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是统一的整体，似乎不应区分各种形式因素地位的高下，但是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首先是由于毛笔书写的线条具有表达感觉与情绪的无限可能，因此自从书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以来，控制线条质感的笔法始终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楷书的形成促使笔法简化，使它丧失了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的其曾经具有的丰富表现能力，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其他方面，设法弥补这种损失。这里虽然仅以草书为例，但是却具有普遍意义。自唐代楷书艺术走向全面繁荣以后，出现不少关于字体结构的理论，便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笔法控制线条质感的作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此，它对于书法艺术从不曾失去应有的意义，但是，由于另一形式因素——章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笔法不得不让出它所占据的位置。即使唐代以后人们强调笔法的呼声不绝，但是终究无损于这一事实。
赵孟頫是元代鼓吹笔法的中坚人物。他在《兰亭序跋》中写道：“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然而从赵孟頫大多数作品来看，他仅仅做到了圆润、秀洁而已，用笔颇为单调，运动形式局限于提按，运笔节奏也缺乏变化。
冯班《钝吟书要》云：“赵子昂用笔绝劲，然避难从易，变古为今。用笔既不古，时用章草法便拙。”“不古”并不能成为艺术批评的准则，但是这段话实际上潜含对赵孟頫用笔平淡单调的指责。“避难从易”正说明赵孟頫不过是笔法简化趋势中的随波逐流者，而不是涛峰浪谷中的“弄潮儿”。他既不能像黄庭坚一样自出机杼，又不能像米芾一样熔铸传统。我们并不认为“超入魏晋”是对一位书法家的最高褒奖，但称赵孟頫“超入魏晋”不过是迷人的神话而已。赵孟頫(见图一)对线条结构倒是颇费心力，尽管人们批评他“上下直如贯珠而势不相承，左右齐如飞雁而意不相顾”，但不得不承认他结字熟练而准确，字形虽然基本取之于古典作品，但确实表现了一种秀逸、典雅之美。后人喜爱他的书法，也大多是在这一点上坠入情网的。
明代董其昌也十分强调笔法的作用，但人们对他的笔法却提出激烈的批评，认为他的线条过于“软弱”。董其昌的作品线条果断，但是不够丰实，人们所说的“软弱”可能主要还是针对“单薄”而言的(见图二)。“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他是基本上能够做到的，但是运用提按容易出现的单调与单薄之感，他却始终无法摒除。
董其昌在笔锋运动的空间形式上缺少创意，但对章法却别有会心。他的作品结字随遇而安、自然优雅，远胜于赵孟頫、文徵明那种程式化的处理，字字意态连属，生动可人。作品行间距离较宽，与疏宕、洒落的风韵相辅相成。这虽然源之于《韭花帖》，但却是由董其昌将它发展为表达审美理想的重要手段。
对赵、董二人进行全面的评价非本文所能及，我们不过将他们作品的主要特点进行比较，以见出笔法与章法相对地位的转移。他们二人在元、明书坛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至于清代，例子便不胜枚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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