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种类型的特点、要求及想要生成的课程内容。
1、“定篇”。“定篇”的材料应该是一篇完整的，没有经过任何删改的经典作品。这种处理方式的目的是“使学生彻底、清晰、明确地领会作品”，这种方式想生成的课程内容（或者说课堂教学内容、学生学习的内容）就是“文化、文学学者对该作品的权威解说”。学生重点学习经典作品的“丰厚内涵”，这种“丰厚内涵”，以最权威的解说为主，并且这些解说要想方设法固定下来，让每一批、每一代的学生都掌握。这种对经典作品权威解说出的“丰厚内涵”，通过教材的注释、助读、课后练习题来体现。
2、“例文”。材料要能够“足以例证知识”，同时，“又能避免篇章中其他部分可能引起注意导致精力涣散而干扰了所‘例’的主题”，所以，材料不一定要求是完整的，也可以是片断。这种类型想生成的课程内容可以是：
（1）来源于一个个的词句以及整篇的文字所体现的词法、句法、章法等‘共同的法则’和‘共通的样式’”；
（2）从文章、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写作活动中所总结出来的基本原理和行为方法规范；
（3） “关于诗文和读写诗文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等等”。
如魏书生老师在讲“怎样划分文章层次”、“怎样归纳文章中心”时一节课上了十几篇课文，这十几篇课文就可以看作十几篇“例文”。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类型想生成的课程内容，“外在于所选例文”（从文字表面上说？）的，在选择这一篇例文之前，它们“已经成形”（早已存在？）的。“即使不用例文，它们也可以单独拿出来教与学，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而不是例文的途径来教与学的。”
同一篇例文，可以为多个知识点作例子；同样，相同的知识点，可以用不同的例子来呈现。“例文”处理方式的实质是：将含有无限可能性的诗文限制在一个特定的侧面，特定的点来作为例子。
3、“样本”。作为样本的材料要注重典型性，“必须从学生现在在读的或将来要读的现实情境中真实取样。”“具体的学生”“依了自己的经验”、“在与特定的文本交往过程中”，形成怎样读，怎样写的方法或能力。这种方法或能力，就是这种类型想要生成的课程内容。这样的内容不是约定俗成的、固定的，而是由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在“通过形式把握内容”的过程中揣摩和发现的。“样本”，便是学生揣摩和发现方法或能力的凭借。我觉得这样处理教材的方法很符合“建构主义”的理论。该理论强调，知识是由学生建构的，教师是学生建构知识、发现知识的支持者和帮助者。
问题在于，这种由学生生成内容的做法，充满了不可预知性；教材的编订又必须以事先确定的课程内容为前提，这样就形成了矛盾。王荣生提出了三种克服难题的方法：一是借鉴教学的经验，二是依靠研究的成果，三是运用教材编撰的多种策略和技术（如，全开放的、侯选的、提示式的、演示式的、搀扶式的）。
4、“用件”。用件的要求是适用，提供足够的材料。其实质是，提供信息，介绍资料，使学生获知所讲的事物。用件的材料是引导性的，可替换的。其材料有三个品种：一是语文知识文，二是引起议题文，三是提供资料文（可以是文，也可以是画）。利用这些材料的目的是服务于要进行的语文学习活动。“在这种类型里，学生其实不是去学文，而主要是用这一篇文里的东西，或者借选文所讲的东西、或者由选文所讲的那东西触发，去从事一些与该选文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语文学习活动。”
二、以《阿Q正传》为例子，解释这四种类型。
若甲部教材作“定篇”处理，即该单元全部的教材内容，都围绕着这一名篇，目的是使学生彻底、清澈、明确地领会课文；
乙部教材可能主要当作“例文”来处理，即目的是使学生学习既定的知识，也许是关于人物描写的知识，也许是小说结构的知识等等，而课文（实际上是课文的某些方面某些点）只是知识的印证举例；
丙部教材可能作“样本”处理。也就是将其看成是现代小说的“样本”，目的是解决学生在理解鉴赏此文时碰到或者应该碰到的问题和困难，在解决的过程中，使学生学到读文、作文的“方法”；
另一部也可以将它处理成“用件”，比如借此讨论“国民性”问题，讨论“精神胜利法”等等，在讨论活动中展开，进行相应或相关的听说读写训练和学习。这些似乎都不是不可以，都有其合理性。
当然，在这本《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除了上述内容之外，王荣生还论述了以这四种方式来处理教材时的意义所在。在此不再赘述了。
总之，在这部著作中，仅就这块内容，就给我们一线的教师在处理教材、选择教学内容方面指明了方向。王荣生，及他的研究成果，将永载中国语文教学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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