅、洪深、郁达夫，他们编文学史的条件比我们要好得多，因为作品的总量摆在那里。而现在是海量的作品，怎么去把经典的文学作品打捞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篇小说卷主编）：
这套书印得这么漂亮，让我眼睛一亮，心里为之一震，南师大出版社非常有魄力！编选文学大系实际操作起来很难，编选长篇小说是这样的策略：首先作家要对长篇小说有极大的贡献，其次要考虑文体的多样性。选莫言的作品时考虑过他的《蛙》，后来因版权放弃了。贾平凹也很支持，当即就答应了。选择韩少功的《暗示》也觉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本。在好多次的评奖当中，我力推《河岸》，不是因为我跟苏童是好朋友，是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我后来跟王德威对《河岸》有一个沟通，他也非常赞赏。相对来说《平原》这部作品放在更长的时间去考验，很少能够做成结构这么紧致的作品，艺术上也是可圈可点的。当然我们还要强调说，长篇小说确确实实受版权的限制，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结局还是经得起推敲，这几部作品在新世纪是完全可以作为代表的。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长篇小说表现出更加多样和成熟的艺术特质，其艺术特征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不相同。一方面是因为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磨砺，其艺术也自然到了火候，臻于成熟；作家们也历经人到中年的修炼和积淀，在艺术上到了形成个人风格的境地。当然，新世纪不再有硬性的任务式的时代意识，作家们可以从容地以个人对社会历史独立思考的方式回到文学本身去写作。这些个人的思想超出于原来的那些已经建制化的话语套路，因而也给汉语叙事的艺术表现方法提示了更多的可能性。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其思想力度、深度，对现实的穿透力以及艺术表现的创新性都还远不尽如人意，但这是时代给定的条件所限，一个时代注定只能有那种文化，那种文学。中国有几位作家抵达了历史给予的极限处，有几部作品可以立在路的尽头，这就值得庆幸。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批评卷主编）：
其实每一个编选者都有一段很复杂的心路，接到任务的时候有点兴奋，接下来犯难，又不敢轻易出手。很多评论家对于具体作品评论非常多，非常有影响，可是事实上没有好好地为哪一个作家写过作家论，大家对这方面不太在意。还有要照顾到文体的问题，每个文体都应该有不一样的，有的文体上就那么几个有名的作家，而他们之间又是差不多的分量。我想这本书出来以后不仅有争议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甚至跟生存相关的问题。选的过程非常纠结，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光荣、也非常有价值的一项工作。
已经出版的几卷，确实很让人振奋、很让人佩服，既有个性也很客观，长篇小说创作不同方位上的代表作没有漏掉，而且60年代出生的作家分量占得够足，而且选得准，非常有代表性。尤其散文卷体现出了一种丰富性，让人感觉散文既是思想的，同时也是艺术的。很高兴无论戏剧卷还是其它卷里，几乎都有《人民文学》发表的作品。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理论卷主编）：
我觉得最近十几年来，文学理论批评确实和80年代、9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大家比较热衷的是文学性的诠释，到90年代批评家的主体意识还没觉醒，学术建构性的特点就凸显出来。到新世纪以后，基本上是自我本位，批评家也都慢慢成长起来了，主体意识开始膨胀了，大家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观念，甚至是要发生很大争议了。所以我归纳了几个问题，比如再解读，再解读是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种再阐释，是从海外出口转内销席卷国内的一个研究路径，一个研究思路。
从再解读延伸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和再解读也是互为支撑，其间又分出左和右，现在已然是学术界重要的一个景观。此外还有关于世界视野与中国经验，或者说如何来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这是重要的讨论热点。还有关于底层写作的问题，不只是文本的梳理和批阅，而是包含了写作伦理，写作立场，文学的基本使命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除了这个还有关于如何重构当代文学史，如何看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最后我把它归为几个类别，然后把代表性的文章选进来，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斟酌，我最初选定的篇目有300多篇，后来缩小到80多篇，再后来才把它锁定为现在的格局。既要体现客观性，也要体现选取的眼光，但是同时要体现当代理论界争论，体现丰富性。
十年这么一个时段，可能我们赋予他一定的总体性，但是原来在那样一种总体的逻辑建构，则是隐而不显的，所以文学大系的方式结合了文学史和作品的编撰，这种呈现是理论和文本的共同呈现，而且经典化的诉求非常明显，我们这个选本不一定是最终的，但是它一定会推动这些作品的经典化的进程，至少在经典化格局当中占据一席之地，所以工作责任重大，意义确实是深远。我编这一卷，我认为基本上秉持了客观的立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最近10年的理论批评的状况。
王家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翻译卷主编）：
“大系”把翻译文学加进来，这个想法特别好，甚至说是一个创举，以前的此类大系包括鲁迅主编的当年都没有翻译文学卷，所以这套“大系”的出版很有勇气，很有创意，其实也切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多少年来翻译和文学创作，基本是一个互动、共生的，构成了包括这10年文学气候的一部分，很重要，这些作家和读者都在关注翻译文学，实际上和我们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种共生、互动的作用，大家都要深入去考察。好的翻译文学就应该成为文学的一部分，它也体现了近10年，总体文学成就的一部分。
最初我曾试图推掉翻译卷的编选。为什么推有几点原因，第一就是我对10年文学翻译的了解是不可能全面的，80年代我读了很多翻译小说，但到后来了解得越来越少，各种关注点越来越集中，所以对小说戏剧了解得很不够。近10年，翻译文学还有一个特点，翻译重头就是跟着诺贝尔奖走，一获奖马上翻译，很多都是急着赶，马上出全集，但是这是非常难翻译的。
编选起来很难，因为不仅诗歌、小说，还有戏剧，涉及的面比较广，又比较杂。另外翻译界受商业化的冲击，外国文艺都变得通俗化，翻译文学也很商业化，而且在翻译领域，有一种写手，现在还叫译手，完全像翻译机器就是为了赚钱，我怀疑是借助翻译软件来翻译，非常快，一两个月翻译一本，但是非常难以令人信服。这些内容量很大，需要了解，但很难从中选择。我编过不少书，都是带着很个人化的选本，无法选一个面面俱到的、人们都说好的、能够反映全面的选本。包括对翻译文学的认定，后来我也写了个序，这个序也发了，首先把10年翻译文学简单梳理一下，另外探讨翻译文学的定义，还找出这几年的关注点，包括翻译文学，探讨近年的关注点。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评论家）：
这10年是在更为复杂、更为多变的氛围里头，现在整个文学的状况，比如说网络化、信息化、商业化、媒体化，这样的东西冲击构成新的关系，跟过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文学整体状况比任何时候复杂，怎么选，怎么编，编了之后谁看，这都是巨大的挑战，在这个时候还敢干这样的事，真是要对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报以敬意。
不说中短篇和散文的海量，就是长篇小说选编难度也非常大，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每年达到4000部，量特别大，怎么选是巨大的挑战。越是作品纷繁，越是写法多样性，越要把好的作品拎出来，实际上就是要做一个文学经典的建构。文学经典的建构非常重要，现在文学生态和面貌不断地表现出广泛性，它的质量在哪儿，高度在哪儿，我们选这样一套书做这样一件事，就是做文学经典化、建构的努力。这非常重要。这两年做了很多阅读调查，包括去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统计“死活读不下去的书”前十名全是经典，为什么读不下去，难道经典出问题了吗？不是，是阅读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包括文学界，包括到文学文化，要做的事就是经典的建构，把它用一个比较能接受的低价的方式，甚至半买半送的方式，配套社区，包括学校以及文学爱好者手上，不仅仅是编了一套书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影响阅读，建构文学经典的一个尝试，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这是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和特别意义。
胡平（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
“大系”文化建设的意义是不一般的，出版社提出了这样一个编辑思想，追求学术性、权威性、系统性和经典性，提得很好。“大系”是什么意思呢？“大系”应该是把各方面各种材料都能够汇集，让将来的读者和研究者能够看到资料，就这一点来讲，大系和经典性是有一定差别的。所以我觉得还可以考虑续编，就10年以内的东西还可以使它进一步朝着大系的方向发展，继续补充，将来做一个全国最权威的大系版本。使将来的研究者也好，爱好者也好，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提出学术性的观点我也很赞成，因为这10年的作品实在是多元化，没有流派，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标准，就是专业性、学术性，这样的话就排除了大量芜杂的东西，这也是立得住脚的原因。
习近平讲话说，我们现在创作有高原没有高峰，高原就是很大的进步，高原就意味着整体创作水平的提升。所以高原已经是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一成为高原之后，你怎么选，就意味着都差不多，尤其长篇小说，能够选出这六部来很有眼光。中篇小说也还比较好选一点，可以扩大，短篇小说这几年的确是走下坡路了，即使这样，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短篇小说家，比如像杨少衡等等。再有对于网络文学应该怎么看，纯文学是专业性的文学，是作家的文学，通俗文学是普及性的文学和读者的文学，这都是概而言之，我觉得根本上来讲是网络文学能不能提供新的东西，大系应该考虑给青年作家一席之地，我们将来在研究这10年的时候，不单看到传统文学，也看到新生文学的样式。
何言宏（上海交大人文学院教授，丛书总主编）：
主编这套大系，我们最初设定了几个原则，一是全面性，希望能够把第一个10年的文学，体现各个门类、各个品种的基本格局和基本走向，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都遴选出来，向社会、向历史呈现基本的文学成就。第二是系统性，考虑到文学史的定位，希望能够承接赵家璧先生大气的文脉。第三是追求经典性，第四是稳健性，第五是适度的开放性。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长篇小说表现出更加多样和成熟的艺术特质，其艺术特征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不相同。一方面是因为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磨砺，其艺术也自然到了火候，臻于成熟；作家们也历经人到中年的修炼和积淀，在艺术上到了形成个人风格的境地。当然，新世纪不再有硬性的任务式的时代意识，作家们可以从容地以个人对社会历史独立思考的方式回到文学本身去写作。这些个人的思想超出于原来的那些已经建制化的话语套路，因而也给汉语叙事的艺术表现方法提示了更多的可能性。尽管从总体上来说，其思想力度、深度，对现实的穿透力以及艺术表现的创新性都还远不尽如人意，但这是时代给定的条件所限，一个时代注定只能有那种文化，那种文学。中国有几位作家抵达了历史给予的极限处，有几部作品可以立在路的尽头，这就值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