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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華語詞匯的整理和規範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6-1-20 21:30
标题: 華語詞匯的整理和規範
華語詞匯的整理和規範
姚德懷
目 錄
1. 華語規範化工作的艱巨性
2. 詞匯規範化問題
3. 詞匯規範化工作落後的一些原因
4. 華語詞語混亂現象探源
5. 規範化工作的準備工作：整理
6. 詞語規範化原則芻義
1. 華語規範化工作的艱巨性
自五十年代以來, 華語 (漢語) 規範化工作在中國得到了高度的重視, 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關於這方面的總結大家可以參考199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一書。該書的“附錄”部分也選編了50年代以來的有關重要文獻。另一方面, 華語規範化還有許多具體的工作待做。北京《語文建設》雜誌自1993年開始, 差不多每期都以“我談語文規範化”為題, 請學者專家談語文規範化的重要性, 並且把他們的看法在封里的顯著版位刊出。這說明了各方面對這個問題的重視。在這篇文章里, 我嘗試以語文使用者的角度, 討論華語規範化諸問題, 重點是詞匯規範化問題。
規範化的理論工作固然不易, 推廣工作也難。規範化的具體成果反映在標準字典、詞典等工具書上面。從用者的角度來看, 標準工具書對字形的處理比較好。例如1989年改訂本《新華字典》雖然以簡化字為字頭, 但是在字頭之後仍然附上異體字和繁體字, 體現了漢字演變的連續性, 這樣使字典用者在必要時很容易地便能找到相關字體。《現代漢語詞典》對字形也作同樣的處理, 用者稱便。
標準工具書對字音的處理就不這麼理想。再以1989年改訂本《新華字典》為例, 雖然它說：
……有些字頭注有‘舊讀’, 表示舊來讀法不同。有時某義項內注‘舊讀’, 表示某義舊讀不同。有些字頭注有‘俗讀’, 表示這是群眾中比較流行的讀法。有時某義項內注有‘俗讀’, 表示‘俗讀’用於某義。
但是附有“舊讀”、“俗讀”的好像不是太多。潘禮美的《海峽兩岸審音比較》1 一文收集了許多異讀音, 其中不少異讀音就沒有在《新華字典》里反映出來。例如“期”,《新華字典》只收 qi1, ji1 兩音;“蹟”只收 ji4 音。而台灣審音,“期”音取 qi2, ji1 兩音,“蹟”音取 ji1。
現在中國審音工作採取的是嚴式原則、硬性規定, 引起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同時也制造了一些嚴重的後果。外國學生買的是新版字典, 因此他們的字音往往比用慣自己舊字典的華人老師更為“正確”。在中國國內, 小學生在這方面也可以強過地方教委。1995年, 四川江津市四牌坊小學三名學生狀告江津市教委, 因為, 在小學畢業語文考試中, 語音題“自作自受”里的“作”字三名小學生選最新規範音 zuo4, 而地方教委屬下四牌坊小學的“標準答案”卻是舊音 zuo1！由於一音 (也就是一分) 之差影響了三名學生升讀江津中學的資格2。這個消息現在已經傳遍全國, 連帶著《現代漢語詞典》的權威性也受到影響, 因為《現代漢語詞典》也還沒有根據1985年的審音結果進行修訂再版！
再舉一個例子。王健“三國演義電視連環劇”歌詞:“暗淡了刀光劍影, 遠去了鼓角爭鳴”, 其中兩個“了”字毛阿敏都唱成 liao3, 是否應該唱成規範音 le 輕聲呢？這些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試比較蔣捷《一剪梅》詞句:“流光容易把人拋, 紅了櫻桃, 綠了芭蕉”。)
我們試從語言使用者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審音當局是否可以改取寬式原則、彈性處理的辦法。字典等工具書是否可以兼收 1. 正讀, 2. 俗讀, 3. 舊讀, 並且給各種讀音一個適當的正俗有序的位置而不是取消俗讀和舊讀。考試、測試當局在相當長的時期內, 不必故意刁難學員出鑽牛角尖的題目。學員俗讀時暫時不必扣分。如果能夠做到這些, 肯定用者稱便, 同時也可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爭論和笑話。
2. 詞匯規範化問題
詞匯規範化工作, 牽涉到的問題更多、更大。1995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一書, 談詞匯規範化的篇幅不多。其中說,
詞匯規範主要體現在詞典上。詞典對於詞匯規範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人們通常把詞典看作是詞匯規範的標準, 這是完全正確的。新中國成立後, 對詞匯規範最有影響的是《新華字典》和《現代漢語詞典》。3
但是,《現代漢語詞典 (修訂本》(1978年, 收條目五萬六千餘條) 及《現代漢語詞典．補編》(1989年, 收條目約兩萬條) 只是一本中型詞典, 已經趕不上時代的需要。前幾年傳出消息, 說是《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正在編寫中,4,5 聽者之中頗有對此抱有懷疑態度的, 認為詞典自命“規範”, 可能會是自找麻煩。
嚴肅的大型現代漢語辭典既是千呼萬喚不出來, 小型的即編詞書便應運而生, 其中不乏粗制濫造魚目混珠的貨色, 使一般用者無所適從。一個普遍的現象是把所謂“港台詞匯”簡單化, 舉例如下：
1. 例如認為“電腦”是港台詞語。其實“電腦”於二次大戰後期面世, 40年代後期中國已經有“電腦”這一名稱。“電子計算機”是後來才有的名稱。“電腦”這樣的名稱也不單是在華語里才有。例如在50年代德語里也有 Elektronengehirn (即電腦) 這個俗稱6。現在中國大陸也承認“電腦”是電子計算機的“俗稱”7。我認為“電腦”還是“舊稱”, 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複辟詞”。另外一方面, 香港台灣是否只用“電腦”呢？也不是。香港大學有“計算機科學系”、“計算機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有“電算機中心”。台灣《重編國語辭典》(1981年)“電腦”條釋義:“……電子計算機的俗名, 電子腦的簡稱,……。”8 台灣《新世紀英漢辭典》(1991年) computer 條釋義:“……電子計算機, 電腦……”9。可見, 在台灣, 也有把“電子計算機”列為正稱, 而把“電腦”列為“俗稱”或放在次要地位的。
2. “原子筆”和“圓珠筆”：1948年原子筆由美國人雷諾帶來上海, 當時京(南京)滬一帶無人不曉, (見當年京滬一帶報章)。“圓珠筆”是後來才有的名稱。因此,“原子筆”也不是什麼港台詞語。對大陸來說, 也是“舊稱”, 不過仍流行於港台地區而已。
3. “激光”和“鐳射”：不少大陸人士認為大陸用“激光”, 香港台灣用“鐳射”。這也不全面。台灣用 laser 的音譯“雷射”。香港娛樂圈用“鐳射”, 這是典型的香港誇張用法：把“雷”改為“鐳”相當於把面包的“包”改為“飽”。事實上在嚴肅的場合, 香港也還是用“激光”的, 沒有人會把laser 和 鐳 (radium) 等同起來。香港娛樂圈有時也“激光鐳射”四字連用, 以壯大聲勢。不過, 俗往下流, 現在“鐳射”這個詞, 恐怕到處可以見到了, 不僅在香港而已。
3. 詞匯規範化工作落後的一些原因
詞匯規範化工作之所以落後, 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大家知道, 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其中沒有提及詞匯方面規範標準, 不過不少人就認為其中“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這句話就是詞匯規範的依據, 但同時也有不少人認為這句話太籠統, 不足為據。例如劉叔新說:
……迄今既未有現代漢語整個詞匯的規範化表現方式以作樣本, 又欠缺系統而普及的詞匯教學來作促進和檢查, 詞匯的規範化自然遠不如語音、語法的進展那麼明顯和有分量。
……詞匯規範化工作本身不足……主要就是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範標準。從現代漢語規範問題提出時起, 情況一直如此, 所以說是個宿疾。10
我認為詞匯規範化的工作之所以停滯不前,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一些基本工作還沒有做好。以下試舉一些例子：
1. 1957-1963期間,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寫了一本《漢語方言詞匯》, 1964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前言謙虛地說：
……這本《漢語方言詞匯》……在目前條件下, 對於漢語方言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以及漢語詞匯規範化的工作, 可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其實方言詞匯的收集和排比是漢語詞匯規範化的必需的基礎工作。該書雖然只收集排比了905條詞語, 但總算是一個很好的起點。非常可惜, 這樣的基本工作好像沒有再繼續下去。它也有缺點：一個缺點是失之過簡; 另一個缺點是沒有一個方便的檢索系統, 這也是歷來華文書籍的不足之處。
2. 對於詞匯規範的原則既然缺乏共識, 基於實際的需要, 一些學會、界別、行業、社群、社體、社區, 各自就本身范圍內的詞語進行了一些整理工作。例如科學界在這方面就一直很活躍。1985年成立了“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 接著該會又出版了《自然科學術語研究》刊物。關於近年來術語規範化工作的進展和成果, 大家也可以參考最近馮志偉《我國術語規範化工作》一文。11
然而科技術語規範化工作是否完美了呢？也不是。嚴濟慈在1985年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成立大會開幕式上說：
要搞好名詞工作, 最終是要依靠廣大群眾, 要大家都來使用。開始時是你們自己在搞, 在翻譯、定名, 然後大家使用, 你用、我用、大家用, 用到一定程度, 再來商量一下, 審定一下。這就是中國古話所說的“約定俗成”。不要一開始就找一些人, 弄一個班子, 關起門來, 什麼名詞都來研究,印一大本一大本的詞典。現在許多部門都在一本一本地印詞典, 我不便點名, 我的辦公室里就有不少。
新中國成立以後, 于1950年在原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之下設立了“學術名詞統一工作委員會”,“文革”中被去消了, 至1978年, 國家科委開會討論恢復全國名詞審定委員會時, 我去參加了, 武衡同志提出名詞工作機構是否叫做自然科學名詞統一委員會, 我就提出不要用“統一”兩個字, 改成“審定”為好。其實審定和統一沒有多大區別, 不過還是用“審定”更好一些,“統一”好像只能有一個。這也是非常符合“約定俗成”的原則的。12
由此可見, 隨便出詞典在科技界也是常見的事, 同樣叫使用者無所適從。嚴濟慈提出的“審定”比“統一”更好這個觀點也是值得重視的。
3. 仍以自然科學為例。名詞術語同屬多個學科是常見的事。那怎麼辦？1987年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工作會議通過試行的“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名詞術語審定的原則及方法”13 中有以下幾條：
2.3 協調一致的原則。
2.3.1 名詞術語應由該詞所屬的學科 (主科) 統一定名。訂名時應充分考慮與該詞相關的其他學科 (副科) 的習慣用法。
2.3.2 若副科使用主科的基本名詞術語, 則應與其保持統一, 一般不再重複審定。
2.3.3 不易分清主、副學科關係的一部分交叉詞, 幾個學科要互相協調, 統一訂名。
……
由此可見, 各學科要為名詞術語統一定名, 要經過十分繁複的協調過程。請注意：這里又用“統一”而不用“審定”。
4. 此外, 有些名詞, 既是某些學科名詞, 又是民間常用名詞。幾年前我在這方面寫過兩篇文章。一篇是《赤豆＝赤小豆＝紅豆＝紅小豆＝小豆？》14。我調查了食用“紅豆”的各種稱謂, 總結成表1。從表1可見, 各標準辭典和各學科辭典的取捨標準是多麼的不協調。另一篇文章是《薔薇、月季、玫瑰》15。薔薇、月季、玫瑰都是常見詞, 但是古今用法不一樣, 現在各地華人的用法也不太一樣。大致上 rose 中國大陸現稱“月季”; 香港台灣海外多稱“玫瑰”; 而大陸植物學界對三者又有嚴格的新定義。結果是各地華人對這些名詞可說是既熟悉又不熟悉。
4. 華語詞語混亂現象探源
華語詞語混亂, 影響了華語的準確性16。要做好規範化工作, 首先要找出詞語混亂現象的根源。華語歷史悠久, 華人分布地域遼闊, 這些都是基本的原因。還有一些原因, 我認為值得重視和討論研究。
1. 華人喜歡創造新字新詞。漢字由簡單的筆劃組成, 因此人人可做倉頡。“百壽圖”是常見的。我也曾見過“千壽圖”, 可惜沒有拍照留念。漢字數以萬計, 現在仍有人不斷創造新字。漢字組詞方便, 調配靈活。可以用“已經”, 也可以用“經已”; 可以用“介紹”, 也可以用“紹介”。漢語以單音節為詞素, 構詞方便, 人人可以為人、為物命名, 因此學校里學生老師的綽號、“花名”(粵語) 特多。華人避諱取吉, 因此粵人少說“干杯”多說“飲勝”(“干”即無水, 粵俗“水”即“財”); 不用“通書”而用“通勝”(“書”即“輸”)。華人愛憎分明, 翻譯時也流露出愛恨心理。同樣是 Matthew Ridgway, 愛他的名之曰“里吉威”, 恨他的名之曰“李奇危”。因此, 這些名字不能算是“譯名”, 只是為他取的“漢名”或“華名”而已。香港一班無聊殖民地官僚, 挖空心思, 專門替主子起好聽的名字, 什麼葛量洪、戴麟趾、麥理浩、尤德、衛奕信、彭定康。局外人一定以為他們都是華人, 可惜在工具書里都找不到這些名字。
表1：(食用) 赤豆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它一物多名：廣州、香港稱“紅豆”; 上海、廈門稱“赤豆”; 北京稱“紅小豆”、“小豆”; 天津、沈陽也稱“紅豆”; 據說武漢稱“飯豆”。我把一些詞書里的有關條目編成表1. 表1中“0”表示條目或正名;“＋”表示別名或條目中的另義。例如第1橫行表示：舊《辭海》“赤小豆”條下說:“亦云赤豆”。第6橫行表示:《漢語大辭典》有條目“赤豆”和“赤小豆”,“赤豆”即“赤小豆”, 另“紅豆”條下有第2義:“指赤小豆”。餘類推。
2. 華人不喜深究, 滿足於表面現象, 繼承了由來已久的“差不多”傳統, 以致以詞害“真”。我常說,“簡化字”不是問題,“簡化詞”和“任意命名”才是大問題。杜甫詩句“葵藿傾太陽”今人多注“葵”為“葵花”, 而“葵花”一般辭典釋為“向日葵”。但向日葵要到十六世紀才由新大陸傳入舊大陸。唐代中土何來向日葵呢？Esperanto 原義只是“希望者”, 中文把它誇大, 升格為“萬國新語”、“世界語”, 還稱之為“意譯詞”。“大猩猩”既可指 Gorilla (產赤道非洲), 又可指大的“猩猩”(Orang-utan, 產婆羅洲、蘇門答臘)。法國男士 Christian Dior 變成女性化的“姬仙蒂奧”, 撲朔迷離。
3. 百多年來, 中國本土和海外的華人社會的各個方面變化極大, 以致大家對於一些基本詞匯的理解也不一致, 並且難於取得共識。例如對“華人”、“華僑”的理解就不一樣17; 對“國語”、“普通話”、“華語”用語的取捨也難有定論。
4. 華人素以固有文字為神聖不可侵犯, 尤忌摻入洋文。但是生活在20世紀, 這種華洋之間的壁壘終必逐漸瓦解。一百多年前華人做代數的時候用甲、乙、丙、丁來代替 a, b, c, d, 以天、地來代替 x, y。現在做數學, 不但用 a b c d 也用 αβγδ,全世界都是如此。五十年代創制漢語拼音方案, 最初說是要採取民族形式字母, 後來, 1956年, 決定採用拉丁字母。我常說, 在當時形勢下, 能有這樣的決定, 實在是莫大的幸運！與此相反, 生物學界就沒有這麼幸運。以下錄自潘云唐《試談古生物拉丁文屬種名的漢譯》18 一文：
古生物的分類與命名, 與現代生物一樣, 採用瑞典生物學大師卡爾‧馮‧林奈 (Carl von Linne) 所創立的“雙名法”, 即一個物種的名稱由三部分構成, 屬名 (名詞) ＋ 種名 (形容詞) ＋ 創種人姓 (名詞), 所有這些, 都用拉丁文表示, 作為國際通用的標準。
解放前, 我國的古生物文獻一律以拉丁文“雙名法”命名, 寫出拉丁文名, 中外古生物學者及一般地質工作者都能認識, 都有所遵循。解放以後, 開始提倡在用拉丁文名的同時, 也譯成漢文名與之並列使用。這對於向廣大中、初級地質工作者普及古生物知識, 使之便於記憶、掌握是有積極意義的。但這當中, 往往也失之偏頗或隨心所欲、隨意簡化, 造成譯名不準確、不統一, 反而引起混亂。更有甚者, 在一段時間內, 片面追求中國命名原則, 違反了國際統一的命名法規, 因而定的名稱得不到國際承認, 只能作廢而重新釐訂。漢譯名稱也有背離原文者, 必須重譯。
由此可見, 華洋之間徘徊越久, 損失越大。其實這里還牽涉到一個基本詞匯:“學名”, 什麼是“學名”？不同詞書對“學名”的理解也不一樣。舊《辭海》(1937, 1947) 和台灣《重編國語辭典》(1981) 的釋義是：
“學名”為動植物等之名稱, 以拉丁語記之, 為萬國學術界通用之名詞者, 謂之學名。
而《現代漢語辭典》(1979) 的釋義是：
“學名”為科學上的專門名稱, 例如“食鹽”的學名是“氯化鈉”。
可見, 兩者理解不一樣。前者“學名”即“拉丁學名”; 後者學名指“中文學名”19, 其實什麼是“中文學名”也說不清楚,“氯化鈉”一般認為是化學名詞。很多人以為“玉蜀黍”是“玉米”的學名, 但是不管新舊《辭海》或《現代漢語詞典》均無此說。大抵一般人以為複雜一點、筆劃多一點的名稱就是“學名”！其實玉米或玉蜀黍的學名應是 Zea maye。《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未見“學名”條, 但在“通名”條下, 周祖謨寫道:“‘玉米’是一般的稱謂, 是通名,‘玉蜀黍’是學名,……”。
華人姓名先姓後名, 一般認為合乎邏輯, 使用方便。拉丁學名也是如此, 例如植物學名便是先“姓”(屬, genus) 後“名”(種, species); 但是華文“學名”竟然反其道行之, 使用、檢索時很不方便, 例如：
拉丁學名 華名 排序時是否應
屬名 種名 . (學名？) 改 為 .
Rosa gigantea 巨花薔薇 薔薇, 巨花
Rosa hugonis 黃薔薇 薔薇, 黃
Rosa laxa 疏花薔薇 薔薇, 疏花
Rosa multiflora 多花薔薇 薔薇, 多花
Rosa wichuriana 光葉薔薇 薔薇, 光葉
採用拉丁學名, 所有薔薇屬都排在一起; 採用華名, 不管用部首序、筆劃序還是拼音序, 它們都分散了。
再舉一個例子。由於華洋之分, 要在華語詞典里找“X光”就很不容易。1979, 1989年版《辭海》有這一條, 但是一般用者很難找到。原來“X光”等是所謂“‘外文字母’帶頭的詞目”, 這些詞目排在詞典正文最後, 只佔幾頁, 用者不免失之交臂。
5. 規範化工作的準備工作：整理
以上只列舉華語詞語混亂的一些原因, 不可能全面。然而一定要知道原因, 才可能對症下藥, 為華語詞匯進行整理工作, 為規範化工作做好準備工作。然後再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探討和確立原則。
1980年代後半期, 我們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的一些同人逐步深入地思考和研究這些問題, 其具體結果就是 1. 嘗試建立“漢語外來概念詞詞庫”和“植物名稱庫”。2. 試提出加強“考今”的工作。我們一開始就認為, 這種工作必然是長期的, 需要多方面朋友的參與, 不能關起門來為研究而研究。為此,我們於1993年創辦了《詞庫建設通訊》。這是一本不定期的刊物, 出版後得到了各方面的回饋, 使我們深受啟發。以下試舉要說明。
1. 試建立“漢語外來概念詞詞庫”和“植物名稱庫”
“詞庫”有多義。近二十年來, 各地都在建立各種類型的詞庫。我們心目中詞庫的重點在於詞語異名的整理和釋義詞源的精確化。我們認為華語固有詞詞庫應由中國大陸來做。我們選取了“外來概念詞”和“植物名稱”這兩個範圍作為試點是因為 1. 外來詞的研究素來是薄弱環節中的薄弱環節; 2. 中國歷史悠久, 土地遼闊, 植物品種繁多。近世華人移居各地而世界各地植物品種又復引進中國, 因此植物名稱非常繁複。近年來關心綠化和環保的人數日增, 許多植物名稱漸漸成為常用詞, 因此有必要對植物名稱作一番梳理。
以“開心果”為例。我們發現“開心果”至少有以下異名：阿月渾子、胡榛子、無名子、阿月。用“詞庫詞目漢語拼音序總目”20 里的辦法, 這些名稱排列次序如下：
| | |
| 阿月 … 阿月渾子 … 胡榛子 … 開心果 … 無名子 … | Pistacia vera … Pistacia vera … Pistacia vera … Pistacia vera … Pistacia vera … |
任何異名在詞庫里必然是一個詞目, 從詞目可以查到與它相對應的“檢索詞”Pistacia vera。Piatacia vera 其實是開心果的 (拉丁) 學名。然後在詞庫 Pistacia vera 條下, 我們可以得到有關資料如下：
檢索詞：Pistacia vera (學名) 詞目：1. 阿月渾子1 2. 胡榛子1 3. 無名子1 4. 阿月2 5. 開心果 (香港) 說明：本植物乃漆樹科落葉小喬木。原產地中海地區和亞洲西部, 我國新疆有栽培。核果卵形或長橢圓形, 淡黃色或淡紅色, 有皺紋。種子淡綠色或乳黃色。種子供食用1。果仁與花生等已成為許多地區人民喜愛的零食。香港、台灣一般稱為“開心果”, 七十年代開始從海外大量引進。“阿月”是“阿月渾子”的省稱, 唐時即有記載2。英語為 pistachio。 參考文獻：1.《辭海》,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79, 1989年。“阿月渾子”條。 2.《漢語大詞典》(第11卷),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4年。“阿月”條。 撰稿：姚德懷 |
一個常見的問題是:“我們不懂拉丁學名, 如何能用檢索詞”。其實用者不必懂拉丁學名, 只要會 a b c d 的次序就可以了。因為檢索詞正是用 a b c d 排列。我們以學名為檢索詞, 還有一個原因正是因為“開心果”各異名之中似乎還沒有規範名。如果全部植物有了規範名, 而“開心果”也成了規範名, 那麼我們也可以改用規範名為“植物名稱庫”的檢索詞。(參見第46頁。)
2. 試提出考今學的課題
“詞庫”與“詞典”不同。“詞庫”本意是不必做詳細的釋義和詞源工作而是引導使用者進一步參考其他標準工具書。因此“參考文獻”是“詞庫”的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建立“詞庫”的過程中, 我們發覺現有的權威工具書仍然有一些基本的缺陷, 使我們深感失望。
例如《漢語大辭典》“中華民族”條只引用毛澤東文句作為例證。這個例證肯定於“中華民族”的詞源工作無補。新《辭海》(1979,1989)“社會主義”條說:“‘社會主義’一詞, 大都認為起源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其實這是指 socialism 而言。漢字“社會主義”似首先在日本使用, 到1899年梁啟超才首次借用。這類現象就牽涉到工具書編輯人員的基本觀念, 編輯方針的基本取向。
這些例子說明了近代新詞的詞源工作基礎非常薄弱。標準工具書未能滿足用者的需要, 更未能滿足詞庫詞條撰寫者的需要。因此詞條撰寫者不得不同時進行更基本的工作：為近代現代的詞語進行詞源的考查。我們稱這種工作為“考今學”。長期以來“考古”是學問,“考今”似乎不受重視。我們希望,“考今”也能逐步發展成為一門有系統性的學問。只有這樣, 詞庫工作才會有穩固的基礎。
去年, 我們高興地發現, 意大利學者 Federico Masini 也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並且已經有專著出版：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及其向國語化方向的發展 (1840年至1898年)》)。作者在該書的前言里說：
雖然中國在詞典編纂方面有悠久的傳統, 但是我們對近代漢語詞語的詞源知之甚少。……我只是希望在這個值得重視然而至今很少有人研究的領域中, 對有關知識的增進開拓, 本書能成為第一個奉獻。
這也就是說, 中國有優秀的“小學”、“訓詁”傳統, 但是“考今”之學還處在草創階段。作者希望該書能對“考今”工作, 起一定的促進的作用。“考今”工作可以有不同的具體辦法, 其中一個重要辦法是通過各地朋友的合作。這里舉一個例子。1994年, 我們對“撲克牌”及其異名, 同時對撲克牌的花色名稱進行調查。我們稱之為“紙牌游戲”。參與這個“游戲”的各地朋友共19人, 收獲甚豐21。
6. 詞語規範化原則芻議
有了“詞庫”和“考今”(或類似的工作) 作為詞語整理的基礎, 詞語規範化的工作就具備了水到渠成的條件。當然, 首先還要有一個規範化的原則, 一些可行的辦法。試分論如下：
1. 以上所說的“外來概念詞詞庫”, 我們在做的其實主要只限於源自英語、日語的外來概念詞。源自其他語種的外來概念詞詞庫, 最好由其他有條件的地方來做。例如哈爾濱可以做源自俄語的外來概念詞; 東南亞地區可以做源自東南亞語種的外來概念詞, 等等。這些“子詞庫”, 總合起來就成為大詞庫。現在通訊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發達, 理論上是行得通的。
2. 至於漢語固有詞匯的整理, 中國大陸應該最有條件。但是聽說這類工作不大受重視。另一方面, 聽說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正在建立“中國百科術語數據庫”, 第一期工程將於1997年完成22。這些工作對華語規範化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其實, 1920年代, 黎錦熙等已曾有編纂《中國大辭典》的計劃, 事見《國語運動史綱》, 也見《辭海》(1937, 1947) 黎錦熙“序”。這個計劃, 當年已經開始進行。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材料抽屜”已經累積了不少材料。我們從《國語運動史綱》第7-11頁, 可以略窺“大眾”條目內容的大概。我們把它和《漢語大辭典》的“大眾”條作一對比, 便知詳簡優劣。可惜“中國大辭典”的工作, 後來半途而廢, 而黎錦熙等收集到的材料, 似乎無人再提起。現在我們心目中“詞庫”也可說是現代化的、電子化的“中國大辭典”。
3. 基礎工作完成後,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 我認為詞匯規範化也不妨採取寬式原則、彈性處理的辦法, 讓每個詞語各得其所, 有個適當的位置, 而不是把某些詞語取消。規範化工作應該是整理、審定、排序, 而不一定是統一。
再以“開心果”為例, 我所接觸到的朋友都說還是“開心果”這個名稱好。那麼我們不妨以“開心果”為正名, 再把“開心果”和它的異名在詞庫里作以下排列：
檢索詞：開心果 (正名) 詞目：1. 開心果 (正名) 2. 阿月渾子 (古名) 3. 阿月 (省稱) 4. 胡榛子 (別名) 5. 無名子 (別名) …… |
這里又想起倉石武四郎在他編寫的《岩波中國語辭典》里所採取的辦法。周有光曾經作出有關介紹23, 他說：
它(《岩波中國語辭典》)創造性地衡量詞的“硬度”, 把詞匯分為11級 (rank)。普通語詞為0級, 此外, 從“文”到“古”分為上五級：上1級 (廣播、講演等用語, 如：不但、開始), 上2級 (文學作品等用語, 如：陰暗、了望), 上3級 (學術等用語, 如：圓周率、唯物史觀), 上4級 (較常用的文言詞, 如：枝頭、飾詞), 上5級 (罕用的文言詞, 如：史冊、牧民[治理人民])。從“俗”到“土”分為下五級：下1級 (北京口頭語, 如開火兒、反勁兒), 下2級 (北京土話, 如：露怯、翻鍋), 下3級 (特殊社會用語、隱語等, 如：票友兒、口兒上), 下4級 (罵人話等, 如死王八皮、矗個兒), 下5級 (流入北京的方言等, 如撒爛污、呀呀唔)。這種精密的詞性衡量, 對漢語規範化有寶貴的參考價值。請比較：
《岩波中國語辭典》 玉米[名](0級) 玉蜀黍[名](上2級) 棒子[名](下2級)
《漢語詞典1957》 玉米 (玉蜀黍別名) 玉蜀黍 (穀類植物) 棒子 (玉蜀黍)
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 玉米 (maize, corn) 玉蜀黍 (maize, corn)
棒子 (maize)
如果要在一物三名當中選定一名作為標準,《當代漢英詞典》沒有參考作用,《漢語詞典》暗示選用“玉蜀黍”,《中國語辭典》暗示選用“玉米”。從實用性來看, 只有《中國語辭典》符合要求。
這類辦法應該研究採用, 應該為詞語注明為正名, 還是俗名、別名、舊名、古名、土名等等。
4. 其他一些問題, 諸如外國人名地名問題, 我認為基本出路應該是適當地打破華洋藩離, 適當地走國際化路線。試舉例如下：
a. 遵循“名從主人”原則。如果“主人”是用羅馬字母, 則可直接沿用, 例如《外語教學與研究》“稿件格式要求”說:“英文人名可直接在文中使用, 不必譯成中文”。如果“主人”不是用羅馬字母, 則可用羅馬字母轉寫, 例如《語文建設通訊》“稿約”說:“外國人名、地名請附羅馬字母拼式, 例如龍果夫 (A.A. Dragunov)”。
b. 華洋交通以來, 語文笑話不斷產生, 如稱 Esperanto 為“萬國新語”、“世界語”, 這顯然不確。日本人譯 communism 為“共產主義”, 中國人沿用之, 也帶來了後遺症。《辭海》(1979年) 附錄“國際單位制 (SI) 單位”各表中既有“國際”代號, 又有“中文”代號, 例如國際代號“J/(mol‧K)”的中文代號則為“焦/(摩‧開)”等等, 使人懷疑是否回到了用“天＋地＝甲”代替“x＋y＝a”的時代。當然, 有些問題比較複雜, 要個別處理, 但是總的來說, 我們需要一個觀念上的革新, 從而使華文真正的能和國際結合。否則“國際”之外總是另有“華”, 那麼這是不是表示“華”永遠進不了“國際”？
結 語：
華語詞匯規範化問題牽涉極廣, 以上所談的, 主要還是名詞問題, 未及其他。要做好這件工作, 需要各地的合作, 需幾代人的努力。以上只是一些想法, 供大家討論。另一方面, 希望將來全世界的華人社體能夠擁有聯網詞庫, 用者可以隨時隨地提取詞匯信息。鑒於信息科技的日新月異, 這樣的設想並非苛求。
注釋
1. 潘禮美,“海峽兩岸審音比較”,《語文建設通訊》, 1995年3月第47期, pp.1-22, 香港。
2. 江波,“一場引人關注的官司”,《重慶晚報》1995年11月6日第1版。《語文建設》1996年第1期 p.36轉載, 北京。
3. 王均主編,《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 p.363。
4. 李行健,“時代的呼喚:《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在編寫中”,《語文建設》1994年第1期, pp.10-13, 北京。
5. 許嘉璐,“關於編寫《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幾點想法”,《語文建設》1994年第11期, pp.15-16, 北京。
6. 德語科技詞典 Brockhaus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der Technik, F.A.Brockhaus Wiesbaden 1958。elektronische Rechengerate 條。
7. 李行健等編,《新詞新語詞典 (增訂本)》, 北京; 語文出版社, 1993年,“電腦”條。
8. 《重編國語辭典》,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1年。“電腦”條。
9. 《新世紀英漢辭典》, 台北：黃帝圖書公司, 1991年。computer 條。
10. 劉叔新,《現代漢語詞匯規範的標準問題》,《語文建設》1995年第11期, pp.2-5, 北京。
11. 馮志偉,“我國的術語規範化工作”,《語文建設》1995年第12期, pp.2-4。北京。
12. 嚴濟慈,“在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成立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自然科學術語研究》(成立大會專輯), 1985年第1期, pp.4-8, 北京。
13. 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辦公室,“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名詞術語審定的原則及方法”(1987年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工作會議通過試行),《自然科學術語研究》1987年第1期 pp.45-49, 北京。
14. 姚德懷,“赤豆＝赤小豆＝紅豆＝紅小豆＝小豆？”,《詞庫建設通訊》, 1993年11月總第2期 pp.38-42, 香港。
15. 姚德懷,“薔薇、月季、玫瑰”,《詞庫建設通訊》, 1994年12月總第5期, pp.26-32, 香港。
16. 參閱姚德懷,“‘英文為準’與‘中文為準’── 香港中文的一個難題”,《中國語文》1996年第2期, pp.113-120, 北京。本文原為作者向“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提交的論文。該研討會於1995年12月9-11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
17. 參閱以下的討論文章:《詞庫建設通訊》第4期, 1994年8月, pp.57-58; 第6期, 1995年4月, pp.9-10; 第7期, 1995年8月, pp.42-51, 香港;《源》第29期, 1995年3月, pp.12-19, 新加坡。
18. 潘云唐,“試談古生物拉丁文屬種的漢譯”,《自然科學術語研究》1991年第1期 pp.36-37, 北京。香港《詞庫建設通訊》1994年3月總第3期 pp.46-47轉載。
19. 參閱姚德懷,“‘漢語外來概念詞詞庫’詞條選刊 (7):‘scientific name’條”,《詞庫建設通訊》, 1995年8月總第7期, p.63, 香港。鈅
20. 參閱“刊出詞目漢語拼音序總目”,《詞庫建設通訊》1994年8月總第4期, pp.14-21, 香港。
21. “‘漢語外來概念詞詞庫’詞條選刊 (6):‘playing cards’條”,《詞庫建設通訊》, 1995年4月總第6期, pp.60-62, 香港。
22. 王渝麗,“‘中國百科術語數據庫’簡介”,《詞庫建設通訊》第6期, 1995年4月, p.63, 香港。
23. 華明：(周有光),“文字改革雜談 (三)”,《抖擻》第15期, 1976年5月, pp.92-93, 香港。
參考文獻 (略)
1996年3月 感謝紹興黃河清先生對本文初稿提出寶貴意見。 □
(附記：1996年4月20-21日“華語言文字應用規範化”學術講座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近郊雪蘭莪加影 (Kajang , Selangor) 舉行。本文為作者在該講座上宣讀的論文。關於該講座詳情, 請參閱本刊1996年6月總第8期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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