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璋荣
我常常听到很多一线教师对教研员批评的声音。
原因有许多，比如：一些教研员在一线的时候，教育教学并没表现得优秀，甚至表现比较差，而他们到了教研室却总是批评一线教师不会上课；有些教研员的指导能力差，批评教师的教育教学并不让教师心服口服；有些教研员从不给教师上“下水课”，只空谈理论，不切身示范……
总之，很多教师认为，教研员似乎只管信口开河，指手画脚，自身并不需要什么真本事，而且似乎教研员是“天马行空”，高高在上，过着逍遥快活的批评教师的生活。
其实，教研员的苦，是一般教师想不到的。
自身素质不足之苦。一些教研员的基本素质并不高。我们的教研工作，长期没有一个民主科学的聘任和管理机制，而上级官员的意志，并不一定围绕教研室本身的真正需要。甚至在部分教育局官员眼里，教研室就是一个变相的“养老院”或“福利院”。这样一来，教研员的素质就难以保证。
以我多年的教研经验看，绝大多数教研员对自身素质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们深知自己的教育教学功底跟一线教师比较起来并不占优势。他们在下校检查和指导工作时，常常内心是感到胆怯和心虚的。因此，他们常常不愿意下校听课，不愿意下校指导教学工作。他们之所以下校，是迫于领导的安排。
教师、学校不配合之苦。有些教师的专业素质不高，却对教研员的指导非常反感。不管教研员说的是对是错，他们常常喜欢顶撞教研员。我们遇到这种教师，就像教师遇到“不听话”的学生一样，感到很头痛。
还有些教师，总是回避教研员听他们的课。你本来计划听他的课，他跟你撒谎说这节课是让学生“自习”的；或者他本来是要讲课的，但是看到教研员来了，就让学生做作业或试卷。
也有极少数教师，专业素质还算不错，甚至相当不错，但是因为个性桀骜不驯，认为没有谁够格听他的课，拒绝教研员听课。遇到这种教师，教研员也非常头痛。
除了教师不配合之外，还有学校不配合的问题。譬如我曾联系到一所学校举行全市教学比赛，结果被该校领导拒绝了，因而这个活动只好放到乡下学校去举行。乡下学校往往规模小，没有先进的教学辅助设备，比赛往往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反馈制度不合理之苦。反馈制度不合理，是指一些地方的教育局、教研室或学校，要求教研员听课之后，一定要向该校的主要领导或全体领导进行“汇报性反馈”，也就是要“指名道姓”地指出每个教师的缺点、问题和错误。
这样一种反馈制度，实际上就把教研员的下校听课变成了“向学校领导告状”。很多学校的领导，平时很少进入教师的课堂听课，有的甚至根本不听教师的课，而一旦教研员听了课并且提出教师的问题，他们就会借此狠狠地批评教师。我把这个情况称为“把教研员当枪使”。
我的观点是，教研员只是教师工作的引导者和帮助者。教研员当着教师本人的面沟通的时候，可以详细地指出教师的问题和错误，但是这些问题和错误一般并不适宜向学校领导进行指名道姓的汇报。一旦汇报，就容易导致教师被领导批评和打击。
这种不合理的反馈制度，导致了教师和教研员的对立。它是教师普遍害怕和抵制教研员听课的重要制度性根源，也是广大教研员不愿意下校开展教研工作的重要原因。
缺乏教研自主权之苦。先说一个故事，一位素质很不错的教研员刚刚进入教研室的时候，怀揣着为本市教育出力的强烈愿望，找到副市长，大谈发展该市教育的理想和设想。该副市长说，你写个书面材料吧。他花了几天时间，写了一万多字的方案，然后兴致勃勃地交给副市长。副市长扫了一眼他的报告材料说“给你们教育局长看吧”……结果，这个凝聚了这位教研员多年教育思考的发展报告，最终没有一个领导愿意看一眼。
我们的教育部门并没有研究和制定让教研员自主开展工作的制度。教研室受制于教育局，教研员受制于教研室领导。教研员的工作一般就是在领导的统一部署下做些“常规性”事情。教育局和教研室规定教研员每学期去高三听几轮课，就去高三听几轮课；规定教研员开几次“高考研讨会”，就开几次“高考研讨会”。
教研员做任何事情都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任何一方面的抵制或不配合，都可能导致他们的工作和计划停摆，因而其工作的实效是十分有限的。
做一个好教研员，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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