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教育是如何演变成公共之恶的？ |
枫林晚15周年在场系列讲座：NO.11 大家都不喜欢的公共之恶，成为了我们的现实 汪丁丁：我们今天来的都是老朋友，如果我不认识的就是年轻人了，但是也太年轻了点，原来我想我们谈的是教育，如果浙大的学生多，我就从这儿开始，我们 北大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里面，几乎每一次开讲的时候都有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善是如何变为恶的？它的英文是很容易理解，这是布坎南最早写的这么一个问 题，他毕生努力想要回答的，就是怎么样理解公共之恶？布坎南的问题很重要，他说他要解释的，这在《自由的限度》前言里面说的，在1975年，他要解释的就 是Public goods怎么就演变成为Public bads？大家都不喜欢的恶，居然就成为我们的现实。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时代，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说过的“人多力量大”，或者“人多好办事”，就反对马寅初的控制人口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 人要心齐，所以如果人心不齐了，也就是人多力量大的一个隐含的假设今天不再存在，那就是人心要齐，人心不齐是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基本假设，如果人心齐那就 没交换可言了，就得人心不齐才能交换。市场经济显然在我们这个社会取得了非常主导性的地位，但只不过人心坏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心坏掉了”。这个“人心 坏掉了”在西方并没发生，西方也有市场经济，它并没发生，那毛病出在哪的呢？是教育，因为教育是管人心的，医院医疗是管人身的。 学校是杀人心的危险场所，是屠场，是人心的屠宰场，你们知道学校的腐败有多么严重。 梁漱溟未尽之业，重拾中国的心理学 但是教育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怎么就变成了公共之恶呢？大家都不喜欢的一种恶。让我们从一个一百年的标题开始讲教育是怎么变得很危险的？梁漱溟， 你们都知道我喜欢这老先生，因为他说他是不做学问的，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但是在实践中，他用生命体悟出了一些真知，然后写了三本大书，第三本写完不 久，1983年他就去世了。第三本书标题叫《人心与人生》，他在前言里说从1919年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就写了这个《人心与人生》的 序言，一直到1975年才真正出版了这本书，写了一辈子，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有人写过，说，走进他木樨地24楼里，只要一进那个门廊，就被这矮小老人的 双目射出来的光就震慑住，不能再前行。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人心里面能养成这种气势。 他这个前言里还写了什么呢？写了脑科学，现代心理学。我和叶航一直在浙大推广现代跨学科科学知识，来熏陶这些学生有志于长期基于人心与人生这两大根本 研究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努力，完成梁老先生在《人心与人生》的前言里面说“未尽之业”，我这个引言有点长。为什么他这本书写完了就去世了呢？这本书的故 事，我写过介绍，他在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里面，他是蒋介石特派员，经历了很多九死一生的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后来他写给培宽、培恕的信说，说日本占领香 港之后，他就从香港撤退到澳门，到澳门海面上要坐船了，海面上日机轰炸的结果没有人敢出海。他是名家了，随行的大概有七、八条小船，他就一个人屹立船头， 敌机的炸弹都在这附近，前面、后面都有船沉下去，他就还在这站着，一直到澳门，很多友人去接，大家都说你受惊了，他说不会，他说我知道根本死不了，为什 么？我这三本书没写完。我如果没写完这三本书我就死，中国大地山河为之色变，这么狂！这是40年代。 到70年代他写了这本书，过了几年他就去世了，我跟你说的去世经历也是非常戏剧性。他读了西方的心理学、脑科学，所有的一些最前沿的，我们现在当然就更前沿了，那是80年代。现在脑科学发展到了连90年代都算旧闻了，都不算新文章了。 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今天已经无法读懂 那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这子写的这个东西，不能成为完成的著作，因为他发现孔子的伦理学，就是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今天已经无法读懂，为什么呢？ 因为伦理学是一套学理，他要支撑的事实是什么呢？是心理事实。今天我们学的心理学，都是针对西方族群的心理事实，中国没有心理学，很长时间都被压制了，在 100年里面极其弱，最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始终没有振兴。那既然没有研究中国人心理事实的心理学，古人留下来的关于伦理学的原理，所指为何？他 说你不能齐古人于地下，问他当时孔颜对话的场景，那时候颜回的心理事实是什么？你无法知道，也没有文字留下来。他说他的志向在这本书里，是要建立中国人的 心理学，老先生快要去世了，要建立中国人的心理学。他说有了中国的心理学，古儒的伦理学，才落地生根，才能理解了。你现在读的都是《论语》，那是拿来当西 方文字读，你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景，这是很复杂的思想，很深刻的思想。你们如果听过陈嘉映的报告，在这儿也做过，你应该知道陈嘉映跟我从两个不同的途径， 走到同一个所谓情景理性的概念上。陈嘉映曾经给杂志写过半年的专栏，他就去北欧度假了，其实是工作，剩下的事儿怎么办呢？他说让丁丁写，所以我们俩写了去 年一年的专栏，是哲学专栏。我一看前面写的六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维特斯坦的哲学，他是这方面的开创者，“事实啊，你要想言说，有不可能之处”，这是维特 斯坦立的宗教感很强的一个界限，在不可说的时候必须沉默。那事实通过什么言说呢？嘉映这个文章有意思了，在这六篇里面有一篇，他说“事实通过情景言说”， 我一看这个我说嘉映跟我走到一条路上了，叫情景理性，孔颜对话，颜回没留一个字就死了，到今天没有人读得出，没有人令人信服提供一个回答，马一浮当年写过 几万字，程颐也写过一些，因为宋代的考试这是一个题目，《颜子所好何学论》，后来主考官是欧阳修，挑中了一个人，我如果没记错就是程颐，开启了宋明理学的 先河，大概是这样一套东西。 今天讲的教育在1942年浙大有一批教授，这批教授里面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思想者，其中也有钱穆，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回顾2000年中国教育得失，段怀 清老师后来把它收集到《思想与时代》文集里，钱穆在这篇文章里可以说在我看来第一次系统浏览了中国教育得失，钱穆喜欢写这个，比如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教育得失，是在这篇文章上，在浙大写的。根据他总结，教育最成功的就是北宋初期，就是刚才我说的欧阳修考《颜子所好何学论》这篇考卷 答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钱穆把它叫做，既不是魏晋时期的高门氏族的门阀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自己家族的接班人，也不是完全官办的今天这种教育部统治 的教育，像浙大、北大都一样，都官僚到了不愿意让人家看。在这两种教育之间有一种教育，钱穆叫做“社会自由教育”，社会自由教育顶峰就出了宋明理学的这一 大群人，然后逐渐衰弱到了晚清。社会自由教育也很难说是官督民办，但是官方肯定也参与，但不是主办，主办就是私塾的力量，民间办学的高人。 大致上回顾《人心与人生》，人心不能够坏，这依赖于教育。这一两千年中国的教育史，教育的历程钱穆在这篇文章里做了很精辟的概括。 多巴胺、血清素、产后激素构成影响胎儿的情感决定因素的铁三角 JEBO（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是行为经济学今天的主流杂志，相当于经济学的头牌杂志，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作者，是领袖级的，叫Paul Zak。Zak写的一个文章，介绍胎儿的情感演化里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进入正题了，我们从幼儿教育开始说，中国教育是如何从公共之善变成公共之恶的？ 胎儿的情感在四月份脑成型，就是第16周，你们将来当母亲就会注意这一点，不要以为他还没出生，你干什么事都行，不对，天罚，你干什么事儿胎儿都知 道，你所思、所想。所以胎儿四个月脑成型之后，他的情感成型过程，在出胎之前，大概60%已经决定了，为什么呢？Zak根据最新的进展，在这篇文章里画了 一个三角，叫胎儿的情感决定因素的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最著名的一个角，我们说右下角，你要做笔记就画右下角，画一个三角，顶上待会儿再说。右下角是什么 呢？是和幸福感相结合的一种基数，或者是荷尔蒙，叫多巴胺。 多巴胺，他不一定是注射了多巴胺他就感到幸福，那没有什么意义，那是自欺欺人，跟吸鸦片似的。所以多巴胺的系统当时也叫做鸦片回报系统，它在我们的尾核感受器里面，就是多巴胺敏感的脑器官包括纹状体三结构，尾核，壳核，苍白球。 这是去年我在北大行为经济学最后涉及到教育问题的，给学生的一节课。总之有这么一套鸦片回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或者说它和儿童的幸福感，和 每一个人的幸福感水平同时起落。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因为统计研究不提供因果联系，你不要以为注射了多巴胺，这人就幸福，不是的，也可能是因为幸福，所以 多巴胺上升，你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但总之这是铁三角相当重要的一个角，在2003年名噪一时，出了名了。 现在我们来介绍铁三角的左下角，左下角中文翻译是血清素，它的大众的名称叫紧张激素，它是专门为了要调动紧张感，和它统计显著相关的就是血清素水平会 上升。儿童在母腹里面，经常会紧张，为什么呢？这跟母亲有关系了，西方有大量的吸毒母亲、单身母亲、暴力倾向的母亲、失恋的母亲，还有很多西方社会积淀到 今天基本上都已经在中国实现了，但是没人谈这件事儿了。我们先把西方的最新的看法引进，然后再回到梁漱溟所说的《人心与人生》的故事上来，当然如果有时候 还可以继续。 左下角就是紧张激素，最后怎样来协调这个紧张感和幸福感，你想想你要幸福感、紧张感，这中间都有协调，要不然冲突起来很麻烦了，又幸福、又紧张，紧张 当然就导致恐慌，或者害怕，那就不能幸福。幸福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种希腊词的幸福，而是简单的幸福，它不是希腊意义上的幸福感 （happiness），它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快感（pleasure）。 接下来要介绍三角形的顶端、顶点，这是最重要的，也很有意思，和母亲非常相关，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产后激素或者叫垂体后叶激素。你知道哺乳类的鼠类有很 残暴很可怕的一面，它会撕食自己的孩子。凡是养过宠物，养过小耗子的，我女儿养过小耗子，母耗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不能见到他的配偶，那公耗必须滚蛋，不知 道为什么？是她告诉我的，我没有研究过老鼠。如果这个母亲在生产之后，发现他的领地里面有陌生的气味，包括她丈夫，她不是单一配偶了，包括那公的，她就会 很残暴地撕食这个幼子，这很可怕。 那么大自然的演化能够生存到今的哺乳动物，有一种什么特点呢？就是要在产后的时候排出这种高水平的激素，让母亲对她自己的产儿变得非常耐心、关爱，这 种激素是铁三角最重要的协调因素。这个产后激素如果产后大量分泌，过头了，这个社会上发生过很多，前两天在浙大附属幼儿医院，我看浙江卫视，我很少看电视 剧，但是偶然让我碰上，还都是有意思的，他拿着锋利的刀乱刺，记者说，孩子没保住，你知道孩子没保住的后果是？她这东西分泌出来了，她不能管这事儿，她就 抑郁。所以产后激素分泌太多，叫做产后抑郁症。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日常心理学。 Paul Zak的铁三角，它的最关键的一部分是说，根据现在的研究，这个母亲从四个月一直到生出来，一直到3岁以前，这个小孩应该怎么带？ 如果母亲太紧张，当然就是血清素的水平会上升，这时候你的孩子如果生出来，你孩子生出来民间的办法是拍拍让他出声，听听哭声完事儿了，肺通了，有呼吸 了，好养了。但是在大医院里面不是这样，首先出来以后拍拍，出声了，然后就上仪器了，就开始测了，测什么呢？叫做心电图的基调，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胎儿呼 吸的时候，一呼一吸他有一个基准的频率，有一个性情平和的胎儿和性情狂躁不稳定胎儿的呼吸差别，这个基调很重要，这个基调不对说明什么？说明母亲有问题， 母亲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你让她老紧张。有的母亲一怀胎就不耐烦，觉得好日子单身还没玩够呢！尤其杭州女孩，还没玩够，你就让我怀孕，就为了你们家老头，就 是老太太想要孙子，就这些事儿她特别恨这孩子，我跟你说你只要产生这种情绪，小孩比你敏感得多，小孩他马上在你的腹内，他就会接受这种，他就觉得不安，他 有紧张的激素，所以血清素分泌就偏高。偏高的结果老紧张，你们查一下任何一本古典的，80年代出的生理学的教科书，血清素是让你的肾脏腺素、血压、心跳全 都加快，因为动物有一种本能，它要反抗、要挣扎，这种孩子他就完了，他就很麻烦，将来也很麻烦。 那么能够调节他的是另外两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是幸福感，幸福感的激素在什么时候分泌出来最正常呢？是在小孩和其他小孩戏耍的时候。 胎儿的味觉开发程度取决于母亲妊娠期间对各种口味的尝试 小孩在胎儿期间需要一些非常有计划地、老谋深算地去筹划如何在第4个月开始你们的胎教，因为五种感官，我问问前排的这两位，人的眼、耳、鼻、舌、身，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4个月大的胎儿是有感觉的，因为他脑已经形成了，他感觉中枢已经有了。那你估计这五种感觉里面，哪几种还不存在？我告诉你形容他这情景，胎儿是泡在羊水里面，视觉没有，嗅觉不可能有，因为他在羊水里，因为没空气，至少不是正常的空气，所以鼻腔黏膜没有用。还有什么？ 答：味觉。 汪丁丁：味觉有，母亲吃的东西他都知道，因为羊水都有，你吃什么他吃什么，都有，所以味觉是最早发育的五种感觉之一。这时候你的胎教，你给他听古典音乐当然很重要，古今中西都知道莫扎特的音乐是最重要的儿童胎教音乐，不是那种rock and roll，那样你就让它的紧张激素上来了，一定要听田园、心灵自然流淌的那种，像莫扎特的，这是听觉。其他三种没有开发的必要，因为没有意义，然后就是味觉。 经过了胎儿逐渐的这种强化训练，你要反复给他听莫扎特的音乐，别听得太复杂。母亲要吃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别挑食，你一挑食他就开发不了，这细胞就死了。但是又不能太强度高，总之味觉的训练更复杂，我们只有酸甜苦辣香，顶多七种味，其实你仔细品一品，有上百种，专家会告诉你有上百种，你真能把上百种让胎儿识别出来那不得了，那他判断力的敏感。你知道康德在五种感觉里唯独重视味觉和嗅觉，认为是人类最内在的感觉，是判断力批判，你仔细想想审美审的是什么？是美感人生，美感人生从胎儿的时候开始，就是味觉教育，当然还有听觉。等到长大了之后，音乐是最直观的审美，实际上有比听觉更直观的，更原始的就是在胎儿母腹里面的味觉。我们古人说“三辈学穿”，你要想穿得有品位，三辈子得当贵族，就是你们家三代贵族到你，你才能穿出品位。台湾人还有句话，“七辈子学吃”，你们家得七代不愁吃不愁穿，到你这一代才会吃，台湾吃得很讲究，因为他的一老一少特别多，咱们共产党顶多两代，会吃还早着呢！ 所以我们说吃，遗传，母亲的因素特别多，因为线粒体，是母系单传。人类起源于东非，最初Lucy怎么推出来的？基因排序计划1999年的时候就是这么算出的，就是这么算出来的，线粒体是母系单传，来推算Lucy的起源。不管怎么样，蛛丝马迹告诉我们，味觉学问很大，现在开发的很少，科学能知道的太少了，这是胎教里面最重要的一门课，没有教科书可以告诉你们，只是仔细地老谋深算地筹划一下，这是你自己的孩子。 3岁以前的双语教育会占用脑中的社会情感表达区块 出生以后最重要的是保这个孩子，但3岁以前除了保命之外，其实还有一条更重要，就是学语言，我们说女孩学语言早，到1岁半的时候统计显著都会语言了，男孩学语言晚，3岁以前统计显著男孩应该都会说话了，都会母语了。这又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幼儿教育，非说我们是双语幼儿园，我们是3岁以前学语言的时候，就可以有外语老师，比如说我们北大老师宿舍院里有很多高薪的海归，还很自豪，把香港的菲佣一块拉回来，这孩子生出来就归菲佣管，自己就出去干活去了，办企业什么的。你就想那个小孩在幼儿园，其他人都说中文，回家这个菲佣跟他说英文，而且还是菲律宾英文，不管怎么样，同时暴露在两种语言前面，这个人脑的结构非常混乱。因为我们知道，在脑袋的左右两半球之间是有分工的，最显著的脑的左右两半球的分工就是语言的分工。 关于双语教育到底有多大危害性？西方应该没有像中国这么疯狂，西方人不这么疯狂吹棒汉人，人家做生意才到这边来，或者古代文化，没有说幼儿的时候非要学一门，所以他不碰到这些问题，就收集不到这些病态的案例。但是我们这些孩子还没长大，幼儿的双语教育这几年风行，因为收入高了，他们想打你们年轻家长的主意。黑了心的幼儿教育，教育者也缺钱，现在这个市场人心不古。西方人收集不到这些案例，我们这些案例也没有成长起来，我们也没有这个案例。如果你怀胎了，那很不幸，你得自己琢磨这件事儿，我只能告诉你一些理论上的原则，不要在3岁语言定型之前给他两种语言。我知道的一次会议的文集，里面披露过双语儿童，真正双语儿童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情感宣泄的时候完全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宣泄，因为他两种语言，他的第二语言中枢就会占用你的大脑右半球，如果你是右利手，比如说菲佣教给他的英语，他也是母语，因为他3岁以前学的，占有了左半球。然后院子其他母亲说中文的时候，那个母语就放到这边来了，语言占用的内存太大了，语言本是复杂。 2009年一个MIT的女孩子，不到30岁得了脑科学的大奖，当然是知识分子世家，叫瑞贝卡（音）。瑞贝卡（音）带领的实验室最终被承认大奖，脑科学大奖给她了，最终被承认右脑半球的对应的左脑语言中枢的这块地区，它是社会情感的表达，如果你占用了它，它的情感就缺失了。你指的情感主要是对他人，社会情感就麻木了，就不能占用这个脑区了，当然无法宣泄。你说愤怒，愤怒出来，他只有肢体动作，这是很麻烦的。 这是很多年前已经有的一份研究报告，我们确实没有确凿的证据反对这些幼儿双语教育，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很危险，因为西方人没有定案可查，中国人定案还没长大，我就告诉你这些事实，但是在原理上它是不对的。现在宣传英语幼儿教育，在3岁以前都是杀人，因为让他没有社会情感，你想想没有社会情感的孩子，将来像狼群里面的孤儿，不会合作，或者也可能导致自闭症。 Fair Play是3到5岁时期幼兽戏法最重要的法则 到3岁到5岁又是一个关键时期，中国人说3岁看大，7岁看老，这是中国古代的智慧，现在脑科学只是论证了这套智慧。3到5岁的时候，我们都是研究过食肉类哺乳动物的幼兽的摄像，这是芝加哥大学动物心理学家在2001年的时候系统总结了他的一些研究工作，小狮子、小老虎幼年的食肉哺乳动物，社会性哺乳动物，三个定义：一是社会性；二是食肉；三是哺乳动物，这跟人最接近。就发现公平的游戏是3到5岁时期幼兽戏法最重要的法则，如果它不会公平的游戏，你知道幼年哺乳动物，食肉类的，不是食草类的，他要练习扑咬，就是猫捉耗子，豹子去咬被捕食者的喉咙，还有老虎等等，在生物学里我们叫做关键性的技能，生死攸关的技能。这生死攸关的技能，你想想你要在脱离父母之后，马上就要用上，你当然得有一个练习的期间，否则你怎么会游泳，你先得学会游泳才能游泳。那你拿谁去练手，你去扑谁？你那么点岁数。 所以在3-5岁对于人类的学习方法，幼年的哺乳动物食肉类的大概在3岁以前，大概在2-3岁有一个时间窗口学习公平竞争。邻家的母兽看着他家的孩子，你也是个母兽，你看着你这个孩子，在视线之内，两个小狮子互相扑咬，有一个是扮演被捕杀的，另外一个就是扑它那个脖子。如果你把它那个脖子咬破了，那对方的母兽不干，它要吼，老咬破，你这孩子不会玩，你学不会，错过了时间窗口，他不跟你玩儿了，然后你就不会合作，不会合作的幼兽长大了以后就是孤狼，就不合群。这个当然生命力不强了，因为我们是靠合作才生存到未来的。 在3到5岁的时期，最关键就是让儿童学会中国古人说的小学，章太炎论证说古代的小学不是现在民国开始的小学识字。古代的小学就是“洒扫、应对、进退”，就是让你学会接人待物的礼数，这很重要，这是分寸感。这跟味觉一样，你味觉的开发早，在胎儿的时候已经开发出来，你就知道这个味正，你多放一滴醋，多放一毫克盐，我说的是专家级的，他能尝出来你偏咸、偏甜，他那味觉非常有分寸感，洒扫、应对、进退，章太炎说这就是中国古人小学的教育。 这套学问在幼兽的时候怎么跟它宣讲，你必须得公平玩，你不公平玩就体罚还是怎么着，不给你买好吃的，这都不管用的，你要考虑这个铁三角，这个铁三角紧张激素如果上升，这孩子一定是动不动就咬破对方喉咙，因为他不可能，他小时候紧张激素水平一直很高，对方很安详，你稍微冒犯我一点，他不感觉你是恶意的，所以能承受，你就不能承受。所以母亲在3岁以后到5岁，她不应当把这个孩子扔在家里，小孩子在这时候学会语言了，第一功能是社会交往，社会交往第一功能大自然安排的就是教其他小孩，跟其他小朋友交流，幼兽的玩耍，游戏规则的学习，你错过这个时间窗口，统计显著这个孩子就不会合作。这个时候你出去工作了，双职工都走了，把他交给祖父母，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我们沿海地区的省份，60%以上的儿童叫隔代养育，谁是隔代养育的？你们这里肯定都有，隔代养育儿童问题很大，因为祖父母从老人的角度他是关爱这个孩子，但是哺乳动物脑内的性能和体系，他的紧张感和恐惧感的核心，哺乳动物不是大脑，他理性知道这是我的祖父母，很慈爱。小孩的理性不管用，他的紧张感是从哺乳动物脑里面产生出来的，你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你是他的亲生母亲的亲生母亲，那不行，你隔一代，我跟你说，你对他再亲，他也不觉得你那么亲，小孩像小幼兽一样的感觉。所以隔代养育，紧张感不会消失，只是你的祖父母紧张感消失而已。 所以西方有著名的心理学说，斯坦福大学编的，你看看里面的案例，他母亲故意把孩子放在这儿不管，就是幼儿园小孩，3到5岁的小孩，然后出去了。出去足够长的时间，这小男孩变成什么样的？他就紧张，完全无心玩，给他那么多小孩的玩具，不行，完全无心，他就紧张，紧张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就怨恨，他说你就怎么不管我了呢！怨恨再发展下去你知道会变成什么？就是疏冷，就是他母亲再回来不理你，你们都有这体验，见到过这样的孩子，继续玩他自己的，母亲怎么叫他，他不搭理你，你知道他报复，他有一种冷漠，因为你已经不是了，你已经失职了。这种情况让他的血清素下不来了，这样他就没有办法正常地玩耍，所以在这个时候母兽一定要看住这个孩子，让他有一定的宁静感，然后他才能够参与这个游戏。 中国的私塾才是最科学的教育，因为有情感交流 这就是7岁看老，5-7岁时间差不多过去了，他已经正常进入到了学会了公平规则了以后，进入幼儿园，或者在农村，就是钱穆表扬的那个时代，进入私塾了。我再批评一句，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变得危险起来，还不仅仅是因为现在是人心不古，金钱第一，教育者全都认钱，跟医术一样，还不仅仅如此，还因为引进了西方的公立学校的体制。中国的私塾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性，今天我把它说透了，中国的私塾是有情感交流的，为什么呢？那是家族祠堂，有公田，我们请的家族的私塾先生，所有的家族不论贫富，在浙江农村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不论贫富，只要到了岁数就进这个私塾上学，它是情感的同性。老先生虽然拿戒尺敲你，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情感交流，他住在祠堂里，公田养着他。所以私塾先生和学生之间，首先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才有知识的交流，现在公立学校怎么样？顶多你们浙大老师就在旁边盖一公寓，上完课走人了，你找得着老师，他坐办公室，有时间的，我到点了我得回家了，这是公立学校，成批生产，这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不科学，西方脑科学现在已经否定了他们这套教育。中国的私塾才是最科学的教育，首先是情感交流，7岁以前、5岁以前这孩子最需要的就是情感，让他没有紧张感了，让他消失了这种紧张感，然后他才能够学会其他的技能，知识只是技能的六艺之一。 所以铁三角非常重要，斯密说，每一个人脑内有一个无偏的旁观者，还有一个充分知情的公正无偏的旁观者在你的左脑太阳穴上呆着，今天脑科学家可以这样解释斯密的判断，这是对的。但是公正无偏要求情感首先是平和，他的心电图生出来以后，他的心电图的基调是平和的，否则教育很难了。所以有的小孩生出来，让父母是六神无主，就不知道怎么带这孩子，你要耐心，这是父母的过，不是孩子闹得厉害，比如说不睡觉，不睡觉也是紧张，孩子应该一天24小时怎么睡？从第4个月怀胎的时候就开始睡，你看睡觉的曲线，一直到出了母腹之后睡觉时间才开始看出来醒的时间，然后到老年的时候越睡越少，像我跟叶航现在几乎不睡觉了。他紧张，所以你给他生出来他当然不睡觉，怕折腾你，你再不耐烦，他更紧张了，所以就恶性循环。 教育怎么变成危险性？还没说到，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要说到这件事情。所以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公立教育，首先就把这个情感的因素瓦解了，瓦解了以后在公立学校里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人心齐的时候还行，我们是人民教师，工资再少我们还有党的什么，总之一大堆的理想主义。现在工资还那么低，你们最近看了报纸，中国教师的工资是垫底的， 也不一定那么糟糕，但是反正是相当低。低的结果跟医术里面一样，到外面去找收入，所以你看看经济学家的收入绝不是学校工资的那点，学校工资那点不可能是经 济学家了，还有其他收入。主治医生他要是那几千块钱月收入，他那孩子将来也没法继承医学事业，他一定还有红包等等，他的收入来源就不正常了。 人格有极重要的经济行为的预测功能，因为它跟随你一辈子 7岁以后学知识，7岁以前情感教育，情感教育包括德育，道德教育，道德教育首先不是中宣部的干部，不是师范学院毕业的思想教师班主任，是你，母亲，你 知道吗？你的德性、你的心性修养决定了你孩子的心电图的水平。小孩长到7岁以后，我们说7岁看老，现在你们大学生求职之前，基本上网上都可以测出来你们的 大五人格的得分，简称OCEAN，O、C、E、A、N。这五个人格维度公认，今天人格心理学复兴了，从承继了大概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复兴了，复兴了以后非常 有影响。我在浙大教书的时候专门讲人格心理学，我有一个行为经济学的五大要素的公式，后来还因为这个领了科研的经费。但不管怎么样，那里面的人格是一大要 素，没想到这两年西方人的经济学家开始把这个东西看成是最重要的突破，人格心理学。 所以你看2011年、2012年在网上可以找到新出的手册，人格学的手册，我又开始引经据典了，比如说David Buss，你们知道Buss这个人吗？他有好几个中译本。David Buss去年主编了一本这方面的书，他是一个人格心理学的经济学家，他研究这套东西。不管怎么样人格非常重要。人格心理学家的测验，基本上可以说得到这样 一个特征性的事实，在25岁的人群里面测，每三年、或者是五年测一次人格维度，大五人格、或者是大六人格，一直跟踪测验到83岁，相当长期的一个研究计 划。这个结果发表之后，人格得分这个群体几乎不变，离他曾经得的分几乎偏差很小，所以巴斯在最新出版的《演化心理学》手册里面，讲到人格的时候，人格有极 重要的经济行为的预测功能，因为它跟随你一辈子，不会改变，到85岁以后为什么会逐渐下滑发生变化，因为你脑软化了。比如说你得了老年痴呆症，老人总是有 一些恐惧感，所以N维度的得分会上升，其他得新鲜经验的开放的O维度也会下降，这是85岁以后的事儿。那么长的时间，在你的劳动年龄阶段肯定它不会变化， 所以对经济学家用人格来预测合作行为，现在已经有五六篇文章已经预测了，我已经引过了。在去年出的《行为经济学》的讲义里面有。 三分之一的坏人会带坏了三分之二的好人 这人格不管怎么千变万化，我们经济学家把它概括为两类生活原则，就是你在生活中洒扫、应对、进退的时候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跟随你一辈子了，你已经7岁 以后了。这生活原则有两套：第一套是我们叫做自私的原则，可以是明哲保身，可以是自私自利，可以是害人利己，损人利己等等都可以；第二套是公平的原则，这 个群体之恶，或者说公共的恶发生就和这两个原则有关系的。在哈佛大学有一个演化社会理论的名家，叫Nowak Martin，他在2006年科学杂志上独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进化合作的五项原则”（Five Rules for Evolutionary Cooperation）。Nowak Martin在2006年以后推行了一个新的创新，叫做“三分之一定律”。 我们刚才说儿童性格成熟以后，就像我们现在的成年人一样，所有的性格可以归成两类，一类性格你的人格特征是更有利于合作的；还有一类是更不利于合作 的，更不利于合作的，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在演化理论的视角看，它一定是更有利于你自己的利益，改善你自身的福利，你保住你自身的性命和后代的性命，否 则你没有必要，你采取的任何原则都没有必要生存，如果它不能够给你带来福利。同时它又不能给其他人带来福利，那你要它干什么？所以说适用五原则，从哲学角 度我们知道演化理论家都告诉你，这两套原则就够了，可以概括。我们叫公平和自私这两个原则，三分之一定律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一个群体里，如果有一套 生活的准则，它给你个人带来利益，超过了另一套原则，实际上就是你是fair play的实行者，你小时候很平和，在这时间窗口里没错过，你学会了公平的游戏，于是你是公平原则的奉行者，更有利于合作。但是你的对家，比如说你在这里 随机找一个人，跟他结婚了，成为一个家庭，那你发现他是一个自私原则的奉行者，他小时候紧张激素很高，自卫感很强，动不动就打人，也不怪他，跟这个医术里 讲的一样，他有他自己的情绪，是他父母带过来的，所以他有自私的原则。那你们俩怎么相处啊？那当然是你伺候他，就是你贡献给他更多，因为他不会贡献给你， 他是自私的奉行者。 “三分之一定律”说，即便是这样，自私原则的奉行者的后代在数目上未必能够超过公平原则的奉行者的后代的数目，除非自私原则的奉行者在整个人口里面占 的比例超过了1/3，如果整个东北群体都是活雷锋，有一个不是活雷锋，比如说尼采，大家知道，尼采一直奉行超人的原则，有一个人特别自私，不是贬义的自 私，就是尼采的这种原则，那他活不下去，他的后代未必能够还实行尼采，他还得是活雷锋。但是当活雷锋的数目减少到人口比例的2/3以下的时候，在很短的时 间里整个群体都变成自私原则的奉行者。 群体的善变成了群体的恶，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群体里，没有精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已经不算精英了，普通的农民可以是精英，如果他有这种道德承担。比如 说白芳礼老先生，我写过一篇纪念过他的文章，人家是那么底层的一个人，但是他是精英，他有那种社会的担当，我们的群体里面，当没有这个社会担当的，奉行着 自私原则的人，甭管他是教授、还是学生，或者是农民，超过了三分之一以后，那当然超过三分之一，你不看看现在的假食品，弄得我们都不敢吃饭了，我们现在晚 饭怎么吃的？都是在星巴克买的，那是最安全的食品，也最不好吃，你不敢吃青菜，说那上面有甲醛什么之类的，昨天在发布的。不管怎么样，每天都有四、五条这 样的消息，让你吃了反胃。人数的比例显然是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样就会有迅速扩张的时期，我们现在正是在这个时期，整个群体的人都变成自私原则的奉行者，怎 么能不危险呢？医院和学校于是就变成了最危险的两个场所，我结束这个演讲，就是杀人身和杀人心的场所。 没有勇气承担，那你还是一个不能生孩子的父母 提问：汪老师，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您看来好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 汪丁丁：我刚刚说完了，好的教育从母腹开始、从胎教开始了，教育为什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多的原因，科举制度、中国引进公立体制，从五四行动开始 废除了私塾等等，然后共产党建国以后，高华写的《中共从五四遗产中选择了什么》，这是中国教育方针，从延安时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对今天的教育失败 都有重要贡献，但都不是独家解释的。你如果做要素分析，你会发现这些都是要素。 我认为今天西方的认知科学进展到今天，能告诉我们的是，刚才我说母亲对于胎儿重大的责任，如果不能承担这种重大的责任，你没有勇气承担，那你还是一个不能生孩子的母亲，尽管你能生，但是我认为你不能生，父亲也如此，当然主要是母亲，这是好的教育的展开。 提问：您刚才提到梁漱溟先生，他也想做中国传统的心理学，不知道进展到哪里？我是在做类似私塾的教育。我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在一个圈子里面推向善的教育，但是出去之后会有非常大的拔河，我不知道有没有现实的应用和未来的大概？ 汪丁丁：没办法找到，这就是官僚的管理体制，我们说社会的官僚化罪魁祸首当然是政府的迅速官僚化，2003年以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成倍增长，每年这么长，官僚化当然就形成了，因为它要花钱，花钱要控制你的人心，所以我们知识分子都被他控制了，然后替他们说话。 这时候你完全是体制外的一群人，最典型的案例是上海的孟母堂，孟母堂两起两落，最后终于没声儿了，我们是支持他的，我们在杂志上写了两三篇支持孟母堂 的，而且影响很大，所以上海教育局不敢封杀，但是后来还是封杀了。最近陕西又有一个很像孟母堂的一群组织，也都报道了，好像还没有被封杀，因为陕西有传统 文化的底蕴，我不知道，不能瞎猜，我不懂。关键是你如何进入体制？你这孩子总不能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准备考重点大学了吧？你如果碰见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家 长就不同意，家长就说我将来怎么进入中学？怎么进高中？怎么上北大？你给他唯一的可行出国，从小时候就在我们那个幼儿园长大的，到我们这个幼儿园没有高中 部的时候你出国，现在杭州的孩子都兴出国嘛！就躲开这个恶地，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就躲出去了，这是个体理性。 那广州人和北京人不干，我推翻你，那当然胡说八道，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用躲的态度，我们是用造反的态度，那就发生很多的激烈冲突。我们做教育的不是 这种态度，做教育的，你一不平和那孩子就更加糟糕，就更造反了，得平和，告诉这孩子怎么应对恶劣的社会环境？我没有答案。我跟一个年轻家长讨论，他就是持 这个态度，我这孩子将来，很心态平和在体制外教育一段时间，然后接受体制内的老师教给学生的欺骗行为，举左手举右手的，等等作假的行为，还有唱歌唱得肉麻 的那种歌，总之，让他不极端反对，心态平和，同时还能在体制内生存，这个分寸可能真能成功。你得有分寸感，你小时候得教他分寸感，得有幽默感。所以在幼儿 教育的是幽默感，在西方是非常重要的判断方式，这人有幽默感，这人没幽默感不能教了。幽默感可能是你的一个出路，林语堂有个定义很好，你就用林语堂那个定 义，什么是humor？幽默，他翻译的。 提问：您谈到3岁以前的孩子，大概是对他语言形成最关键的时间。我问了一下我周边的同事，他是杭州本地人，也有外来的杭州人，比如说他原来是安徽人、 重庆人，我问了以下他们的孩子，你们会说重庆话或者是杭州本地的方言吗？很恐怖，都不会，可能会听得懂是很大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您给一些意见？ 汪丁丁：关于两种语言，它算不算两种母语，这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在双语研究里面一直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语言心理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著名 的案例，就是出了车祸的患者，当车损坏的是左脑半球的时候，他应当不会说话，失语了，但是他醒过来以后说的是方言，老家的话。我刚刚说过，两门母语同时暴 露在他面前，他的左右脑都会被占用，可能他老家的话，小时候会说的母语，是存在右半球了，也就是说没有受损，于是他就说这个谁也听不懂的话了，这种案例很 多。所以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方言如果差距太大，可能就算两种语言。 提问：南科大有没有所谓的观念洼地，突然异军突起？ 汪丁丁：有可能，但是这些家长必须得克服三分之一定律的阻力，你能当那三分之一定律以外，你能把你的孩子就送到南科大，将来哪怕找不来工作，或者进不 了体制你试试，你得真有这个勇气，这么多家长没有一个人有这勇气，都是明哲保身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什么所有的家长都烦奥赛班，还都得去呢！来源: 搜狐文化 孙绍振：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 进入专题： 吴小如 北大中文系 ● 孙绍振 近日读友人赠《学者吴小如》，54年前聆听吴先生的讲课种种印象不时涌上心头。在当时能让他这样一个讲师上中文系的讲台，可以说是某种历史的吊诡。 初进北大中文系，一眼就可以看出，不要说讲师、副教授，就是不太知名的教授也只能到新闻专业去上课，一般讲师只能上上辅导课。当然，刚刚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的朱德熙副教授似乎是个例外。现代汉语本来是中文系大部分学生觉得最枯燥的，但是，朱德熙却以他原创的概括、缜密的推理和雄辩的逻辑获得爆棚效应，200人的课堂，去晚了就没有座位，只好靠在墙边暖气管上站着。何其芳先生那时是北大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与吴组缃先生先后开设《红楼梦》专题。吴先生得力于作家创作经验，对人生有深邃的洞察，对艺术有独到的分析，而何其芳先生颇有人道主义胸怀，不同意他把薛宝钗分析为“女曹操”，认为她不过是一种家族体制礼教意识的牺牲品，两人同样受到欢迎。一次，我在北大医院排队挂号，护士问前面一人姓名，听到四川口音很重“我叫何其芳”，不免多看几眼。 然北大泰斗学富五车者众，善于讲授者寡，加之北大学生眼高，哪怕学术泰斗，讲授不得法，公然打瞌睡者有之，默默自习者有之，递纸条、画漫画者有之。古代汉语本来是魏建功先生开设，但公务繁忙，往往从课堂上被叫出去开会，且到比较关键地方，有茶壶煮饺子，学生替他着急的时候。此课后来改由王力先生开设，先生取西欧人学拉丁文之长，构造了中国古代汉语课程体系，举国传承至今。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我听过他的《汉语史》、《汉语诗律学》，但是，语调往往由高到低，余音袅袅，杳不可辩。且第二堂课往往花几分钟订正前堂之误，上午第五六节课要上到12点钟，每每拖课。调皮如我，遂将随身携带的搪瓷饭碗从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滚下，先生愕然问何事，答曰“饭碗肚子饿了”，先生乃恍然而笑。王瑶先生自然是公认的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然一口山西腔，不知为何给人以口中含有热豆腐、口头赶不上思想之感。系主任杨晦教授德高望重，讲中国文艺思想史，出入经史、小学、钟鼎艺术，其广度深度非同小可，常有思想灵光，一语惊人，令人终生难忘。其批评郭绍虞新版《中国文学批评史》曰：用现实主义的原则去修改，还不如解放前那本有实实在在的资料。其批评巴金《家》、《春》、《秋》好在激情，然如“中学生作文”，如果把三部并成一部就好。但是，他讲了半学期，装着讲义的皮包还没有打开，学生也无法记笔记，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未讲到孔夫子，在学生的抗议下，不得不草草停课。宋元文学权威浦江清先生英年早逝，乃请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讲宋元戏曲，王先生舍长用短，以毛泽东《矛盾论》中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墙头马上》、《陈州放粮》，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保持着对客人的礼貌，纷纷抢占最后数排以便自由阅读。 那是1958年“大跃进”、“拔白旗”的年代，大字报贴满了文史楼，从学术泰斗到吴小如这样的青年教师，无不被肆意丑化。就在这种情况下，小如先生为我们讲宋代诗文。当时怀着姑妄听之的心情走进课堂。吴先生的姿态，我至今还记得，双手笼在袖子里，眼睛不看学生，给人一种硬着头皮往下讲的感觉。然中气甚足，滔滔不绝，居然是听得下去，接下来几课，还颇感吸引力。我对朋友说，平心而论，这个讲师从学养到口才都相当不错。一些具体分析，显然和以艺术分析见长的林庚先生路数不同，然而明快、果断。至今仍然记得他对陆游晚年的诗的批评是，用写日记的方法写诗，以至出现了“洗脚上床真一快”这样的败笔。 “大跃进”运动很快把课堂教学冲垮，下乡劳动有时长达一个月，课上不下去，后来干脆就停课了。我对吴先生印象也就停留在当年粗浅的层次上。彭庆生同学对他评价道：“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20世纪50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成功的吴小如’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庆生同学晚我一年毕业，可能系统听过吴先生的课，有权作全面评价，当然，不无偏爱，若论启人心智，和朱德熙先生那种俯视苏联汉学家、放眼世界语言学、深入浅出、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的大气魄相比，吴先生应该略逊一筹。不可忽略的是，庆生当年可归入全系攻读最为刻苦者之列，曾经以躲入冬日暂闭之洗澡间抄写刘大杰解放前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闻名。吴先生能得如此学生的如此评语，当有此生足矣之感。 近日吴先生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虽然自谦为“教书匠”，但是，就是在当年，我还是感到了他学养深厚。阅读北大中文系所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感到极大的满足。毕业后不久才知道，这两本资料主要是吴先生执笔通稿的。然而意味深长的是，竟然是反右以后留校的一位“左派”告诉我的，他语重心长地警示：这两本资料，尤其是两汉卷，资料过详，原因是执笔者意在“多挣稿费”。这在当时，就给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当然，仅凭此二册，对于先生的学养，所知毕竟有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生耄耋之年，居然以“学术警察”形象出现于文坛，对于学界之虚浮硬伤，笔阵横扫，语言凌厉，锋芒毕露，不由得增加了我对先生的敬意。现在知道先生的学术著作凡数十种，仅其中《读书丛札》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者周祖谟、吴组缃、林庚先生均给以高度评价。吴组缃先生认为“吴小如学识渊博，小学功夫与思辨能力兼优”，甚至有“无出其右者”之赞语，哥伦比亚大学权威教授夏志清曾言“凡治中文者当人手一册”。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形势下，这位当了30年讲师的“讲师精”，被历史耽误了，人所共知；又有吴组缃、林庚先生推荐其直接提升为教授，应该顺理成章一路绿灯。但是，煌煌北大中文系，居然不能通过，差一点被慧眼识珠的中华书局引进。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没有走成，居然不是中文系的幡然悔悟，而是学术上颇为权威的历史系周一良和邓广铭教授“三顾茅庐”的“阻挠”，结果是小如先生成了历史系教授。 对于这样的荒诞，中文系至今没有感到荒诞，而作为中文系的校友，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但是，痛定思痛，我仍然逼出了一句话：这是耻辱。对这种耻辱的麻木，则是更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感麻木的背后，我看到一种令人沉重的潜规则。 回顾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系史，这样的潜规则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文系容不下沈从文，把他弄到历史博物馆去当讲解员，这还可以归咎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1957年驱逐了后来成为唐诗权威的傅璇琮，也可以用他当了右派来辩解。但是，杨天石在五五级当学生的时候，就以学养深厚著称，后来独立开创了蒋介石研究，自成一家，享誉海内外。当年他并不是右派，然而中文系就是不要他，他被分配到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后来靠刻苦治学，辗转多方，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在他获得盛名之后，中文系有没有表现出任何回收的愿望呢？没有。钱理群是学生公推的最受欢迎的教授，可是在他盛年之际，就“按规定”退休了。然而，成立语文教学研究所，又挂上了他的大名。可是，有名无实，连开个作文研讨会都没有他的份。 从这里，似乎可以归纳出一条定律：这些被驱逐的，本来是可以为北大中文系增光，为北大校徽增加含金量的，而留下的，能为北大争光的当然也许不在少数，但是，靠北大中文系这块牌子为自身增光，从而降低北大校徽含金量的也不在少数。更为不堪的是，还有一些为北大中文系丢丑的，如那些学术投机者。至于一些在学术上长期不下蛋的母鸡，却顺利地评上了教授，对于这些人，中文系倒是相当宽容的，从学术体制上说，这就叫做人才的逆向淘汰，打着神圣的旗号，遂使学术素质的整体退化不可避免。 当然，北大中文系毕竟是北大中文系，选择学术良知的仍然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就是系主任杨晦在1962年为吴小如讲话，盛赞他的贡献，其结果是到了 1964年在党内遭到两星期的严厉批判。据知情人告，当时骨气奇高的杨先生一度产生跳楼的念头。1984年严家炎先生为系主任时，一度欲请吴先生回系。然吴先生出于对周一良、邓广铭先生的知遇之恩，婉言谢绝。这样的学术良知，不成潮流，相反，它显得多么微弱。半个世纪多来，幸存下来的学术泰斗先后谢世，北大中文系不但丧失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术上那种显赫的优势，而在许多方面呈现衰微的危机，北大中文系这块招牌的含金量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近年报刊上风传钱学森世纪之问，纷纭的讨论至今未能切中肯綮。其原因盖在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如果以吴小如先生为个案作细胞形态分析，则不难看出逆向淘汰的潜规则之所以不可阻挡，具有学术良知者，在行政体制中显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明于此，也许能够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切实地推进一步。 这几年北大中文系当道者不乏从内地到港台反复宣扬“大学精神”，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自豪者。但是，把“兼容并包”讲上一万遍，如果不与痛苦的历史经验教训相结合，在危机中还以先觉先知自慰自得，甚至还流露出优越感，其所云无异于欺人之谈，北大中文系沿着九斤老太的逻辑滑行并非绝对不可能。 吴小如先生九十高寿，学生们想到了为之祝寿，北大中文系居然毫无感觉，这只能说明那些动不动拿蔡元培来夸夸其谈的人，其大学精神已经酣睡如泥。我作这篇文章，除了有意于把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加以深化之外，还有一种出于系友的奢望：把我的母系狠狠地摇醒。 |
| 欢迎光临 教师之友网 (http://jszywz.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