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近年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必须应对多种考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传授现代知识体系和技能的学校教育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文章简略介绍了西藏地区教育研究的文献和西藏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了西藏自治区在双语教学方面的发展阶段,并对双语教学模式现状、如何建立教学授课体系以及当前西藏双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讨论了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
[关键词]西藏社会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双语教学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族民众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已经逐渐出现了一个语言使用的“多元一体”的格局。一方面,许多群体拥有自己的传统语言文字,在民众日常生活和继承本族传统文化时学习和使用本族语言文字;另一方面,从国家行政管理、经济发展和区域交流的角度,汉语已经成为中华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成为族际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特别是在20世纪中叶建立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开始了和平建设时期,走上稳定发展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和经济整合、贸易发展和人口流动,不断推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走出传统的半封闭、自给自足的状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仅东部汉族各方言区开始使用全国统一的普通话,西部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也在加强汉语文学习。人口规模庞大而且最先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和教育体系的汉族群体,逐步建立起一个现代经济、文化和科技知识的教育和出版体系。因此,学习汉语文来促进中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民族发展和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从交流工具和学习先进知识体系的工具性角度来看,汉语是中国境内最有利于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工具性语言。
我国西部一些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长期以来,这些群体以自己的语言文字继承和发展着本族优秀灿烂的传统文化。无论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还是从未来前景考虑,中国所有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继承和发展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国民共同的责任。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中央政府在建设和发展全国性的学校教育体系时,一个必须慎重思考、设计和实施的方面,就是在全国性教育体系中如何使中华各民族的族际共同语(汉语)和各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各自得到一个合理的安排并发挥好各自的功能,在安排各级学校的语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语言时,既能使各族学生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从而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能让他们学习并掌握汉语,以便加强族际交流和学习现代化知识。与此同时,还应大力鼓励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彼此的语言和文化,这既是中国各族民众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共同繁荣的要求,也是尊重和保护各族传统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要求。
由于学校受到课程体系和教学时间的总体限制,也受到各族语言的成熟程度(有些民族有口头语言但没有书写文字)、用各族文字编写的教材质量和教师规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如何在汉语和少数民族母语这二者之间把握好一个合理的平衡,因势利导,逐步探索发展出一个既得到各族大多数民众拥护、又能有效促进各民族现代化发展的语言教学模式,这是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本文试图对西藏的双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变进行一个概述,同时结合各类政府统计资料、研究文献和调查访谈材料对西藏双语教育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西藏教育发展和双语教学研究文献
对历史上和1951年以来西藏地区的教育情况,有关的中外研究文献很少,近些年开始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西藏教育历史的著作和文章。因此,在讨论西藏双语教育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之前,先对相关文献做一个简要的梳理,有利于我们了解西藏教育发展的历史和教育研究的概貌。
关于1951年和平解放以前西藏教育情况的文献,有6本书提供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一本是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1939年赴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事宜后写的报告,1953年以《西藏纪要》为书名在台湾出版。第二本是丹增、张向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西藏》(1991),该书下册第三编第21章专门介绍西藏教育的发展过程。第三本是多杰才旦撰写的《西藏的教育》(1991),对吐蕃时期和元、明、清代、民国诸时期的西藏教育均有详细的论述,并详细介绍了寺院教育的制度和教育方法。该书还对西藏各地区学校教育发展进行了介绍,并对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内地办学等西藏教育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第四本是耿金声、王锡宏主编的《西藏教育研究》(1989),编入的文章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角度介绍分析西藏教育。书中有些研究报告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教学语言转变(从以汉语文为主转为以藏语文为主)和各界对此的反应有详细的介绍,有助于读者理解影响当时人们态度的各类因素。第五本是朱解琳编著的《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分作1840—1919年和1919—1949年两个历史时期来介绍西藏教育状况,地域包括西藏和甘青川滇藏区,是一部系统论述西藏和各藏区教育历史的专著,并对国民党政府在各藏区实行的蒙藏教育计划有详尽的介绍。第六本是夏铸等主编的《藏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93),该书系统介绍了历史上的藏族教育和解放后学校教育的发展,在第十五章专门讨论了双语教育问题。
关于1951年以来西藏教育发展情况和藏语文使用情况,近年国内出版的五本书提供了新近调查的资料信息。周炜的《西藏的语言与社会》(2003)对西藏自治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语言政策进行了系统回顾,作者组织了对拉萨居民、农户、在校学生和政府人员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问卷包括了许多与关于被访者语言能力、与教学模式和语言政策有关的具体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各界对政府语言政策的态度。周炜和格桑坚村主编的《西藏的藏语文工作》(2004)可以说是周炜2003年著作的附录,收集了1987—2003年期间西藏自治区政府关于语言问题的相关文件、政府主要官员讲话和政府部门调研报告,是系统了解西藏政府语言政策及其依据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廷芳在2007年主编出版了两本与双语教学直接相关的文集,即《西藏少数民族汉语教学概况与研究》和《西藏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论文选编》,第一本书对西藏双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应用模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讨论,后者则是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双语教育文章的汇集,这两本文集提供了有关西藏双语教育的最新发展态势和相关的政策讨论。由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西藏自治区志·教育志》(2005),以志书的形式对西藏的基础教育(幼儿、小学、中学)、中等专业教育(中专、中等师范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和传统藏医药、寺庙及僧俗官员教育在西藏的发展历程分别进行了综述,提供了大量数据和信息,并对考试、教材编译、教师队伍、教育经费、教育援藏和教育管理等进行了系统介绍,是西藏教育研究者必需参考的资料汇集。
近些年来国际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西藏教育研究。谭·戈伦夫(Tom Grunfeld)1996年出版的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中有一节专门介绍1951年以前西藏教育的结构。英国学者巴斯(Catriona Bass)在1998年出版了Education in Tibet:Policy and Practice since 1950,详细介绍了1950年以后的西藏语言政策,同时根据作者访谈对这些政策的实践效果进行讨论。在政策讨论中,她提出了“质量优先”和“数量优先”两个相互对应的概念,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倾向曾交替发生作用,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使得政府越来越重视教学质量。该书是第一本在中国境外出版的专门讨论西藏教育的英文著作。此外,朱志勇对内地西藏班进行的专题研究也在2007年在美国出版,显示出西方国家对中国举办内地西藏班这一新现象、新政策的关注。
本文关于西藏教育发展和双语教学文体的讨论即是以上述文献为基础的,同时也参考了《西藏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其他研究文献和课题组在西藏实地调查访谈的部分信息。
二、建国前后西藏教育的发展概况
1.1951年以前的西藏教育
吴忠信在《西藏纪要》一书第7章“教育”中,对西藏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等、高等教育与境外留学情况有扼要和精辟的叙述。
一、初等教育
1.喇嘛教育:喇嘛初入寺庙,概称学徒,由寺内担任教师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约三四年或四五年卒业,始授以经典,再约三四年,经考试及格,得称喇嘛。在学徒期间,须为寺中服杂役,升喇嘛后,则除诵经外,不做他事。
2.贵族教育:西藏贵族,各按僧俗之身份,受以下教育:
(1)资仲学校:藏名“仔楼杂”,设于布达拉宫,约有学生五六十人,其课程为习字、算术、医药常识及卜筮,学生多为僧官亲属及世家子弟之为喇嘛者,仅有少数,系由三大寺选送。毕业后称资仲,始获得候补僧官之资格,盖一僧官训练所也。
(2)计算学校:藏名“仔康”学校,仔康乃仔本之办公室,因该校由仔本负责办理,故名。校址在大昭寺内,学生约三四十人,均为世家子弟,毕业后称仲科,取得候补俗官之资格,盖一俗官训练所也,课程偏重习字及算术。
3.普通教育:在拉萨市内,有蒙塾之设,即由藏文文字较优者,自为教师,招收幼年学徒,授以藏文字母文法拼音习字等等,为初学藏文之必经阶段,无分贵族平民,均可就读,多数贵族子弟,均于此等学校毕业后,再入计算学校,拉萨著名之蒙塾有三,各有学生七八十人不等。
二、高等教育
系指寺院僧侣升为喇嘛以后之教育。所有喇嘛,必须研读显教经典,约二十年读完,得应格西考试,及格后,再入密宗学院,习密宗经典,十数年后,积资可升法师或尊者,最后得升甘丹赤巴,造佛学之绝顶,然此仅为少数喇嘛,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
三、留学教育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西藏政府曾派遣留学生四名,赴英伦,研究矿学机器电报军事等科,此后贵族子弟,即不乏前往印度一带留学者,唯留学生回藏后,多不得重用,故近年已有日渐减少之势。兹将藏人之曾受外国教育者,列表于后(表略——引者注),以供参考。
至于中央在藏设立之学校,则仅拉萨市立小学一所,然所收者多汉人子弟及少数之藏人子弟,至西藏之世家贵族则犹未肯送子弟入学,此亦宗教及阶级观念为之梗也。
《当代中国的西藏》把1951年以前的教育分为3种形式:第一种是官办学校教育,其中又分为五类:(1)地方政府办的僧俗官员学校,(2)藏医职业学校,(3)清朝政府在1904—1907年期间办的新式学堂,(4)国民党中央政府在1938—1949年期间办的国立拉萨小学,(5)地方政府聘英国人、印度人办的英语学校;第二种是寺院教育,西藏在1959年以前有2千余座寺庙和11万余名僧尼,这些僧尼在寺庙中接受宗教教育;第三种是私塾教育。这一分类与吴忠信的叙述大同小异。
从以上介绍和其他研究文献提供的资料来看,西藏地区在1951年以前没有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校教育体系,寺庙教育(喇嘛教育)是一个传统的学经系统,仅有的几所世俗学校只是政府官员的教习所。因此,1951年中央政府机构进入西藏后,所要建立的现代学校体系在教师队伍、教材等方面几乎需要从零开始。这也就决定了这些现代学校的建设只能从低年级向高年级逐步推进,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翻译编印相应教材和培训教师队伍。
2.1951年后西藏学校教育的整体发展
1951年中央政府与噶厦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的第9条提出,“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之后,西藏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为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必须充分份肯定的。根据《西藏统计年鉴》(2010年)提供的数据,西藏自治区的小学生在校人数从1959年的16300人增加到2009年的305235人,中学生在校人数从1959年的1732人增加到2009年的202927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从1965年的2251人增加到30264人,分别增加了18.7倍,117.2倍和13.4倍(参见表1)。这些成绩已得到国内和国际上的普遍公认。
表1中的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出1951—2009年期间西藏自治区各类学校的发展历程,以及在近60年里发生的多次变化与曲折。如小学的数量从1995年到1996年大幅减少,从3943所锐减至790所,但是1996年小学招生和在校生的数字比1995年反而有明显增加,这反映出该年度政府曾对学校规模进行了调整与合并。同时,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的764人增加到2005年的3172人,再增加到2009年的8454人,10年期间增加11倍。我们可以想象这对西藏大学生就业市场产生了多大的压力,如果政府没有明确和有力的促进大学毕业生妥善就业的措施,大学生待业很快就将成为西藏社会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新疆在90年代后期即开始出现类似现象,至今仍然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
但是,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对于研究和分析西藏双语教育发展帮助不大,因为这些统计数字并没有显示各级学校的学生们在学校里主要使用哪种语言学习,他们是通过哪种文字的教材来掌握学习专业知识、使用哪种文字的试卷参加考试。应当说,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统计中的一个重要缺失。也正因为政府统计中的这种缺失,我们在考察西藏双语教育时只能参考各种学术论文、政府文件、调研报告和访谈中提供的零星信息和材料,以此了解西藏双语教学的具体情况,有时不同来源的信息内容相互有出入,有时只能反映局部而非全局的整体情况。
3.藏语文和西藏自治区的教学体系
藏族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几千年来西藏丰富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宗教、哲学、医学、天文、文学等)经由藏语文作为载体得以继承和传播,成为世界的文化宝库之一,例如藏文文献中保存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经典,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佛教的重要文本资料。因此,在西藏的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中如何继承藏语文,同时学习对学生的族际交流和未来就业非常重要的汉语文,以及如何从藏语文和汉语文当中选择一种适当的语言作为工具来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很自然地成为西藏发展现代教育事业的一个核心问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包括西藏和其他藏区,已经逐步建立了少数民族学校(以母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加授汉语)、普通学校(以母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加授外语)这样两个平行的学校教育体系。人们称之为“民考民”、“民考汉”的学生分类,就是基于学生就读学校的教学语言模式和考试试卷文字模式。由于西藏自治区的常住人口中汉族不到5%,藏语文是西藏城镇和乡村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文字,因此,长期以来民族学校和藏语授课班构成西藏各级学校的主体。
4.教学语言的选择
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语授课班学生在升学深造和在劳动力市场就业中面临一定困难,自90年代以来,民语系学校一直在考虑是否需要加强以及如何加强汉语教学的问题。当政府面临相当大比例的民语学校毕业生长期无法就业的巨大社会压力时,加强汉语文教学、主要使用汉语来学习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的数理化生、大学的理工医农等科目专业课)便成为政府教育部门在选择教学语言时的一个普遍倾向。现在,绝大多数人们都认识到,从少数民族学生毕业后就业的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考虑,使用汉语文学习专业知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人们在讨论双语教育时所关心的,并不是一个“要不要学汉语”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汉语学习的推进速度和当地学校是否具有推进汉语教学的条件而已。
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学校教育的实际操作中,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当地民众的感情倾向这两者之间,有时是存在距离的。一部分藏族家长可能并没有认识当地就业的长远发展趋势,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对继承藏语有较强的情感关切,这样有些地方的藏族民众可能对加强汉语学习有一定顾虑,假如不顾当地多数民众的意愿简单地强调推行汉语教学,可能会与群众发生抵触。同时,有些少数民族学生和家长从学生学习的便利(他们日常生活中已经熟练掌握母语口语)和继承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角度出发,希望学校主要课程的教学语言采用自己的母语。这种教学语言选择带有对继承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深厚感情,也得到国内外文化学者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少数群体传统文化”的大力支持,应当说这一要求是完全合情合理而且得到宪法保护的。所以,在推行双语教学时如果群众中的阻力比较大,我们前进的步伐就需要放慢一些。
总之,尽管加强汉语教学可以说是伴随中国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但是我们在安排本地学校教学语言模式的具体工作时必须照顾群众的认识程度,不能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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