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和尊重“地方教育家的心事” - 教师之友网

近些年来，寻找和探究关键词成为人们把握时代脉搏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要说把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时代脉搏，“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可谓是上佳的关键词选择。“教育家”本来只是一个用来标签教育领域的专业精英人士的符号，但是人们却给它赋予了太多的意义，结果造成了人们普遍地怀念过去的教育家，期待未来的教育家，就是不肯承认当下就有一些杰出的教育专业精英堪称“教育家”的局面，祸起萧墙就是因这个“家”字，在过于刻板的等级化社会中，“教育家”常常意味着拥有常人不可企及的卓越成就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缺乏“心忧天下”的“志士”，也不缺乏“注重庶务”的“仁人”。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了一个震动学界的术语“地方知识”，用来彻底颠覆人们对“普世知识”的追求和崇信。笔者提出“地方教育家”的新词，用来颠覆人们对教育家高人一等社会地位的等级化想象，重新确认教育家都是“在地化”的文化产物，都是居于地方社会的特定时空中的普通人，并不存在威震天下、四海皆能效仿且屡试不爽的超级教育家，一方面承认教育家是常人可以企及的，其成就是“平凡中见卓越”的，另一方面不仅防止国人常常由于缺乏文化自信而过于慷慨地将教育家的“荣誉”赠予外国人和历史人物，而且防止人们产生对教育家过于虚无和空泛的文化期待。

2011年11月5日，笔者有幸与来京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负责人国家级培训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安维武校长谋面，并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交谈。在笔者简陋的办公室里，这位被誉为“裕固族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土生土长的“地方教育家”侃侃而谈，谈他的“改革思路”，谈他的“教育忧思”，谈他的“人生哲学”。

笔者是在2006年夏天为完成一个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重点项目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开展研究工作时结识安校长的，那时他是镇上肃南二中的校长。转眼五年过去了，他已经成为肃南一中的校长，成为包括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在内的多项省部和市县重要荣誉的获得者，更由于他主持开发并出版发行了两本划时代的裕固族地区多元文化乡土教材——《裕固家园》和《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第二中学校本教材》，在裕固族地区不说是家喻户晓，也是广为人知。

“在肃南二中的五年，我觉得我的能水（地方俗语，指关于能力水平的能量）确实用完了，不能再干了”，“现在在肃南一中，我觉得我可以干八年校长，还不敢说能干十年，我现在的能力达不到”，“还有四年时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肃南教育正处在一个分水岭式的发展时期，爬不上去就可能滑下来，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教育发展好，为将来更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谈起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余年肃南教育发展，安校长如数家珍、重要的事件和数据都了如指掌，正是在这些充满信任感的谈话中，笔者了解到了肃南一中如何在短短的四年中实现高考录取率从84%到97%的跨越式发展目标，了解到肃南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现状、机遇和挑战。

就在笔者为肃南作为一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成就感到欣慰时，安校长话锋一转，谈道：“我们要从口号式的跨越式发展转向真正的内涵式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实质就是追求数量规模的发展。现在地方政府的思路就是项目建设，如果不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发展教育了。所以我现在研究的这个课题（教育部重点课题《人口较少民族的教育特色研究——以裕固族为例》），就不仅仅是总结过去的特色，还要挖掘现在的特色，更要畅想将来的特色。我们要想出来教育发展的思路和办法，而且实践好、总结好这些真正有用的知识。”

安校长的第一条改革思路居然是高标准普及三年学前教育，这让笔者有些意外。“学前教育非常重要，现在既然要普及，就要高标准普及，坚决防止学前教育的‘小学化’，反对各种比吃比穿比起床的竞赛，要保护娃娃的好奇心和自尊心，不要在学前教育阶段就出现‘厌学’和‘边缘化’的现象”，“我现在常常站在全县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逼出来的，按理说我只要办好一中就可以了，但是不行啊，好多在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造成的问题，高中阶段才真正显现出来，我们一中就成了受害者，所以我现在很关心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各种情况”，安校长说。

在交谈中笔者发现，安校长所谈到的现实问题及其应对思路与笔者通过田野研究发现的问题和思路极其相似，而且部分问题和思路，他的分析和总结更加务实和出彩。不过也有一些问题和思路，是笔者想出来告诉他的，他则实事求是地加以选择和实践，例如在他的推动下成功举办了“肃南一中第一届裕固语口语竞赛展示会”，在当地社会特别是家长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个点子是2011年上半年笔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做田野调查时给他出的。笔者再次体会到，教育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秘密其实就在于其过程是一个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良性互动的双向学习过程。

尽管人们已经理性地认识到，教育研究的过程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螺旋上升的认知与社会过程。然而，教育研究者往往只热衷于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概念）这个过程，把在某个级别刊物发表文章或在某个级别出版社出版著作（有时甚至极其看重文章和著作写作的语文，比如最好能用英文写作），看作是最后的产出。这样缺少从理论（概念）到实践（经验）环节的教育研究实际上是难以承担研究“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这两个关键词的历史使命的。

相对普通民众，教育研究者常常被认为是有文化的人，相对于教育实践者，教育研究者常常被认为是有理论的人，教育研究者总是凌驾于普通民众和教育实践者之上，是“高人一等”的人，也不论他们或她们在教育研究界这个知识共同体中多么卑微或不值一提。其实，教育研究者，无论是助教讲师还是教授专家，都是普通人，如果还原不了教育研究者仍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普通人这个实质，对“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进而说，尊重教育家的“心事”并探究之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在“蝴蝶效应”的理论看来，教育家的“心事”常常就是后来掀起教育改革浪潮的那双翅膀。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呼唤“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作为教育研究者，首先不是去厘定教育家“应然”的气质与修为，然后再按照工业化生产的模式加以培育和复制，而是首先到教育现场中去磨练识别教育家的眼光，酝酿承认教育家的勇气，敞开心扉去跟教育家交谈。照此看来，这是一个教育研究者放下自己高人一等的“身段”的社会过程，是一个在研究实践和生活实践中都真正回到文化平等主义的立场上来的社会过程。

人口较少民族因为人口少、族体小，学校教育的文化根基不够扎实，常常又由于主流社会话语塑造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落后”想象的限制，大概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都很难想象现阶段人口较少民族能出什么教育家。笔者从事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与文化的田野研究十多年，在此郑重指出：中国有“地方教育家”，人口较少民族有自己的教育家，至少人口只有一万余人的裕固族拥有像安维武这样的教育家。中国出不了教育家，不是中国真的没有教育家，而是在于教育研究者几近虚无的散漫眼光和几近完美的苛刻标准，在于整个社会的集体“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