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林莽：写散文诗是天命 - 教师之友网

他本人看淡评奖。报送评奖作品并非出自他的本意，而是出版社自身的决定。他关注评奖，既然参评，评选结果就不仅仅是他本人的事，而关乎整个散文诗界。毕竟是一个弱势文体首次列入国家级的文学评奖。评选结果令他尴尬，又令他倍感温暖。他，包括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热心读者竟然把鲜花献给一位落选者。本来，评上与落选，都是正常现象。较之有的参选者落选后提出质疑，他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

笔者一向尊崇底调，也早已过了愤青的年龄。可这次，耐不住了，有义愤填膺之感。作为知情人，笔者有义务向读者说出《散文诗六重奏》申报过程的真相。如果不说，总觉得对不住这位文学老人，也对不住整个散文诗界。小文《也谈散文诗与鲁迅文学奖》刊发在《文学报》上，也可视为献给耿林莽的一束鲜花。中国文学界庆幸有一张《文学报》，允许质疑，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发表。有评委说，投零票是因为耿老有硬伤，新作不到三分之一。这是托词和借口。事实是：出版社在申报时附有作者写出的每一篇作品的发表时间，责编认为符合申报要求，才将申报表连同“说明”一起寄出的。首次参评的文体与其他已经多次参评的文体，用同样的时间段划分，本身就存在不合理因素。我说：“把散文诗列入评选，又不让散文诗人和研究散文诗的专家参加评审，实在令人费解。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是潜隐于每个人意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有这样的评审结果，从一个特定角度看，也在情理之中。耿林莽代表了中国当代散文诗的一个标识和符号。获奖，只是给他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分。不获奖，也丝毫改变不了他已在读者心目中占据的位置。”

我与耿老仅有一面之交。1994年9月，’94金秋散文诗笔会在青岛市举办。全国12个省市的近50位散文诗作家和评论家与会。耿林莽在笔会上作了《散又诗：穷则思变》的发言。他说：“‘散文诗是抒情的’几乎成了天经地义。孤立地强调和局限性地理解‘情’，在实际上削弱了其理性基因和叙事功能的作用，以为抒情性形象性便要排斥理性的误解应运而生。其实，哪有什么文体可以抽空了思想底蕴在所谓‘纯美’‘纯抒情’中健壮成长的？……一个散文诗人如果对时代的浪潮，人民的冷暖，社会上种种善恶是非的变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只在那里‘关门造情’，怎么能写出思想深邃感情充沛的作品来？思想、理想未必都以概念语言体现，也可化为一种艺术感觉，一种情绪流潜入诗行之中，成为一种‘魂’的隐在。”“散文诗的‘变’要以內容为先导、为核心带动形式上的拓宽、创新和发展。囿于技巧小圈子引进、借鉴、仿造，形式主义地花样翻新，生命力是有限的。内容丰富、多样了，自然会推动形式上的突破、蛹成长为蛾，乃破茧而出飞向广阔天地。”他的发言言简意赅，直奔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散文诗创作中带有倾向性的弊端，又高屋建瓴地谈了他的创作体会和思考。两天颇具密度的会议间隙，我们有过短暂的交谈，并互赠新书。我还向他索要若干件关于他作品的评论资料。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忙乱，写他的文章则拖至十多年之后。

他1926年生于江苏如皋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家庭。祖父是个成功的商人，积累了一定财富。祖父去世之后，家道逐渐败落。父辈中多为商人。四伯父是这大家庭中唯一的儒生，秀才。耿林莽5岁半时进入私塾读书，执教者便是他的四伯父。耿林莽从小多病，体质孱弱，心理上敏感、多虑，先天气质使他少年早识愁滋味，看周围世界常带忧郁，也因此早早爱上了文学。在上海一家店铺当账房先生的父亲反对儿子爱好文学，根据他的观察，走上这条路会让人终生潦倒。母亲虽没有文化，却理解儿子，成为儿子默默的守护神。进入耄耋之年，他的乡愁常常来自母亲：“温馨的回忆如同闪于暗夜的灯火，每一盏都是母亲为我点燃的。黄昏时候，小巷口亮起一盏路灯，昏昏地罩在碎石板缝间的枯草上面，坠落的梧桐叶在晚风中打着旋儿，人们正匆匆踩过它们走回家去。我却常在此时牵着母亲的手推门而出，一有机会便向她讨两枚铜板买一方油炸豆腐干或几粒炒白果吃。……母亲一言不发，她是个温和沉静的人，很少说点什么，尤其在我读书的时候，她只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慈母眼中泪》）

1938年，只有12岁的耿林莽，在抗日烽火中成为少年流亡者，跟随母亲在敌机盘旋中离开家居小城，被迫去乡间逃难。他也因祸得福，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领受了幽美风光的薰陶，获得灵感，在田塍边的茅草屋里写下短诗《槐花树下》、小说《赤豆》。它们先后发表于1939年的泰州《国民新闻报》及《青锋》杂志，成为他的处女作。当时，泰州还是游击区。小说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几个农民进城时，被守在城门口的日本兵从口袋中搜出几粒蚕豆，据说“数目相同”，被判定是“游击队密探”而惨加杀害了。一时传为“新闻”，称为“蚕豆案“。他的小说只是将“蚕豆”改为“赤豆”，如实记下了这笔残忍的血债。从中可以看出，耿林莽的早年作品，并不象通常的少年作家，大多追求唯美，而是涂满血与火的底色。后写成诗作《小村》、《大地，我歌唱》，其素材和意境也都源于这一段乡居生活，1944年先后在南通《江北日报》和上海《文潮》月刊发表。1941年，他在如东一所乡村中学念书，课余时间写下充满昂扬调子和青春气息的长诗《扬子江之歌》，投给地区学联办的一份报刊。从小学开始，他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但数学和其他学科成绩平平，智力发展明显偏在文学一边。课余读书几乎全是新文学，开始读鲁迅、巴金、曹禺，后来转向艾青、纪弦（路易士）。艾青的《向太阳》很他印象尤深。抗战时期，纪弦在上海主编了一个刊物叫《诗领土》，耿林莽看到即买。他很喜欢这本诗刊，觉得它刊发的东西在别人看来有点儿怪，可挺适合他的口味。他曾与纪弦有过通信，并在《诗领土》上发过短诗。一个自由诗，一个现代派，在那时一起进入了他的文学兴趣，奠定了他走向自由诗而不走格律诗路的基调，也是他晚年转向散文诗至关重要的基础。到了晚年，他才意识到：尽管中间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在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影响，终会影响人的一生。

后来堂兄介绍他到一家私立银行做学徒，后成为银行职员。1948年，他在徐州得了肺病，什么都不能做，失业了，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外面传来淮海战役胜利，徐州宣告解放的喜讯。新徐日报随之诞生。1949年4月，他写了参加工作的申请，很快得到答复，并受到新徐日报负责人约见、谈话。几天后，他成了新徐日报的编辑，编新华社电讯稿。报社象一个革命大家庭，实行军事化管理。耿林莽也因此穿了一年多军装。后因财政困难，报纸停办。那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国家需要这批新闻干部。他们一个也不让转业，一起迁到济南进行重新分配。1950年，他被分配到青岛日报，任副刊编辑，一干就是11年，成为职业新闻工作者。编辑之余也写点东西，但严格意义上都不属于文学创作。耿林莽称它们为职务作品，多为配合政治运动写的杂文或影剧评论。1961年，青岛市文化局调他去戏剧研究室任创作员，从事传统戏曲的整编、修改和新戏剧的创作。参加了几次创作实践后，他觉得这工作并不适合他，因为他不善于编故事。文革开始后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被造反派从革命队伍中揪了出来，剥夺了工作权力，成为文化局“走资派”的陪斗人。然后去农药厂、油漆厂劳动。后来下放到新华书店站柜台3年。文革后期，他被安排到市图书馆做报刊阅览室管理员。1978年，《海鸥》出刊，他被调到《海鸥》任散文编辑，后被评为编审，一直到1990年离休。

1980年，是耿林莽的人生转折之年。是年，老作家柯蓝在青岛疗养期间，参加了市文联组织召开的一个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大力提倡散文诗，由此点燃了一位54岁老编辑心中的火种。耿林莽开始关注散文诗，尝试着写散文诗，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他后半生不懈的追求。他发现这种文体非常适合他。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年过五旬的耿林莽仿佛在冥冥之中听到一个声音：写散文诗就是你的天命。

1981年，他受约参加《诗刊》社组织的“散文诗六人谈”，引发同行关注。同年加入散文诗三人合集《星星河》（花城出版社）。1983年，加入另一部散文诗三人合集《潮音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独立出版散文诗集《醒来的鱼》（漓江出版社），《耿林莽散文诗新作选》（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耿林莽散文诗选》（青岛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诗十家精选》选人《马背上的月光》一辑，收作品39章。柯蓝非常欣赏耿林莽的作品，在“黎明散文诗丛书”第五辑的前言中说：“这次第五辑十二本中，李耕、耿林莽、柯文辉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李耕和耿林莽都是全国著名的散文诗作家。他俩都是专门写散文诗，并在开拓散文诗，为散文诗的振兴、创新作出了辛勤的努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此辑中收进他俩的集子《梦的旅行》《醒来的鱼》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散文诗这块荒土上开拓前进的足迹，并获得了可喜的新的成就。这对于读者将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当然，在他们的开拓中，有不少是一种新的尝试，并不定型，我希望有理论家总结他们的创作经验。”在《耿林莽散文诗新作选》的序言里，柯蓝认为耿林莽是当代散文诗界一个奇人，有四奇。一奇：50多岁开始写，且出手不凡。二奇：一经破土而出，便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这种专注执着的精神，少见。三奇：永不满足，苦苦追求，永远和时代相呼应。四奇：思路广，对生活的提炼跨越大，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写出判若两人的作品。给人感觉到他的变化和他的探索步伐。

耿林莽成为一个大器晚成者。他被选为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诗歌年鉴》编委及特邀主编。《耿林莽散文诗选》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青岛首届文学艺术奖。《草鞋抒情》获山东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青岛文学艺术奖。2007年11月，在纪念中国散文诗90周年颁奖活动中，荣获“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2009年10月，纪念建国60周年，中国作协授予他从事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书。

耿林莽认为，如果将他的散文诗分段，收入《星星河》与《潮音集》里的作品，属于不自觉的模糊期；《醒来的鱼》等，是自觉后的探索期；90年代至今，可视为成熟期。1989年以后，他在思想上更加清醒，内容上追求现代意识，技巧上追求现代技巧。现代意识包括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现代社会的普遍观念，现代技巧包括中国和外国百年以来的最新技巧。他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一片叶子是一首独特的诗。在散文诗的创作中，我追求多样中的独特。多样，既有题材、内容上的多样，又有手法、风格上的多样。”（《愿作—片独特的叶子》）

他的散文诗集不停地推出：1993年，《五月丁香》（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耿林莽散文诗精品选》（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年，《三个穿黑大衣的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草鞋抒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飞鸟的高度》（四川文艺出版社；《梦中之马》（台北上游出版社）；2011年，《散文诗六重奏》（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鼓声遥远》（四川文艺出版社）。收入最新作品的散文诗集《望梅》已经编就，即将在2016年出版。除此，他还在1997年，出版了《耿林莽随笔》（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散文集《人间有青鸟》（广西民族出版社）；2010年，出版诗文选《秋水》（南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14年，出版了散文集《月光里的神话》（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在他80华诞之际，青岛市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举行了“耿林莽散文诗创作研讨会”。与会者就耿林莽散文诗的创作意识，创作风格、创作手法，创作经验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耿林莽为散文诗能在文坛上获得独立地位和优美的文体“品格”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多技法的艰辛探索．以其丰硕的创作实绩和系统的审美经验，得到散文诗界的肯定，并以此奠立了自己的先导性地位，成为新时期以来散文诗创作队伍中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冯国荣认为：耿林莽的创作有自己的风格，可归纳为三个“走出”。第一是走出矫饰。耿林莽是使散文诗走出矫饰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散文诗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天然真切的色彩。其真切源自对历史和现实的沉重反思，其诗作或凄婉或温馨或粗犷都蕴含着率直情性，富有生命意识。第二是走出写实。耿林莽选取了一种多维耦合的价值向度，广摄现代诗的一些审美因子，借鉴当代艺术如小说，散文，诗的新成就，兼融“五四”以来文学传统和古典诗词的优秀遗产，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度先锋的表现形态。第三是走出亚诗。为使散文诗成为独立于诗的文体，耿林莽主张在向诗意靠拢的前提下突破诗，即在诗意的精微小品的维度上寻求独立于诗的品格。耿林莽的散文诗可以说篇篇有诗意，但却不等同于诗。他寻找一种既有别于散文又有别于诗的语言特征。他在创作中还引入叙事，创构一种诗意化的超微型小说形态。为使散文诗走出亚诗，他做了许多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韩嘉川认为：耿林莽的散文诗充满青春活力，年轻、热情、向上。仅从其作品的语言节奏上说，不仅有中国传统诗的风韵把握，更有现代诗歌、音乐和律动感。语义的多重性、意象的内张力以及象征，暗示，外部形象的娈换移动而产生的变形夸张，都使散文诗这种小巧的载体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当代散文诗界，耿林莽是受到评论家关注最多的诗人之一。《中国当代文学史纲》、《新时期诗潮论》、《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中国诗学研究》、《山东当代作家论》、《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论》、《散文诗文体论》等文学史及文学论著，均辟有专章专节评述他的成就和创作特色。如《中国当代文学史纲》中说：“创造一种曲折幽深的意境，用现代手法表现现代袁识，是耿林莽散文诗的突出特点。散文诗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耿林莽有相当的代表性。”吴开晋主编的《新时期诗潮论》中说：“他的散文诗注意到抒情与叙事结合，强调叙事在散文诗中的作用，是他对散文诗抒情艺术的发展……，对新时期散文诗的振兴是功不可没的”。著名诗人屠岸在《声色高辉，笔下流情》的诗论中评价说：“您的散文诗可说是没有音符的音乐，不用颜料的绘画，但同时又寓音乐于节律，寓色彩于文字。因此又是声与色的结合、交融。我认为您的风格之特色即流动的物的具象和流动的情的抽象通过声与色的组合纠结而达到和谐统一。像你这样的散文诗人在国内确可说是独树一帜。”（《诗论·文论·剧论》）

在耿林莽十多部散文诗集中，《散文诗六重奏》是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它汇集了耿林莽的精品力作。2011年4月，《诗刊》在“中国诗人”栏目中推出“耿林莽卷”，所载七章作品全部选自《散文诗六重奏》。2013年6月，湖州师院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成立后举办的第一个学术活动，即“耿林莽散文诗创作研讨会”。研讨的主要内容，主要来自《散文诗六重奏》。《散文诗六重奏》视野广阔，既反思历史，又关注当下的芸芸众生，充满炽热的人文情怀。艺术表现手法多样，显示了作者不倦的艺术追求和开拓精神，是当代中国散文诗的代表性成果。

在耿林莽散文诗创作研讨会上，38位专家学者围绕“耿林莽散文诗的艺术特色”、“耿林莽对《野草》传统的继承”、“耿林莽散文诗创作的启示”、“耿林莽散文诗观研究”等四个专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探讨。研讨会由谢冕、吴思敬、骆寒超、沈泽宜共同主持，王光明、徐成淼、邹岳汉、蒋登科作了点评。与会的专家学者认为，耿林莽先生著作丰厚，德高望重，是当今散文诗坛之翘楚，是当代中国最具开拓精神和独特风格的散文诗大家，也是一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家。他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散文诗创作与研究，不遗余力地培养提掖年轻散文诗作家，为中国散文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创作的实绩与研究的成果有目共睹，其诗品与人品的并重博得普遍赞誉。大家一致感到，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耿林莽散文诗创作研讨会的召开，既是散文诗界的盛事，也是中国文坛的喜事。谢冕先生在发言中指出，这是中国近百年散文诗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和标志性事件，必将大大加强散文诗的理论研究，有力推动当代散文诗创作健康发展。

他在《海鸥》（后改名为《青岛文学》）的散文编辑岗位上，经营数年“散文诗开拓区”专栏，编发了大量老中青三代散文诗作家的佳作，推出了一批散文诗新人。先后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中外散文诗鉴赏大观》、《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选》、《中国散文诗大系·山东卷》、《散文诗人20家》、《绝版美丽》、《冰凉的花瓣》等选本，担任过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诗歌年鉴》编委和特邀主编，主持多年《散文诗》“作家与作品”、《散文诗世界》“佳作欣赏”、《文学报·散文诗研究》“佳作点评”专栏，重点推介活跃在当下散文诗坛的中青年诗人，先后撰写了两百多篇评赏文章，后结集为《散文诗评品录》（2008，华艺出版社）、《流淌的声音——中国当代散文诗百家精品赏读》（2015，海天出版社）。他还为数十位中青年新秀出书写序写评，热情向读者推荐。青岛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是散文诗的重镇。其中坚人物韩嘉川、何敬君、方舟、王泽群、张毅、栾承舟、刘赞科、梁真、郭文阁、沉沙（后去北京），郭召磊、郭长五等，都不同程度受到他的影响。他是青岛散文诗群当之无愧的核心。

耿林莽说：大概少有从事其他文体的作家，像散文诗作家们这样需以很大精力投入对于文体命运及其发展的关注上。写诗的只管写诗，写小说的只管写小说，诗与小说文体的繁荣不必费神操心；散文诗则不同，她如同小媳妇一样躲在角落里看别人的脸色，或借别人的“窝”下自己的“蛋”。正是这种处境，使许多作家不得不为文体的发展而操碎了心。我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了些创作之外的事情。是完全自觉的，是应该做的，做得还很不够。我与一部分中青年散文诗作家为友，互相切磋，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们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诗创作的主力，中国散文诗盛衰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他们肩上。我希望他们中间能出大家，甚至大师级的人物，这当然需要艰苦的努力。从京剧演员到表演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常深深地触动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散文诗界有几人有那种坚持不懈苦练基本功的惊人毅力呢？怕是不够的。

他答：寂寞对于文学和散文诗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坏事。在一个物质喧嚣、人心浮躁、争名逐利的社会，保持心灵的纯净，甘居寂寞，恐是作家和诗人守住一角精神家园并为之劳作的必要操守。散文诗不必追求轰动效应，散文诗人似也不宜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评奖、登主席台之类的“荣耀”追求上。写出好作品，并赢得读者的欣赏，足矣。

耿林莽虽没有系统的散文诗理论专著，但他30多年间发表的一定数量的散文诗专论、随笔、序文和评析文章，是散文诗理论建设的珍贵文献，对散文诗的繁荣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文章明显区别于那些不着边际的纯理论，其特色是紧密联系散文诗的创作现状和个人创作实践，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示性，能令迷途者清醒，茅塞顿开。他是散文诗文体诗性特征的坚守者。他认为“散文诗本质上是诗，是诗的发展和延伸，是她的一个支脉或变体。在我看来，散文诗是格律诗向自由诗过渡后的必然发展，也是现代口语成为诗的主要语言资源后的必然发展”（《我的散文诗之旅》）。他认为散文诗作家首先应是一个思想者，他说：“形式主义者排斥内容，尤其排斥思想。过分强调美文性，追求‘唯美’，的作品，也易忽视作品的思想内涵。我一直认为，无思想的诗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即使外表华美，也仍是垃圾。当然，散文诗中的思想，不应是概念化的和盘托出……”（引文同上）

他在《为什么写“评品录”》中说：诱使我写这些随笔小文的原因不一，最主要的诱因是那些优秀的散文诗篇，读后感到一种兴奋或喜悦，尤其是，有感于他们的被忽视、轻视或漠视的命运。这当然与散文诗这一文体在社会与文学界以至诗坛所处的不受重视这一历史与现实的状态有关。这也正是我们所以要不避辛劳地干这样一件“傻事”的最主要的动机，我是想“让事实说话”，让这些默默耕耘的作家和他们写出的优秀作品自身来“发言”、作证：请看当今的散文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水平。我的区区评说微不足道，甚至也不尽准确和完善，那是可以略而不谈的。选出的这些作品我以为，是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哪怕是对散文诗心怀鄙视的人们的，有了这一自信，乃敢于将此书付之出版。

笔者虽已年愈花甲，被一些年轻的朋友尊为前辈，但在耿老面前，是不折不扣的晚辈。可耿老写给我的20余封信札，多以“兄”相称，其谦恭与高风，可见一斑。我虽爱好散文诗，但产量低且质量不高。可耿老在大量阅读中，竟先后选出《幽谷》和《大山情思》两章点评，给我以莫大鼓励与信心。他曾为拙著《美丽的混血儿》写评《为散文诗立说的新成就》，为拙编《河是时间的故乡》写评《黄河之水天上来》。

2007年，他为拙编《中国散文诗90年》撰写序言《为一部大书的诞生而欢呼》。因书的文字量很大，当时只是将目录寄给他参考。收到样书后，他于12月寄信谈读后感：“幅明兄：因目力不佳，大书只翻阅一些，未能细读，但仅此已觉美不胜收。兄的前言后记均读过，写得极好，许多见解，我均赞成。初步印象，下部的作品，总体质量似优于上部，似看出新一代人后来居上，这是极可喜的，我想恐是接受新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艺术手法所致。有些写了多年的作家，受旧观念约束，徒有其名，作品总不见提高，令人惋惜。由此亦见出兄将重点放在当代，以及扶持青年人的远见卓识，己由实际成果所见证了。2007年，您为中国散文诗作了史无先例的巨大贡献，我听到一片赞佩声不绝于耳，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2007年11月11日，“纪念中国散文诗90周年颁奖会暨《中国散文诗90年(1918—2007)》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举行。此次颁奖活动把多年来在寂寞中展示美丽的散文诗推向了高潮。是新中国诞生58年来，也是自中国现代散文诗诞生90年来，第一次全方位为散文诗作家、理论家和编辑家们颁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郭风、彭燕郊、耿林莽、李耕4位文学前辈，荣获最高荣誉“中国散文诗终生艺术成就奖”。耿林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会，由参会的山东获奖诗人谢明洲代为领奖，并代他宣读获奖感言。

为繁荣散文诗的发展，久负盛名的《星星》诗刊于2013年创办了《星星·散文诗》下旬刊，并从2015年起创办“鲁迅散文诗奖”，每年颁发给一位成就卓著的散文诗人。这是文学界首次以鲁迅先生的名义设立的针对散文诗文体的全国性大奖。首届鲁迅散文诗奖从2014年底启动后，共收到了2010年至2014年期间（首届放宽年限）活跃在中国散文诗坛的近百位诗人的有效文本，最终，耿林莽众望所归获得首届鲁迅散文诗奖，新疆的亚楠和辽宁的宋晓杰获得提名奖。在奖项提名阶段，11位评委都不约而同提名了耿林莽，最后以全票通过。首届颁奖仪式于2015年4月9日在四川简阳市櫻桃沟隆重举行。耿林莽因年事已高无法抵川领奖。笔者有幸作为评委之一参加了颁奖会和座谈会。座谈会上，所有与会者都不吝把赞美之词献给耿林莽，认为他的获奖是众望所归。亚楠和宋晓杰发表了获奖感言，都为耿老获大奖感到兴奋，并说与他们的猜测完全一致。我在发言中说：以鲁迅命名散文诗奖，恰到好处，鲁迅散文诗是其文学的最高成就。鲁迅地下有知，定会感到欣慰。评奖结果公平、公正。耿林莽是当代散文诗的领军人物，他不仅传承了鲁迅的文学精神，对文学青年的提携亦如鲁迅。最后，我对《星星》诗刊也表达了敬意。《星星》与散文诗早有渊源，1957年的创刊号上因发表散文诗《草木篇》，致使流沙河等人落难。半个世纪后不改初衷，创办散文诗刊，又设鲁迅散文诗奖，必将在中国散文诗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2015年4月12日，中国当代颁奖史上演了罕见的一幕：《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因为参加重要会议不能前往）委托执行主编龚学敏带队专程来到青岛，为耿林莽颁发首届鲁迅散文诗奖。龚学敏宣读了颁奖词：“他，以散文诗数十年持续的卓越的文本呈现、以一个不息诗艺探索者的辛勤励耕，让中国散文诗这一曾经飘摇的小苗成长为根繁叶茂的大树。他，是灵魂的歌者，是美与真的圣徒。他是耿林莽，名字必将与现当代诗歌史随行。有鉴于此，我们将首届鲁迅散文诗奖授予耿林莽，以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颁奖仪式后举行了座谈会。有人问，去年8月揭晓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耿林莽散文诗集《散文诗六重奏》最后以零票落选，而今的鲁迅散文诗奖耿林莽却全票当选，如何看待两者的巨大差异？龚学敏说：“这两个奖是两回事儿。鲁迅散文诗奖的评委包括我个人都认为耿老得这个奖是无可争议的，耿老的文品、人品完全担得起这个奖，是实至名归。”

耿林莽未想会受到如此礼遇。两年之间，两重天也。他对《星星》诗刊多年来对他的扶持，这次又破例派人来为他颁奖表示真诚感谢。他认为，现在散文诗已经进入了最佳发展期，作者队伍空前壮大，作品质量也有了明显提高，但是外界对散文诗的轻视也依然存在。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还是要提高散文诗的质量，作家要增强精品意识，“自由诗和散文诗如新诗的两翼，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