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人，第一批留学生，成就几何 - 教师之友网

1978年底，新中国向美国派出了第一批52名留学生，翻开了中国留学史新的一页。根据《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1日报道：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从1978年底到2013年年底，中国共有各类留学人员306万。到2010年左右，中国70%以上的高水平大学校长，90%以上的两院院士，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第一批52名留学生中最早回国的是王以铭，于1980年提前半年结束学习。他认为自己所长在教学和科研管理,现在看到了美国的大学是怎样管理的，他要把看到学到的东西带回去，愿意提前回国。

丁肇中教授向王以铭提及，是否考虑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再回去？王以铭笑着对丁教授说，年过四十岁就不必“浪费”宝贵时光念学位了。如果给我机会，我应该承担指导博士生的工作。至于美国，我还会来的。(2009年8月在北京访问王以铭的记录)

王以铭回到北京工业大学任电子科学系主任，不久升任北工大副校长，1992年担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3年兼任民生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曾经是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童坦君在1981年秋天完成学业归国。回国前，他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颁发的完成研究项目的博士后结业证书。

2005年，童坦君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首航”赴美学者在美国学习期间是否获取学位，各地情况不一。女化学家王序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进修期间“顺便”攻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

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龚荣枢曾经想过，在美国读出一个博士学位。但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国家规定访问学者不能读学位，他没有细究，就放弃了这个念头。（2009年8月5日在北京访问龚荣枢的记录）

就“按期归国”而言，柳百成和崔国文是踩着点儿略略提前归国的。他们于1981年元旦那天乘坐首日通航的北京至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回国，这又是一次“首航”。当年年底，清华大学首批派出的赴美留学学者全部归来，校方欣喜万分，将9位学者的留学简况制表记录，以志来者：

他们作为“骨干”教师回到原先所在系和专业，承担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开设的课程大受欢迎，他们的科学经费比较优先地得到满足。

北京大学的姜伯驹留学归来不到一年，在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相当于后来的科学院院士，成为“首航”学者中当选为两院院士的第一人。这时的姜伯驹还是副教授。1983年，他晋升教授，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归国前，他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为研究生讲授不动点理论，后来将讲稿写成英文专著《Nielsen不动点理论讲座》。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不动点理论的新水平，列入美国数学会的《当代数学丛书》于1983年初出版，受到好评，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它是“文革”后中国数学家直接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专著。

姜伯驹回国时，低维拓扑学已成为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数学分支之一，在国内却还是空白。归国后的姜伯驹立即开课和组织讨论班，引导年轻人学习低维拓扑学。

1985年，姜伯驹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同年兼任南开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95－1998年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首任院长。1983－1987年担任中国数学会理事并任其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1989－1997年任北京数学会理事长。

在一大批数学人才努力下，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低维拓扑学达到较高水平。姜伯驹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中许多人前往美国留学。他们中的王诗宬、段海豹、周青等陆续学成回国，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卓有成就。

张恭庆在归国的第二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随后晋升教授，1984年被遴选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在临界点理论与非线性微分方程的多重解方面，系统地建立和发展了孤立临界点∞维Morse理论；以同调类的极小极大原理为基础，把许多临界点定理纳入这一新的Morse理论，使几种不同理论在这里汇合、交织，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由此发现了好几个新的重要的临界点定理，使过去许多结果的证明大为简化，所得结论也更为精确，尤其是成功地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了Hamilton系统周期轨道、Riemann流形间的调和映射的个数等问题。这一研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3年，他用英文出版了《无穷维Morse理论与多重解》。

女数学家戴宗铎回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代数编码与密码学研究。她与万哲先院士等人合作完成“非线性移位寄存器序列”，于1986年同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她与曾肯成教授等人合作完成的“一组密码学问题的理论研究”，于198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她与彭家贵教授合作完成“代数二次型理论”，于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沈显杰归国后继续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从事研究，成为中国地热研究学科的带头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部委级科技成果奖。他是世界地热协会（IGA）首届主席团创始成员之一。他的妻子杨淑贞研究员是他的同事，她回忆丈夫时说，沈显杰是一个勤奋和高效率的科研工作者，回国后十几年中，完成国家自然基金课题3个，国家“七五”攻关课题1个，“八五”攻关课题2个，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5篇，出版专著3本。他于2007年病逝。

裴定一在密码学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集体奖）。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亚洲密码会指导委员会委员。晚年，他担任广州大学理学院院长。

吴宁回国后，于1987年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几年后担任心内科主任至1993年。她是中国心律失常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她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年，吴宁获得协和医院颁发的“协和杰出贡献奖”。她于2012年1月在北京逝世。

冀复生回到自己先前所在的工厂。他强烈地希望将留学所得成果传授给新一代大学生，遂于当年秋天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任教。1989年，冀复生调到国家科技部，不久后参加国家“863科技计划”的制定工作。20世纪90年代，冀复生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又一次来到熟悉的美国，直到2003年任期届满回国。回顾30年前那段最初的留美生活，冀复生充满了美好的感情，认为对他一生的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9月27日在北京访问冀复生的记录）

赵南明留学归来回到清华大学，直接推动这所著名大学恢复了生物系建制，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1994年受命创建清华生命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并任院长。2001年，他参加创建清华大学医学院，出任常务副院长（院长为吴阶平院士）。今天清华园西部已耸立起建筑典雅的医学院大楼，他告诉笔者：“这一砖一瓦之间有我的心血。”将大量精力投入教育管理和新的学科建设，会不会影响他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南明说，他有这个心理准备，愿意为祖国奉献全部的光和热。如果自己的学生走到前面去了，自己更加高兴。

王以铭、冀复生之外，“归航”学者中，还有几位从事了一段教职后转向其他工作，不过曾有的专业知识和训练依然给予他们积极的影响。

归国30年后，52人中有7人：李衍达、陈俊亮、柳百成、张楚汉、张恭庆、姜伯驹、童坦君成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南明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

数学家应隆安、密码学专家裴定一、地球物理学家吴如山3人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名。

这批归国学者获得了为数众多的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凡在大学任教和在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全部成为各自领域的教授、知名专家或学术领军人物。

笔者原本期望就52人归国后的成就写成一篇乃至几篇专门的章节。后来认识到，他们在各自领域各有专长，凭借常识对他们作出完整而恰当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几位归国后没有在本专业继续从事科研或教学的人，也出色地从事了自己的工作。因此，笔者放弃了原先的设想，认为把他们的留学史料记录下来即完成了使命。

在这个群体中，我们未能访问到林宗涵、郑庸、刘志武、许谨诚、金汗平、施雁旸、檀中维、朱幼兰等人，其中刘志武、金汗平先生始终没有联系到，只好付之阙如。还有几位先生谢绝了访问，他们的意愿应该被充分尊重。

笔者于2012年夏天联系到了定居美国、成为终身教授的朱幼兰教授，在有关学者帮助，对他的简要情况了解如下：

朱幼兰，浙江桐乡人，1940年生，高中毕业于浙江嘉兴一中，196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数学系，后到北京科学院工作。他归国后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主要从事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和流体力学计算方法研究，后晋升研究员。他主持完成“初边值问题的差分方法与绕流”的研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0世纪90年代，他受聘担任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终身教授。

通过互联网查阅到另外几位学者的简历，引述于此，是为了这个群体资料的完整：

林宗涵回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很快晋升为教授，是博士生导师，兼任“叶企孙物理奖”评委，曾是Chinese Physical Letters副主编,PhysicalReviewLetters与PhysicalReviewB审稿人等。他从事凝聚态理论的研究，发表和合作发表论文百余篇，他还从事“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以及“量子统计物理学”教学，合作编著有《量子统计物理学》、《介观物理》等著作。

岳曾元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成后回到清华大学，主要从事天体物理学的研究，在涡旋星系密度波理论方面取得成果，他关于有限盘厚度正常旋涡星系的结构研究，于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撰有论文《星系密度波在不稳定阶段的演化规律》等。他有多部译著问世，如《相对论导论》、《随机函数和湍流》、《线性与非线性波》等。

郑庸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工业大学物理系任教。他在1983年11月作为学校“声光技术考察组”成员又回到美国进行过考察研究，后很快晋升为教授。

许谨诚归国后继续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晋升为研究员，他是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批归国学者中，施雁旸在回国后不算太久的时候和妻子移民美国定居，由此渐渐离开了自己的专业。此为个例。

王志美、朱幼兰、沈绿萍、潘惟钧在归国服务了一段时期后，先后到美国的大学执教，常年生活在美国。有的在退休后回国居住。

王序昆在国内退休后到美国常住。

行文至此，还应该介绍一下在1978年秋冬之间协助中国“首航”留美学者顺利成行的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唐占晞，他此后的岁月都与中美学术交流密切交融。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卸任之后，唐占晞先到“美国之音”短暂工作了两年，然后到位于首都华盛顿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当研究员，此后是美国驻瑞典大使馆的新闻与文化参赞，然后回到美国新闻总署任新闻官。上世纪90年代末他退休后，即出任美国芝加哥市中国在线媒体公司执行编辑，继续从事有关美中交流事务。

2002年，他又来到中国，担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研究所设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汉语培训中心主任。2007-2010年，他是美国芝加哥市中国经济发展中心驻上海首席代表。2011年8月至2012年，他再到北京，担任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主要事务是帮助来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熟悉学习环境。他和笔者长时间交谈，详尽介绍了1978年中国“首航”赴美学者成行的情况，使这幅历史画卷更加清晰。

中国和美国，是同枕太平洋的两个泱泱大国，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担负重大责任，中美两国青年的交流，应该世世代代延续，永无止境。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首航留学潮的学者们都已进入晚年，通过追索他们当年赴美留学的生活旅痕，综合分析他们的情况，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年代里首批赴美留学生的派遣是成功的。

他们是一代留学生的代表。他们的人生道路对身后的一代代青年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鼓舞人生，艰难岁月中的坚持导向灿烂辉煌……．

这个优异群体有什么不足吗？当然是有的。

一个明显的不足，是他们出国留学时普遍人过中年，失去了最佳学习时段，也不再处于最佳研究年龄段，由此妨碍了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尤其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他们未能取得重大的科学发现，取得举世瞩目的开拓性成果。渐入晚年时，这个群体中彼此熟悉的学者相聚时常常感慨，这个群体中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获取这个奖项，原本他们青年时代的金色梦想。这个梦想只能留给后人实现了——会由留美学者首先实现吗？

如果向前追溯，和清代百名“留美幼童”相比，后52人不如“幼童”那样在中国历史上脱颖而出，在政治舞台上拜相封侯，或赴身疆场，在血火相搏中留下深刻的历史遗痕。

说得俏皮一些，与“留美幼童”相比，后52人赴美之时，可以笑称“留美老童”，在本来应该当教授的时候却去当了研究生。

这个群体的英语水平不够高。其中虽有极出色者如两位吴医生，但大部分人没有在抵美时达到完全畅通交流的程度，以至强化语言培训必不可少，甚至达到半年之久。否则，他们的学习效率会更高，会得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肯定会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

从52位学者的学习专业构成来看，全部集中在理工农医专业，没有人从事人文学科学习和研究，特别是没有人从事经济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这是中国恢复派遣留学生之初在学科构成上的重大缺陷。好在这个缺憾在21世纪的中国留学潮中已得到弥补。

还有一点无妨说明，这52人的留学生活标准偏低，生活标准大大低于当年的“留美幼童”。节衣缩食也从一个方面影响了他们的学习质量。

然而，将“留美幼童”和改革开放后的“首航学者”进行比较是极富意义的。就留学计划而言，清朝的“留美幼童”半途而废，“首航”学者却功德圆满而归。“留美幼童”归来，留学大业烟消云散；“首航学者”归来，身后却掀起直拍云天的留学大潮。

这两个群体都是中国留学大潮的领航者。真正的中国留学大潮是在走向21世纪的时候开始的。

奔向五洲四海的中国留学青年，有理由向中国留学大潮中的首航者敬礼。

1980年，美国国务院批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可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博士后奖学金（Fellow-ship），时为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讲师的童坦君（Tan-chungTung）在该年7月以哲学博士同等学力（PhDequivalent）获得该奖学金。1981年7月在他回国时，NIH向他颁发结业证书。证书上可见该院代理院长与副院长的签名。该证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获得的第一份NIH博士后结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