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一直是非常重要和非常敏感的问题，在有些重要的历史关头甚至成为关乎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问题。青海省委从边疆稳定的国家大局考虑，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过程中，对这两个重要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倾注了极大的努力，为我国边疆地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稳定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宗教信仰问题
“3*14”和自焚事件的发生在震惊全世界的同时，也使我国各个阶层的相关人员不得不反思这些严重事件深刻的社会动因和文化成因，其中温顺的佛教僧人成为发起事件的主要人群，不能不引起更加深刻的反思，青海省也与其他省份一样，没能摆脱这些事件的发生。藏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僧人在这个民族的信仰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信教群众磕头膜拜的对象，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况对信教群众起着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因此，僧人群体的思想稳定和生活幸福直接影响着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大局。但是，长期以来，僧人这个群体一直不是非常稳定。
首先，境外分裂势力长期从事分化和瓦解藏族信教群众，以僧人和信教群众作为突破口，煽动和纵容藏独分子，在西藏和其他藏区从事破坏活动，这是外部原因。但与本文主题没有直接关系，故从略。
其次，我国在宗教政策上曾经犯下过错误是内部原因。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传承方式的异同。汉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在历史上主要靠私塾和寺院（道观）教育，在近代迅速转向学校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汉文化中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地理、医学、药学、加上迅速发展起来的理工科，无所不包，所以只要办好各级学校，汉族文化的传承就不会有问题。但是，藏族文化就不一样，在历史上主要靠寺院教育，靠各个大寺院中的显宗学院（主修佛教哲学和逻辑学）、密宗学院（主修佛教密宗）、医学院（主修藏医藏药）、时轮院（主修天文历算）等，在这些领域的发展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解放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为绝大多数少年儿童提供了上学的机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为藏区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学校教育中，虽然小学和中学的双语教学中有藏文，但中学以上绝大多数转向以汉文为主的各类专业当中，而仅有的几所民族院校只有藏语言文学专业和藏医专业，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如历史、哲学、逻辑学、天文、历算等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则无从谈起，所以，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只能主要靠寺院教育，显然，我国藏区的寺院教育至今仍然担负着继承和发展藏族传统文化的重任。也就是说，内地的寺院教育基本上就是宗教教育，除了宗教以外，汉文化的继承任务主要由各级学校来完成，而藏区的寺院教育则是藏族传统文化（十明）的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承担不了继承藏族传统文化的任务，因为学校里没有藏族传统文化的各种专业。
（一）回顾问题
解放以后，党的宗教政策以其强烈的感召力，团结了绝大多数宗教人士，他们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整个藏区的社会稳定，以及之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失误，藏区宗教政策长期与内地政策一刀切，忽视了藏区寺院的教学功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后患无穷。加上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方面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长期占有主导地位，遇到一些重大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时尤其如此，这样的极左思潮严重影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执行，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党群关系和民族关系，总而言之，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僧人的生计问题、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
1.僧人的基本生计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一个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国民的国家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甚至生死存亡，因而，国家意识是一个国家与其道德、制度、经济和文化一起需要进行苦心经营的一个重要的和长期的建设项目。在国家意识这个建设项目当中，多民族国家尤其要面对比单一民族国家要复杂的多的各种问题，其中培养和建设少数民族国民的国家意识就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重大问题。要培养和建设少数民族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仅仅局限于理论和宣传是无济于事的，更重要的是，切实解决少数民族的民生问题，顾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让少数民族充分享受到这个国家的各种资源，切实感受到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平等、尊重和温暖，只有这样，才会增加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荣誉感，才能培养他们的国家意识，所以，解决民生问题是培养和建设少数民族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的重要途径。但是，我国藏区的民生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宗教的民生问题曾经是一个被疏略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和蔓延已经造成了一系列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解放以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宗教长期被认为是毒害群众的毒草和鸦片，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宗教信仰的定位长期影响着宗教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的形成，制约着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正确解决，以继承和发展宗教为己任的僧人这个群体一直得不到正确对待，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们首当其中，是受迫害最严重的一个群体，仅仅是僧人的身份就曾经是长期遭受迫害的理由和条件，给他们的心理上留下了很重的阴影。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在解放后的前五十多年中，国家在农牧区许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中，僧人及其居住的寺院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部分，在农牧区照明电网建设中没有寺院，在农牧区道路建设项目中没有寺院，在农牧区饮水系统建设项目中没有寺院，甚至在农牧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项目中没有僧人，在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建设中没有寺院，除了极个别大活佛和少部分著名寺院得到国家扶持并做了大量宣传以外，绝大多数寺院和僧人实际上没有纳入国家建设的大多数项目里，也就是说，僧人这个群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没能享受许多公民应有的待遇，而且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十多年。如此长期被疏忽和被边缘化的事实不仅严重伤害了僧人这个群体的自尊心，而且使他们意识到党和政府在对待普通农牧民群众和僧人时的明显差距，感受到党和政府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更加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中，被国家长期忽视的僧人群体恰恰是藏民族最受尊敬和爱戴的群体，处于信仰结构的塔尖地位，上千年来，藏民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就是靠僧人这个群体来继承和发展下来的，因而，对于僧人的长期疏忽不仅伤害了僧人这个群体本身，而且也严重地伤害了绝大多数信教群众的民族自尊心。
2.僧人的学经及学位晋升问题得不到解决
藏区的寺院教育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尤其是大型寺院，不仅有严格的学经制度，而且有各类不同的学院及其不同的专业，选用教材、升级考试、晋升学位等都有严格的制度，各个教派的学经制度又各具特色，藏区各个地方的学僧学到一定的程度后就要到各自教派中比较大的寺院去深造，获得学位，格鲁派是藏传佛教最大的一个教派，因而以拉萨三大寺为中心的格鲁派学经及其学位晋升制度是五省藏区影响最大、最严格和最完善的的一套学经和学位晋升制度，也是继承和发扬藏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核心制度。在三大寺完成学经后在拉萨传召大法会上经过辨经获得的拉然巴格西是整个藏族传统文化中的最高学位，在藏族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三大寺学习和在拉萨的传召大法会上获得拉然巴格西是格鲁派僧人一辈子的梦想和最崇高的追求，就像内地的孩子一辈子都梦想着进入清华和北大学习一样。1951年之前的藏族传统文化就是靠寺院教育和这个学经制度传承下来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解放以后这个制度逐渐被废止，如今，如果不是西藏自治区的户口，其他藏区的学僧只能在自己的寺院里学经，不能按照传统逐级学经来到拉萨的三大寺学经了，也就没有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的机会。可是，这个制度恰恰被流亡藏人移植到了印度，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会里，不仅重建了三大寺以及其他重要寺院，而且每年举行传召大法会，完整地保存了传统的学经及其学位晋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藏区僧人们学到一定的程度并寻求进一步深造时，因为西藏的三大寺等主要学经寺院不再对其他藏区的僧人开放，大量的僧人只能外逃到印度的寺院学经，追求他们的理想。这样的结果不仅使国内僧人的学经及其学位晋升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宗教界带来普遍的不满情绪，而且还产生一个更为后患无穷的负面影响，这些出境求学的僧人就成为分裂势力宣传和灌输他们分裂思想的对象，而这些僧人恰恰是所有僧人中最聪明和最上进的一部分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没有出去之前就已经在各自的寺院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他们在境外接受了分裂势力的反面宣传，他们学成回国以后就会成为藏区的不稳定因素。
3.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遇到挑战
藏族是一个精神至上、信仰至上的民族，非常重视自己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个传统文化又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因而非常崇尚满腹经纶的高僧大德，因而也更加重视寺院教育，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僧人在藏民族的信仰结构中处于塔尖的地位，顶礼膜拜，推崇备至。但是，由于藏区的宗教政策照搬内地，藏区的寺院教育并没有作为一个教育系统来对待，因而宗教政策的许多条款与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产生冲突，比如，“十八岁之前不能入寺”，这在内地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藏族地区老百姓的眼里，寺院就是学校，是学习和继承藏族传统文化的地方，更何况这样的传统已经继承了上千年，有一个制度和文化的惯性在起作用，如果不让十八岁之前的孩子入寺学习藏族传统文化，藏族的传统文化就没有人继承，更没有人发展了，这对视传统文化为生命的藏民族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因此，五省藏区各级人大、政协的有关会议上，宗教界及各界代表代表提出过无数次意见和建议，但因这个条款与九年义务制教育等国家相关政策相抵触，至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另外，“僧人属地管理”同样存在严重的冲突，仅仅从宗教和寺院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甚至合情合理，僧人应该在自己的寺院里，不应该到处游荡，但是，如果考虑到僧人在自己的寺院里学到一定的程度，开始寻求深造时就必须到更高层次的学府里去，更何况游学早已成为僧人们学习经典和考取学位的传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一辈子在同一座寺院里学习就不可能在学业上有什么成就，就好像一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被进行“属地管理”，一辈子在同一所小学或中学里上学，不让其升学深造，这在客观上遏制了学僧们进一步深造的愿望，挫伤了学僧们的积极性，伤害了学僧们的自尊性，客观上限制了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的限制同样深深地伤害了藏民族的民族自尊心。
从另一个角度讲，政府对僧人这个群体的疏忽和边缘化，使普通群众对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未来产生危机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及其主要载体寺院和僧人。
（二）问题的后果
佛教徒以慈善为怀，对于上述不平等待遇一般不会有过激反应，但如果积累太多，尤其是像学经及其学位晋升制度、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等重大事情遇到等重大问题时，僧人们的群体不满情绪就会成为不稳定因素，在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尤其在不法分子和分裂势力的煽风点火时，就会借机爆发，有可能酿成危害社会的群体事件。因为僧人在藏族传统信仰体系中的地位，伤害了僧人这个群体的同时，也伤害了他们所属的民族，更何况他们所代表的藏族传统文化同样是藏民族普通百姓推崇备至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为什么3.14事件和自焚事件中，僧人带头，信教群众积极响应的现象发生的社会原因。
（三）青海的解决之道
青海省委敏锐地看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并在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创建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看到，青海省委将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重点放在解决僧人的民生方面，这是个重要的突破口，准确地抓住了解放以后宗教信仰和宗教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看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程度考量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弱的大问题。
首先，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量，青海省委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工作中，将寺院及其僧人的生计问题纳入政府工作当中，对重要的寺院与乡镇、村社、学校和移民安置点等地区进行综合整治，其中包括了寺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僧人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建设等，将寺院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纳入政府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中，让其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平等地和健康地发展，发挥重要和正面的作用。将僧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纳入社会保障系统和合作医疗卫生系统等各种国家福利项目，让他们平等地享受每一个公民能够享受的各项福利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五十年来被疏忽的僧人的生计问题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这样的做法，使广大的僧人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增强了他们作为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公民意识，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这对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创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青海自身看，一方面，从寺院内部看，在三种管理方式中大多数寺院采取自主管理的方式，尊重寺院的自我管理传统，这为寺院自身的学经、学位晋升等制度的传承提供了很大的自我空间；而协助管理和共同管理的寺院，其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地位作用没有变化，继续得到保留，驻寺干部的管理和服务职责则提出了明确的边界，以便让寺院给包括自身学经传统在内的自我管理传统提供了比较适当的政策环境。如我们考察的鲁仓寺，是一个学经寺院，有系统的学经班级制度、班级晋升制度，但寺院建立以来就没有颁发学衔证书的习惯。这些传统至今得到了发展，哪怕是由于依稀政治性事件而整顿、建立共同管理委员会等，寺院传统的固有的学经制度得到尊重和传承。另一个方面，根据中央的要求，推动官办宗教院校的建设，玉树州佛教学校在地震之后得到国家资助重建运转，青海省佛学院在海南州贵德县正在新建，同时给中国高级佛学院输送了上百名学僧。现在全省取得“拉然巴”、“拓然巴”学位的学僧达到120多人。
再次，在保护、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亮点。比如青海省在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创建中，同样注意到文化传传承问题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危害，他们在开拓文化传承的内涵和外延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在青海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下，青海省藏医和藏药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独树一帜，他们将藏医和藏药的教学、研发、临床、生产和销售集合在金诃集团麾下进行统一规划和发展，将古老的藏医藏药的教学和传承与广大百姓的身体健康结合起来，把传统的藏药生产工艺和现代化的制药设备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集藏医教学、医疗、研发、药业、博物馆于一体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这样的模式不仅是民族教育方面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也是我国民族地区开发民族传统文化造福于人的成功范例。他们还组织专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搜集、抢救、挖掘散落于民间、濒临灭绝的藏医药经典古籍文献之后，编辑出版了六十卷的《藏医药大典》，成为藏族文化史上继佛教和苯教《大藏经》之后，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集成，也是迄今为止我国藏医藏药文献的发掘和整理方面做出的最大成就。青海省藏医藏药的教学和科研还走向了世界，青海大学藏医学院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开设了藏医药课程，为中国藏族医药在国际上的传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青海省在藏医藏药的教育和发展做出的努力，不仅扩展了民族教育的内涵和外延，提高了民考民考生的入学率，而且也拓展了这些学生的就业渠道，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二、语言文字问题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文明传统的标志，许多民族将语言文字视为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命。藏民族的语言历史源远流长，文字也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解放以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情况不同，各省市民族教育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办法，取得了喜人的进步，为我国两个文明的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才。但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
任何具有成熟的语言文字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的基础教育，都应该以母语教育为主，这不仅是教育学上早已解决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也是我国民族教育工作实践中早已证明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藏区的基础教育中母语教育一直存在被忽略的趋势，双语教育中母语教育的比例越来越小，很多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刚刚上学就开始用第二种语言来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其结果可想而知，而能够用自己熟悉的母语学习的科目越来越少，造成教育模式脱离实际，其结果，不仅母语没学好，连第二种语言也没学好，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还波及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由于在中小学中的藏文课程或者能够用藏文学习的各种课程越来越少，不仅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受到严重影响，而且藏族群众感觉到藏族文化的空间越来越小，对藏文和藏族文化的未来产生危机感，很多群众包括国家干部送自己的子女到寺院，甚至送到印度学习藏族文化，西藏自治区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国家干部将送到境外的子女叫回来，让他们在国内接受教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一直以来，我国的民族教育概念及其定位存在严重误区，简单地认为，只要讲授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就是民族教育，其实远非如此。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民族教育就应该是培养民族地区需要的各行各业的能够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各行各业的人才，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那里的民族教育就应该是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各行各业的多语种人才，至少应该是双语人才。在我国藏族地区，就应该是藏汉双语人才，在蒙古地区就应该是蒙汉双语人才，等等，所谓的各行各业就包括行政管理、医药、银行、邮政、司法、工商等行业，而不是仅仅是讲授一点藏语文课。我们目前的民族教育就基本局限在藏语文教学方面。没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规模的、制度性的培养各行各业双语人才的机制和教育单位，这样的民族教育是不完善的，它的功能是残缺不全的，虽然这样的民族教育比起解放前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培养了许多人才，为新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是不能够很好地为我国民族地区多民族社会服务的。虽然有些学校的有些行业、有些专业办了一些临时的双语班和培训班，做了一些尝试，但距离社会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
藏区民考民考生的入学率和就业率严重低下就是一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现有几所民族院校中除了藏语言文学专业以外，有几个极其有限的专业如藏医药、绘画、计算机等专业可以招生，但远不能满足民考民考生的升学要求。民族地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就将少数民族招生计划比例压的很低，比如，青海省2008年汉考汉考生招生计划为62%，2009年汉考汉的招生计划75%，而该省2008年民考民的招生计划为32%，2009年的民考民招生计划为28%，也就是说，从国家的计划中就已经决定了绝大多数民考民考生无法升学。因此，2009年青海省有2900多名民考民（藏文）考生，但他们能够升入的大学仅仅是几所民族大学的藏语言文学专业，而这些民族大学的藏语言文学专业名额极度有限，大量的考生即便就是考上也没有升学机会，这里最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高校教育中没有足够的双语专业。
那么，我们的社会真的不需要双语人才吗！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因为这些民考民的考生并不是只学藏文，而是兼学藏汉双语，甚至第三种语言外语，藏区各行各业急需各个专业既能讲汉语也能讲民族语言的人才，比如，藏汉翻译人才，能够讲民族语的民族艺术人才、计算机人才、银行人才、法律人才等。极度有限的藏汉兼通的大学生所学的专业面又很窄，只有藏语言文学，不能适应专业人才的需求，仅凭专业水平和汉语能力录用的人才又不懂民族语言，无法与当地群众沟通，大量的当地人无法就业，造成当地群众的强烈不满，已经形成一定的社会问题，成为安全隐患。
青海省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工作中，针对纯农牧区和州县政府所在地城镇之间的差异，青海省根据其多民族、多语种的特点，提供了多种双语教学模式，将选择权交给家长，家长和孩子可以自主选择以藏语讲授各门课程，加授汉语的模式；也可以选择以汉语讲授各门课程，加授藏语的模式；还可以选择进入普通中学学习，完全用汉语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学校还给汉族、回族等其他民族的学生开设了藏语选修兴趣班。
青海农牧区藏族孩子从母语学起，再学习汉语和英语，非常适合青海的民族构成和省情。孩子们通过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双语教育，既为继承本民族文化奠定了一个很好的藏文语言基础；也通过学习汉语，循序渐进，为进一步向多学科发展，拥有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前景和优势。正因为青海省长期坚持的多种教学模式自由选择的双语教学模式的正确性，充分尊重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母语的同事，非常喜欢和接受汉语教学，这也是青海省双语教育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双语教育让藏语学生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应该说，青海省委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工作中，对藏族的语言文字给予了高度重视，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双语教学以多种模式自由选择为核心，找出了即符合教育学规律，也符合当地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同时还在继续探索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方法。
同时，针对民考民考生的入学率和就业率低下的问题，一个是，据教育厅介绍，正在通过大预科建设、增加异地办班规模、教育对口支援等形式努力解决，有所突破；省委领导也在反馈会上说“正在研究解决”；另一个是，将就业作为第一民生重视，在继续以前给少数民族招考加分的办法的同时，省上留出一定比例的行政事业单位公开考虑名额让各州在本地招录，也专门划出一定比例的“双语”岗位在笔试中按藏（蒙）、汉文各50%的方式比分，同时在招考中明确规定报考各自治地方的岗位可以在笔试和面试中使用自治地方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就是说只要是自治地方的岗位，既可以全文用汉文答题，也可以全部用藏文或蒙文答题；而对于报考自治地方岗位的考生，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包括汉族，只要掌握一门民族语文，经口语测试后加5分。这些为提高不同语言教育经历者的竞争能力、扩大农村牧区孩子的就业机会创造了比较平等的机会。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受欢迎的措施制度化，真正得到法律的保障。
结论
五十年代我国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巨大成功，消除了中国各民族之间许多原有的隔阂、误解和偏见，大大缩小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文化距离和空间距离，为新中国的建设，尤其在我国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少数民族因为翻身解放得到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得到了尊重，因而真诚地感恩共产党，拥护新中国。同样，他们也因成为新中国的国民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因此萌生的国家意识空前强烈。
但在随之而来的半个世纪中，因胜利而忘乎所以，逐渐忽视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重要性，淡忘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和人文方面的独特性，较少听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真实愿望和具体要求。一味地强调翻身解放给少数民族带来的恩惠，殊不知，任何民族都不会一直沉醉在翻身解放的喜悦当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各个少数民族就自身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和愿望也会有变化，而这些要求和愿望往往是根植于他们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原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为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经济建设创造了绝好的机会，各个少数民族也想把握这个机会，为自己民族设计美好的未来。但是，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当中，一律照搬内地的发展模式，对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发展愿望重视不够，在民族地区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多方面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核心利益，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藏区僧人的生计问题、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藏语言文字的教学和使用空间问题、还有公务员考试中严重忽视双语人才问题、大学里可以用藏汉双语学习的专业设置严重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在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使藏族人感觉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前途渺茫，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使用的空间在一天天缩小，进而对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的未来产生危机感，因此，在很多人的心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担忧和不满情绪。在一般情况下，这种不满情绪往往以一个隐形的方式在积累，局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形式一片大好，但是，这样的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量变就会变成质变，在一些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容易发生突变，3.14事件和自焚事件虽然都是一些突发事情引发的，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和社会原因的。3.14和自焚事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并非只要经济发展了，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尤其像藏族这样一个精神至上的民族来说，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则比经济利益要重要的多。实际上，经济是要发展，但这个经济发展要考虑当地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文化传统，除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之外，应当尽可能地考虑当地民族的特殊性、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就业机会等，在解决这些民生问题的时候，更要注意按照各少数民族自己的传统和方式解决，以避免好心做不成好事。不尊重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和方法的做法伤害了这个民族的感情，也违反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仅不能培养和建设这个民族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反而造成了他们的距离感和离心力。
多元一体格局早已成为新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理念，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国会更加稳定，更加适合自身的发展。在历史上，康乾盛世一直被史学家们津津乐道，康熙和乾隆的治藏政策同样使后世政治家们望尘莫及。康熙和乾隆在西藏没有维稳经费、没有推广汉语教育，但他们的形象早已作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进入了藏传佛教的信仰体系之中，封建皇帝成为藏民族礼顶膜拜的对象，清朝是藏人心目中的天朝，清朝皇帝在信教群众心目中变成能够普度众生的菩萨，在他们的治理下，中国的疆域空前辽阔，西藏一有风吹草动，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上报朝廷，藏族高僧大德纷纷入朝进贡，求得册封，藏族人民的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就是因为他们对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等文化传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这样的理念不仅在中国的历史和发展当中得到佐证，而且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当中也不乏范例，比如，繁荣发达的瑞士是世界上社会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在他们治国理念的顶层设计中，将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三个语言作为官方语言，给予了这三种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平等的社会地位，成为瑞士社会长期稳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魁北克长期谋求独立，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满意魁北克的法语及其文化传统的法律地位，现在加拿大议会将法语升格为官方语言，给予其与英语一样的社会地位，魁北克问题彻底解决了，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尊重维护了加拿大的统一。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鉴于以上历史和文化原因，为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为了我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青海省委高度重视藏族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在地区稳定工作中的杠杆作用。准确地洞察到，各少数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点，都认为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关系到各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在多元一体格局下，如果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民生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这些民族的群众将更加感恩国家，他们会将自己民族的荣辱兴衰与整个国家的利益连在一起，他们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会更加强烈，而少数民族的这些利益关注点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各个民族之间的误会和隔阂就会消失，民族之间的团结就会水到渠成，民族团结就能带来边疆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因此，青海省委将民族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作为建设我国少数民族群众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的重要突破口和长期工作的重点来进行建设，将其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区的重要内容，这样的工作定位和建设内容必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即我国边疆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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