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方圆千里（王畿）是周王直接治理。周王只是百千君主（诸侯）的“共主”，临民亲政的是诸侯，天子不直接统治。诸侯国君仿效周王又将国土分封给卿大夫建邑立“家”，卿大夫聘家臣治理。共主、国君、大夫三级层层分封建政之制，为“封建制”，粗似今之“大英联邦”，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缘情制礼 以礼行仁
——《论语选读·克己复礼》教学之我见
【论文摘要】虽然新课程实施已近6年，但《〈论语〉选读》教材略无修正更新，而同为语文出版社的《〈论语选读〉教学用书》征用各家资料虽多，但对孔儒的一些基本概念尚缺少必要说明。一方面，教师授课时难以理清头绪，连缀各章构建课堂；另一方面，也易造成学生认识上的混乱。本文拟就《克己复礼》一课，尝试从基本概念“礼”字切入梳理，正本清源。首先，辨析“克己复礼”一词在历史上的种种误解及缘由；其次，阐明“礼”在先秦原儒思想中的双重内涵；最后，从其产生、发展、意义等角度来解析儒家礼制思想，说明孔子所言周“礼”的基础是民情习俗，重点为防富贵骄奢，目的是为行仁义崇道德。
【关键词】克己复礼 外礼内仁 礼缘民情
孔子一生，以从政、教学、编书为三端，其中从政的时日为短，而教学则最长，《论语》便是其弟子后学编撰的一部教学记录。虽多为戋戋短章，辞简语略，但其谈言微中，集西周以来思想之大成，并加以传承发扬，为天下求仁爱安宁之道。它所代体现的儒家思想，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所以，《〈论语〉选读》的教学，绝不可仅将文言文词汇、句式作为重点难点，而应从根本处帮助学生构建理解儒学思想的框架。《论语》一书中有不少基本词汇如“道、德、政、教、仁、礼、士、商、国、家”等，这些概念是了解《论语》思想的基石，可将其作为教学的切入点，正本清源、高屋建瓴地来连缀各个章节，整体构建课堂教学。
本文拟就《选读》第二课“克己复礼”中的“礼”，结合课文部分章节，从“礼”的产生发展、作用意义等角度来解析儒家礼制思想，阐明孔子所言周“礼”的基础是民情习俗，重点为防富贵骄奢，目的是为行仁义崇道德。
一、“克己复礼”一词的历史际遇——走上圣坛，打入地狱
本课开篇选自《论语·颜渊篇第十二》首章。本课题目亦由此而来。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读此章者，都会觉得疑惑。颜回一陋巷处士，无论怎样刻苦修身，天下岂能“一日归仁”？至于“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更是全面的身心苛求。夫子传道重在启发学者内心自觉，言辞温润宽和，从无三令五申的教条约束，更无宗教组织似的清规戒律，此章所言实在不近情理。若非要为圣贤辩解，“一是《论语》对话的具体语境略而不明……二为古人在立身期着重以礼乐修身，孔门先进弟子多重礼。‘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四勿即为礼义之始。”①或许师生之间别有所指，录者以为不必一一记述，但却为后来学者留下许多是非。
“克己复礼”是不是孔儒思想的核心，是否适合作为《论语》教学的难点重点讲习？值得我们商讨。
《论语》本是孔门弟子随行所记，弟子间水平亦有参差。同是孔子讲学，有些能于平实质朴的言辞间阐发无尽深意，但也难免有寻常笨拙之语。终究说来，本章在《论语》中并不出色，“克己复礼”一词更非孔子原创。《左传·昭十二年传》中记载楚灵王骄奢纵欲，妄图称霸，终于引发战祸，兵败乾溪，自缢而亡。史家叙至此处，引仲尼曰作史评：“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为政者不能约束自己，克制贪欲，终至身死而为天下笑，且牵连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孔子所言是针对国君，并非认为颜渊自身刻苦修习，天下便能一日归仁，此种荒唐逻辑，大凡以常情常理揣度便知其谬。而作为士君子的颜回又的确有修习此理的必要，因为在春秋时代，“士”是文化的担当者，有教育和辅佐君主的功用与可能。
此章作为一般言谈即可，不可将它绝对化为教条，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加以遵循。而宋儒则将克己复礼极端化为“存天理，灭人欲” ，“理学强调修身养性，把儒家文化中对人格的重视提升到极致，使其成为几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同时，理学家把原本只作为条理而言的‘理’解释成‘天理’，使理成为人在天地之间无所遁逃的必然守则。”②宋儒的愚蠢就在于不分国君、士君子、普通民众三个层次去解读《论语》中的问题，认为“人人可以为尧舜”。此理解早已背离原儒本意。原本为约束贵族统治者而提出的“克己复礼”，扩大到一切的人与事，于是，“礼”就成为不切实际的强制性约束，反而变成对人的戕害了。
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宋儒不切人情的“克己复礼”一说恰为批判者提供了口实。直至文革更是变本加厉，称孔子为 “拉历史倒车的能手”，批判其“嘴上讲仁义， 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口诛笔伐狠狠批”，将孔子及其所代表学说打入地狱。
时移世易，近年国内又开始提倡回归传统尊重孔学，诸如政府组织大型的祭孔典礼，媒体纷纷开设国学讲学课程、《论语》重新成为高中教学的课程等等。这固然可喜可慰，但深究之下，更有可虑可忧乃至可悲可笑之处。尊孔与反孔者虽然态度截然相反，但所言孔学仍如出一辙。只不过将先前批判的“克己复礼”，重新改头换面加以标榜，而注释上依旧沿用文革思路，略无新意，真正的孔学仍抛在一旁鲜有问津。连学者专家都不能正本清源，这倒令真想学点孔孟学说的学生犯了糊涂：这样迂腐不近人情的孔老夫子，是否真的值得一学？
二、礼的双重内涵——外礼内仁，不同而和
周公孔孟之“礼”精义何在？宋儒究竟在什么地方背离了孔子？这一百年又是借什么思想学说来批判孔子的?当下重谈孔子“礼学”又有何意义？一系列追问的展开之前，先应明晓“礼”的基本内涵。
编者选“颜渊问仁”为首章，且以“克己复礼”为题，下文注释将“礼”解为“用以区别尊卑贵贱的社会制度及与之相应的礼节仪式”，课后文言练习又只选取《荀子·礼论》的章节来阐释“礼”，强调礼的作用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矛盾”“维持等级差别”③（“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这些都易误导学生对“礼”的认识，编者只强调了形式方面的“尊卑贵贱，礼节仪式”，只强调了“礼”在划分社会等级上的作用，只强调了“礼”为统治者服务的功能。而忽略了“礼”的另一层内涵。
先秦周公制礼本有两层含义：一是礼仪，限定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义务的制度和仪节；一是礼意，与各外在礼节相应的内心素养，后孔子发展为“仁”。《论语·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孔子称赞他为“大哉问”，“本”即指礼意，礼的精神。试以《礼记·曲礼》为例，其中记录许多代表当时社会制度的礼节。但从一开始的“曲礼乐，勿不敬”起到“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止，凡四百零五字，可以说都是从礼中导出一般性的原则，而不是以区别尊卑等级为目的。此外，如“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礼记·乐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礼记·郊特牲》）“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都可印证周礼双重内涵：“礼仪”是外在的约束和规范，“礼意”是内在的核心，二者相辅相成。
孔子是志道哲人，所重在礼之仁道本义；与后世荀子以礼建构王权体制、区别尊卑等级，性质大不相同。荀儒舍本逐末，偷梁换柱，挖去“仁”的内核而徒留礼节仪式，隐瞒礼之义、礼之质、礼之核心宗旨，正是春秋时人痛斥的“是仪也，非礼也！”因此，为纠正这种认识上的谬误，真正理解“礼”的内涵，还需探源溯流，从“礼“的产生说起。
三、“礼”源探究——始于爱敬，终于治世
《汉书·刑法志第三》中说：“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安其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其实，礼的产生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
人之一生，最要紧的“礼”无非两件，一为婚嫁，一为死丧。
现存周礼典籍，最多最繁琐的便是丧礼，十七篇《仪礼》中便有三百多条，实在令人生厌。但推究丧礼初创之际，却最切人情事理，古人一种深情纯孝发乎自然，都在其中。丧礼从何而起？“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礼记·檀弓上》）因不忍见亲人之躯曝露荒野，为风吹雨淋为野兽啄食，故葬之藏之。思念其生时种种慈爱友善，则哭而祭之。“古之葬者……丧期无数（长短无定）。”人情之深者哀痛过度，需要礼来节制哀情以延续正常的生活；但也有冷漠寡情的，也需用“礼”来引导其性情使其归于纯厚中正。所以，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易·系辞下》）圣人依《易·大过》卦之义改“丧期无数”为有定。古人以人情参差不齐，所以设“礼”，过者，退之；而不足者勉之导之。
孔子深知此理。因此，当宰我以学习礼乐为由，提出缩短三年的守丧之期时，孔子乃以微言相感：“于汝安乎？”而当宰我坦然地回答“安”的时候，孔子情切之际不由加重语气“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④（课文章节17.21）言语紧凑急促，结末之叹，道出至情。父母是亲中至亲，“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可知礼的产生，最初实从血缘亲情而来，若抛却这份亲亲之心，而学习礼乐，岂非舍本逐末？
昏礼，则可以追溯到更远的伏羲时代。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引谯周《古史考》云： “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郑玄注曰：“俪皮，两鹿皮也。”这两张鹿皮所代表的“礼”，蕴藏着男子单纯的敬慕、热切的爱恋以及对婚姻的庄重承诺。这份由爱恋而衍生的敬慕亦常在《诗经》中提到，《静女》中那个在城墙外搔首踯躅的少年，《东门之杨》那种久候而人未来的美丽白描，甚至是那个抱布贸丝的蚩蚩之氓也曾怀着一腔纯洁美好的期待。伏羲将人之初这种自然而自觉的行为固定为礼仪，实在是对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的肯定与珍视。“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⑤于是，人类从与禽兽无异的群婚滥婚的混乱现实中脱离出来，懂得了相敬相爱之道。这便是礼乐文明的滥觞。
如果说丧礼的产生是基于对祖先的缅怀，慎终追远；那么，在孔子而言，昏礼更是构建社会人伦的基石。《中庸》记孔子其言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妻关系是人伦之始，由夫妇至父子、君臣，继而衍生构成整个社会关系。所以夫子郑重其事告诉齐哀公：“古之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婚为大。大婚至矣，冕而亲迎，亲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则是遗亲也。弗亲弗敬，弗尊也。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孔子家语·大婚解第四》）昏礼的形式背后所蕴含的“礼”的精神就在于“敬与爱”！同样，在《论语》、《礼记》中的孔子，也在反复以人情（仁）事理（义）解说礼仪的本义，阐述治天下之道即在“敬天爱民”！
古人缘“情”而制礼，礼原在日常生活之中，小至行为容止，衣食起居、待客访友；大至事神致福、婚丧嫁娶、两国邦交，无处无时不在。礼，在西周是从宗法制度中的伯叔兄弟甥舅的亲亲关系中规定出来的，所以在周旋进退之间，还有一种感情流注于尊卑上下等级之间，以缓和政治中的压制关系。
周代的礼乐文明的在《诗经》中有最生动真实的展现。以《采蘋》为例。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⑥
祭祀是商周时的大事，在一个宗法社会里，它的政治意义更为重大。《说文解字》阐释“礼”，“从示,从豊。‘豊’是行礼之器。本义: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可是，即便是在肃穆虔敬的政治活动中，也有活泼泼的生活情趣。在举手投足进退承转之间，纯粹的礼仪也承载了对祖先的追怀与遥想，对未来的期望与憧憬。“把礼乐文明系在饮食，是周人的质朴，也是周人的聪明，因此燕饮诗从来不是酒酣耳热之际的尊前唱酬，而是表现饮宴所系连的礼乐盛衰乃至盛衰之际的邦国命运。”⑦
“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和（乐和人心）之。”（《礼记·礼运》）这比喻形象不过，古人以礼乐义仁作为利器，来耕耘人情之田。也正因为这份人情的存在，所以才会把琐细之礼融化为亲切之情，才能平易而恰当地表现着人情世故，才能营造出温暖、持久、圆满的生活，才能在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外显出融融漾漾的和乐来。
三、“礼”的作用与意义——防其骄奢，救民凋敝
中古文明之流，到西周已是浩浩荡荡，丰厚灿然，而礼乐治世则是华夏文明的征表，而这恰是周公的最大成就之一。《礼记·礼器》中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礼指大的礼节，曲礼是细小的仪节，其纷繁浩大，难以罗列。单如《礼记·月令第六》所记十二月的天象、物候，所主之神与物；天子所宜之居处、车马、衣服、饮食、器具，所当行政令及行政违反时令将招致的祸害，便已令人眼花缭乱。而其书又为西汉时戴圣纂辑，其散失无闻者更无可计数。
但周公制礼的初衷，并非如乾隆般组织编辑工程浩大完善的《四库全书》以标榜千秋，而是真真切切想以自己仁智给周朝确立长治久安的体制。
周初将天下土地人众按公、侯、伯、子、男五等分封给一千八百余君，各自建国筑城，自行治理；只有京都周围方圆千里（王畿）是周王直接治理。周王只是百千君主（诸侯）的“共主”，临民亲政的是诸侯，天子不直接统治。诸侯国君仿效周王又将国土分封给卿大夫建邑立“家”，卿大夫聘家臣治理。共主、国君、大夫三级层层分封建政之制，为“封建制”，粗似今之“大英联邦”，以地方自治为基础。
由这一政治规模所决定，西周天下不能依靠强权专制手段来管理，而须依靠天子公侯卿大夫们内心自觉，以礼治国。所以，只有强化贵族的道德自尊与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才能不严而治、不肃而行。是有所谓“礼不下庶人”之说。为此，其子伯禽代他受封于鲁国时，周公戒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勿以国骄人！”（《史记·周公世家》）俟其摄政八年，百事就绪，还政于成王之时，又历举殷朝诸王为例，告诫成王应敬畏天命，禁戒骄奢，体察小民无告之苦。
《史记·周公世家》载：“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秩序未完善）。于是周公作《周官》（周王朝各部门官吏的分职设置与权责范围），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悦。”确立这套严明的礼治体制推行天下，根本宗旨就是为确保周王与后世各级贵族敬德保民，免蹈殷纣覆辙；是把政治权力与道德责任一体化的极高明的社会体系。《礼记·曲礼》开宗明义的四“不可”即立意总纲：“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不可得意忘形），乐不可极。”句句是对富贵特权的告诫劝导。可见，周公所制作的礼乐，一方面因其政权的需要，只限于贵族而不下庶人；另一方面，对贵族自身而言，礼乐在生活上也有分别、节制与调和的作用。
孔子一生思慕周公，其精神与心魂常与周公在一起，所以有不复梦见周公之叹。而孔子所处的春秋，一方面是周公的礼乐秩序崩坏；另一方面“礼”的仪式、器物、音乐仍谨守不废，甚至程序愈繁琐，器物愈精美，排场愈铺张。连身份只为诸侯之臣的大夫季氏也敢僭越天子之礼，以“八佾舞于庭”（课文章节3.1）。钟鸣鼎食之家在进退揖让的优雅旋转间杀人盈城，殿堂器皿玉帛钟鼓花样出新；而另一边，百姓啼饥号寒，骨肉分散，流离失所。孔子周游列国十六年，深知徒有“仪节”而无“仁爱”之“礼”的危机，深知只论“上下有别”而凭等级特权搜刮百姓之“礼”的祸害。
事实上，从古而今，帝王将相为自身衣食住行的“国家体面”与各级长官的“政绩门面”而举行的各类典礼，虚耗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地力于繁琐事务之中。后人白居易所说“少夺人衣作地衣”，正是为天下生灵困苦的大声疾呼。曾子言：国无道，君子耻盈礼。韩非有“买椟还珠”的比喻，“楚人有卖其珠于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缉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抛弃了“礼意”之珠而徒有精美之椟的“礼仪”不但形同虚设，且遗祸无穷。
所以，孔子一面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课文章节3.14）；一面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课文章节17.11），“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课文章节3.3）礼是周世久行的体制，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与仁”和而不同，孔子要把“仁德”引入古礼，阐扬周公制定礼仪的本意，这是他在文化上继承周公，又超过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最大勋业。而孔子一生汲汲以求，在日用常行的世间生活中经营着实践着倡导着发扬着，要把中华人文引向通往和谐或曰美善的一端。
因此，在教授《论语》章节之前，在探讨孔学有无现代意义之前，先知晓“礼”的本在防富贵骄奢而救民凋敝。
周公制礼作乐以节制天下贵族的贪欲，孔子教执政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都是相信人性之善能用德相感，此一脉相承。千载而下，周礼的体制仪节已只是古书上残留的文字，但是华夏之邦仁义礼让的风度却渐沉潜为一种民族品格，在平朴的乡野田埂之间，在热闹的婚丧嫁娶之际，或在人情往来寒暄问候之时，还能略微地感受到。这是古人给予我们的精神的厚惠。即使朝代更迭、体制不再、意识形态与时俱变，但在“礼”背后所蕴藏的古老文明，似乎依然有穿透历史的力量，在土地里滋生在空气中弥漫，为当代人灌注着向善向美的力量。这个以孔子的大智慧所发扬的“仁”字，虽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但它确实存在，也依然被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它是充实的，具足的，甚至，可以包含我们整个的社会和人生。
①引自钭东星《论语义说》论仁篇第2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②引自张寿安《礼教与情欲》载《郭店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论语〉选读》相关链接第11页有节选。
③引自《〈论语〉选读》文言练习部分第10页，语文出版社。原文：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引自《论语选读教学用书》第23页，语文出版社。
④引自杨伯峻《论语译注》阳货篇第十七第18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引自《礼记直解》曲礼上第一第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⑥引自扬之水《诗经别裁》第2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⑦引自扬之水《先秦诗文史》第17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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