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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上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林焘、袁行霈、徐中玉、刘中树、陆俭明、温儒敏、巢宗祺、何九盈、蒋绍愚、王宁、王理嘉、钱理群、苏培成、顾振彪、顾之川、孔庆东、程翔等一批著名专家加盟这个研究所，由陆俭明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温儒敏教授担任所长。这意味着语文教育研究不再专属于师范院校，像北大这样的综合大学将更多更直接地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程郁缀部长在代表学校讲话中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局限于原来的研究领域，我们还要拓展新的领域特别是如何把我们的语言文学研究与现代的需求结合起来，跟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
北京大学是现代语文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在语文教育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北大很多老师都参加过大学和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活动。北大中文系２０００年开始召开关于语文教育的研讨会，邀请校内外专家、包括一些中学教师从学术的角度探讨语文教育的问题和出路。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建立将使北京大学的语文研究提升一个水平，将对全国语文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博士所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育理念，无论是文学方面的还是语言方面的，都受全国的中学语文老师欢迎，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的成立对我国语文教学的改革和发展都是一个好事。”
温儒敏教授在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着多学科的优势，而且中文系各个学科本来就跟语文教育有关系，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以后挂靠在中文系，可以在大学和中学的教育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中文系也打算和语文所结合，增设语文教学研究的课程，确立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方向。语文教育改革是一个大工程，需要更多的学者和第一线的中小学老师合作。我们希望研究所打破大学与中学教育界相对隔绝的状态，推进语文教育研究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我们有信心、有理由把研究所工作做好，争取能够成为大学和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学术中心，或者是决策、咨询的一个中心。研究所的成立可以更有效的组织校内外相关的研究力量，发挥综合大学在语文教育方面的作用；有利于加强北大人文学科与社会的联系，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北大传统的文科注入更多的活力，拓展学科的生长点。”
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巢宗祺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北大中文系是我们全球中文方面研究的龙头老大，实力处于领先地位，在语文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有着优良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实际上好些老师早已参与这一工作了，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就是把这些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合力。当前世界上的转型引起教育的转型，当然也包括我们语文教育的转型，这几年我们语文教育界热烈的讨论、深刻的分歧都是与社会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有的人看到了转型的必要，看到了转型的前景，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看。经过这几年讨论，老师们越来越清醒了。在这个时候，北大中文系邀请了校内外专家加盟，把研究的力量整合起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对于我们语文教育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发挥北大的优良的传统，将会为我们国家的语文教育做出更大的贡献。”
谈到研究所与语文教学结合、与校外研究专家结合的问题，温儒敏教授说：“研究所应该是开放性的，既是北大的研究所，也是所有关心大学和中学语文教育的学者的研究所。这是一个平台，各种关于语文的不同学术观点都可以在这里探讨和发表。研究所真切希望能够加强与兄弟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的学术交流，以后有条件的话还打算邀请一些中学的特级教师带着课题到北大当访问学者，来合作研究。”对这个问题，研究所顾问、吉林大学原校长刘中树说：“我觉得大学语文和中学的语文教育从中国传统上看是不脱节的，是结合的。我们大师级的老前辈中许多人有中学教学的经历，他一直关心中学的语文教学，还有的对中学的教材、中学的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文革以后起来一批中年专家，如钱理群先生，吴福辉先生、刘纳女士等，他们也都教过中学，后来读研究生，在大学里边教学。这一经历必然潜在地影响着他们的教学与研究，从而把大学语文教学和中学语文的改革向前推进。北大历史上本来就有这个传统，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也唯有北大最有优势。这个研究所能够成立，原因就是北大一些老师已经在做这个工作。”来自安徽宣城的特级教师邓彤则谈出了一线教师的心声：“我们现在需要两方面，一方面是学科素养，一方面是教育理论的素养。在一线工作若干年的教师需要的不完全是教育理论，也不完全是学科知识，它需要二者的整合。也就是说好的教师就需要有一线教学经验，同时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北大的语文教育研究所就是学院研究和一线实践的密切结合。它是一些中学语文老师进修提高的大本营，能够把一流的学者和一线的优秀教师结合到一起。”
对结合的问题，具有实践经验的钱理群教授在发言中说：“要打破教育界和学术界、大学和中学之间的严格的界限，大学和中学、教学和学术之间密切联系是我们中文学科古已有之的传统。中国语文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机的组成部分，所有的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或推动者如蔡元培、胡适、刘半农等新文学的主将都非常积极的参与中学语文的改革。这样一个传统在以后逐渐断裂。我们要继承这样的传统，我们语文教育研究所本身也有这样一个意识。另外从实践来看，我组织《新语文读本》编委会的时候，意识到一线教师和大学教授在合作过程中磨合是有一定困难的不知会有多少争执。实际上这两部分老师各有各的优势。中学语文教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他们忙碌于日常教育工作，视野不是非常开阔，而大学教授有一种大的视野，可以互相补充。这两者应该建立一种互补的、合作的关系。”
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成立后，将申报和承担与语文教学改革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组织编写大学和中学语文教材，培训大学和中学语文骨干教师，为“新课标”的试验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研究基地和资源，力争将该所建成全国性的大学及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学术中心、决策咨询中心。该所将采取灵活机制，在校内外聘请专家和研究人员，还准备邀请某些中学特级教师带课题到研究所。
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还就语文教育的重要性、现代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语文课程改革、教材编写问题、语文考试评估问题等进行了积极而热烈的讨论。
对语文教育的重要性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陆俭明教授说：“语文和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是息息相关的。过去考状元考举人就是考语文。现在进入了新的世纪，语文在教育中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目前有一句话，数学是科学的基础，语文是基础的基础。一个人的素质和素养从哪儿来？语文不过关，科学研究就做不好。八十年代初我们招了很多神童班，最后不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童们没有一个好的语文基础，句子长一点就看不懂，自己悟到之后又表达不出来。现在的状况是语文教育在滑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看能不能把语文和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挂上钩。现在对外汉语教学已经挂上钩了，母语教学却没和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挂上钩。我觉得我们确实要从这种高度去认识它。因为这个是基本，是基础的基础。”顾振彪先生说，“从５８年开始，中学减掉课时最多的就是语文，现在已经减得很厉害了。可是语文教育非常重要，美国衡量一个中学办得好不好第一条就是看语文教育跟历史教育怎么样。我们把教材编得很好，内容很丰富，课时却给你很少，讲不完，教材没问题教学也会受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孔庆东教授等还提到了汉语的安全问题，他说：“我们国家已经有粮食安全问题，石油安全问题，现在又有保卫汉语安全的问题。我们很多学生对汉语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英语，认为把英语学好了什么都可以了。而且在学术界也有这样的观点，以后要用英语上课，有人主张中文系也要用英语上课，这个意见本身是很荒唐的，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把它驳倒，但它背后有一种可怕的意识，意味着汉语到了一个危险的时期。我们不能去指责外语侵略，这是语言竞争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汉语就没有教好，出现了语言压迫。我们现在应该从小学到大学重新把语文的问题理清楚。一百年来汉语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我们解决了哪些？哪些解决得过头了，哪些解决得还不够？我觉得语文教育研究所立项要广泛一些，从一线的教学问题到语文的本质问题都加以研究。”
现代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语文课程改革，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所顾问、北京大学年过八旬的林焘教授说：“‘五四’以后社会动荡不安，我们的语文教育变化比较大。解放后这些年也在不断的变，还形成一个出不去的怪圈，意见一大堆，可是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缺少研究。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是编教材，教材编来编去不会有大的突破的。我们过去的语文教育怎么样呢？我记得吕叔湘先生有句话说，中学语文是用课时最多、可效果最小的一个。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失败了，只是我们没有找到中国语文教育的特色。几十年来我们老一辈人，如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等好多老师，对语文教育都有一些措施、一些改进，但可惜当时时局动荡没有继续下来。我们现在赶上很好的时候，应该总结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把过去的好东西吸收进来，以完善符合国情的语文教育。”蒋绍愚教授说：“语文本来是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活泼的一门课，却上得学生倒胃口了。中学语文是必须改的，但改到现在有些走极端，比如有人认为过去把语文教学搞得支离破碎，认字、造句、改病句等等把学生弄烦了，所以这一套应完全不要。有的说所有的著作都不乏病句，一个作家为了把文章写得生动就故意把句子写错了，所以中学语文不必学字、词、句。这种意见我不能够苟同。是不是所有的作家为了写得好就必须写病句？如果有些作家在修辞运用上有一些跟通常表达方式不一样的地方，跟现在一些中学生写病句、写错别字是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这些东西还是要加以深入讨论。”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大学附中程翔副校长说：“中小学语文教师几十万大军的队伍，中小学生是两亿。语文教育在我们国家发展很不平衡，每一个语文教师心中的语文大概都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语文教育研究所究竟怎样给自己定位，这一点很重要。是不是做一点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中小学生的语文能力究竟应该怎样来确立？根据不同的地区，语文能力的层次应怎样划分？过去讲听、说、读、写四大能力，他的构成应该是怎样的？中小学生最喜欢读的是什么书，最喜欢读的文章是哪些篇，最不喜欢读的文章是什么，为什么？我想这一些都需要认认真真地调查，没有大量的数据，我们的想法可能很好，却落实不到实际上去，出现的效果不理想。”
在这个问题上，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强调：“语文教育是各个层次教学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面对社会的转型与时代的需求，目前的中小学语文的改革正在围绕新的课程标准进行，特别是语文高考内容的改变，正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大学语文和成人教育语文的改革也势在必行。作为语文教育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它改革的重要性已经被多数人认识，从教育部到普通教师，从学校到社会，都在关心和议论这方面的改革。中学语文新课标的出台，将改革的思路具体化了。语文教学改革已推进到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但语文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难程度可能远远大于其它学科，如比起化学和物理等学科语文的改革要难得多。在必须改革这一点上大家意见是统一的，但具体应怎么改，看法可能很不一样，甚至是针锋相对。我想，重要的、最迫切的不是再去争论，而是请一部分学者和一线的老师、专家认真地做一点调查研究，真正做到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印象的、情绪的作用下提出批评和设想。多年来，教育界和学术界这种建设性的、前瞻性的思维现在好像比较缺少。”
钱理群教授说，中学语文教育要推进有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教材问题，另一个是评价机制问题。教育工作极其复杂，要投入极大的精力，但不能要求立竿见影。要极大的投入，要有献身的精神，不下功夫，是做不好的，因为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九十年代以来的语文教育问题更严重呢？著名语言学家何九盈教授说：“有两个重要的事实：一个叫做全球化，一个叫做国际互联网，这两个问题给我们语文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就是抢地盘。这些问题非常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我们应高度地重视语文教育研究的战略意义，第二是语文教育必须要与时俱进。孩子们为什么不愿意听语文课？这不仅仅是中学教育的问题。”
在新课标问题上，邓彤老师说：“现在小学不搞升学率，老师基本上不抓了，上语文课基本上是带孩子们玩。这样一来孩子们的语文基本功非常非常的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新课标里面有些内容不太切合我们的实际，比如新课标讲求学生活动，这就带来新的情况。一个就是学生上课特别热闹，特别带劲，能说的会说的课上出尽风头，性格内向的、拘禁的没有锻炼的机会。第二个就是学生讲起来头头是道，真正实际应用却不行。这些问题需要高校有深厚理论、有学术素养的教师深入进去研究，我们一线教师能够感觉得到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基础教育不是重复演绎或者说克隆的舶来品，我国传统教育给我国留下了大量的遗产，在新时代需要根据汉语特点认真地做一下研究，了解学生的情况，然后找出一条本土的、符合我们中国的道路。”
在教材编写问题上，钱理群认为：“编课外读物不是简单地捏合起来就行，它必须有一个教育的理念。我编的所有的课外读物首先讨论的是理念问题。通过《新语文读本》的编写，我们这群编委会成员提出了我们的阅读理念；通过《新写作》读本的编写，我们也提出了我们写作理念。就是要重视学术的部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好像我们还是个尝试。教育是门科学，中学语文教育是不是做科学？要把中学语文教学包括教材的编写当作科学来看待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始终局限在编课外读物，不敢来编教材，因为我知道教材的编写是一门学问，并不是谁都可以来编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学术问题。”多套全国通用语文教材的编写者、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顾振彪先生说：“大批的专家、教科书的编写人员跟中学的老师结合起来才能把教材编好。教育体制、高考问题我们管不了，关于教材的一些问题，我想我们加大力度是可能解决的。过去是我们理解不够，力量不够，和大学专家结合得不够，随着教材编写的水平提高、速度加快，编写需要大批的专家，需要语言学专家、外国文学专家、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专家都来参加，这十分必要。我的愿望就是多多合作，把我们的教材编好。”
考试评价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热点。温儒敏教授在讲话中说：“高考确实是有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也有很多批判甚至否定，但是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国情，考虑到应试教育存在的复杂性，考虑到高考目前不可能废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逐步推进，审慎从事。”
曾多年负责高考命题的王理嘉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因为高考的问题是各种矛盾的结合点，所以才引起这么广乏的关注，出现这么大的意见。高考从５０年统一命题到现在都几十年了，为什么过去矛盾不明显，现在却有这么大的矛盾？一个是关系到升学率问题，但是升学率它不完全决定于中学老师的教学质量，而大学招生只能容纳有限的人；第二个矛盾就是语文高考与中学语文教材脱节，中学里教的那些在高考的时候恰恰是不考的，考的内容是中学老师不注意教的。为什么高考语文的内容跟中学语文不能够衔接呢？原因之一是因为高考命题教师里头中学语文的老师极少，语文高考命题的老师跟教学的老师是脱节的。”孔庆东教授对八十年代的一中学语文状况和高考表示满意，他说：“高考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方面相互运作，打破高考成为统一的指挥棒的问题，现在有所松动，高考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初步打破了。语文高考和语文课到底挂钩不挂钩？我觉得不挂钩更好，不挂钩更能解放老师和同学们。以前的高考有什么优点？就是我们不用升学率来评价中学老师，而用他本人的水平来评价他。北大现在想和清华、人大搞联合招生，自主招生年年扩大，这样就会引起一个链条的崩溃。语文老师怎么指导复习都压不上题，这样就好了。我善于讲李白就讲李白，我善于讲曹禺就讲曹禺，我善于讲语法就讲语法。我们现在很不合理的问题就是由于高考这个无形的指挥棒造成的。”
（根据录音整理）
（桑哲，全国中语会理事，《现代语文》杂志社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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