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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语文教学要不要重建规范”的讨论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5-10-13 13:50
标题: “语文教学要不要重建规范”的讨论
原文地址：*语文教学在规范与枷锁中左冲右突作者：吴礼明

语文教学在规范与枷锁中左冲右突
——“语文教学要不要重建规范”的讨论

策划、主持：吴礼明
嘉宾1：江达宽、代安荣、范通战、彭峰
嘉宾2：吴金昌、陈树彬、唐金龙
时间：2004-10-19/11-04
（代安荣整理初稿，吴礼明修正）

　前言：这是一场在“教育互联论坛”发起的对当代中国语文教学要不要重建规范的问题讨论，辩论的各方对语文都有着真诚而热烈的情怀，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展开了他们精彩的发言，但绝不苟同和妥协，表现了理性的袒露，激烈的追问，内省的反思，道义的承担，和精神的建构。

　吴礼明：语文教学最可怕的事情是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一整套新的规范和较为理想的操作术。这种不规范表现于任何一个外在的声音都可以左右语文圈内的运作。在走过艰难的百年历程之后，语文教学是到了该重建规范的时候了。
　　江达宽：语文教学能建立起一套“规范和较为理想的操作术”吗，这套“规范和较为理想的操作术”是否谁都能拿来所用，如此，是否会让语文教学坠入千人一面的境地呢？
　　余育楠：我也有同感。我觉得，应该提倡在新的语文教学理念下的个性化语文教学，哪有什么放之四海皆可用的操作术？
　　吴礼明：江先生的问题确实很尖锐。语文教学要建立起一套“规范和较为理想的操作术”，我想这是可能的。因为目前大家正在破解旧的一套规范和操作，比如，一讲语文，就是字词；或者如后现代，语文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文本分析性的叙事，可能都不是大家普遍所认可的。而炒得正热的王荣生所提出的“底蕴分层”说也只是糅合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纷争，还不能拿出一整套的令人信服的操作来。我想，语文的美学特征，语文的文本边界，语文的诗性，教育心理的语文思路，等等问题，大家取得了共识，相信语文的普适模式应该会有一个完满的解决的。
　　江达宽：说实话，在我个人的内心，是非常反对语文教学能有一套“可操作的规范的模式”的，在所有的学科中，由于语文教学本身所具有的人文性和艺术性等特点，可能是最有弹性的教学科目。同样的一篇课文或一本教材，在不同的老师手上，恐怕光是对文本的理解都不一样，这“统一的可操作的规范”其合理的建设基础从何而来，如果要把这种规范强制推广，那些对文本有不同理解的老师大概只能是削足适履了。
　　其次，不同的教师，他们的思想境界、知识范畴、文学修养等等肯定是各不相同，那么这规范由谁来制订，如果是由学养比较高的人来制订，不论是对文本还是教材的理解都肯定会有一个相应的高度和深度，那如果我的学养到不了这个高度，我是没办法按这套“规范”的要求来进行教学工作的。反之亦然，如果按比较低的学养标准来制订“规范”，可能很多老师又会认为按“规范”的要求来教学根本就没有意义。既然高低难就，这个理想中的“规范”又哪里有“可操作性”？
　　在现实中，光是语文考试中出现的一些所谓的“标准答案”，就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非议，既然我们已经充分的认识到，语文写作（特别是在表述和达意上）用标准答案来限制考试都会极大的影响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对教学过程本身还要去制订“可操作的普适性规范”，是否有逆历史潮流的退步之嫌呢？
　　对语文学习，我们不确定的弹性空间是如此重要，就像读《红楼梦》或别的作品，即便你请100位文学大师来讲解，我想，他们都会有100种不同的解读和欣赏方式，而这种个性空间对我们的人文修养是这般不可替代的重要，如若讲与读都规范起来了，语文之美与艺术必将离我们远去。因此个人愚见，今天的语文教学，其首要问题，不是“可操作的规范”问题，而是如何保护和发挥语文教学中的弹性空间的问题。
　　吴礼明：拜读了江先生的大论，深有启发。其实你所反对的也正是我要反对的。我想，标准答案的害人，语文教学低层应对的误人，对鲜活的语文教学来说，说是“屠杀”或“屠宰”，一点都不过分的。
　　不过，我的这个所谓的语文教学要有一套“规范和较为理想的操作术”，它并不是说你喜欢它就存在，你不喜欢它就不存在的。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语文教育就是建立在旧的一套“操作的规范或模式”上，就是表现为对知识的无情的切分，对文章的肆意的宰割，对字词的脱离文本的字典式的解释，等等，都使得语文教学走入了一个枯燥、繁琐的怪圈子。而所谓的教育教学公开课、研究课和一些全国性的大赛，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引领的正面作用，相反，还在为这一切“锦上添花”，为其教育教学的评估之一的考试“添砖加瓦”。
　　但语文教学需要打破既有，需要开疆拓土，需要对一切进行重新的审视。在这个基础上，来形成新的关于语文教学的普识。这一点，我想是有所必要的，也是势所必然。语文教学的每一次进步都需要用一种东西来巩固，形成一个知性的结果。然后再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新的开拓，新的发展。
　　其实，稍稍留意一下，就可发现，现在的语文已经不是百年前的语文，也不是前改革时代的语文，甚至也不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语文。但在对旧有的语文的规范和可操作的模式上，现在似乎还没有真正地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冲击，促使新的规范与可操作模式的形成的。所以，我想，在积累了大量的教育实践的今天，可能已经是到了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了。
　　江达宽：从上面的论述可以深切的感受到礼明兄的务实的态度，用新标准去代替旧标准或许有进步的意义在里面，但我总觉得这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修修补补在外观上看起来无论如何会美丽得体一些，但不是根本的办法，特别是这样的规则一旦制订和推广，将会通过对教师的考量和评价这些硬性的手段来省略和忽视语文教学中个性化的弹性空间，这种局面一旦形成，语文教学将永远沦入避重就轻的循环怪圈。但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任何规则，没有更好的来替代它，它就是最好的”，从这个角度，寻找语文教学的可操作的规范又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两难中的思考，能不能有第三条路去走呢？
　　我想，最好的办法，应该是把语文教学的弹性空间放开，不对教学过程去进行规范的指导和规则的限制。但对语文教师资格的获得要进行严格的认证，保证每一个语文教师都有过得硬的个人素养和修为，而最大限度的放开他们对教学的自由与发挥。
　　吴礼明：这可能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也知道，在你的心目中，语文是鲜活的，有着很强的个性化弹性空间，但决不是僵死的。在我的理想的新的规范和操作标准里，是不会扼杀这样的鲜活的个性存在的。不仅如此，我还要保护这种生命的形态。可能，在旧有的一套规范和操作标准里，因为僵死既旧，深深地刺伤了大家的心，其实对我何尝也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要改变，要寻找新的规范与可操作模式。
　　我想，语文课堂要追求课堂的生命意识，让课堂充满活力。正如叶澜教授所说的，“首先，课堂教学应被看作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其次，课堂教学的目标应全面体现培养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局限于认识方面的发展”，“最后，要改变现有课堂教学中常见的见书不见人，人围着书转的局面”。
　　范通战：帮礼明兄说一句。我们都知道武林高手到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才算是厉害，但他却绝不能从初练功时即获得“无招”之功力，非得从最基本的“有招”练起才行。江先生的“不对教学过程去进行规范的指导和规则的限制……最大限度的放开他们对教学的自由与发挥”，我想，这只能是一个永久性的虚无缥缈的梦想！原因是中国的语文教师永远也不可能都变成这样的高手。比葫芦画瓢都画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江达宽：呵呵，有通战兄的加入，可以更热闹一些。不过通战兄的“无招”与“有招”说，倒是点醒了我，但招要怎么练，特别是“比葫芦画瓢都画不好的人大有人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一个葫芦出来么？有更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要好好想想呵。
　　彭峰：入格与出格的关系不知是不是可以用来解释上面的讨论。古人学画，一般要从模仿开始，先入“格”，再出“格”。入格容易出格难呀！但是真正入格的也没有多少呀！然而如八大山人，没有模仿任何人，只是随心而画，境界很高，但是天下有几人这样呢？江编的“‘比葫芦画瓢都画不好的人大有人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一个葫芦出来么？”画别的也是招吧！？
　　吴礼明：彭老师的话且放一下。江先生所说的务实不错，但决不是那种“修修补补”的务实，可能要来一个彻底的颠覆。我想语文界的很多的谬误与崭新的突破都存在着，需要我们花费很大的气力来做澄清和辩驳的。
　　上海召开的“中国语文教育高峰论坛”（2004.10），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金山宣言》说，过去的语文教学强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局面能否从根本上转变？……语文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国外文化方面，如何获得新的突破。素质教育倡导了好些年，但应试教育依旧盛行，语文的评价体系如何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移？……我们是否意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和语文教育的整合已迫在眉睫？目前，越来越多少年作家的作品跻身于各大城市的图书销售排行榜，而他们的普遍态度是，自己所取得的成绩与语文教学无关……语文界将如何评价、如何应对呢？问题和争论代表着各自的思考，改革和创新预示着未来，语文教育不能在众人疑惑的漩涡中停滞不前。……所以，所谓“从务实的角度来看，任何规则，没有更好的来替代它，它就是最好的”，可能是经受不住现实的冲击的。其实，大家对所谓的“规则”与“操作”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机械的层面上。
　　固然，我们需要对语文教师的资格要进行严格的认证，这也是新规范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在旧有的那一套规范和操作模式里，即使“语文教师都有过得硬的个人素养和修为，而最大限度的放开他们对教学的自由与发挥”，也只能是“方格内求圆融”，或者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我想，过去那一套束缚教师的东西，即使像钱梦龙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是深感无奈的。现在不是对他（们）批评很多吗？而且，在那旧有的模式里，要想“自由与发挥”，又能做得到吗？起码，我们大多数教师都是没有教育的独立人格的。
　　余育楠：礼明兄的“规范操作术”，我的理解，是不是可以制造出几套各种文体的教学模式，供教师参考？这样容易操作也来得实在。
　　吴礼明：我的理解可能不是余老师的“可以制造出几套各种文体的教学模式”。而你将“规范”和“可操作模式”合并在一起，叫做“规范操作术”也不是我的意思呢。
　　代安荣：我反对那种规范化或模式化的语文教学。现在提倡新课程改革，要求人文性教育、人性化教育，规范的教育模式与此相背道而驰，让学生没有美的感受。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美的感受能力和美的审视视野，规范化教学则限制了学生的发展、教师的发挥。讲究随意的语文教育，让学生自己领悟语文的美感，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就是我的“语文：随意就好”的追求。
　　语文作为交流的文字符号，可随心所欲，心到之处，既有语文存在。巴金论述他的创作是不讲技巧的，全凭自己感情的自由奔放，情到意到。罗丹也说：“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作者的创作忽视技巧，讲究返朴归真，读者有何必把自己限制在“技巧”这一狭窄的天地，何不真正打开感情的“闸门”，在作品的意境中自由驰骋？
　　随和的心态能贴近作者的心，真正体会到作者所创设的已经之美。但各种考试使语文变了味，功利因素的存在，让我们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开始浮躁，眼睛只盯着“无形的指回棒”，而忘了素质教育的应有之意。功利因素的存在，让语文教育支离破淬，犹如一朵花，整体观看它很美，但它却被应试教育肢解，一瓣一瓣的撕下来，其美何在？
　　吴礼明：代兄认为学习语文，“可随心所欲，心到之处，既有语文存在”，这诚然是好的，但真正的“随心所欲”是不可能的。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所谓的自由是有边界的。有些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东西可约束，但在这里“潜规则”是要发挥作用的。只是这种规则不是很显在而已。而代兄似乎总将规范和可操作模式看成是旧有的那一套，并将规则理解成了“技巧”，可能是在细则与技术之间作了误解或模糊的解释。所谓“可随心所欲”，是在旧规则里难寻的，恰恰合乎新规则与可操作模式的要求的。
　　代安荣：王丽在《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和《我们怎样学语文》里的思考一样，让我们不得不对语文教育的规范性对学生的约束和钳制作用深感痛切。难怪有人向韩军发难，韩军并没有反驳，而是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班的语文成绩每次考都是学校倒数第一名，但有一名所谓语文教得差的老师，只发教材和练习册让学生自学，结果期末考试成绩竟排在了学校班级的中间，说明了什么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所以，语文还是随意的好，不要拿一些规范，制造新时代的八股文了！
　　吴礼明：代兄这里所说的“语文教育的规范性对学生的约束和钳制作用”，我想，不仅韩军先生无言，我也是无语的。规范本身是存在的，我已经说过了，但规范有新旧之别。事实上，我们是无法规避“规范”的。但这里需要我们用新的、动态性的眼光来看待，也就是说，规范有着这样的一条道路：“旧有规范——旧有规范被打破——新的规范的建立”。
　　江达宽：用一种新规范去颠覆旧规范，并且这新规范不是仅仅停留在机械操作的层面——不知我对礼明兄论述的这个理解是否有偏差。如果没有的话，在没有看到礼明兄的新规范全貌以前，来评论这个新规范到底能否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确实有点无的放矢，从务实的角度，要对新规范作出有针对性的评论，诚然要等到新规范出台以后才能进行。
　　这里，我们只能对规范的可能性进行一些揣测。以我的阅历和经验，所谓规范，一定是指向着具体的操作的，与规范相对应的，应该是理念的东西。如我们所熟知的“有教无类”“传道、受业、解惑”等，我的理解都只是理念而非规范，确定教育的目的是传道、是受业、是解惑，这是对教育理念的确立，而该传什么样的道，是传佛教的道、基督教的道、儒家的道甚或是社会主义的道还是资本主义的道，同时这道又该怎么传，是让学生背诵、记忆还是讨论或者讲解等等范畴，才涉及到教育的规范问题。
　　理念不等于规范——这是我觉得要特别强调的。因为理念是没有尺度的，而规范是有尺度的，在我看来，这是教育的一个自由还是不自由的分水岭。
　　理念的复杂性，在于它的可意会而难于言传，几千年来，很多人都在努力，希望用某种规范的东西能把教育的理念在可操作的层面上进行传达和讲解，这是教育被引入误区的开始。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努力并没有错，只不过是在寻找一条条达到高尚境界的道路，何错之有呢？但是，如果真有这样一条路，或者是某人某个集团认为他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路，那么他就会离开理念，用规范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往规范的道路上赶。因为这规范，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还连接着一个“正确”的目的，既然是金光大道，你为什么不走呢？这方面的悲剧，用不着我去寻找佐证，相信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几千年来，那些山聚海合的教育规范，在我们的反思中都无一例外受到了批判的主要原因。
　　礼明兄说：“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所谓的自由是有边界的。”这话我同意，但这边界，绝无可能是一个统一的边界，特别是对文科教育而言。那这边界在哪里，我觉得这边界只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个性存在。比如我是一个老师，我个人的修为偏向于传统文化，那我的边界可能就更多的在传统文化里；而另一个老师是现代派的，他更多的接受的是各种现代思想，那他的边界可能就在五光十色的现代思潮中；或者还有一个老师研究的是各种宗教思想，他的边界可能只是宗教的冥想……在文科教育中，自由的边界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才可能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生机盎然。
　　让我们在历史的故迹中去梳理一下理念与规范交错的脉络。儒家的大师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道家的鼻祖老子说的“顺其自然”，现代自然主义哲学宗师卢梭倡导的“教育即生活”，今天都被我们视为普遍的理念标准，这些理念之所以被普遍的接受，并非是因为我们只有在传承儒家学说时才能“有教无类”，也不是只有在进行道家的清静闭关时才可以“顺其自然”，当然“教育即生活”更不是自然主义这一哲学流派的专有。提出这些理念的大师们，都为各自的理念进行过寻找规范的尝试，孔子穷其一生修订了《礼》、《乐》两经，老子也写下了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卢梭更有巨著《爱弥儿》论证他的“教育即生活”，但是，除了他们理念的光芒时时陪伴着我们以外，“《礼》《乐》”的规范要求，道家的修炼程序，爱弥儿的教育规范，都没有被我们所广泛长久的接受，究其原因的根本，就是这些规范都不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我想，这可能是教育的精髓和要义所在。
　　当然，历史没有解决的问题，不等于今天不能解决，但历史至少提醒我们，为教育寻找一个具有“普遍的适应性的规范”，到底有无可能以及这种寻找（或曰创造）的艰难，我们只能以怀疑的眼光去慎重的对待。至少在今天，我是坚定的认为，寻找具有“普遍的适应性的规范”，更是空中楼阁，与其如此，不如让老师们接受和学习更多的教育理念，至于这些理念能为不同的老师指导出什么样的教育规范，是百花齐放的个性空间所决定的事情，而不同的学生又能在什么样的规范下学习和成长，也是个人的造化与机缘。
　　吴礼明：确实，正如江先生所言，这个新的规范的全貌还没有浮出水面，我想，这也不是我目前所能给定的；但并不等于说这就是无的放矢。其实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正是这个话题。我想，江先生与诸位朋友对旧有的一套规范和可操作模式的厌弃，对摆脱旧有束缚的强烈的动作，都能看出旧的一套是真正的成为了过去式。事实上，随着新课程的实施我新课改的推进，这个新规范的面目是逐渐地清晰起来的。这是一。
　　第二，江先生说：“以我的阅历和经验，所谓规范，一定是指向着具体的操作的，与规范相对应的，应该是理念的东西。”这话我也是赞成的。在我的理解里，在打破了旧有的那一套之后，语文教学需要重整旗鼓，建立起新的规范和可操作模式。这不仅是以新代旧的表示，同时还是新成果巩固的需要。当然，规范并不是一个玄虚的东西，支撑它的是理念。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规范呢？如果这样说不会招致反对的话，大家也不必将旧有的一套东西硬栽在我的新的规范的头上的。
　　江先生所说的“几千年来，很多人都在努力，希望用某种规范的东西能把教育的理念在可操作的层面上进行传达和讲解……”，我想这种知性的努力大概是不会有问题的。我们今天对孔子，对卢梭，等等教育观的看法，一方面表明我们不满他们的教育理念和规范及其操作模式，并试图提出我们自己的对教育的理念和规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古及今，这种建立新规范的努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我们却不能说，孔子或卢梭在那个时代提出他自己的理念与规范及其操作里根本就是束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东西。这是其三。
　　第四，江先生所列举的儒家的大师孔子的“有教无类”，道家的鼻祖老子的“顺其自然”，现代自然主义哲学宗师卢梭倡导的“教育即生活”，等等，一方面说明后人是不能摆脱前人给予的关于规范性的内容，而只能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地走下去。但这里的区别是，我们只是努力地走得更好而已。另一方面说明，面对如此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的思考和选择的规范空间可能更大了。在一个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在古代中国，通常选择“复古主义”，而在今天，我们还多了一条域外选择的可能性。但是，面对如此浩繁的选择与可能性，如果不加道理上的辨别，很可能，我们会在教育的前途上迷失方向。
　　吴金昌：我们对礼明兄的“新规范”不应过于狭隘的理解成具体的可操作的某种教学程式。语文教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有统一的、固定的程式，因为我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千差万别，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又是有思想、有生命的鲜活的个体，我们无法像工厂的流水线那样进行标准化生产，果真能那样的话，将是语文教育的最大悲哀。
　　眼下的语文教学的确有些混乱，一些非语文的思想在把我们的语文教学引上歧途。我们急需廓清语文教学规范，使我们的语文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矩”我理解应该是一种理念，一种社会认可的理念，礼明兄的“新规范”也应作此理解。我认为语文教学的“矩”姓语名文，它应该是从语文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念，而不是从他山借来的“美玉”。眼下的一些示范课、研讨课争奇斗艳、异彩纷呈，煞是吸引评委的眼球，可是细细品味，那却只能称得上是一节精彩的哲学课、历史课、地理课、科技科，而“语文味”却荡然无存。这些老师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停留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一阶段，这就无法体会到语文教学的真谛。语文课堂教学应立足于语言文字的品味和积累，能坚持这一条，至于采取什么程式则可因人而异。在这方面我比较赞同通战兄“无招胜有招”的说法，这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理想境界。
　　吴礼明：金昌兄的很多话都是很有道理的，也很有警示意义。但对通战兄“无招胜有招”的说法，还觉得有必要说几句。“招”是存在的，但不能作僵化的理解，它还有具体运用中的变式。不过也不能过分地强调其“变”而漠视其“恒”。事实上，“无招”仍然还是有其边界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大致限定的招式范围内。也许我们是注意到了不同类属的“招”，但将这个不同类属的“招”来解释在一个类属内的“招”，结果可能会导致了逻辑上的问题。我们所谈的是语文的“招”。
　　代安荣：那种“规范化、模式化的应试教育”规范正是约束我们目前教育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我们必须要打破它。不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就是走出这个桎梏，建立一套全新的教育理念，即建立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世局面，从而促进教育的发展。这是目前国家教委为什么要搞一场轰轰烈烈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的原因。
　　现在我们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感受和体会到教育的乐趣。他们很多人没有机会和时间去欣赏“沿途的风光”，有的仅仅是“成功那一瞬间的喜悦”，但这是以牺牲欣赏沿途风光为代价的。我们新课程所倡导的教育理念是，不仅仅是要享受到“成功那一瞬间的喜悦”，而且，更重要的是“赏沿途风光”，过程比结果更美丽，更具有审美的意义，更具有享受的乐趣。但是，礼明兄所谓的规范，其实，不是在重建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理论，而上在重复应试教育的“新规范”，这不过这个新规范被批上了一层美丽的外衣，而实际内容却没有变而已。自己在批判别人的同时，却又走入另外一个死胡同，即建立当代的八股文！这值得我们教育界人士的警醒，这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定时炸弹。
　　对于教育，其实我们的新课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不论是教育教学，管理模式，还是我们对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打破以前统一垄断的局面，目的就是要调动各种教育资源，更有效的促进教育的发展。所以，在今天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打破规范对我们的约束，警惕自己走入另一个规范中，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真正作到“为了学生的一切”，而不仅仅是口号而已。
　　吴礼明：代兄关于我试图建立起“当代的八股文”的论述，我是不赞同的，也没有这个意向。但代兄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而这部分其余的论述，我倒是非常欣赏的。但有一点还是要申述一下：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了，但多少年之后，我们还有多少底气来说我们的当前这种思考与展望就是完美无缺或者是恒久不变的呢？
　　陈树彬：笔者认为未来的语文教学要有中国的特色，要从实际出发，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依靠科学、规范、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切不可盲目跟风，只顾眼前利益。我们的眼界要放开些，目标要远大些，如果站在师德的最高处想问题，问题也许会迎刃而解了。现在的语文教学绝大多数没能走出按部就班的“怪圈”，一切围着高考的指挥棒在团团转，以致于把师生们搞得身心疲惫，失去了人最宝贵的东西——精神。语文教学教给学生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更多的是生存的技能，优秀的品质，做人的道理。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超前的意识、过人的智慧和果敢的胆魄！未来的语文教学何去何从？恐怕只有经过一阵剧痛之后，才能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现在总觉得目前的教育有种“西化”的倾向，并没有真正形成“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也是未来教育的希望。语文教学承载着中国教育的重任，但愿它能带给我们的是鲜花和掌声，而不是人人都可以指三道四的话柄。语文教学规范怎样，不规范又怎样？只要能造就人才的教学就是好教学。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对教育的认识，不知当否？
　　代安荣：正是你的这种认识，会再次造就一个新的规范。换言之，还是应试教育，只不过是变化了的应试教育，与我们教育的终极目标不符合。警惕啊，你的这一思想!
　　陈树彬：赐教：教育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我可能越教越糊涂了。
　　代安荣：我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学生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功利教育的眼前利益。
　　吴礼明：其实我很理解代兄的意思，而陈老师也说得极好。但代兄要说明陈老师或我所说的还是旧有的一套，是需要仔细地论证的。
　　吴金昌：我接前面的话说。不否认“招”的客观存在，但每个人的“招”又因为个人的功力、学养、性情、风格诸多因素的不同，在性质和层次上存在着神招、妙招、高招、俗招、庸招、败招甚至损招等差距和区别。大凡在语文教学中有所建树的老师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刚工作时，每一课都是陌生的，没有任何经验的“无招”阶段；经过一两个循环，通过学习、借鉴、摸索逐渐形成了个人的教学风格的“有招”阶段；突破功利主义思想的束缚，真正领悟到语文教学真谛的“无招”阶段。这应该是我们每位语文老师追求的最高境界。当代语文教坛上活跃的几位特级教师如程翔、陈军、程红兵、李镇西、余映潮等都达到了这种境界，从他们课堂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个人风格迥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其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当然“无招”也是有其边界的，这个边界就是礼明兄所讲的“是语文的‘招’”，它应该体现语文的特点。当前的语文课堂有一种“泛语文化”的倾向，我们过于强调学科的整合与贯通，许多时候语文承担了更多的非语文任务，语文老师无意中扮演了蹩脚的历史、地理、政治、科技老师的角色，甚至是美术、音乐老师。其实，2002年4月教育部修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了语文教师的“招”应在语文的范围之内。
　　吴礼明：金昌兄的“无招”与“有招”，比我理解得要透彻。感佩！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还是有路数可寻的。可能需要我们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寻这个路数。
　　回代兄，很想听听你是如何将新课程所倡导的理念与展望付诸实施的。如果你有一整套方案更好，能详言吗？就课堂，你是如何体现这些的？当你的学生说，老师，你的一套听起来很激动人心，但不要在我们的前途上拿我们做试验品。你怎么跟他们解释？还有一些问题，也请代兄思考：你是如何看待技术的？教师如何让学生感受到课堂鲜活的生命存在?你对未来几年的教育教学有怎样的设想？
　　代安荣：感谢兄长对我的言论的兴趣。我的课上反对那种死板的枯燥说教方式，如果那样的话只能加重学生对学习的反感程度，只能使学生更加迷糊。我一般用哲理性的故事来讲明我要讲的理论，理论就在简单而又深奥的故事里，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能很好的听懂，也能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其次，学生没有问过我“老师，你的一套听起来很激动人心，但不要在我们的前途上拿我们做试验品”类似的话，因为学生对我的课和我的知识是非常清楚的，我也知道我的课学生还是喜欢听的。我不喜欢强迫学生去死记硬背，也不喜欢去占用学生的时间，尤其是期末考试临近，很多教师都抢时间，为的就是期末考核的钱。我从来都没有这样作过，我相信的我讲解学生喜欢，我也相信学生自己会去看书的，所以，成绩一般。如此而已。
　　其次，技术我很欣赏啊！比如对教育教学的技巧、艺术，我长期研究，认为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传授知识，让学生能轻松愉快的学习和接受。这个很重要。比如，上面我说道的问题强占时间，学生即使学得很好，他也会反感你这个老师的，因为他们是被迫在学习，而不是主动的学习。我一般主要通过引导学生加强自我教育来保证我的教育思想。
　　当然，技术好了，学生才会喜欢，才会促进学生自己去学习和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能落到实处。这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我说的就是教师教育的技巧和艺术、演讲的风格、知识水平、教师的人格魅力、教师的爱心、教师为学生服务的宗旨，以及教师对教材的认真钻研、教师对教师的发展和超越、教师对学生人生道路的指引（德育教育贯穿其中）等内容的一个中和体。这是我所理解的技术，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规范和叠加，那样的话，又走入了新的应试教育模式和新的八股文范式了，我反对这个。
　　再次，我怀疑新课程的实施，在我的眼里以及我听到的新课程，只是一个变了味的“行政指令”，就如同一费制的实行一样，政府没有经济基础作为必要的保障，就想到处指手画脚，但是就是没有效果，这是肯定的。就如素质教育、补课一样，教育部考核学校学生的方式不变，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改变，人们还是会我行我素的。
　　对未来的教育，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和调动浪潮中，我会坚持我的教育理念，相信你也看了《新风教育》作者亮相里我的教育座右铭，或者说我的教育理想吧。但是，另一方面，我会加大应试教育力度，毕竟，我也还要我的“名气”，没办法，学校要考核，只有这么办，人家追得好紧，我也只能随潮吧。但是，我不会放弃自己的教育理想，我会在坚持我的理论的同时，坚固应试教育，走中庸之道，同时，我会更加努力的去实践我的教育理想、去追随我的教育理念，让更多的学生享受到学习的愉悦性而不是痛苦！
　　吴礼明：从代兄的言谈中，我还是感到像兄等在谈到教育的弊病和教育的理想时，一般都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但一到现实之中，这种勇气和新的追求未免要大打折扣的。究其原因，我想，还是旧有的一套框框束缚太深了。你强烈要求打破的，结果却并未打破，或突破。因为在你的心里，还是觉得旧有的一套保险，就是你称之为“我也还要我的‘名气’”的那一套规范和操作的东西。
　　同时，我想，你在倡导新的教育的时候，可能还产生这样的疑问“实施素质教育降低了升学率怎么办？”从现实心理而言，这种担忧是有理由的。传统教育之所以还有广大的市场，叶澜先生分析说，“在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传统模式”，有一整套理论体系和运作方式，即“它视知识的传授和技能训练为主要任务，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可操作程序。教师只要有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就能进入规范，依样操作，理论也因而得以广泛传播，逐渐转化成实践形式，扎根与千百万教师的日常教学观念和行为之中”。按道理说，已经千疮百孔的传统教育是无法与有着广阔前景的素质教育相比较的。有这样的担忧，我想是因为“素质教育”并没有在具体的操作规程上为新教育提供看得见的与强有力的支持，而传统教育在经验中依照惯性还不断地使那些学生能够有或多或少的直接现实性（升学）而得到确证。所以为了降低对风险的恐慌心理，人们还是选择了“传统模式”。这种担忧并非个别现象。在美国，对于许多家长不熟悉的课程，教师也通常“非常认真卖力地工作，以便让周遭人知道‘官方知识’依旧存在而且受到重视”。
　　教育理论再先进，也要有化为可操作性的技术来保证，所以操作的技术层的研究是不能忽视的。新一代教师要想确立自己的教育观，在技术层上的探究之路是绕不过去的。
　　唐金龙：近日受邀参加一个听课评课活动，据主办方称本次活动阵容强大，规格高，一位负责人说最大的亮点就是要求参加大赛的选手都必须要用多媒体课件上课，一改过去“一只粉笔一张嘴的落后局面”。一天听下来，虽然感受到了新颖、热闹，但总觉得还缺少了点什么。在语文教学中，多媒体可以用，用好的话，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问题是，把它作为一项硬性要求，不管什么课型，一律要使用，就有些偏颇了。我们强调规范是对的，但把规范绝对化，机械化，那规范也就异化成为教条了。
　　比如一位教师上沈从文的《边城》（节选），在简短的介绍后，就放了《边城》和课文相关的视频资料，二十多分钟，学生看得倒十分投入。接下去，老师和学生展开讨论，什么主题、人物形象、环境描写等等，像表演，一问一答，热闹得很。可学生真正领悟了什么呢？学生缺乏的是想象和联想，在老师的填入下，学生如同小鸟似的张着嘴巴吞咽。沈氏在谈及此文时说过：“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按照他的意思，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应该能深入到文字的内部去，用心去品味作者在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而教师用视频资料代替了学生的自主阅读，这样无形中就剥夺了学生联想的机会，即便学生对作品是有所理解，但那可是隔靴搔痒呀。从节选的这一段来看，作者描述了翠翠绎动的初恋情怀。初恋，对于一个处于比较封闭地域的少女来说，是珍贵的更应该是含蓄的，仔细推敲一下作者的用语，“痴痴地坐着”，“薄薄的凄凉”，不宜那反复出现的带有象征意味的“虎耳草”，少女的情思是要用心去领悟才能有所体验的，而视频上的演员的表演虽说也理解了作者的意图，可是学生一眼看过之后，是很难把握住人物情感世界的细微波动的。
　　所以说，对于电教手段的运用，切不可强求一致，该用则用，不该用的就不用。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灵活对待规范，而不能把规范当成了教条。说到规范，我还想提及教案书写的问题。
　　不少地方的教研指南或教学规范上，都分条目细致地罗列了教案书写的格式和要求，要有什么教学目标、重难点、实施步骤什么的。应该讲教案是教师必备的，问题是，教案该如何书写。按规范写，少了个性特色不说，而就备课要备学生这一点来讲，学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课堂上的变数，那是事先在教案上能写出来的吗？
　　我在上孙梨《荷花淀》的时候，按常规讲了主人公水生嫂的性格特征，什么勤劳善良、温柔体贴、深明大义什么的。可突然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老师，既然本文的主人公不是水生，而是水生嫂的话，那为什么作者连她是什么名字都没写呀？”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首先说他问得好。在稍一思考之后，我告诉他，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是有意而为之。为什么？不给她一个具体的名字，是想证明她的普通。想想，一个普通得连名字都没有的农家妇女都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如此的“全民皆兵”，难道还会有打不败的敌人吗？
　　课堂上学生的情况，我们事先是不可知的，如果教学的环节老早就要写在教案上，然后去执行，不荒唐吗？
　　通过听课和书写教案这两件事，我明显感到所谓的规范，必须要强调科学性，灵活性。有时，规范和教条只是一线之隔。
　　吴礼明：唐兄说得好啊！为我们送来关于“规范”和“教条”的极好的辨析。这里面的所谓的“规范”实等于教条的东西，才是代兄所真正要反对的。其实，我也很理解江先生和代兄的对那旧有一套的厌弃，你们的反对规范也是可以作宽泛意义上来理解的。因为规范与反规范一直存在着，仅有规范而没有反动，一切只能僵化；反过来，如果一直仅仅是去规范化，将可能导致随意和不稳定。所以，这里的结论应该是清晰的。很长的讨论，费了大家很多的心血。这里谢谢各位了！

　　　　　　　　　（《新风教育》杂志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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