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流逝的历史，今天是上演的现在，明天是前方的未来。回想起将要过去的2015年，让我难以忘却。这一年，我用一个微型的“笔记本”敲出三本书稿。周遭的人们惊异了，窃窃私语：“这个视茫茫、发苍苍的白胡子老头儿，不到一年的时间鼓捣出70万字，让人匪夷所思。”殊不知，这些文字是我长期教研积累的释放，是我心里流淌出来的血，一般人是“鼓捣”不出来的。话还得从头说起——
“躺着看书，站着教书，坐着写书，四季陪书共度；闲而思梦，忙而追梦，睡而做梦，三生与梦同行。”这是我退休前的生活写照。
2007年，我迎来了花甲之年。按理说，到了这个年龄，也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可是我偏偏应聘到黑龙江省语委办，当了科研秘书。
2015年，领导见我年事已高，老眼昏花，拿着放大镜看文件，也就没安排多少具体工作。于是乎，我“躲进小楼成一统”，在办公室里，移动鼠标，敲击键盘，干起了“私活”。
一月，乃冰城最冷的时候，零下30多度，白雪皑皑，朔风凛冽。天还没亮，我就骑着一辆没闸没锁的破自行车去上班了。自行车碾压路上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空荡荡的首班公交车从我的身边慢慢驶过，车灯和路灯交相辉映，伴我前行。大约半个多小时，我便用冻僵的老手摁响了单位的门铃。
一晃，春节到了。一位朋友发出微信：“40年的学习，40年的酝酿，40年的汗水，40年的心血。一部24万字的《中国语文教育五千年》，日前在哈尔滨罕见的暴风雪中杀青，如今的白金声已变成了白头翁。”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的头发确实又白了许多，都是这本史话惹的祸。《中国语文教育五千年》杂采前人众说，集纳今人成果，以时代为经，以人、事、书为纬，本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则，共90个小题，每题独立成篇，这些篇目纵横交错，互为表里，浑然一体。读者读之如同漫步中国语文教育历史的长廊，沿波讨源，因枝求叶，看到一路风景，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做一个明确的纪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致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我不敢说在写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写中国语文教育历史那是大家的事。如果说这本书能给中小学青年教师提供一些语文教育史的资料，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莺飞草长，春光明媚，转瞬间，到了五月，我开始撰写《讲台上的智慧——跟名家名师学教语文》。
面对苍穹，叩问大地，语文到底是什么？在创作中，我有了新的领悟：语文走了几千年，来到现在，携裹一路风霜，染遍岁月沧桑，它是中华民族的根；语文是生活的浓缩，是情感的记录，语文之妙，妙不可言，它需要用心去感受；语文要涵养，没有积累，无以入其堂奥，大量的内化、外烁，语文教学之功毕矣。
《讲台上的智慧——跟名家学教语文》这本书稿，按照“三老”的语文思想、大家的语文观点、名师的语文课堂，分成三个篇章。或引用，或品评，或介绍，或叙事，或回忆，涉及一大帮语文人物4。其中，既有语文教育界的泰山北斗，也有资深的语文名家和著名的特级教师。静水流深见气象，从这些人物的身上，我感受到了语文教育的博大精深，更让我学到了专家学者的教育思想和学问修养，同时，也让我看到了青年才俊的才华与气质。
书稿形成了，不知与那家出版社有缘？无意中我想到了“大夏书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书系”在全国教育界很有影响，光我的书房里就藏有“大夏书系”几十本，让我爱不释手。一天，我给教育策划人李永梅、朱永通寄去一张明信片，言说此事，二位表示愿意为我作嫁衣裳。经过“二永”的指点，我三易其稿，最终《讲台上的智慧——跟名家学教语文》也进入了“大夏书系”，有望2016年第一季度与广大读者见面。
踩着盛夏的末梢，不经意间就进入了立秋。八月八日这一天是周六，我照样一大早来到单位，开始第三本书稿《知困集——白金声语文教研小品》的写作。辑录此书的教研小品，都是我对语文教育有感而发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这是一本论文集。
重阳节上午，我登上了哈尔滨东郊的天恒山，遍地的黄叶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50年前，双城，那时我还是一个追梦的青涩学子。在语文课上，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胖老师给我们讲《学记》。站在讲台上，胖得一身的肉都往地上拖的他，用公鸭嗓念道：“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返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其实，胖老师姓庞，因为他胖，同学们都称他为胖老师。对于这样的称呼，庞老师倒也不介意，在他看来，心广体胖，胖人有福。
稍停，庞老师说：“《学记》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经典，这段话何尝不是至理名言呢？它只是其中给予人的豹之一斑，将来你们当中哪位当了老师，须慢慢研读，慢慢体会。下课！”庞老师拖着一身肉，蹒跚地走出教室。
后来，我真地做了老师。那是1971年的春天，生产队让我当“挣工分的教师”，只供饭，不给钱。我斩钉截铁地说：“干！”一个下乡“知青”，对教育、教学原理、原则、方法一无所知，居然站在三尺讲台上，岂非咄咄怪事？于是，我想到了庞老师。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隔五六年，兵荒马乱，上哪去找庞老师？几经打听，费尽周折，终于在县城东南隅一间破旧的泥草房中见到了他。此时的庞老师瘦多了，说话的声音更沙哑了，唯独没变的是那副深度眼镜还架在鼻梁上。在造访中我了解到，庞老师在学校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中被造反派打伤了腿，在家养病，由老伴照料，看来，“有福”之人也没躲过“文化大革命”的一劫。
庞老师得知我当了民办教师，很是高兴，他站起来，拄着拐棍，从床底下找出一本书，原来是顾树森的《学记今译》。然后在扉页上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教学相长”四个大字。
他说：“做老师的不能不读《学记》，拿去吧，做个纪念！”我双手接过书，一边鞠躬一边道谢。
不久，庞老师和他的老伴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从此便音信皆无。
1976年，我在公社教育办做了兼职教研员，在给小学语文老师讲课时，才真正明白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句话的意思。为了拥有“一览众山小”的从容与自信，在“自返”与“自强”中，我开始拼命地读书。那时可读的书特少，“文革”劫后，百废待兴，书店和图书馆门可罗雀。一次，我去县城旧物市场，在废纸堆里翻到一本傅任敢著的《学记译述》，如获至宝。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时，在学习和实践中，我体会到《学记》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它深刻的教育、教学思想。
1979年，我调到县教研室，当了一名小学语文教研员。从那时起，我舌耕、目耕、手耕三管齐下，其乐融融。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完毕，第一件事就是先背几句《学记》，然后再去上班。直到现在，1229字的《学记》我还能倒背如流，且常背常新，永背永获，这可谓一篇经典煨年华！
站在秋阳高照的山顶，我突然来了灵感，第三本书为何不叫《知困集》呢？“知困集”既蕴含了“教然后知困”之意，又表明了“知困，然后能自强”之心。妙哉！
2015年，春夏秋冬，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刻记，写史，叙事，论教，竟“鼓捣”出三本书。“优秀”与否是别人的评价，“幸福”与否是自己的感觉。本年度，我不一定是优秀的，但是，我绝对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