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农村教育的处境与出路 - 教师之友网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中国教育问题的重点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它关乎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但是,如果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我国教育界在21世纪前十年的主流话语，那么作为基础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农村教育（在本文中特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事实上成为了主流话语之中的“非主流”。

在新世纪的十年中，中国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经历了一场大变革。在众多教育学者、官员走上前台的时候，在众多围绕基础教育改革的著作面世的时候，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的学者和著作可谓凤毛麟角。在为数不多的研究少数民族的基础教育的论著中，农村教育的性质、地位、体制、经费保障、教育质量、教师队伍建设、留守儿童的教育、职业教育往往成为“宏大叙事”的主题。原本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被研究者涤荡了光泽，抹掉了芳香，榨干了汁液。也正因为如此，农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难以弥合的沟壑。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以下简称《村》）是在“中国西南国家教育的社会文化建构”研究项目基础上而形成的一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田野调查文集。本书收录了四篇以川、滇、黔的村落为研究点的民族志和两篇论文。与以往教育研究往往采用演绎的逻辑的不同，这项人类学研究遵循的是一种归纳的逻辑，通过实地考察，把教育现象的解释、理论建立在研究者亲身经验的基础之上。

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如何？能否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满足乡村个人的需要？教育在乡村社会扮演何种的角色，又给乡村学生和村落带来了什么？如何推进和改良？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症结在哪里？出路又是什么？这部文集中的民族志及理论上的洞见能够加深读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作为一名教育理论的学习者以及基础教育的实践者（本人曾经做过三年小学教师），多年以来，我一直到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教育缺乏必要的理解，虽然我可以是农村教育培养出来的少数“精英”之一。十年来，我一直被笼罩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流话语”及“宏大叙事”之中。在阅读了《村》之后，许多细节深描深深触动了我。

农村教育理应为当地人生存和发展服务，但是在很多地方它好像并未深入人心，而必须借用行政的手段加以宣传和实施。“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以（依）法送适龄儿童入学是义务教育法赋予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这是李小敏在进入云南宁蒗县永宁乡拖支村田野点时看到的标语。拖支村小学操场尽头的厕所是该村唯一的厕所，校外家中，村民仍保持着幕天席地方便的习惯。这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国家与乡土社会，“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落后”在此交锋。

乡村学校作为“村落中的国家”（李书磊语），令当地人尊重，又充满敬畏。很多家庭把孩子送进学校只是为了免于被罚款。在政府公布的高入学率、高完学率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基层教育部门为了免责使用各种瞒天过海的伎俩，“数字游戏如同聋子的耳朵，皇帝的新衣”，[1]现实则截然不同，严酷得让人动容。吴凤玲在四川盐源泸沽湖镇山南、舍垮、直普三村的实地调查的结果表明，这里“受教育人口比例低，平均受教育年限短，文盲、半文盲的比例高”，“学生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无论何种族群，都存在“女孩较之男孩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的情况”。[[1]]据研究者调查，舍垮村中等收入的家庭年人均现金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很多学生在放学后、假期还要帮助家里从事采集柴禾，放养牲畜等活动。当地的生产方式、经济水平，以及家长对教育的认识，限制了基础教育的普及。在以母系家庭为主的摩梭社区，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很多家长让本应在学校读书的男孩去当喇嘛，认为当喇嘛比读书更实惠，并以女子要继承家屋的实际需要出发不愿意让女孩读更多的书。

“你们长大后想穿皮鞋还是布鞋？想穿皮鞋，就用功读书；你们长大后想坐牛车还是开汽车。想开汽车，就用功读书；你们长大后想坐飞机在天上飞还是像牛一样耕地。想在天上飞，就用功读书吧！” [[2]]这是刘云杉在贵州省葵青县冗山村小学所听到的老师经常勉励学生学习所使用的话语。这种“规训”的口吻既不能吸引学生，也不能激励学生，更谈不上“育人”了，它更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得学生喘不过来气来，还要恐惧地远离它。

在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中，有许多学生中途辍学，那些勉强读完小学、初中的学生所受教育的质量也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相对于大多数未能完成小学、初中学业的人只能在家务农相比，那些上了中专、大专的毕业生的前景又如何呢？那位在泸沽湖镇农村信用社工作的中年汉族男子的两名女儿都是中专毕业，大女儿卫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镇上卖服装，二女儿读的师范，本想进入信用社工作，但是又因为学历低而进不去。[[3]]由于师范连续降分扩招，财政难以维持，2001年，贵州葵青县教育局规定，当年所有师范毕业生一律不分配，先到艰苦的村小工作，每月工资150元，等这批人拿到大专文凭后再定级。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能够考进大学读本科并顺利找到工作的毕竟还是少数。

当然，还有一部分头脑活络，有关系，又有闯劲的年轻人选择了外出打工。但是小学、初中的学历在大城市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获得怎样的待遇？被同村人称为“北京”的撒达二车的离奇打工遭遇，冗山村德清家的天白和丑艰辛的打工经历，这些都说明融入城市生活对于这些没有学历的人说是异常艰辛的。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尴尬处境并不是当地人消极被动的结果，实际上，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物质条件，社会文化下，人们迫不得已从自己以及家庭的现实条件下，思考和处理问题，而这些行为往往是积极主动的。石门坎老苗文在民间的传承，冗山村的陈长明诉讼镇党委书记的案子所表现出来的，拖支小学的创建人王振海的父亲对兄弟两个前程不同的安排（让王振海“学汉文”，其大哥承袭祖业做“先生”），以及拖支村的母女两位草医在当地享有的声誉无不说明当地人积极主动的生存策略以及地方性知识的价值。正如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分析的那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乡民，也有可能成为高谈阔论的理论家，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尤其是我们意识到这些人必须适应庞大复杂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与之抗争的并加以适应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与自己社区组织上的各种社会实体相抵触和抵抗，另一方面又要培养出忠诚和爱戴的情感，这一复杂的局面使他们练就了一种纯粹的政治生存能力，并灵活地解读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符号。” [[5]]

大多数农民对学校怀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学校即给予农民以希望，又给予他们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有村民抱怨“一个病人可以拖垮一个家庭，一个学生同样也可以拖垮一个家庭”。刘云杉分析指出，在1949年后我国农民实现阶层跃迁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参加革命、招工、参军和升学。如今这四种道路对于普通的农民子弟来说，都并不舒畅。只有极少数学生念完了初中，升入高中、中专、大学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以城市为导向教育价值观已经被乡村社会所认同，加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家长希望孩子通过读书走出去成为“挣工资的人”，但是这条路显得异常的艰难。

从宏观、正向的角度考虑，教育具有促进人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两大功能。但是，《村》提供的材料显示，以往的农村教育并没有给全部学生的前途和命运带来改观，也并未给乡土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带来多少益处。在李小敏看来，乡村学校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国家形象的呈现，更是国家组织向乡土社会的延伸。在“城市取向”教育价值观之下，乡土社会和地方性的知识的价值被“消解”，“成为一片被遗忘的灰色地带”。这是造成农村教育举步维艰的原因。其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复杂性和艰巨性还在于，它除了受当地地理气候条件、经济文化类型和发展水平的影响外，还受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族群交往、宗教信仰等的影响。

以往的农村教育是城市教育的“粗劣复制”，并没有提高学生的生存技能，以适应和改良农村社会。农村教育像一面筛子，把“不合格”的学生一层层过滤掉；农村教育又像抽水机，把优秀人才不断“掠夺”到城市。另一方面，国家为了促进农村地区的发展和解决就业问题，号召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基层。这似乎是“拆墙补墙”的逻辑。

农村教育在教育宗旨、教育导向和教育内容等方面与城市教育高度“一体化”、“同质化”，却与乡土社会现实需求相分离。这种城市本位、外向型、精英主义的农村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剥夺的教育。以至于研究者批判这样的农村教育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侵入，一种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殖民”。[[6]]

无论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还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都是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目的，紧密联系当地村民的需要和利益。但是，“它是一场制度之外的理想主义者的行为实践”，刘云杉犀利地指出，“乡村教育中的精英实践是世界语境下对中国传统的寻找与建设，其文化回归的意义远甚于社会启蒙与社会改造”。[[7]]

少数民族基础教育问题什么时候都不单独是教育的问题，它受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建国之后，国家在农村教育上的选择一直在“公平”与“效率”，“大众”与“精英”之间摇摆。[[8]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二十年，在国家现代化、城镇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提高质量与效率一直是学校教育的主导价值追求，教育公平的追求则退至次席。乡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的差距不但没有减小，反而越来越大。这种趋势直至最近才出现一些转机。“促进公平”排在“提高质量”之前被列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工作方针。

国家对少数民族农村教育的发展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家应该“在承认‘平等而一体化’的文化格局下，首先需要确立地方性知识资源的价值和合法性”，“恢复和增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能产性，重构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地位”。[[9]]国家推行的农村基础教育应力求做到“在起点处求平等，在过程中求贴切，在出头处求多元”，[[10]]这才是乡村社会所希望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才能给乡村社会带来活力。以往“以城市为中心、脱离农村自上而下的农村教育并没有促使村民滋生接受教育的内在动力或积极性。” [[11]]而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贵州石门坎教会学校兴盛，其实正是由于其符合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广大村民的学习的主动性和办学的积极性被调动了出来的结果。“农村教育应该因地因时制宜，以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为本”，使受教育者“榜上有名，脚下有路，进能上，退有路”。 [[12]]

需要指出的是，农村基础教育不是万能的，不能希冀通过农村教育问题解决乡土社会的所有问题。作为一门对常识进行批判的科学，人类学家秉持“理论即实践”的逻辑，[[13]]通过田野调查不断批判或改变人们对常识的认识。在一种常识被批驳，新的常识建立的时候，人类学家面临者新的挑战——反思新的“常识”。少数民族农村教育以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为本，走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价值和实践路向是否十全十美？这种路向具有“工具论”倾向，即认为教育在经济、社会、文化之上，并能促进和改良它们的功能，但是应该意识到教育的任何正向功能最终都是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来实现的。农村基础教育是每个适龄儿童必须接受的最基本的教育，它是接受更高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过分强调农村教育的乡土特色和职业价值，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话语下，它也许会继续酿造教育的不公平，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乡土社会的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过于重视农村教育“为农服务”的功能，可能会带来以下弊端：影响教育“培养人”这一基本功能的发挥；加大城乡间的教育不公平，减少农村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夸大农村职业教育对发展农村教育及经济的作用。[[14]]

少数民族农村基础教育既要解决当地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又要适应当前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否则农村地区仍然处于劣势和被剥夺的地位。在历史与传统、政府与民间、经济与文化、平等与效率等多重矛盾下，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最终要靠政府、人民的共同努力。

国家化甚至全球化的语境无形中剥夺了平民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表述的权利和机会，五位研究者不是单纯把学术化的理论建构作为追求，而是从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研究者把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纳入到农村教育的体系中来考察，从农村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学生、村民、学校教师、乡村基层干部等）的立场，立足于文化、知识、权力、宗教等角度，批判地揭示出农村教育的复杂性、艰巨性和多样性，更多的从草根社会获得的视角对教育和文化现象做出解释，为当地人的利益仗义执言，值得尊重。

应该说明的是，这部文集的作品全部出自人类学者、社会学者之手。该书主编翁乃群以及吴凤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沈红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员，刘云杉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李小敏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现供职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的编辑部。

本书的民族志与对农村教育的理论分析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四篇民族志写作风格迥异，篇篇引人入胜，民族志深描给读者带来现场感、生命感和实践感。此外，田野研究报告和论文多辅之以图、表以及照片，使读者得以直观地理解农村教育的现实，引起对当事人命运的忧思，对问题本质的深思。

总之，《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是近年来一本弥足珍贵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教育的人类学力作。相信以此书为标志，我国的少数民族农村教育研究将由对现实的洞察、反思与批判，走向实践的行动研究，它必将在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研究方面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引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走向新的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