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卷英雄”张铁生是个好作家
吴怀尧：现在回头梳理下，你的文学启蒙是来自家教还是来自社会，抑或是来自身边的师友？你目前的写作在美学上的追求与你当初的文学启蒙是否一致？
岳南：我的整个学生时代，生逢乱世，当时中国已取消了通过考试继续到大学读书这一方式，主要靠阶级成分的外衣由掌权者推荐上大学，也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打洞”的时代。
谈到文学启蒙，家教有一点，更大的应该是齐鲁之地厚重的文化积淀的原因.我的家乡诸城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它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盟主——舜的出生地，后来产生过不少知名人物，如张泽瑞/赵明城，刘统勋父子，以及后来的康生/江青，还有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以及诗人臧克家等等。我们村尽管偏僻一点，但有些老头老太太能口述中国历史小说，比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西游》、《七侠五义》甚至一般人不太了解的《矿山英雄传》等等，还有一些民间传奇故事。我自小有听别人讲故事的嗜好，也就是家乡说的“把瞎话儿”。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断断续续听了一些“瞎话”。
记得有一年冬天，每天晚上吃过饭都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家里听她讲古书，这个老太太是我舅爷爷冯西元的夫人，我喊她叫舅妈妈，人很慈祥，很能说，我一边听一边帮她扒棉花桃子——秋后不开的棉桃，采到家中扒开再亮晒——结果一个冬天下来，一部《隋唐演义》加半部《矿山英雄传》就听完了，现在我所知道的隋唐历史人物与故事，大多是从她那里来的。类似这样的民间“把瞎话”，对我后来舞文弄墨并当这个空头文学家起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
不过，当时毕竟还是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老师的传教当然是最令我受益的。好像一种天意，我上学的时代，遇到的语文老师都特别有水平，有几位后来还成为省内外颇有影响的作家，如我在中学时候的班主任王良瑛老师，后来到了县文化馆，又到了山东省作协，并一度出任过《山东文学》主编，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写“鬼词”的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兼任的那个位子。当然，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王良瑛老师曾以长篇小说《野色》确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写过几百万字的优秀作品，是他们那一代人中非常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作家。这些小学和初中老师如王丙瑞，冯照德，以及诸城五中的语文老师姜其旺、薄维荣、房克华，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夕深等等传授给我的知识，是后来能够搞点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条件和原动力。
还有一些课外书和文章，都成为滋养我文学创作的一个部分。比如说1973年，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他在参加当年6月份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时，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6分。他自知录取无望，便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抄录在理化考卷的背面交了上去。这封信被发现后，他作为“白卷英雄”轰动全国，一时成为大红大紫的风云人物。《人民日报》曾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转载了这封信，全国师生组织学习，我自然也要参加。
[size=+0] 当时我感到这封信文才很好，让我很感动，完全可以当作模范文章来读，有些段落就背了下来。张铁生君这封信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这是岂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文章中最好、伟大的开头，干净利索，不卑不亢掷地有声，特别令人感动和提神的是“愿意谈一谈”，而不是低头哈腰，诚惶诚恐地上达天听，“向组织上汇报汇报”。后来听说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84年创作完成并获当年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开头一段就是模仿、借鉴的张铁生这封信。《情人》已有中国译本，第一句是“我已经老了……”
吴怀尧：呵呵，杜拉斯模仿张铁生，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好在只是一种传言。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你涉猎考古文学多年，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岳南：准确的说法应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话，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这话的。至于我的感受，这个有点复杂，所谓失，没有什么感觉，写了就写了，没有失去什么。说到得，就是把田野考古学自引进中国以来，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最伟大和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事件，在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通过采访、调查写出来了，给后人留下了一段较为真实的历史史实。比如说再过二十年、五十年，后人来到北京周口店，来到安阳殷墟，来到十三陵或者法门寺或者兵马俑坑，那个时候所有亲身发掘的人都死光了，来龙去脉也不清晰了，如果我或我的朋友如杨仕、商成勇等人不写这个发掘经过，可能后人就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但这本书现在写出来，五十年后的读者看过之后就会说：“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读者或观众知道了历史真相，这就是我的所得。
吴怀尧：我一直很好奇，你在军艺读的是文学系，后来怎么对考古感起兴趣来的？
岳南：我是一次偶然到十三陵去旅游，看到了定陵的地下宫殿，觉得写一写发掘过程应该有些意思，于是就开始采访和写作了。这就好比莫泊桑与大小仲马写妓女一样容易理解。我已经说过，在我少年时代，曾听到家乡不少老头老太太讲过历史小说，比如对朱元璋、永乐皇帝等等明代的人物、事件也有所了解。所以说到写十三陵的定陵地下宫殿发掘，并牵涉到明代的一些事儿，并不觉得突兀，反而感觉很自然。
吴怀尧：呵呵，偶然也得有机缘，有知情人士曾向我透露，你写《风雪定陵》是为了获得一个女孩的尊敬和爱情，这是奇闻还是逸事？
岳南：刚进军艺没多久，我想交个女朋友聊一聊，但是因为我的山东口音太浓一时难已得逞。后来曲径通幽，在某杂志上看到交友信息后，就给杭州一个自称爱好旅游、写作的女孩拍电报：“速来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岳南邀请你。”没想到，这女孩过了两天就来了，他在军艺我们班跟着读了几天书，星期天我就带她去十三陵游玩，她看完后很激动，觉得非常美。我说既然你喜欢，那我就写本书给你看吧。后来找到当年的考古队长赵其昌先生采访，然后是查阅资料等等，并与赵先生的夫人杨仕鼎力合作，花几个月的时间写就了《风雪定陵》。
吴怀尧：看来歌德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伟大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通常，你是否经过重写才能完成作品？当一部作品完成时，你心情怎么样？
岳南：没有，我是2000年之后才开始用电脑写作的，此前出版的8部作品全部是一稿成功，基本不改动，送到出版社后由编辑删削加工，没有我的什么事了。海明威说他每写一部作品，就像与狮子搏斗一样，当把狮子打倒的时候，自己也累趴下了。我的感觉没有这么酷烈，但也感觉很累，一旦作品完成，真有一种被捆绑后突然释放的感觉，身心俱感轻松。
吴怀尧：我看过著名诗人/评论家何三坡写过一篇叫《圆明园画家村札记》的文章，说岳南基本不读外国书，有这么回事吗？为什么呢？
岳南：言重了，外国书还是读的，只是读得较少。这个与兴趣有些关系，但主要还是没有时间。因为在我28岁之前，基本上是当学生、农民、当兵。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读书，当农民的时候，由于体力劳动很重，很难再读书，加之当时农村也没有什么书可读，所以纯文学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书自然就不会读得太多。但像当年流行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高尔基的作品，甚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契可夫的《草原》，最近去世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等是必须要读的。当然，何三坡是后现代主义诗人兼评论家，他读的比较多的是罗柏·格里耶，西蒙，还有博尔赫斯，还有一些什么斯，等等作家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198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去世的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兹，他的书我读过几遍，有的段落和句子甚至都能背诵，大段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了，小段还可以。你比如他在《自传的回声》中有这么一小段：“我伤感地闭上眼睛，却看见为我出殡的队伍正在行进，我走在队前，手执一只斟满生命醇酿的大杯！”
吴怀尧：你有阅读哲学书籍的习惯吗？谁是你最喜欢的哲学家？你如何看待哲学家们的冥思苦索？
岳南：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就是我的家乡号称“西伯利亚”，真名叫河西拐庄的农民、患有严重哮喘病的王中华先生，他创造了一个消灭人类自身的全新理论。
我中学毕业在西拐庄第三生产队耕种的时候，听到他不止一次地对社员们说过：盼望在某年某月某日，天老爷突降大雨，一直下到隔天二指，或稍宽一些，除他之外，天下人都沉没在洪水中挣扎。一夜之间，天降冰冻，所有在水中挣扎的人都被约五厘米的冰层铁板一样卡住了脖子，头部和下半部还可转动。王中华受天老爷委托，拿一把铁锨，在冰上像铲草一样来回地铲人头，他认为那时自己的心情一定很爽。
我理解他的这个思维是，人类不要再抱着原子弹继续前进，要么把这个核弹集体扔掉，要么假上帝之手让人类重新回到洪荒时代的幼年，也就是亚当、夏娃的时代。很显然，要让已经怀抱核弹的人类扔掉或者毁掉这个现代化“宝贝”是不可能的，那么要想避免整个地球生物被毁灭，就必然要设法使人类回到远古的摇篮里去，重新开始新一轮生命历程，这个时候世界复又太平了，秩序就可以重新得到恢复，太阳系将回归到他的原生态，回归宇宙本体面貌等等。可惜大洪水时代没有到来，诺亚方舟也没有在西拐庄出现，作为哲学家的王中华却因病死掉了。
像我喜欢的这个王中华，他整的那一套想象的成分太多，也含有愤世嫉俗的成分，是个真正的乌托邦。能够让我感到理论与实践可以结合并有可能落到实处的外国的哲学家中，我比较喜欢诺齐克，我知道诺齐克已经很晚了，这位了不起的哲学家同癌症抗争了七年之后，终于在2002年1月23日与世长辞，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我是在一次出席北大哲学研讨会上，获得了对这位杰出人物的认识并心向往之。
诺齐克走后，他的名著《无政府、国家、乌托邦》曾传到中国，他希望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建立“最弱意义的国家”，为人类谋求最好的、可以操作的“乌托邦”等等。这些理论给了我重新开启对世界认识的一个别样通道。“哲学是逻辑的诗”，在诺齐克那里，这句话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