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0]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散文”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洪子诚2000年编选的《冷漠的证词》系1990年代学者散文的总结，共收录了40余位学者的散文，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选入本书中的散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对于时代的重要现象和话题的态度。……他们的写作，在总体上表现了一种‘问题意识’，表现了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问题的敏感。”
新世纪以来，学者的散文写作虽然不绝如缕，却并未构成突出的文学现象，但最近一些学者相继推出了长篇散文或散文集，如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李零的《鸟儿歌唱》、韩少功的《革命后记》等，这些作品虽然同样“表现了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问题的敏感”，但又有一些新的特征，比如对散文文体的探索，对汉语表现力的锤炼与拓展，对重要思想命题的思辨，等等。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学者散文新的崛起。
以下我将具体分析这三部作品，对这一现象做出探讨。
刘禾：侦探小说与学术史
刘禾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座教授，她的著作主要有《跨语际实践》、《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在中美两国学界有着重要影响，但她最近推出的长篇散文《六个字母的解法》，却与她的学术著作极为不同，也迥异于一般散文的写法，可以说是一种另类写作的实践。
刘禾在纳博科夫的自传中发现了一个名为Nesbit人物，此人是纳博科夫剑桥大学的同学。但纳博科夫在自传中所用的是化名，作者对这一人物究竟是谁十分好奇，于是追寻他的踪迹，她从美国到瑞士，到英国，到法国，从文学界到学术界，再到科学界。通过Nesbit这个人物，刘禾以跨语际实践的方式，为我们勾勒出了20世纪中、美、欧学术界一个隐秘的网络，其中有梁启超、徐志摩、萧乾，有伍尔夫、奥威尔、乔伊斯、普鲁斯特，有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还有自然科学界的贝尔纳、沃丁顿，等等。在作品中，这些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而又汇聚到一个点上——那就是纳博科夫的Nesbit，作者以这位神秘的人物为中心，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丰富宽广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在写法上，作者借鉴了侦探小说的技巧，围绕“Nesbit是谁”这个谜团，一步步推进，不断地假设，不断地求证，遇到障碍时或者排除，或者以迂回曲折的方式绕道而行，在阅读时让人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但是作者在这里所展示的，也是一个学术求索的过程，与学术著作只是将论证与结论呈现出来不同，在这部作品中，刘禾也将学者的生活——到国外访学、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与朋友交流时发现线索等——纳入笔端，也将一位学者问题意识的萌发、探索方向的变化等很少写入著作的思维过程表现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长篇散文既是一部游记，也是一部学术史，还是一部学术侦探小说，作者打破了不同体裁的限制，融合了各种体裁的特点，以独特的笔法创造了一种新文体。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本书？我想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我一直以为，因果关系是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由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构成的意外交叉，则大不同，它也许更像气候，更像地球的生态，那里面的因缘脉络无比庞大和复杂，如同科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这一类的复杂系统究竟如何运行运作，是我们凡人难以把握的。”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深入到偶然性与“意外交叉”之处，还原了时间脉络上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动态世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动态世界是由丰富的细节构成的，作者旅途的一处风景，小说中的某个片段，传记中的一句话，烟斗，文字游戏，种种这些，再加上作者深入细腻的文本分析，便构成了一个生动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世界。
李零：“通透”的思想与文字
《鸟儿歌唱》收录了李零2008年以来的思想随笔。开篇就是解读奥威尔《动物农场》的三篇文章。奥威尔是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作家，他的《1984》、《动物农场》在中国知识界广为流行，但又似是而非，在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1984》、《动物农场》是批判极权主义体制的，而这里的极权主义体制又是指苏联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他们的眼中，奥威尔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斗士，因而受到他们的追捧。李零通过细致的考察，破解了知识界流行的这一偏见，他指出，“苏联和前东欧，大家初读此书，都很震撼。很多人都问自己：他怎么比我们还理解我们。正因为有强烈共鸣，读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读者更容易相信，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右翼作品。但他们读错了，不管有意无意，他们只是读出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奥威尔想说的东西。”
这只是李零解读的开端。在第一篇文章中，李零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动物农场》的译名、角色和故事梗概，他旁征博引，以考证的功夫推测作者的原意，认为英文书名Animai Farm以傅惟慈的译名“动物农场”为最好，他又以索隐的方式，将小说中的角色与现实中的所指一一对应。在第二篇中，李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奥威尔所批判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立场站在哪里？他指出，“奥威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他是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他并不是批哪个国家，而是批这个世界”。在第三篇中，李零从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和历史视野，探讨奥威尔所批判的极权主义是什么。他从区分“好词”和“坏词”入手，层层剥笋，从历史到现实，从西方到东方，细致地梳理了民主与专制、专制与封建，以及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绝对主义的不同，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画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这种划分很霸道。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
这三篇文章层层递进，从讨论《动物农场》到讨论奥威尔，再到讨论革命，李零从小处入手，步步深入，深刻地回应了当代一些重要的思想命题。在写法上，他将义理、考证、辞章融为一体，将思想史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结合在一起，切中肯綮而又明白如话，显示了李零世事洞明之后的通透与执著。
在《环球同此凉热——我的中国观与美国观》中，李零以简明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对中、美两国历史与现实的看法，而在《历史就在你脚下——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中，李零洋洋洒洒，讲北大的景观与历史，讲北大与中国革命的渊源，深入分析了革命的内在逻辑。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零擅长捕捉最具症候性的时代命题，以自己的学术积累与人生经验为根底，层层深入，在对知识与思想的清理过程中阐明自己的立场，而这可以说是他对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李零作为一个学问大家，其专业领域在“三古”（考古、古文献、古文字），他的专业著作《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以及解读孔子、老子、孙子等经典的著作在学界内外有着极大的影响，而《花间一壶酒》、《何枝可依》、《放虎归山》以及《鸟儿歌唱》等，则是李零在专业领域之外的随笔，是他的读书心得或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鸟儿歌唱》中可以看到作者丰厚的学术积淀，但这些却又只是隐含的背景，李零的侧重点不在于学术问题的探讨，而在于对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发言。他的发言中不仅有学术的根基，也融入了自己60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零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学术还是人生，以及他的文字表达，都极为“通透”。正因为“通”，所以才“透”，因为想明白了，才能够以大白话式的语言表述出来。李零的文字不纠结，不繁复，直抵事物的根本，简洁，清晰，明白如话，这正是其“通透”之处。李零文字上的“通透”，是以学问与人生的“通透”为根基的。李零的通透与执著是一体的两面，正因为“通透”，所以才“执著”，因为历经沧桑、洞明世事、参透学问，所以才坚持自己的路，可以说“通透”之后的执著，才是真通透，才是真执著。
韩少功：纠结与复杂的思辨
韩少功的散文颇具学术性与理论性，我们也可以将他视为一位学者。韩少功的《革命后记》，与李零的《鸟儿歌唱》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革命后记》谈的主要是“文革”这一话题，充满了内心的纠结与复杂的思辨。韩少功在此书的写作中有三个特点，一是他将个人的“文革”体验带入其中，从个人经验出发去触摸大的历史事件；二是他参考或借鉴了海内外“文革”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包括最新的前沿研究；三是韩少功结合自己“文革”之后的人生经验与省察，试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综合，对“文革”的内在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做出自己的分析。作者从诸多现象中抽绎出了一些理论命题，这些命题从不同层面切入了“文革”的肌理，让我们看到了其内在动力。需要指出的是，韩少功在这里没有将“文革”作为一个非理性的产物，而是试图进入其内部，从人性在特定境遇中的变异入手，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错位与互动切入，分析不同群体的诉求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冲撞，从而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更为深刻的判断与叙述。
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并不是站在外部简单地加以批判，他将自己也放了进去——个人经验既是他反思的对象，也是他反思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革命后记》文体的形成，作者试图在不同时代的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也试图在更高层面上把握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及其内在转折，如此内心的纠结便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面向：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等等。这些复杂的纠结既展现了作者所面对问题的重大，也显示出了作者态度的真诚——他将内在自我的矛盾与复杂的思辨过程也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作者试图以理性的方式面对个人与中国的过去，直面内心的纠结与纠缠。革命“意味着朴素的生活，单纯的心灵，奔赴乡村和边疆的热情万丈，日日夜夜为国家为人类的艰苦建设”，“当然也意味着我的父亲，一位曾在解放军214师记过大功的英模，一位在省教育厅等机构受奖无数的干部，在‘文革’的红海洋中突然消失……”可以想见韩少功的写作是并不轻松的，而是如鲁迅先生所言“抉心自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惟其如此，正可以看出这本书的价值。
此书不仅是面向过去的，也是面向将来的，作者在最后讨论的问题“民主能否带来公平？”“革命能否带来公平？”“平等是否还重要？”，是站在当前对未来的思考，也是站在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民主、公平、平等可以说是人类500年来的价值追求，也构成了当代政治理论的基石，韩少功的思考从个人的体验出发，抵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整体性思考。在写作形式上，韩少功围绕着一个个命题，将个人经验、理论思考以及相关的材料融为一体，在理论与经验的缝隙中探寻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而诸多命题之间又相互勾连，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思考，文章行文参差，有如风行水上，自然而又有韵味，耐人思考。
以上三部长篇散文或散文集，让我们看到了学者散文对当前重大精神与现实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在文体上他们也都各有特色，可以说刘禾、李零、韩少功展开了不同角度的探索，刘禾侦探小说式的学术史写作，李零对当代汉语的锤炼与口语化表达，韩少功的内心纠结与复杂思辨，都拓展了散文这一文体表达的可能性，展现了当代汉语的思想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学者散文的新崛起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从多方面加以关注与思考。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天下》特邀副主编。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
新世纪以来，学者的散文写作虽然不绝如缕，却并未构成突出的文学现象，但最近一些学者相继推出了长篇散文或散文集，如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李零的《鸟儿歌唱》、韩少功的《革命后记》等，这些作品虽然同样“表现了对我们身处的社会生活问题的敏感”，但又有一些新的特征，比如对散文文体的探索，对汉语表现力的锤炼与拓展，对重要思想命题的思辨，等等。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学者散文新的崛起。
以下我将具体分析这三部作品，对这一现象做出探讨。
刘禾：侦探小说与学术史
刘禾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讲座教授，她的著作主要有《跨语际实践》、《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在中美两国学界有着重要影响，但她最近推出的长篇散文《六个字母的解法》，却与她的学术著作极为不同，也迥异于一般散文的写法，可以说是一种另类写作的实践。
刘禾在纳博科夫的自传中发现了一个名为Nesbit人物，此人是纳博科夫剑桥大学的同学。但纳博科夫在自传中所用的是化名，作者对这一人物究竟是谁十分好奇，于是追寻他的踪迹，她从美国到瑞士，到英国，到法国，从文学界到学术界，再到科学界。通过Nesbit这个人物，刘禾以跨语际实践的方式，为我们勾勒出了20世纪中、美、欧学术界一个隐秘的网络，其中有梁启超、徐志摩、萧乾，有伍尔夫、奥威尔、乔伊斯、普鲁斯特，有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还有自然科学界的贝尔纳、沃丁顿，等等。在作品中，这些人物的命运相互交织，而又汇聚到一个点上——那就是纳博科夫的Nesbit，作者以这位神秘的人物为中心，为我们展开了一个丰富宽广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在写法上，作者借鉴了侦探小说的技巧，围绕“Nesbit是谁”这个谜团，一步步推进，不断地假设，不断地求证，遇到障碍时或者排除，或者以迂回曲折的方式绕道而行，在阅读时让人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但是作者在这里所展示的，也是一个学术求索的过程，与学术著作只是将论证与结论呈现出来不同，在这部作品中，刘禾也将学者的生活——到国外访学、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与朋友交流时发现线索等——纳入笔端，也将一位学者问题意识的萌发、探索方向的变化等很少写入著作的思维过程表现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长篇散文既是一部游记，也是一部学术史，还是一部学术侦探小说，作者打破了不同体裁的限制，融合了各种体裁的特点，以独特的笔法创造了一种新文体。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本书？我想在这里，蕴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我一直以为，因果关系是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由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构成的意外交叉，则大不同，它也许更像气候，更像地球的生态，那里面的因缘脉络无比庞大和复杂，如同科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这一类的复杂系统究竟如何运行运作，是我们凡人难以把握的。”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深入到偶然性与“意外交叉”之处，还原了时间脉络上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纵横交错的动态世界。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动态世界是由丰富的细节构成的，作者旅途的一处风景，小说中的某个片段，传记中的一句话，烟斗，文字游戏，种种这些，再加上作者深入细腻的文本分析，便构成了一个生动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世界。
李零：“通透”的思想与文字
《鸟儿歌唱》收录了李零2008年以来的思想随笔。开篇就是解读奥威尔《动物农场》的三篇文章。奥威尔是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作家，他的《1984》、《动物农场》在中国知识界广为流行，但又似是而非，在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1984》、《动物农场》是批判极权主义体制的，而这里的极权主义体制又是指苏联等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他们的眼中，奥威尔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斗士，因而受到他们的追捧。李零通过细致的考察，破解了知识界流行的这一偏见，他指出，“苏联和前东欧，大家初读此书，都很震撼。很多人都问自己：他怎么比我们还理解我们。正因为有强烈共鸣，读者很容易相信，甚至比西方读者更容易相信，这是一部反苏反共的右翼作品。但他们读错了，不管有意无意，他们只是读出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奥威尔想说的东西。”
这只是李零解读的开端。在第一篇文章中，李零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动物农场》的译名、角色和故事梗概，他旁征博引，以考证的功夫推测作者的原意，认为英文书名Animai Farm以傅惟慈的译名“动物农场”为最好，他又以索隐的方式，将小说中的角色与现实中的所指一一对应。在第二篇中，李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奥威尔所批判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立场站在哪里？他指出，“奥威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他的价值体系中，自由和民主压倒了一切。……他是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他并不是批哪个国家，而是批这个世界”。在第三篇中，李零从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和历史视野，探讨奥威尔所批判的极权主义是什么。他从区分“好词”和“坏词”入手，层层剥笋，从历史到现实，从西方到东方，细致地梳理了民主与专制、专制与封建，以及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绝对主义的不同，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话语。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大局已定，所有国家，站队画线，壁垒分明，维持的叫民主国家，反对的叫极权国家（现在指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国家（现在多以恐怖主义称之）……这种划分很霸道。可惜的是，奥威尔无法区别于上述话语。”
这三篇文章层层递进，从讨论《动物农场》到讨论奥威尔，再到讨论革命，李零从小处入手，步步深入，深刻地回应了当代一些重要的思想命题。在写法上，他将义理、考证、辞章融为一体，将思想史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结合在一起，切中肯綮而又明白如话，显示了李零世事洞明之后的通透与执著。
在《环球同此凉热——我的中国观与美国观》中，李零以简明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对中、美两国历史与现实的看法，而在《历史就在你脚下——讲给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中，李零洋洋洒洒，讲北大的景观与历史，讲北大与中国革命的渊源，深入分析了革命的内在逻辑。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零擅长捕捉最具症候性的时代命题，以自己的学术积累与人生经验为根底，层层深入，在对知识与思想的清理过程中阐明自己的立场，而这可以说是他对社会发言的一种方式。
我们知道，李零作为一个学问大家，其专业领域在“三古”（考古、古文献、古文字），他的专业著作《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以及解读孔子、老子、孙子等经典的著作在学界内外有着极大的影响，而《花间一壶酒》、《何枝可依》、《放虎归山》以及《鸟儿歌唱》等，则是李零在专业领域之外的随笔，是他的读书心得或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鸟儿歌唱》中可以看到作者丰厚的学术积淀，但这些却又只是隐含的背景，李零的侧重点不在于学术问题的探讨，而在于对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发言。他的发言中不仅有学术的根基，也融入了自己60多年丰富的人生阅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零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学术还是人生，以及他的文字表达，都极为“通透”。正因为“通”，所以才“透”，因为想明白了，才能够以大白话式的语言表述出来。李零的文字不纠结，不繁复，直抵事物的根本，简洁，清晰，明白如话，这正是其“通透”之处。李零文字上的“通透”，是以学问与人生的“通透”为根基的。李零的通透与执著是一体的两面，正因为“通透”，所以才“执著”，因为历经沧桑、洞明世事、参透学问，所以才坚持自己的路，可以说“通透”之后的执著，才是真通透，才是真执著。
韩少功：纠结与复杂的思辨
韩少功的散文颇具学术性与理论性，我们也可以将他视为一位学者。韩少功的《革命后记》，与李零的《鸟儿歌唱》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革命后记》谈的主要是“文革”这一话题，充满了内心的纠结与复杂的思辨。韩少功在此书的写作中有三个特点，一是他将个人的“文革”体验带入其中，从个人经验出发去触摸大的历史事件；二是他参考或借鉴了海内外“文革”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包括最新的前沿研究；三是韩少功结合自己“文革”之后的人生经验与省察，试图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综合，对“文革”的内在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做出自己的分析。作者从诸多现象中抽绎出了一些理论命题，这些命题从不同层面切入了“文革”的肌理，让我们看到了其内在动力。需要指出的是，韩少功在这里没有将“文革”作为一个非理性的产物，而是试图进入其内部，从人性在特定境遇中的变异入手，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错位与互动切入，分析不同群体的诉求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冲撞，从而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作出更为深刻的判断与叙述。
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并不是站在外部简单地加以批判，他将自己也放了进去——个人经验既是他反思的对象，也是他反思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革命后记》文体的形成，作者试图在不同时代的自我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统一性，也试图在更高层面上把握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及其内在转折，如此内心的纠结便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面向：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等等。这些复杂的纠结既展现了作者所面对问题的重大，也显示出了作者态度的真诚——他将内在自我的矛盾与复杂的思辨过程也呈现在了读者面前，作者试图以理性的方式面对个人与中国的过去，直面内心的纠结与纠缠。革命“意味着朴素的生活，单纯的心灵，奔赴乡村和边疆的热情万丈，日日夜夜为国家为人类的艰苦建设”，“当然也意味着我的父亲，一位曾在解放军214师记过大功的英模，一位在省教育厅等机构受奖无数的干部，在‘文革’的红海洋中突然消失……”可以想见韩少功的写作是并不轻松的，而是如鲁迅先生所言“抉心自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惟其如此，正可以看出这本书的价值。
此书不仅是面向过去的，也是面向将来的，作者在最后讨论的问题“民主能否带来公平？”“革命能否带来公平？”“平等是否还重要？”，是站在当前对未来的思考，也是站在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民主、公平、平等可以说是人类500年来的价值追求，也构成了当代政治理论的基石，韩少功的思考从个人的体验出发，抵达了对未来世界的整体性思考。在写作形式上，韩少功围绕着一个个命题，将个人经验、理论思考以及相关的材料融为一体，在理论与经验的缝隙中探寻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而诸多命题之间又相互勾连，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思考，文章行文参差，有如风行水上，自然而又有韵味，耐人思考。
以上三部长篇散文或散文集，让我们看到了学者散文对当前重大精神与现实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在文体上他们也都各有特色，可以说刘禾、李零、韩少功展开了不同角度的探索，刘禾侦探小说式的学术史写作，李零对当代汉语的锤炼与口语化表达，韩少功的内心纠结与复杂思辨，都拓展了散文这一文体表达的可能性，展现了当代汉语的思想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学者散文的新崛起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从多方面加以关注与思考。
（李云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天下》特邀副主编。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