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魅力与陷阱 - 教师之友网

第一，如何选题。主办方原本希望我谈读书，被我谢绝了。我曾自嘲：“比起传授各种专业知识，劝人读书或教人怎么读书，显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以致学有专精的教授们，普遍不太愿意涉足。”这当然是偏见，我并不这么看，要不怎么会撰写并刊行《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和《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中华书局2015年）？因谈读书“名声在外”，常被邀请做此类演讲，这让我很尴尬——在我心目中，书已经出版了，就没必要再唠叨。最近我想清楚了，演讲跟戏曲、国画、新闻报道一样，讲究的是“人气”，而不怎么追求“原创”。人家希望你讲“最拿手的”，不计较你在别的地方讲过——因为，对于现场听众来说，都是第一次。可我不是职业演说家，明知没有追着听你讲的听众，还是希望尽可能避免重复。

第二，怎么演讲。有演讲经验的人都明白，讲两小时与讲二十分钟，是两种不同的演讲状态。都是两小时，一种独角戏（含问答），另一种三四人合抬，若同等才华且都认真准备，则后者较能出彩。一口气讲两个小时，必须掺水，否则听者太累，讲者也没那么多干货。至于为何演讲一般安排两小时，我猜那是课堂形式决定的——大约两节课。民国年间，无论政治家还是文人学者演讲，颇多半小时二十分钟的，比如鲁迅的演讲稿，除了1927年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他都是短演讲。

第三，构思的经过。不同于开口就来的政治家或综艺节目主持人，我做演讲，事先需要准备。专题演讲不同于学术论文，是允许新旧杂陈的。如何将近期思考、长短文章、还有答问及随笔捏合起来，组织成一篇自成起讫、主题明晰但粗枝大叶的论述，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下面讲十三个问题，至于为什么是十三，很简单，不喜欢“十全十美”的假象。

同样是教育，中学与大学是有区别的，但区别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民国年间，中学老师进大学教书，很正常，如历史学家钱穆、吕思勉，文学家朱自清、美学家朱光潜等。至于特定年代大学教授因经济困难到中学兼课（如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那就更容易理解了。但五十年代以降，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之间的鸿沟，变得几乎不可逾越。这很奇怪，课绝少被追问。大学教师良莠不齐，中学教师则同样藏龙卧虎。只是因教学对象及教学内容不同，久而久之，前者较为专精，如此而已，无所谓高低雅俗。

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的导师吴宏聪先生，他的导师是杨振声；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导师王瑶先生，他的老师是朱自清。杨、朱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大学教授而关注中小语文教育；吴、王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全力以赴在大学教书。杨振声先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1930～1932），辞职后，受命主编中小学国语教科书（1933～1936），帮手是著名小说家沈从文；西南联大时期，杨先生主持编写“大一国文”教材，同样全力以赴。朱自清在浙江春晖中学执教的那一年（1924～1925），撰写了《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教育的信仰》等，对中学教育很失望，希望转到大学教书。可日后再三回顾，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其动力与经验正在于此。1942年，朱自清与叶圣陶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二人又合著了《国文教学》一书。另外，朱自清撰写的《经典常谈》以及《标准与尺度》《语文拾零》《论雅俗共赏》等，对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读物。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教育，往往悬的很高，因理想不容易实现而颇有怨言。可我猜想，从杨振声到我的师兄钱理群，其“屡败屡战”的自我陈述中，其实包含着自得与自信。人的精力有限，大方介入中小学教育，多少会影响专业著述的深度。可放眼整个社会，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力，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所能比拟。

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才能做好。师友们的经验让我很惭愧——刚才提及我的师兄钱理群介入中学语文教育讨论，主编《新语文读本》等，虽然被打压，但越战越勇。另一位师兄温儒敏为人教社版高中《语文》的执行主编，又是新课标修订组负责人，近期还在编各种语文教材，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影响很大。他们俩的风格不太一样，钱理群一直坚守民间立场，温儒敏则官方色彩比较浓，承接的是教育部项目。但有一点，他们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多年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小学教育。相对来说，我更多关注大学问题，包括大学史、大学的国文教育、文学史书写等。

中学语文教育兼及工具性与人文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社会性与个人性，需全身心投入，且不能太书生气。像我这样半心半意，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是做不好的。对此话题，我只能敲敲边鼓，说点旁观者清之类的好话与坏话，保持一种真诚但遥远的关注。

2015年7月11日，我应邀参加《新京报》主办的“语文教育高层论坛”。主办方说“随便谈谈”，可我还是准备了讲稿，题为《大学教授介入中学语文教学的途径及边界》，而且就从我为何撤出中学语文教材编写说起。十年前，也就是2005年，我与原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中华书局版初中及小学《语文》课本。章先生管小学部分，我管中学部分，但主要工作是编写组做，我们只是帮助出主意，把把关。此前参加过人教社版高中《语文》的编写，只负责其中一册，加上专题课教材《中国小说欣赏》，别的事不太管。这回是主编，被要求参与宣传推广，我拒绝了。教材编得好不好另说，单是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就注定了我们的失败。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我，都谢绝了，原因是教材编写的复杂性超出我的想象与掌控能力。

在我看来，大学教授若想介入中小学教育，须多与中小学老师交流，了解中小学的教学规律；切记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中小学教学。真正让我警觉，赶紧“金盆洗手”的，是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编中小学教材，兹事体大，不同于个人著述。写文章，你说不行，我可以改；编教材可不一样，不能拿百十万儿童当白老鼠。第二，凡编写教材的，都希望发行量大，面向全国；可中国太复杂了，东西南北、沿海内陆、城市乡村，你越深入调查越心虚。第三，编教材，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受商业利益牵扯，其中的错综复杂，非我等书生所能把握。说白点，为中小学编教材，这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能随便进来插一脚。既然我做不到全身心投入，只好赶紧撤退。

2015年7月的某一天，我的新老学生在微信群里“奔走相告”——那天的《新京报》报道我在“语文教育高层论坛”上的演讲：“陈平原首先谈到了语文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的重要性。他表示，比起大学或者博士班，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影响其实更大。‘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学老师们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比大学要大。’陈平原讲了一个自己学生的例子。他说：‘十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毕业了，她学得不错，我劝她考博士班，她说不考，她就想当中学老师。她今天在清华附中教书，教得很好，而且她一直对我说，虽然我做专业也能做好，但我更愿意当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对这样的学生来说，她的中学老师给她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作为研究生导师给她的影响。’所以，陈平原认为，培养学生人格，是中学语文老师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学生们都知道，这里说的清华附中教书的“她”是谁，纷纷向她祝贺，她本人也很激动。因为，演讲现场，就有那位给她很大影响，促使她选择中学教职的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王栋生。我向王栋生道谢，没想到，接着我演讲的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又向我道谢。她早年有位出色的学生，跟她有很好的互动，留下不少温馨且有趣的故事。而那位学生如今正跟随我读博士。一位小学老师，一位中学老师，一位大学老师，竟然因各自的学生而紧密相连。并非主办方有意安排，我们互相都不知情，到了现场聊起来，方才发现世界真小，竟有如此奇遇。

为什么说中学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特别重要？那是因为，到了大学阶段，学生的性格基本定型了。尤其是进了博士班，主要做专业训练。对青少年来说，最具可塑性，也最容易出现偏差的，是初中到高中阶段。所有中学教师都可能深刻影响学生的志趣与性情，但语文老师的感召力尤其明显。我回忆自己的小学及中学，记忆深刻的，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并非因为我是文学教授，故王婆卖瓜；我也问过好多人，大都如此。或许应该这么说：因教材有趣且教学方式灵活多样，语文老师更容易被学生关注与记忆。

无论做什么事，最好都能用心用力，如狮子搏兔，方能尽善尽美。但同样耕耘，有的效果高低立见，有的则比较隐晦，多年后才显山露水。比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一偷懒，马上就露馅。教书不一样，具备一定的技能后，是不难偷懒的。你用不用心，真的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当然，聪明的学生也能体会到。我家三代教书，不敢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起码上课是认真的。我培养的学生，大都教书认真，也很享受教书的乐趣。可在目前这个独尊科研、讲究数字的评价体系中，认真教书的老师，显得另类，也很吃亏。校长们都承认，大学不是研究院，不该忽略课堂教学与学生培养。可教书认真不认真，很难准确界定，不如数论文篇数来得准确。今天的大学教授，普遍不愿意在学生身上花太多时间。希望中学老师不会这么势利。因为，孩子们很敏感，真的是“有点阳光就灿烂”。因此，在我看来，中学评高级教师，主要应该看教学实践，而不应过分倚重论文发表。

十年前，我曾接受专访，谈自己如何“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那本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被做成了标题，显得有些牛皮哄哄，不太好意思。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后，我缺了高中这一块。没教过高中语文，这很重要吗？当然。除了此乃孩子们成长的重要阶段，更因面临高考这一大关，故格外吃紧。对于高中毕业班老师来说，如何平衡个人教育理念与社会制度安排，是个难题。有一次在演讲现场，我被学生家长将了一军：如何读书，到底听你这位大专家的，还是听孩子班主任的？我脱口而出：平时听我的，临近毕业那一年，听班主任及任课老师的。

除非孩子准备出国念书，否则，高考是个关键时刻，你不好说大话，耽误人家。为了你的立场坚定与逻辑完整，害得人家考不上好大学，那是不道德的。我曾引清代袁枚信中的说法：知道八股很不好，但大形势如此，你只能妥协；赶紧闯过科考关，再努力自我调整。你偶尔演讲，站着说话不腰痛，当然可以唱高调；高中毕业班的老师们，如何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需要高超的技巧的。作为学生家长与作为教育专家，同样面对高中阶段的学生，立场很不一样。这也是我不敢到中学演讲的缘故——面对中学老师还好些，多少总有理解与沟通。而且，即便话说重了，也不会有直接的伤害。

2015年夏天，北大清华为抢高考状元而“大打出手”，很不雅观。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抢好学生很正常，所有国内外大学都在抢。问题在于手段及标准——以高考分数来抢学生，抢所谓的“状元”，实在没出息。因为，抢“状元”的真正原因，不是爱惜人才，而是维护学校名誉——在媒体及民众心目中，抢到的“状元”越多，证明这大学越好。

北大校方曾做过两各决策，可惜都落了空。第一是不公布高考成绩，不排名；第二是与清华达成协议，彼此都不炒作所谓的“状元”。实际上，校长及教授们都明白，抢来的各省高考“状元”，绝大部分不比别的学生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当初的高考分数对学生日后发展有很大影响。各省高考的第一名，如不去香港就学，基本上不是进北大，就是进清华。这两所学校若能“深明大义”，不炫耀抢了多少各省第一，别的学校也就没什么好炒作的了。

为了打破唯分数论，北大曾试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现在看来并不成功。我们在全国选了若干所好中学，给他们一定名额，经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学生，可成为北大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从2010年开始做，好几年了，未见特别出色的。我说的“特别出色”，不是指智商高，而是像钱锺书那样偏科的奇才。做“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在高考时无法获得承认但特别有才华的学生开辟“绿色通道”。可实际上做不到——那些推荐上来的，参加高考也能考上。后来我想清楚了，没有一个校长敢冒险推荐偏科或成绩不高的好学生。校长即便“独具慧眼”，也不敢“独断专行”。因整个社会已经形成这么一种舆论氛围，谁都不相信有人能出于公心“举贤能”。更严重的是，一个偏科的好学生，根本就进不了重点高中，他（她）在小学升初中或初中升高中时就被淘汰了。所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教育理念，虽然限制了某些暗箱操作，但也导致那些特立独行的好学生被卡掉。

将近四十年的唯“高考分数”是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有意义的。但斤斤计较一分之差，用同一把尺子丈量，太长的锯掉，太短的补齐，这一选拔人才机制，教授及学生的平均水平不错，可也造成了特别优秀的人才（或者说天才）的缺乏，因此也就难见“石破天惊”的伟大成果。做学问的人都知道，“人海战术”的效果很有限，真正的突破靠的是“天纵之才”。在追求公平的同时，如何为特异之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便利，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

在当下中国，完全摆脱高考这根指挥棒，任何学校都做不到。你的理念再好，只要高考成绩掉下来，家长首先就不干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拒绝步步为营、分分必争的教学方式，着力培养学生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望。大学校园里容易产生厌学情绪的，大都是那些靠海量习题拼搏上来的学生，他们缺乏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以后，就显得很茫然。

在中学各科中，语文课的教学因兼具求知与审美，最可能使得整个学习过程“其乐无穷”。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语文水平是长期学习的结果，突击不上来的。想想我自己的情况，当年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恢复高考制度了，谁都可以进考场。匆忙之中，全力以赴复习数学；因为语文行不行，早就决定了。或许正是这个特点，导致很多高中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不是很大。但在我看来，语文“投入产出比”并不低，因为它影响人的一生，而不仅仅体现在高考成绩。某种意义上，它更重要。不信你问问走出大学校门或中小学校门的中老年人，在所有课程里面，哪门课对你影响最大？十有八九回答是语文课。

说到“语文课程的意义”，必须略为解释我那句名言——“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这句话，都快变成补习学校的招生广告了，可这不是原文。2014年12月21日，我应邀在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说，其中有这么一段：“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语文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课程）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唯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这话其实很平常，没那么耸人听闻。我还有另一句话，同样流传甚广：“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不说“光明正大”的后半句，就说这略带自我调侃的前半句：“文革”中下乡插队，承蒙乡亲们信任，让我当民办教师。第一天报到，校长二话没说，就塞给我一册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我很纳闷，校长怎么这么厉害，不用任何交流，就知道我热爱语文？后来发现，凡知青下乡有幸成为民办教师的，十有八九先教语文。因为，讲别的课程需要培训（音乐课不是谁都能教的，另当别论），只有语文课最容易上手——教得好教不好那是另一回事。

“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这是我今年出版的新书题目。说读书很愉快，这没错；可读书不一定很轻松，尤其是那些有意义的学习，往往是有难度的。只讲“悦读”，而不说学习中可能遇到的艰难险阻，那是骗人的。天生爱读书且无师自通，一路顺风顺水，这样的学生少而又少。学习需要督促，阅读经典更是需要指导，教师的责任，不是降低学习的难度，而是帮助学生战胜各种困难，并收获那“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今天中国，为何需要提倡“有难度的学习”？那是因为连年扩招，大学质量明显下降；而教学评鉴的普遍推广，又使得大学里开课，颇有过分迁就学生趣味的大趋势。若教师严格要求，打分偏低，学生会在评鉴教学标准——尤其是选修课，这个问题很突出。但愿中学不是这样。

讲“有难度的学习”，并非漫天要价或高不可攀，只是要求学生能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神，做好一件事情。外在的诱惑太多，上课很难集中精神。不说别的，单是半小时不看手机，就让很多人受不了。2015年9月，我到波兰亚盖隆大学的孔子学院演讲，配翻译的，一个多小时，很不好玩。同行的朋友观察到，现场一百多人，没人玩手机，也没人私下议论，让他很惊讶。不是我讲得好，而是人家还能坐得住。不只青少年，大人的手机症也一样。不信你到会场看看，虽然调成了振动状态，还是不时拿出来把玩。其实没那么多急事，就是分心，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五年前，北大中文系为百年庆典编辑《我们的师长》等系列图书，好多老学生都在追怀课堂上林庚先生的风神潇洒。作为诗人的林先生，其讲课风格类似俞平伯、顾随等，不以考证或史料见长，而专注于营造氛围，酝酿情绪。关于俞平伯讲李清照的《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故事，张中行与赵俪生都有追忆，但评价天差地别，这牵涉到文学系与历史系各自的趣味与立场。至于顾随的课堂，有叶嘉莹的整理笔记以及不断呼吁，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我是相信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的说法，多年后，老学生记得的，不是具体的学识，而是“先生的音容笑貌”。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中，我曾专门辨析课堂上那些随风飘逝的声音，以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凡讲求诗意的文学课堂，规划性一般都不强，往往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种现场效果很好的课堂，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受到了严格限制。上学期，某教授在北大讲《大学语文》课，非常投入，现场效果也很好，可评鉴成绩却很低。他不相信，以为是张冠李戴，或有人恶搞。后来细看评分规则，其中有“计划性强不强”“有没有使用课件”等硬性指标，方才明白自己为何没有得高分。课程及听众不同，讲课方式也该不同；是否使用课件，应因时因地而异。至于“计划性”，同样不该过于强求——讲到得意处，顾不了那么多。真正得意的题目，我不用课件，这样才能挥洒自如，听众也都如痴如醉。此类“感染力”很强但“计划性”不足的课堂，如今正逐渐绝迹——因不符合评鉴标准。

如今的文学（语文）课堂，普遍“技术”有余而“情感”不足。尤其是课件的使用，年轻老师很容易上瘾。请记住，技术有两面性，不该过于依赖。娴熟地使用课件，是能基本完成教学任务，且不会出现大的差错；但因思路早就限定了，讲课时被课件牵着走，无法随现场学生的眼光与趣味迅速调整，自由发挥的余地不大，故不会特别出彩。

怎样看待慕课（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风起云涌，是个敏感话题。2015年4月1日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对话环节，谈及当下中国大学的命运及出路，我与易中天相互抬杠。只是当我质疑慕课是否有效推进教育平等、抹平雅俗鸿沟时，易中天表示支持——因他当过老师。几天后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中美文化论坛”，我与哈佛大学分管教学创新、负责慕课设计与推广的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Peter Bol）又有一场争辩。其实，我并不否认慕课在技术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反对过分夸大其功用。在我看来，慕课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是终身教育，其次是大学里的通识课，再次是各专业导论性质的入门课，最后才轮到某些中学课程。

谈及课堂，我很固执——教师必须盯着学生的眼睛，照顾大多数学生的趣味，因不存在无往而不胜的“标准老师”。把北京四中或人大附中的课件送到广西、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但这么做到底是祸是福，很难说。我关心的是，边远地区的中学教师，若沦落为精美课件的放映员及助教，丧失自尊心与积极性，绝不是好事情。我从小地方走出来，深知“知识缺陷”并不可怕，最要紧的是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很多人都见识过这样的情景：程度差的学生大步迈进“精神荟萃”的重点中学，效果并不好，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

一年多前，我在香港演讲，题为《作为一种“农活儿”的文学教育》，那是借用叶圣陶、吕叔湘二位前辈的妙喻。极而言之，比起数学、物理或历史、地理等课程来，最像农业的，还属语文课。此课程对“新技术”的依赖性不强，自由挥洒的空间很大。我的感慨是，因不必要的“技术迷信”，今天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育方式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均称，总体实力明显提升，但一流人才难得一见。我之所以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小学老师的“自尊心”与“高大形象”，目的是保护各种不太守规则的“奇思妙想”——如果连语文课都讲得严丝合缝、板上钉钉，绝非好事情。

在我看来，语文教学必须尽可能贴合学生的生活经验，不该过分追求标准化。举个例子，若高考语文作文谈乘地铁或高铁的体会，那是不合适的，因那会让边远地区的学生很沮丧。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有什么经验说什么话，这才是合适的语文教育。如此强调“分别心”，是不是歧视小地方或贫困地方的学生？不是的。相反，让贫困地区学生整日关注“高大上”的话题，那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中国之大，地区经济及文化差异可谓触目惊心，你若略有了解，就会反省这种“大一统”教学的弊端。至于由此造成的城乡（准确点说是“贫富”）间知识方面的差异，进入大学后，很容易弥补的。中学阶段，主要任务应是养成求知的欲望以及学习的好习惯。

之所以反对标准化教学，因在我看来，教育必须接地气。今人喜欢谈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似乎二者是天生的一对，绝配。其实大谬不然，前者如滚滚洪流，势不可挡；后者则势单力薄，正苦苦撑持。半个月前，我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演讲，谈及此话题，提醒越来越国际化的听众，我们的使命是：记得乡土、记得乡音、记得父老乡亲。在中学语文教育中，此立场最好能有所体现。

人类几千年文明，教育贯穿始终，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年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理念与方法。教育必须与时俱进，但同时教育也必须有所保守。不是所有新技术一出来，就必须马上应用到教育上的。我常感叹，都说中国人保守，其实不对，中国人太趋新了——对于新技术，更是一种近乎盲目崇拜。看一下我们的城市面貌，我们的家居设计，我们的日常话题，我们的教学方式，你就明白，这是一个“趋新”远大于“保守”的民族。而在我看来，文化需要保守，风度需要养成，教育需要积累。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提及法国人让-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胆战心惊：信息化时代知识传递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文化迅速普及，同时“敲响了教师时代的丧钟”（第111页）。后来我想清楚了：新技术确实改变了世界，包括教学模式，但“因材施教”的理念并不过时。总有一天，整天对着屏幕读书写作的师生们，会怀念那种有点嘈杂、有点忙乱的“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科技发展了，但传统教育重“个体”讲“熏陶”的宗旨，依然有效。

回到本次演讲的题目，语文教学的“魅力”显而易见，至于“陷阱”，同样值得重视。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可到具体论述时，往往光说好的一面。前进路上，除了霞光万丈，还有遍地荆棘以及沟沟坎坎，不能视而不见。就好像前面提及的课件或慕课，不能因其技术及文化上的巨大优势，就忽略其可能存在的若干盲点。对于我来说，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面对面”的教学方式，以及师生从游的校园生活，永远让人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