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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中行先生谈语文教育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6-1-22 02:19
标题: 张中行先生谈语文教育
语  文  教  育

                                                   摘自《流年碎影》

本来想说说到出版社以后编语文教材的事，继而想，说这方面的教材，难免碰到一些问题，索性把圈子画大些，说说与自己一生经历有密切关系的语文教育。说一生经历，说密切关系，是指先则在小学和中学，有语文（用通用之名）课，“受”教，后则在数处中学教语文，1951年起到出版社，断断续续四十多年，主要是编语文教材，“施”教，总之，都没有离开语文。受教、施教，所求主要是受教之人学会用笔表情达意，这所求是否已经如愿？如果未能如愿，问题在哪里？千头万绪，还是由编教材说起。
记得上班之后，最初接受的工作是编高中语文课本，共同担任此工作的是比我早来的蔡超尘先生，面容和体型都厚重，人呼为蔡公。他长我两岁，出身于辅仁大学，也教过中学，还编过《华北日报》副刊。他是山东高密人，外貌不清逸而很有才，会唱京戏；围棋已经上段，某次比赛列入前六名；还通书法，推崇他的乡先辈高南阜，能用左手，据我看，若干年，社里职工过千，就书法的造诣说，他排名第一。新旧学都扎实，文笔不坏，还能写旧诗。人通达，有见识，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一篇有关红学的文章，说贾宝玉算不了叛逆，发表于山西某期刊，可见评价什么，他并不随风倒。处世，对人古道热肠，所以我们能一见如故。也就因此，我们合作得很好，选文，修润，作注解等，向来没有什么争执。也就可以提高效率，记得时间不长就编完一本，呈上，审查一下就发了稿。后来人增多，层次增多，速度就大减，是不是慢工出巧匠，也如积薪，后来居上呢？我看也不见得，计划的翻来覆去就是一证。初期是一本，只收范文若干篇；不久就变为文学、汉语两本；又不久，这两本还没普遍推行，又合并为一本。还有次一级的举棋不定，是否应该政治第一，要不要学文言，如果要，量以多少为宜，应否兼传授语法知识，等等，总是讨论来，讨论去，拿不定主意。翻来覆去，举棋不定，主要来于希望学生学了这门课程，真就能够用笔表情达意，而考察实际则经常是失望，即如高中毕业，不说全体，也是绝大多数文理不通。症结在哪里？
问题过于复杂，也就一言难尽。难说，还因为连旧时代算在内，直到现在，我们也未能摸索出一种明确且行之必有效的办法。以旧而不很旧的往昔为例，蒙童入学，起初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是以识字为主，加一点点常识教育。然后是四书五经加些杂七杂八的，如《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声律启蒙》之类，这是明的实用主义加一些暗的政治（广义的，包括品德教育）第一。效果如何呢？有些人通了，有些人（可能是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还是不通。有办法，可是效果不一定，这办法的价值就颇为可疑了。专就这一点说，文就远不如武，比如好武，投奔少林寺，苦练十年八年，总不会路遇流氓，惊惶失措吧？可见人家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学文的办法还差不少火候，需要改进。怎么改进呢？也确是想了些办法，可惜是症属于不治，用中西药，兼求秘方，甚至到什么庙烧香，结果还是不见起色，即中学毕业，能够写通文章的很少。
真就没有一点办法吗？曰有，只是讲道理容易，实行就困难很多。这道理，改革开放以前，我是连说也不敢，因为谁也说不清楚，歌颂以外的表达己见的话，说了某一句算不算犯罪。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我才随着形势的松动，胆量由无变为稍有一些，于是动笔，写了一本《作文杂谈》（198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写《作文杂谈》，不写《语文教育杂谈》，因为前者是小字号，对确有志学用笔表情达意的人也许还有些用，后者是大字号，且夫大，就难免靠近政，从旧习，不敢，一也，牵涉的面广，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不好说，二也，结果必行不通，三也，总之就虽有看法而没有说。这里如篇题所示，是想说说。
仍是旧调重弹，这是学语言，不管用口还是用笔，想有成，秘诀只是一个字，曰“熟”。熟来于多次“重复。”如果还愿意加点佐料，那就补说一句，最好能够重复“好的”。以学话为例，如果你有幸也生在红楼之梦中，希望能巧言，就要亲近凤姐或宝钗，不要亲近焦大或呆霸王薛蟠。同理，比如学文言，读汉朝典籍，专就表达说，那就要把《史记》放在上位，《论衡》放在下位，因为前者典雅流利，后者远远赶不上。学写也是这样，要像学武术的拳不离手，学歌唱的曲不离口，也要用多重复的办法直接培养熟，间接培养会。多读和多写有血肉联系，读，所吸收是两种，一属于内容，是作者的情意，二属于表达，是如何（用什么词语、句式以及什么条理）传给读者的；只有吸收了这些，并经过自己头脑里的掺和、比较、选择，拿起笔，才有的可写，以及知道如何写。
根据这样的想法，以及承认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教会学生用笔表情达意，语文课应该做到什么（怎样做是另外的问题）就容易说，总的是让学生真能够多读多写。分着说就不止一项，比如由低而高就会有以下这些。一种，是要定个规程，要求学生不能不读某种数量的作品，不能不写出某种数量的所谓文（不一定是命题作文）。另一种，是通过讲授，灌输学生关于文的各方面的知识，逐渐培养分辨文的高下的能力。再一种，是告诉学生应读什么，可读什么（能够供应读物当然更好）。还有一种，是学生的所作，有典型意义的，要指出优缺点，并说明理由。最后还有个高要求，是培养学生，由有多读多写的“习惯”，上升为有多读多写的“兴趣”，任何人都知道，兴趣的力量之大，是“力拔山兮”的项羽也抗不了的，所以有了这个，则学而必有成就不成问题了。
显然,以上说的是如意算盘，求真能如意，就必致遇见实行方面的多种困难。试想，强调多读多写，至少是精神上，就不得不换为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比如实况成为，课堂之上，赵小辫读《子夜》，钱小秃读《热风》，与三味书屋还有什么分别呢？时光总不能倒流。于是单说大个头的，就会由轻到重，有这类的困难。其一是读物的供应。多读要多有可读的作品，这在大学，尤其有显赫牌号的，不成问题，中小学，尤其大城市以外的，要求有个像样的图书馆，百分之九十九必做不到。这结果就成为，烤鸭虽然好吃，没有，也就只能啃窝头了。其二还有师资问题。如目前之有课本，准备准备，入教室登讲堂，照本宣科，有些人还未必能应付裕如，换为以学生为主，单说多读，指导，介绍，评论，无边无沿，肚子里东西少就必致无所措手足。所以顾及实际，还是只能仍旧贯，教师和学生都面对一本，到期考要求能及格，便可交差。其三更严重，是学制难于大变。假定没有课时问题，一周依然是上几课时，首先会来的是课本如何编的问题。现在是假定读了这些，就大致可以如愿，换为只是看作举例，大工程还要靠读大量课外的，课本还能这样编吗？不这样编，如何编？比如有一种想法，以高中为例，收三种文章，一种上好（都假定有能力判断），为的教学生知道什么是好，取法乎上，一种多病，作用相反，教学生知道如何避忌，一种至难，，教师辅助啃，以期能够更快地提高，这想法也许不坏，行得通吗？又比如主语文之政的有了试试的决心，显然，教师的水平就必须提高，这又是个短期内必不能解决的困难。而且教师的数量要增加，因为上课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一个人教三个班，一百多人，就办不到了。还有，学生为主就带来自由发展，又会带来程度不齐，一个圈圈里既有骆驼又有山羊甚至小兔，主教育之政者如何交代？
困难多而大，于是如一切其他情况，理想与实际争吵，实际过硬，理想只好让步。也就仍是编课本，上课，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以求这一味药能有变不通文为通文的奇效。事实自然是未见奇效，怎么办？曾设想用折中之法，是课本，教法，都历史长，来头大，不动，另编些课外读物，兼作为举例，以期学生能够在课外多读些，并以之为引线，如果有志甚至有兴趣，知道再读些什么。记得是八十年代早期，我有这个想法，并接受这个任务，编三本文言的课外读物，名《文言文选读》。三本的分工是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是由古到今，共排列180个题目，收文长长短短共300篇。选文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注解详，以求自学无困难；重点是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读了能够进一步找大量的书更广泛地读。又是理想不坏，可是由印数（第一本不少，可是与中学生的数量比，还是微乎其微，第二、三就更差）上看，真买了照方服用的却很少。以常情推之，编了文言的，也应该编现代语的，这时间虽短，可是反而难，原因之一是作品多，之二是还要包括外国的。因为难，也就没编出来。这关系不大，因为如文言的，开了处方，也必是很少有人照方服用。
那就转回来，说说学校都在用的语文课本。我参加编辑工作，断断续续不少年，几乎都是“等因奉此”，分配什么做什么，不表示意见。不是没有意见，有而不表示，是因为一，确信必无用；二，比如选用某某有高位的人的作品，我说并不佳，还会有大祸临头的危险，所以总是奉行多年的明哲保身之道，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现在是情况有变，就无妨补说几句。
先说一个争论多年、至今仍旧拿不定主意的大问题，是学不学文言。对于这个问题，1984年我写一篇《关于学文言》，字数超过万言书，谈了问题的许多方面。现在可以化简，但仍不能丁是丁，卯是卯。先说个常理，是学语言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关键在于方法，具体说是用多重复之法求熟就不难。那么，假定方法对头，不难学通，学还是不学好呢？我认为还是学好，因为有通旧事、欣赏等大用。可是多年以来，学校的实况是不得法，因而就枉费了大量的人的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那么，干脆就不再设这样的课好不好？不能不想到另一个顾虑，是下一代，连学会文言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左思右想，还是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且行好事，不问前程。再说一个也是翻来覆去说个没完的问题，是选材和讲授，应该不应该政治第一。没有人敢直说不应该政治第一。所以只能绕个弯，说应该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重，或胆再大些，说语文是工具课，首先应该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但不管怎样说，几十年来，单由选材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仍一贯是政治第一。以文言为例，入选的诗文，绝大部分与阶级斗争能够拉上关系。万一不容易，就用曲解之法，如《诗经•伐檀》的“不素餐兮”，解为非肉不饱通不过，就说是反语，意思是：“说是不白吃饭，实际是白吃饭。”这样一来，诗文入选的所凭，事实上就不再是艺术性，课文质量的下降也就可想而知。想提高吗？有些篇就要清除出去，这有些篇之中，当然有出于高位之手的，谁敢说不好？不要说出于高位之手，就是出于高位之口，又有谁敢说个不字？怎见得？举一事为证，是1962年，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古代散文选》中册，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送呈某部审查，某部之长说应该增选《正气歌》，这是他只想到政治第一而没想到此歌不能算散文，可是谁去提醒呢？没有人敢去，于是“散文”之选就不得不收一首“五古”。再一个问题是语法应该占怎样一个地位。五十年代前期，推想也是学习苏联吧，语文一分为二，成为文学与汉语。汉语的重点是语法，这是想走近路，以明理代替多反复。试验虎头蛇尾，不久又合二为一，合久必分的路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但希望像是没有放弃，所以合二为一之后，里面塞入不塞入语法，如果塞入，量多少合适，就又成为问题。俟问题之解决如俟河之清，只好走想象中的最稳妥的路，容纳，只是一点点。五十年代前期，为挣饭吃，我弄过一阵语法，但一直认为，它有学术价值，值得研究，但是想借有关它的知识之助写通文章，就必不能如愿。阑入教学范围，还会引来恶果，是教师以此为法宝管制学生，或辨词性，或析句，弄得学生晕头转向，就更没有时间和精力读写。最后，由编课本下行到教师的教课本，推想也是五十年代初的学习苏联，有所谓几段教学法，在一篇课文之上翻过来滚过去，胶柱鼓瑟，以致总是喊分量过重，应该减轻负担。我的想法，像课本上那些文章，绝大部分让学生自己看看就可以了，用不着教师多费唇舌。写教案，分析，讲解，出题，解答，都是浪费；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大可以用在有成效的地方的，那是多读和多写。
近于牢骚的空论说得太多了。行孔老夫子之道，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一反躬自问，就不免悲从中来，是如我在某处所说，回顾，学语文，教语文，编语文，用语文，几乎一生没离开语文，检查成效呢，先己，“欲立”，“欲达”，像是离所希望还很远，后人，“而立人”，“而达人”，就更是十万八千里。想到这些，忽而冒出京剧的唱词一句，曰“一事无成两鬓斑”，也就只好“安之若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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