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振亚
说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读书多，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里，知道钱穆9岁就能背诵《三国演义》。上世纪80年代，钱穆的孙女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向祖父请教读书问题，钱穆的回信：“《论语》外，须读《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为主……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仍盼能背诵”。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爷爷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里，知道他在14岁之前，就能背诵以下典籍《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可以证明他把《聊斋》读得烂熟了。
作为文史学者的曹聚仁，奉行的读书原则也许不是背诵，而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他谈到自己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遍数：《儒林外史》读了100多遍，都是一本正经地读，《红楼梦》也先后读了70多遍。《聊斋》读了四五十遍，《水浒传》读了20多遍。《史记》读了多少遍，他没说，只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书，肯定是下过一点苦功的。
不是郑振铎亲自检验，我们怎么也不会知道茅盾能够背诵《红楼梦》；不是周建人的回忆文章，我们也不会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
所以，如果缺乏那一代人的扎实功底，便难于有那一代人的杰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