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藏语的历史比较与汉语古音研究的关系
汉语所属的语系是汉藏语系，或者叫藏汉语系。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历史比较有助于汉语古音的研究，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目前汉藏语系的总体研究水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汉语史研究发挥作用，人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人对这方面的研究评价颇高，把一些假设看作定论，认为汉藏比较已经解决了汉语上古音的拟测问题；而很多学者还是抱着审慎的态度。
高本汉在1928年写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研究周朝的汉语读音，有四种主要方法，“这里头最要紧的恐怕是中国以外的各种支那系语言的比较的研究。可是要作这种研究，现在的时候还不能算成熟。那些T‘ai语(就是暹罗的语言)跟那些西藏缅甸语先得彻底的研究好了，用比较的方法把它最古的音考定了，然后拿它们来研究中国语言才有用处”[1](P345)。
此后的大半个世纪内汉藏语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无论是这个语系内每种语言的单独研究，各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通过不同语言材料的比较来构拟汉语上古音，都有人做过大量工作。那么，这些研究在汉语史学科中的作用达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们看几位著名学者的评论。
李方桂于1971年发表的《上古音研究》中说:“汉语与别的藏汉语系的语言的比较研究，这是将来发展汉语上古音的一条大路，以前有不少尝试。……可是这种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只是初步的，还没有十分肯定的结论。我们现在可以应用的也不过是少数比较可靠的例子拿来作上古音系的印证而已，还没有成系统的拟测汉语音系的原始汉语系统。”[2](P5)
张琨于1983年的一次谈话中说:要建立原始汉语，“除了《切韵》以外，只有靠别的所谓藏汉语的方言了。可惜藏汉语的方言研究的程度有限，一时恐怕难以有显著的成绩。……做这个东西是危险的事情，完全是猜想。猜想的东西很难使人相信。比方说，我们发表过一篇文章，讲‘浓’和‘稠’，有很多所谓藏汉语的同源字，连我都不相信。……原始汉语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整个地从汉语以外的材料中得到证明，看来还是渺茫的事情”[3](P243-244)。
李荣在1984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至于汉藏语的比较，现在还处在‘貌合神离’的阶段，看着藏文有点像，就凑上了。目前汉藏语的研究还在起步时期，我们不能过分苛求。要依靠汉藏语的比较来研究上古音，现在恐怕为时尚早。”[4](P5)
以上几家都是学博识精的学者，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他们都认可汉藏语系语言对于研究汉语上古音以及更古老的原始汉语的重要性，同时也都认为目前的汉藏语研究没有给汉语古音的研究提供很多可靠的材料，还不能把汉藏比较作为拟测汉语上古音和原始音系的主要途径。当今的汉藏语研究现状仍然没有超出他们所说的水平，还不能成系统地证明上古音或原始音。从汉藏比较构拟汉语上古音或远古音，能够看作定论的成绩也还是有限的。
二、汉藏语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汉藏语的比较能够在汉语史研究中起多大作用，跟这个语系的总体研究有很大关系。学者们在这个领域内做了大量工作，但存在的问题也相当多。多年来，这一研究领域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地方，在语系范围、系属划分标准、同源词与借词的区别等问题上一直有争议。
1.汉藏语系的范围及支系划分。
汉藏语系这个概念是19世纪初西方学者提出来的。他们比照着印欧语系，设想汉语与周围一些语言具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属于一个语系。至于这个语系包含着哪些语言，语系内部分出哪些语族，则有过好几种说法。
早期的研究者所讲的汉藏语系分作两支:东部的“汉台语群”，以汉语和台语为代表；西部的藏缅语群，以藏语和缅甸语为代表。此外，有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语算在里边的，有把孟-高棉语算在里边的，有把高加索语算在里边的。这一时期的分类，如李方桂所说，还不过是在泛泛观察的基础上的粗略分类。
20世纪30年代，李方桂提出了汉藏语系分为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后改称壮侗语族)、苗瑶语四个支系的分法。叶尼塞语等不再被包括在汉藏语系之内。这种四分法后来为中国大陆学者沿用。
美国学者白保罗(Benedict,P.K.)和马蒂索夫(Matisoff,J.)所提出的对汉藏语系的范围和分支划分法跟李方桂有很大差别。他们把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排除在汉藏语系之外，认为汉藏语系只包括汉语和藏-克伦语两大分支，藏-克伦语下分藏缅语和克伦语两支。这一主张最早在40年代形成，到70年代由于《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的出版而产生很大影响。
20世纪后期，沙加尔、邢公畹等又有新的主张，认为不仅苗瑶语、壮侗语还要算在汉藏语系内，而且连以前所说的南岛语系也要划入同一语系内，这样一个大语系的名称叫做“华澳语系”。这个观点也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
与古汉语音韵研究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同语系内哪一支语言跟汉语的关系比较密切?在主要的分类法中，汉语都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支系，跟其他语族并列。早期的分类法中，把汉语跟台语的关系看得比跟藏缅语关系更近；后来的分类法则把汉语跟藏缅语的关系看得更近一些。白保罗把壮侗语族、苗瑶语族排除在汉藏语系之外，只承认藏-克伦语跟汉语有亲属关系，但是也认为汉语跟藏缅语关系疏远:“藏缅语和克伦语可以构成一个与汉语对立的上位语族(藏-克伦语族)。藏-克伦语和汉语的关系比较疏远，可与闪语和含语或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之间的关系相比。”[5](P1)汉语跟其他语族的亲缘关系都比较疏远，能够确认的同源成分也很少，这对于历史比较是不利的。
2.汉藏语系的分类标准。
早期的研究者对于汉藏语系的认识相当粗浅，那时的系属划分不过是凭借着一些“泛泛的观察”，甚至更可能把地理分布当作了语言归属的重要条件。自30年代以后，有了对多种语言的深入详细的调查，掌握的材料越来越丰富，分类的标准问题却随之逐渐尖锐起来。
当初提出汉藏语系概念时，是模仿了印欧语系的方法。但是印欧语系的研究方法却不能套用到汉藏语言上。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既利用了同源词成分，更重要的还有语法形态上的严格对应，因此而有牢固可靠的比较基础。但是汉藏系语言的关系却复杂得多，尤其是多数语言缺乏语法形态，古典的西方历史比较法难有用武之地。岑麒祥说，汉藏语系的研究远比不上印欧语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汉藏系语言文字结构的特殊。印欧系语言多有很复杂的形态，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碰到一种这样的语言(例如吐火罗语)，只要把它稍加诠释就可以认识到它的印欧语的面孔。汉藏系语言的形态多很简单，一部分语言并且是用象形文字的，声音不很显著，所以要加以比较就会感到特别困难”[6](P195-196)。
形态比较法在汉藏语系难有用武之地，研究者就探索用其他特征作为这个语系的分类标准。李方桂等人所用的标准是所谓类型学上的“同构关系”，即语音结构类型和语法结构类型的共性。其中有:单音节性，即单音节词占优势为特征；声调上的一致性，即多数语言有声调，并且不同语言间的声调有对应关系；语法相似性，即缺乏形态变化、有量词、虚词是重要的语法手段、语序多有相同处；等等。后来有的学者对类型学标准持否定态度或强烈的怀疑。他们认为，类型特征的相似性不能证明同源关系。世界各种语言的结构类型是有限的，在发生学上毫无关系的语言也可以具有共同的类型学特征。非洲苏丹等地的一些语言，语音和语法上有跟汉语相似的特点:单音节词占优势、有声调、主要用虚词和语序表示语法关系等，没有人认为它们跟汉语是亲属语言。类型学上的相似性可以在互相隔绝的环境下分别独立形成，如单音节语言都可以独立地产生出声调。语言之间的深度接触影响也可以导致类型的趋同，如经过借用可以产生一套量词，语法的影响可以改变修饰语与中心语的位置，本来后置的修饰语改为前置。
否定同构标准后，能够作为语系划分标准的条件只有同源词。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是困难重重，让不少人大伤脑筋。
3.辨别同源词和借词的方法。
汉藏语系很多语言都有不少相互借词，特别是有很多从汉语借入的词语。有的借词的借入时间很早，跟同源词难以区别，有人就给不同语言间音义对应的词起了个名称叫“关系词”，以回避二者间的区分上的困难。但是要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却不能回避这两者的界限问题。由于不能凭借形态和类型来划定语系，只能用同源成分作为分类标准，就必须把同源词跟借词区分开来。学者们探索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严学宭提出了“同族词比较”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所比较的语言中找出“同族词”，即一种语言内(如汉语)意义上有密切关系(包含相同的“义素”)、读音上相近、可以看作由同一词根分化出来的一组词，在另一些语言中也有相似的音义关系。这样的对应不可能是借用的结果，而是同源关系的证明。
邢公畹从同音字和同族词两个条件探讨同源词。他给自己的方法起过两个名称，一个叫做“深层对应”，一个叫做“语义学比较法”。
邢氏给“深层对应”的定义是:“台语的一个字和汉语的一个字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在音韵形式上可以对应，我们说其中有同源关系的可能性；若是台语有一组意义各不相同的同音字，也能各自和汉语的一组字在意义和音韵形式上相对应，我们就管它叫‘深层对应’，其中的同源关系大体可以肯定。”[7](P511)在邢氏较早的一篇文章中，有表示这种对应关系的一套公式和举例。
用C代表汉语一个词形，用T代表泰语一个词形，用M代表汉语和泰语的词义，用小s代表“细微差别”，用“:”代表两个单词对应关系，用括号“｛”代表一组对应关系，这个公式写成下面的形式:
汉语的“鞍”“侒”两字同音，“侒”义为“享宴”；泰语的“”字有“鞍”“吃”两个意义。邢氏的观点是:“汉语‘鞍’字和‘侒’字只是两个同音词，在意义上差距很大，其间不存在引申关系。如果泰语从汉语借去‘鞍’，没有必要也借去‘侒’。现在泰语‘马鞍’与‘吃’是同音词，汉语‘鞍’与‘侒’也是同音词，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可以用来证明汉台两语之间有发生学关系的现象。”[7](P484-485)
关于“语义学比较法”，邢氏的定义是:“语义学比较法是以音韵学、训诂学为主要工具的研究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先求出汉语(例如以广州方言为代表)的一个字(当然是属于基本词汇的)的上古音形式，然后在台语(例如以曼谷话为代表的泰语及原始台语形式)以及藏缅语(例如藏文和缅文所保存的形式)里查找有没有可以和它相对应的字；如果有，我们再看汉语的这个字有哪些和它同音不同义的字，然后再查找这些同音不同义的字在台语以及藏缅语里是不是也都能对应；如果能对应，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组多层对应的字群。在这个字群里，汉台语以及藏缅语的这些能对应的字之间的关系是发生学关系，不是借贷关系。”[8](P7)这个方法用以下的公式表示:
邢氏认为:“汉语上古音*ts声母可以和泰语对应，汉语上古音药部字可以和泰语韵字对应”，“麻雀、酒杯两义相距很远，而汉台两语完全对应，决不是巧合；汉语的和泰语的的关系是发生学关系，不是借贷关系”[8](P7)。
“深层对应”和“语义学比较法”事实上是同一套方法，同族词的对应也包含在同音词的对应里边。邢公畹后来也把两个概念合并在一起讨论。
从同音词和同族词的角度能否区分开语言之间的同源词和借词?有的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丁邦新认为:“同音异义的字也可能一起借入另一个语言”，并引用陈保亚所指出的例子，西南官话中同音的“墨”、“麦”、“脉”三个字彼此毫无关系，但借入德宏傣语也是同音；改变的“改”和解开的“解”借入傣语也同音。丁氏又举出了英语跟汉语相似的词，比如:“汉语的‘设’是擦音声母，收-t尾，和英文的set很接近；正好‘设定’和setting意义极近，语音也相当。显然英语的set和汉语的‘设’没有同源关系，那么‘语义学比较法’和‘深层对应’的方法可能都有问题。”[9]聂鸿音也对这一方法提出质疑，他说:“甲语言的同音异义词借到乙语言中还是同音异义词，只要这些借词多到足够的数量，我们从中整理出多少条深层对应规则都可以做到。”[10]
按照丁、聂等学者的观点，音义对应的词既可能是同源词，也可能是借词。借词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也能够在两个语言之间出现成组、成系列的音义对应，这类对应跟同源词的对应没有形式上的界限。这的确是“深层对应”所遇到的严重障碍。由此看来，“深层对应”及“语义学比较法”所比较出来的同源词，也还只是具有或然性的而不是必然性的结论。这一方法有待于完善改进。同源词与借词的识别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汉藏语学家的难题。
对于构拟上古汉语和远古汉语来说，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一时难以分清楚，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其他语言中借自汉语的古老借词可能保存着借入时的某些汉语音韵特征，同源词的读音也经历了变迁，不再是当初的面目，它们都能够对构拟汉语古音有参考作用，但不是精确的指示作用，所以两者的价值大体是相等的。正如日本汉字音、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在研究汉语中古音的作用一样，在用于研究汉语上古音和原始音的时候，藏缅、壮侗、苗瑶诸语族里跟汉语有关的“关系词”也都可以一视同仁。不过，此前的研究者从同源词角度进行比较的多一些，明确地用借词的比较少。可能是因为各语族里的汉语借词的时代难以论定，不好说一个词的读音跟何时的汉语古音有关系。
三、以“同源词”的比较构拟汉语古音
汉语跟同系语言之间没有形态可资比较，主要的比较内容就是同源词。学者都希望借助于汉藏同源词的比较来构拟汉语上古音或原始音系。但是运用这个方法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却没有解决，即建立对应规律。有了成系统的对应规律，就知道甲语言的A音在乙语言中必定是a，或者是a、b、c，而在何种情况下是a，何种情况下是b，何种情况下是c，条件是明确的。反之，如果乙语言的a音对应了甲语言的A、B、C三个音，其间的对应条件也是明确的。有规律的语音对应是可以类推的，见到甲语言一个词，根据它的读音能够知道在乙语言里会有什么样的读音。汉藏语之间的比较就一直缺少这样的对应规律。
建立对应规律是可靠比较的前提。有了对应规律，就可以有把握地找出同源词；未能建立对应规律，所谓同源词就不一定可靠，进行比较就始终缺乏牢固的基础，总不能给人充分的信任感。李方桂早在30年代就很清楚地指出这个问题。他在《藏汉语系研究法》中，提到汉藏语系研究的成绩不能跟印欧语系相比的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建立对应规律。
尽管如此，在汉藏比较方面仍然有相当多的学者投入了很大的热情，有一段时间几乎算得上热门。下面用两个例子来看这方面研究的基本思路。
一例是龚煌城根据藏文和缅甸语的分析，并综合以前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汉语来母对应的藏文的r，喻母(喻四)对应的是藏文的l，据此可以修改李方桂拟测的上古音(李氏拟测来母为l、喻母为r)。下面是他在《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一文所用的例字(表中汉语古音是李方桂的拟音，藏文、缅甸文用转写形式):
龚氏说:“如果要根据上面的对应关系来拟测原始汉藏语，则只能依藏语来拟测更古的阶段。因为藏语至今仍然保存两种流音，实无法想象在过去某一时代曾发生l-与r-的互换。而汉语则因为两种流音(即来母与喻母)之中有一种(即喻母)在中古以前即已消失，所以如果来母原来是r-，只要假设在喻母l-音消失以后，发生了r->l-的语音变化，来母字由原来的r-音变成现代的l-音，汉藏语的对应关系便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11](P5)上古汉语的来母应该拟测为r，上古汉语的喻母应该拟测为l，就是从以上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龚氏另有三条理由来证明这种拟音存在于上古时代，此处不赘。
上面是局部地运用汉藏语的比较拟测汉语古音的例子。试图通过汉藏比较的方法系统地构拟汉语古音，则有俞敏的《汉藏同源字谱稿》可为一个范例。该文用了将近六百例可以比较的词，分为32韵部，是在罗常培、周祖谟所分31部的基础上调整而成。32部中有3部没有字，其余各部里字数多寡不一。每条的内容包括:1.藏文拼法和简单释义；2.相应的古汉语词；3.王力构拟的上古音；4.“藏文透露的古汉语音”，即俞敏拟测的上古音值；5.经籍里的用例。
以上两家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都是颇具功力的，这样的研究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建设性意义。对于具体的构拟结论，可能会见仁见智，笔者不拟置评；但对于比较材料的使用上有些看法须谈一谈。
由于没有成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作为背景，在同源词的认定上似乎缺乏稳固的基础，也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各人要凭着自己的知识系统逐词推敲，在一定程度上难免有主观性，被用来比较的同源词有不少是不可靠的。这可以从字音和字义两方面看。
从字音方面说，跟藏缅语进行比较的是汉语上古音，而目前的汉语上古拟音还没有定论。拿某家的拟音系统去进行比较，跟拿另一家的拟音系统进行比较，结果可能很不相同。而且，进行比较若是为了推定上古拟音，却先把上古拟音当作比较的出发点，这在逻辑上有些不通。为什么不用相对可靠的中古音跟其他语言比较呢?如果用中古音进行比较，能够辨认出的同源词数量会减少，但是可靠性会提高。各家都不用中古音比较，或许是难度大，能够找出的同源词数量少的缘故。
在字义方面，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生硬配对，把意义上没有联系的词当作了同源词。由于缺少语音对应规律这个便利条件，在选定同源词时就应该在词义上要求严格一些，只有意义相同或者十分接近的词才可以当作同源词。而在汉藏比较中常常见到把词义几乎毫无关系的词看成同源词。龚煌城所用的例字中，汉语来母字对应藏语r的“六、凉、量”等都讲得通，而汉语喻母字对应藏语l的例字有问题:汉语的“扬”对应藏语的“起来”(lang)，汉语的“翼”对应藏语的“手”(lag)和缅甸语的“手臂”(lak)，汉语的“夜”对应藏语的“月亮”(zla)和缅甸语的“月亮”(la)，汉语的“移”对应缅甸语的“改变”(lay)，像这样的对应是十分可疑的。这些词都是最常见的动词和代表经久不变的事物的名词，每对事物在古代的语言中应该已经区别为不同的词，比如“月亮”跟“夜”，不可能用同一个词来代表，把它们当作同源词是没有道理的。再如俞敏以汉语的“耏、而“(颊旁毛)对应藏语的“穗(豆荚)”和“软”，以汉语的连词“而”对应藏语的“呢”(ni)，以汉语的“子”对应藏语的“尖儿”(rtse)，意义上都看不出什么联系，也说不上是同源词。笔者以为这样生硬牵强地配对的词根本不是同源词，不具有比较的资格，拿它们作构拟古音的根据是靠不住的。
这种做法颇不少见。比如在包拟古(N.C.Bodman)的《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一书中类似的例子触目皆是。如把藏语的“太阳沉落”nub跟汉语的“入”对应，给后者拟音为；把藏语的“蜘蛛”sdom跟汉语的“蚕”对应，给后者拟音为；把藏语的“生长、充满”sgang跟汉语的“盎”对应，给后者拟音为*sgangs；把藏语的“负载物、重负”sgal跟汉语的“鞍”对应，给后者拟音为*sgal；把藏语的“扔、摆脱”skyur跟汉语的“讳”对应，给后者拟音为*skhyurs；把藏语的“圆圈”skor跟汉语的“蒜”对应，给后者拟音为*skwar；把藏语的“回转、回来”log跟汉语的“又”对应，给后者拟音为[12](P64-76)。如果照这样子进行比较，差不多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在压根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中找出对应的词，因为意义上的辗转解释造成了词与词之间无数种可能的牵连方式，只要其中有一种牵连方式碰巧又和读音的辗转解释吻合，就可以拿来充数，当作比较的依据。可是如此随心所欲地指定同源词，就谈不上科学的严谨的研究了。
在同源词比较中还有一种失误，就是错误地解释词的古义。我们知道，所谓同源词是从最古老的原始“共同语”一直沿用到后代不同语言里的词，能够进行比较的必须是来历久远的词语，只有古老的词语才有同出一源的可能。如果把晚近出现的词作为汉藏语历史比较的材料，就犯了知识性的错误。我们确实看到，有些研究者把后代的词义当作古代的词义。例如包拟古拿汉语的“本”(他的拟音是*pun)跟壮语的”册”对比[12](P129)，拿汉语的“崩”(他的拟音是)跟藏语的“被打败、被征服”pham对比[12](P142)，都是把后起词义误解为古义。汉语中的“本”作为“书本”、“本册”这个词义出现很晚，在上古时代“本”有“树根”、“根本”、“本原”等意义，或者作为树木的名量词(相当于“棵”)，没有书本的意思。汉语的“崩”在上古时代的意义是“山崩”或“土崖崩塌”，比喻义是帝王死亡，没有“军队崩溃”之类的用法。这两例是以后起义误作古义。还有一种，凭借主观猜想给词加上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意义。例如包拟古拿汉语的“笔”跟藏语的“掘、刻、割、凿”意义的‘bru、‘brud对应，说“汉语的笔原来可能指(在骨、铜上)刻写的铁笔”，就是主观的猜想。因为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汉字资料以甲骨文、金文为主，包氏就以为“笔”是铁笔。其实商朝已经用毛笔写字，而且主要的书写方式是可能是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字；在龟甲兽骨上刻写文字是为了记录占卜这样的特殊用途。只不过毛笔写的字是在竹简等上面，竹简一腐烂，文字也就不见了；不像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字和铸在青铜器上的字能够伴随所附着的实物而保存下来。出土的甲骨上有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可以证明商代的笔是毛笔。“笔”字的繁体字是“筆”，竹字头是后加的，最早写作“聿”，甲骨文的字形是“”，像一只手拿着写字工具，这个工具的下端有分支，就是毛笔的形象。把笔说成铁笔是错误的。
字音和字义两方面的联系都很脆弱的那些字，作为同源词靠不住，同时也就不能看作借词。换句话说，它们不能被当作“关系词”来使用，对于证明汉语上古音是没有用处的。
以上作为例证而讨论的俞敏、龚煌城等学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在汉藏比较中是比较出色的。这些学者功底深厚、治学认真严肃，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表明了汉藏比较的复杂性和极大的困难。另外有些学者则等而下之。有些人并不真正懂得藏语，为了追随“新潮”，也加入到汉藏比较的队伍中。他们靠查字典，找到一些字音和字义有些相似的词语，就大谈同源关系，而且主张要依靠汉藏比较来建立汉语的上古音系统。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最喜欢夸大汉藏比较的作用。本文开头所说的有人“把假设看作定论，认为汉藏比较已经解决了汉语上古音的拟测问题”，正是后一批人的主张。这种轻浮草率的做法，违背科学研究所要求的严谨求实的精神，对于学术的发展有害而无利，不值得提倡。
四、参照语音的结构类型构拟汉语古音
按照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亲属语言有共同的来源，它们的早期音系结构应该大致相同，所以可以参考别的语言的类型特征推测原始汉语或上古汉语的语音。研究汉语史的语言学家们也这么做了，比如构拟清鼻音、复辅音、原始汉语无声调、有前后缀等。
李方桂、董同龢给上古音构拟了清鼻音，把同系语言有这样的声母作为一条根据。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构拟了一个双唇清鼻音，并说是从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结果中受到鼓舞:“近年李方桂、张琨两先生在贵州一带调查若干台语与苗瑶语的方言，正发现有不少清鼻音的存在。……由于他们的发现，我倒是得到一些勇气，把这样一个陌生的音介绍到古代汉语里来。”[13](P13)李方桂构拟的上古音有清鼻音hn、hng，也用现代苗语作支持:“我在贵州调查苗人语言的时候，发现苗人除掉鼻音声母n-之外，还有不带音的声母hn-，至少有些个苗人方言里，不带音的hn-，我听起来仿佛是nth-。我想是很相近的，不带音的变成th-不是不可能的。我想th-母字，能够跟鼻音谐声，是因为这一类th-母字是从hn-来的。所以我决定上古声母在不带音的之外，还有一个不带音的hn-。”[2](P100-101)这种类比式的拟测与同源词无关，是看到别的语言有某种音，也给古汉语拟测同样的音，以解释某些特别的谐声现象。
别的语言的音节结构方式也可以套用在汉语的上古音上。
先秦两汉以前有没有复辅音声母，是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早期的研究多半是根据谐声字提出上古音存在[kl]、[tl]、[pl]、[sl]、[sn]等类型的复辅音声母，也有人否认复辅音的存在。现在发现藏缅语族有不少语言里有丰富的复辅音，有些语言虽然现代不存在复辅音了，但在古代本来也是有的；据此，可以推断上古汉语有可能存在复辅音。
关于汉语声调起源问题，亲属语言也能提供线索。藏语古代没有声调，现代产生了声调，有的方言至今没有声调。声调产生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声母清浊对立消失，有的是因为音节前缀的脱落，有的是因为辅音韵尾的简化。其他亲属语言声调的产生还和元音长短对立的消失有关。有的学者以此为据，论证上古汉语也是无声调语言，声调是后来产生的。
藏语有一些后缀和前缀，有的学者据此论证上古汉语也有类似的后缀和前缀。
从音系类型上推求汉语上古音，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但是在实践中有些做法值得商榷。
不区分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语(或“远古汉语”)，是汉藏比较研究中的一个不足。汉语上古音跟原始汉语音一定会有差别，原始汉语比起上古汉语来应该更跟“共同汉藏语”接近。把藏文作为根据来构拟古汉语，需要考虑哪些现象可能属于上古音、哪些现象可能属于原始音。有些论著则不然，它们拿藏语来比附汉语，一概称之为“上古音”，究竟这个“上古”的范围有多大，根本不加界定。有的则明确地称为“先秦音”，这样做的问题更大，会把许多应该属于原始音的现象强加给先秦音系，构拟出的先秦音系会远远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
方法上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学者把尽量多的藏语特征都加给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语，使得汉语上古音或原始音成为藏文音系的翻版，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两种语言毕竟分离很久远了，它们的相似程度有多大，还是无法说清楚，很可能有些相似，但不会十分相似。可以推想，自从两种语言分离以后，不仅汉语在变，藏语也在变。尽管藏语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它也不可能不变。现代藏语的方言分歧足以证明这一点。现代藏语内部分为三大方言，各方言内也有次方言，各方言之间甚至也不能相互通话。这样巨大的分歧就是各方言朝着不同方向变化的结果。从制定藏文到现代也不过一千多年的时间，而现代藏语跟藏文之间的差别非常显著。那么，我们不能想象，在藏文创制之前的二三千年内它的变化很小。若把藏文的诸多特征都算在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语的系统内，连理论上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多年来进行汉藏比较的学者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劳动，不少人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绩，但是能够称为定论的东西并不多，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不少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上的障碍，研究对象本身不能满足研究方法所需要的条件。藏缅语的音系结构、语法形态等方面都跟汉语有很大差别，以及不能建立语音对应规律，种种迹象都意味着汉语跟藏缅语关系相当疏远。现实条件如此，确认同源词就不会轻松。同源词数量少，要想通过汉藏比较而“重建”上古汉语音系就必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有一段步履艰难的历程。从历史上看，汉藏语系的研究起步并不算晚，在19世纪初就已经发端，跟印欧语系的研究开始时间差不多，而在经过不少学者的长期努力之后，所取得的结果并不理想，远不能跟印欧语系相比，这或许可以启发人们从另一种思路去思考问题:建立汉藏语系的基础跟建立印欧语系的基础各不相同，研究的路数是否也该有所不同?汉语史学界都期待着汉藏比较在汉语上古音研究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但这项工程的前景还不明朗，目前还难以见到根本性突破的光明征兆。研究汉藏语多年的张琨说:“原始汉语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整个地从汉语以外的材料中得到证明，看来还是渺茫的事情。”[3](P244)连研究原始汉语都不能从汉藏比较得到充分的支持，那么研究上古汉语要想以汉藏比较为基础就更加不容易了。
(本文原刊于韩国《中国学研究》2003年第25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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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北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