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例：“道路以目”。
这个案例由于是个广为流传的成语而众所周知。这个成语来源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讲的是周夷王死后其子周厉王姬胡继位，为了改变朝廷财税状况，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据《史记》记载，大夫芮良夫就此规谏厉王，说：“王室恐怕要衰微了！那个荣公只喜欢独占财利，却不懂得大祸难。财利，是从各种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是天地自然拥有的，而有谁想独占它，那危害就大了。天地间的万物谁都应得到一份，哪能让一个人独占呢？独占就会触怒很多人，却又不知防备大祸难。荣公用财利来引诱您，君王您难道能长久吗？做人君的人，应该是开发各种财物分发给上下群臣百姓。使神、人、万物都能得到所应得的一份，即使这样，还要每日小心警惕，恐怕招来怨恨呢。所以《颂诗》说：‘我祖后稷有文德，功高能比天与地。种植五谷养万民，无人不向你看齐。’《大雅》说：‘广施恩泽开周业。’这不正是说要普施财利而且要警惕祸难来临吗？正是因为这样，先王才能建立起周朝的事业一直到现在。而如今，君王您却去学独占财利，这怎么行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人称为是强盗；您如果也这样做，那归服您的人就少啦。荣公如果被重用，周朝肯定要败亡了。”
然而，厉王根本不听劝谏，还是任用荣公做了卿士，掌管国事。由于周厉王实行了“专利”独占政策，周都镐京的国人对之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国都里的人都公开指责厉王，可谓是怨声载道。此时，召穆公报告厉王说：“百姓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了！”厉王听后，大怒，叫人寻得卫国的巫者，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巫者将这些人报告厉王，厉王就杀掉他们。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彼此只能用眼睛互相望一望而已。这下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终于不敢说话了。”召公回答说：“这是堵他们的口。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厉害。河水堵塞而冲破堤坝，伤害的人一定很多，百姓也象河水一样。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通它，使它畅通，治理百姓的人，要放任他们，让他们讲话。因此天子治理政事，命令公、卿以至列士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盲者朗诵诗歌，朦者背诵典籍，各类工匠在工作中规谏，百姓请人传话，近臣尽心规劝，亲戚弥补监察，太师、太史进行教诲，元老大臣整理阐明，然后君王考虑实行。所以政事得到推行而不违背事理。百姓有口，好象土地有高山河流一样，财富就从这里出来；好象土地有高原、洼地、平原和灌溉过的田野一样，衣食就从这里产生。口用来发表言论，政事的好坏就建立在这上面。实行好的而防止坏的，这是丰富财富衣食的基础。百姓心里考虑的，口里就公开讲出来，天子要成全他们，将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行，怎么能堵住呢？如果堵住百姓的口，将能维持多久？”
厉王不听。于是国都里的人都再不敢讲话了。既然国人不能用言论改变厉王的“专利”独占政策，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拿起武器了。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居住在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为此，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镇压“国人”。这时，有一个臣下对周厉王实话实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在众叛亲离下，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国人暴动”事件。
“国人暴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周厉王因惧而逃，导致天子缺位，政体变更。据记载，国人攻进王宫时，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穆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在大臣周定公、召穆公的劝解下，国人平息了一些怨恨，纷纷离去。此时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这个历史事件在一个政治学者看来，其意义在于：在天子缺位的情况下，周公和召公合同六卿合议共同执政，改变了周天子一人独裁的政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头制”。大家知道，古罗马也有双皇帝制。这说明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文明体尽管地缘隔绝，但由于人性相通，不同的国家可能发生同一性质的历史事件、创立同一类型的政治制度。另外，据《史记》记载，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中华历史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发生“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的这一年，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对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这则经典故事，每次读后，我都极为感慨。中国古代先贤深知权力垄断、财富垄断以及言论垄断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尤其是对统治者自身带来的危害和灾难无法估量。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道理，数千年来统治者们大都利令智昏、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飞蛾扑火。令人最为担心的是，时至今日，一些手握强权、重权貌似威武雄壮的执政者，好像仍然执迷不悟，好像还在准备前赴后继。
正例：“百家争鸣”。
与“道路以目”相比较，“百家争鸣”更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
只要是稍微熟悉中国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百家争鸣”发生在中国历史上周朝的春秋战国时期，而周朝又分为“西周”（公元前11世纪中期至公元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两个时段。“百家争鸣”发生在东周的春秋战国阶段，与西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么，东周和春秋是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历史事件为标志开始的呢？
据史载，公元前781年，周幽王继位。幽王废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与犬戎进攻幽王。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中国历史上“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失信于诸侯，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周幽王之死标志着西周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周天子中央权力的开始走向衰败、式微。
周幽王被杀后，申、缯等诸侯见目的已经达到，而此时郑、卫、晋等诸侯率领的勤王之师也赶到，于是，申侯与缯侯与外面的郑、卫、晋等诸侯里应外合，大败犬戎，犬戎退走。申、缯、卫、晋、郑等诸侯立周幽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与此同时，虢公翰等王朝大臣立王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这样就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但是列国中绝大多数只承认周平王，而不承认周携王。周平王21年（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杀周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据记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以此为标志，周朝历史进入了东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56年）阶段。
一般认为，周平王元年的公元前770至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为春秋时期。与此同时，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为标志，东周又进入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曾经编了一部记载当时鲁国历史的史书名叫《春秋》，而这部史书中记载的时间跨度与构成一个历史阶段的春秋时代大体相当，所以后人就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期，基本上是东周的前半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 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东周又进入战国时期后，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最后形成了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的格局。“百家争鸣”就正是在这个样一种周王朝由强转弱、由盛而衰，中央对诸侯国君的权力日渐失控，诸侯国之间互相杀伐、征伐、兼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格局下产生的。
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人们首先提到的是儒家，其次是墨家、道家，还有法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方技家等。受篇幅所限，本文对于各家思想就不展开论述。
反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儒家掌故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儒家尽管是由孔子创立的，但孔子崇拜的对象是“文武周公”。中国历史上记载文王奠基、武王定鼎、周公主政。正是由于文王、武王作为君主展现了孔子尊崇的仁义原则，而周公为周朝制定了礼乐等级典章制度，这就使得孔子以后的儒家学派奉周公、孔子为宗，这样，历代文庙也以周公为主祀，孔子等先贤为陪祀。这一状况到了唐开元时期，唐玄宗李隆基作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以孔子为主。此举将孔子推向了儒家学派的顶峰位置。
孔子创立儒学以后，不论是孔子本人在生之时，还是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孔儒都是屡挫不兴。战国时期受诸侯国君重视的是兵家和法家，儒家被每日面临征战、杀伐的诸侯国君们视为腐儒而加以嘲笑和鄙弃。统一中国的秦始皇重视法家、拒绝儒家，汉朝开过帝王刘邦极其鄙视儒生。汉初董太后偏好黄老无为之学而鄙弃儒学。只是到了汉武帝执政之时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帝制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
董仲舒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进一步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他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儒家思想范围内的，都不许其发展下去，都不允许其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这样，那些乱七八糟的教派和学说就不会再来迷惑百姓，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才能显示出地位。老百姓也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教育子孙后代。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用思想统一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应该统一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上，百姓也知道该遵循什么，怎么做了。只有政治统一才能长治久安。因此，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
反例：文字狱。
所谓文字狱一般是指专制皇权社会，皇帝及其走狗、鹰犬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其目的是用这种手段诛杀异己和政敌。本文所列举的文字狱的案例主要是中国古代发生的，不包括中国现代的文字狱。
据《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以腰斩。魏末嵇康因《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称“国史之狱”。北宋文豪苏轼因《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得罪当权者，以包藏祸心、谤讪时政的罪名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史称“乌台诗案”。翰林学士张钧是金朝有史可查的一个文字狱受害者。因为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深自贬损”的诏书，被萧肄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公元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身为高僧的宋恭帝赵㬎怀念宋朝，写了以下的诗句：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元朝皇帝看过此诗后，认为赵㬎是在“讽动江南人心”，下诏赐死赵㬎于河西。
明太祖朱元璋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十分讨厌“贼”、“寇”等字眼，又因为他当过和尚，所以对“光”“秃”“僧”这些字都非常讨厌。有一次，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书上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赞美朱元璋。朱元璋却牵强附会，硬认为“光”是指光头，“生”就是“僧”，是在骂他当过和尚，“则”与贼近音，意在骂他是贼，竟下令把徐一夔杀了。
清朝时期的文字狱空前绝后。顺治帝兴文字狱7次，康熙帝兴文字狱12次，雍正帝兴文字狱17次，乾隆帝兴文字狱130多次。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乾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作者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拍马屁不得法，犯了忌讳，而遭杀身之祸。
正例：清末民初的言论自由。
清朝在其鼎盛时期，皇帝大发淫威，屡兴文字狱。但到了王朝衰败之时，打杀言论、兴办文字狱的能力就大大缩减，此时，言论市场则应时而开，但言论开放市场的过程是在民间反言论钳制与皇家行言论钳制的相互斗争中展开的。
从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大清的言论管制实际上就已经失控了。随着与外国交战一败再败，加上太平天国的内创，再加上洋务运动的器物技术的引进，晚清帝国的言论管控的堤坝已被冲决。甲午中日战争惨败后，民族危亡激起的戊戌维新变法尽管流产，但这也只是大清帝国生命垂危前的回光返照。洋务运动中的一个产物就是学习西人办报。而报业新闻人的自然属性就是追求言论自由。为了钳制新闻自由，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近代第一部新闻法《大清印刷物专律》，其中提出实行报纸注册登记制度、制定“讪谤”条款并赋予行政长官可封闭印刷所的权力。
《大清印刷物专律》的颁布，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而是为了管制言论自由。随后，巡警部颁布《报章应守规则》，除了对报纸的登载内容作出种种限制外，还明确规定创办报纸必须要经当局批准。该规则一经公布，便遭报界普遍反对。《申报》刊载文章对该规则予以批驳：报馆议论国事，是职责所在；报纸不是政府的臣属，政府无权禁止报纸的言论自由；规则所指“不得诋毁宫廷”，违背了立宪精神；“不得妄议朝政”，更是政治上专制。迫于报界对该规则的强烈反对和概不遵守，该规则落得一纸空文，形同虚设。为此，大清帝国重新制定新规，于1907年9月颁布《报馆暂行条规》。该条规对禁止刊载的事项稍微作了一些修改：如将“不得妄议朝政”改为“不得登载淆乱国体事项”。
1908年3月颁布的《大清报律》，是晚清报律的集中展现。该律规定：开办报纸实行注册登记制，同时必须缴纳保证金；扩大报纸禁载事项范围，“凡谕旨章奏，未经阁抄、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最具钳制性的当属实行新闻预检制度，即：报纸在出版前必须将报样送至官署审查，经审查之后方可发行。此律颁布后，立即引起了报界的强烈反弹。各报馆拒不遵行，外国报纸更是不予遵守。1910年，晚清政府将修正后的《大清报律》更名为《钦定报律》，颁布实施。但更名后的《钦定报律》仍然遭到报界的抵制和弃置，各报都无视报律禁载规定，一如既往地揭露和批评晚清弊政，有鉴于此，晚清言论自由以及言论市场已经开启。
1911年辛亥革命过后，除了紫禁城内已经退位的儿皇帝溥仪作为皇权残留仍然存在，南北两方同时出现了南京以孙中山为首脑的临时政权以及北京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政权。在这样一种土崩瓦解、沧海横流、群雄并起、瞬息万变的状态下，民国初年的言论市场和言论自由状况呈现出一种一个个短命的权力当局欲管控言论但又无力做到，言论市场恰好借机放任自流、百态纷呈。据此，我把清末民初的言论市场归属于“正例”范畴。
据史载，袁世凯正式执掌北京政权后，为了加强集权, 与各党派尤其与国民党的矛盾日益尖锐。随着双方的政治军事冲突升级，袁世凯感到舆论控制至关重要，为此，北京政府相继查封了一批反对或只是批评当局的报刊。1913年 8月 5日，据北京政府内务部密报，仅京师警察厅就查禁了《民主报》、《民国报 》、《亚东新闻 》、《华报》、《京话日报 》、《爱国报 》等报纸。对于外省报刊，则一面禁止销售派送，一面通知各省查禁。在袁世凯政权统治区域内，当局还抓捕监禁报人，河南都督张镇芳杀害了开封《民立报 》和 《自由报》的主笔主编。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也不例外。鉴于报刊言论的自流泛滥有碍于政局稳定，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在废止大清报律之后, 颁行 《民国暂行报律》三章，要求一律限期注册，并规定：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调查失实, 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此举引起全国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团体、报馆和名流如章炳麟等，纷纷通电致函，表示强烈反对。迫于压力，孙中山不得不下令取消暂行报律。
另外，虽然当时有很多记者遭到军阀打击、迫害，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并没有遭到所“攻击”对象的报复。还有，政局的混乱使得统治者无暇顾及报业新闻和驳杂言论。民国初年各家报纸的口诛笔伐则主要涉及的是军阀个人或某些利益集团的名誉，军阀个人一旦对报纸实施强硬的管制甚至报复，就会招致其他政客的攻击，这就得不偿失，因此，军阀和政客在新闻问题上一般都不敢莽撞、造次。因此，清末民初的言论市场呈现出一种繁荣多彩的景象。
反例：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及之后
1949年以后的大陆中国（除台湾、香港、澳门外）的言论市场的评估问题是一个极其令人为难的问题。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言论状况在互联网的支撑下有所改观，但1957年及其之后发生的一些反言论自由的事件，使得我不得不把这一时段反言论市场的案例归属于“反例”。
众所周知或年过八旬的人都会记忆犹新，1957年，毛泽东主席一开始要求民主党派以及知识分子在党的整风运动中积极主动向党提意见，但当民主人士以及知识分子真的掏心窝向党提意见的时候，毛泽东则判定这些意见是反党，必须予以打击，于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国发生了一场反右派运动，至此，党外人士就被剥夺了向党提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和机会，相伴随的，也就失去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
如果说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取缔了党外民主人士的言论自由权，那么，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席提意见被判定为党内右倾，则标志着党内民主以及党员的言论自由权被取消。
此处尤其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习仲勋所蒙受的文字狱冤案。
1962年9月24日至26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当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冤案发端于彭德怀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公正审查和处理自己问题的长篇申诉。1962年4月16日，彭德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即所谓的“八万言书”。8月22日，即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再次致信毛泽东、党中央，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又被认为是彭德怀利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势和国内发生了困难而借机翻案，是向党的新进攻。8月5日，毛泽东点名批评彭德怀。参加会议的一些人也认为，彭德怀逼着中央全会来讨论他的问题，是向中央挑战。由此引发起一场气势不亚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对彭德怀所谓“翻案风”的激烈批判。
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同时结束。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听到了有关《刘志丹》小说的汇报，即利用一些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及其妻子李建彤，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志丹》小说问题进一步升级，批判“翻案风”浪潮甚嚣尘上，一个现代文字冤狱的铸成已经在所难免。9月24日上午，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开幕，毛泽东发表讲话时，收到了康生递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便在讲话中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这场飞来横祸，使习仲勋陷入极端苦恼之中。他回到家中后，整日沉默不语，暗自伤神。1963年，他作为中央党校的特殊学员，单独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叫“西公所”的地方，闭门思“过”，接受审查。1965年12月，
至于以“四大”标榜的“文革”过程中的言论自由问题，其实是一个讽刺。在“文革”中，舆论一律，言论绝对一边倒，任何人只能发表拥护毛主席的言论，否则就被立即以现行反革命罪予以打倒。
改革开放以来的言论自由状况如何，这是众所周知和亲身经历的，故，本文不做介绍和评论。
有关晚清以来我国的言论自由以及言论市场状况，我在研究这个问题过程中看到一个表格，引录如下，可能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所启发和帮助：
资料来源：“让子弹飞回来15”的博客：《中国近代以来言论自由度比较表（2014-06-22）》
综上所述，我国自周朝以来言论市场从时间长度来衡量，久衰短兴；从总量规模上来考察，闭多开少。为什么中国自古到今言论市场久衰短兴、闭多开少呢？其原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是本文必须直接面对、不可回避的问题。
通过考察我国言论市场几千年来兴衰开闭的历史事实，我们发现，造成言论市场衰微、关闭的原因大致是：
第一，以家天下为主体的垄断皇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永驻不辍乃至“万世一系”（“万世一系”是秦始皇的中国梦），对于反对和批评这个垄断权力的任何言论都要施加打压和迫害。这样事例自周厉王杀人“止谤”，到当今之世因言获罪，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第二，自汉武帝、董仲舒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孟之道成了中国垄断皇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孔孟思想大一统与垄断皇权大一统相互支撑、相互利用，对于那些不符合孔孟之道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任何言论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专制皇权以及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就会祭旗儒家正统大旗对之施加围剿、杀伐。从孔子杀少正卯、秦始皇焚书坑儒，到1957年反右派，其时间尽管相隔两千多年，但事件的性质却基本相同、差异不大。
第三，在这样一种大一统（统一思想、统一言论）的专制强权打压下，中国国民的社会心理完全扭曲。儒家提倡敏于行而讷于言。在专制强权之下，人们深知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在当今中国，邓小平主张不争论，江泽民鼓励闷头发大财，习近平总书记告诫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等这些都不利于言论市场的发育和开启。
然而，在中国数千年漫漫长夜里，导致言论市场短暂兴起和开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通过考察我们发现：
第一，言论市场的兴起和开启都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所谓汤武革命）、朝代断裂、天下大乱、土崩瓦解、群雄四起之时。在这样一个乱世，大一统垄断特权崩塌了、粉碎了、离散了，想发言说话的人、能发言说话的人已无畏惧、顾忌，敢说话了。这样，言论市场随即兴起和开放。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清末民初的言论自由就是两个典型案例。
第二，在万马齐喑、“道路以目”的大一统强权横行嚣张之时，还有一批不平则鸣的仁人志士，用鸡蛋碰石头的决心和勇气去撞专制权力的“铜墙铁壁”，他们路见不平一声吼，他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们尽管付出了生命和鲜血，但他们的这些行为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和言论市场的开启增添了资源和动力。
三、言论市场与中国未来
以上是对中国的言论市场兴衰开闭的历史过程所作的一个粗线条的回顾和梳理，并对其原因作了一些肤浅的探讨。现在让我们回到中国社会的现实，让我们看一看言论市场在当前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生存状态以及未来的演化态势，为此，下面提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和思考：
1、中国社会现在和未来需不需要言论市场？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大致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正在市场化道路上迅猛前进，言论市场是中国社会市场化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人人皆知，要创新，就应该有一个言论自由流通的市场竞争环境。
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前任总理温家宝于2012年6月11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以《积极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战》为题所作的讲话中所说的一段话，他说：“要提倡学术争鸣和创新。要提倡富有生气、不受约束、敢于发明和创造的学术自由。学术研究要鼓励争鸣，因为只有争鸣，才能激发批判思维的产生。批判思维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它不迷信任何权威，只尊重真理和规律；不盲目接受任何一种观念和经验，而是经过认真的比较和分析，根据当时与当地的实际，取其有用成分，除其过时或不适宜的部分。批判思维是创造的基础，没有批判，不可能有创造。要尊重个性。一个没有个性的社会是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大家按一个调子唱歌，没有创新，产生不了新的科技成果，也不会有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繁荣昌盛，关键在于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潜力和独立思考精神能否得到发挥。否则，社会进步就会停滞或遭到扼杀，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有思想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科技进步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一些，也是有限度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没有人民主动性的国家，必然在竞争中失败”。更何况，现在世界上比较富强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财富市场比较发达，言论市场也很发达。
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这个观点的人物是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2011年12月间召开的中国财经年会上，科斯在视频致辞中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这是我们称之为“边缘性的变革”，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了中国。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
正如我在本文前面所说的，科斯先生是一位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在谈思想市场时主要是把思想市场的自由开放与技术制度的创新关联在一起。科斯先生的观点主旨是：市场经济的拓展和繁荣需要技术和制度不断创新来支撑，而创新的前提必须具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
另外，支持这一观点的相关依据是：言论自由以及言论思想就像商品在自由市场上一样应该自由流通，这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我国宪法第35条赋予了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开放言论市场是对人权的一个落实和保障。
还有，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言论自由和言论市场也是一种软实力，为了与发达国家相竞争并取得优胜地位，开放言论市场对我国的繁荣富强很有必要。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不需要言论市场，尽管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市场化轨道上迅速拓展，但言论自由必须严格管控。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特色理论，四项基本原则已经入宪，任何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言论都在管控和打压之列，这就是为什么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出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的原因。
2、接着上面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主张开放言论市场的一方凭籍什么去开辟言论市场？同样，主张关闭言论市场的一方凭籍什么去关闭言论市场？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我的观察，那些力主开放言论市场的人士可资运用的理由依据和技术支持大致是：经济市场化催生言论市场化，世界人权公约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我国宪法第35条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执政党树立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支持性的讲话（如习仲勋、温家宝等），国家间软实力竞争，以及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网站、自媒体（博客、微博、微信等）等。
那些主张关闭言论市场的人所依托的是：不容动摇的马克思主义、特色理论主流意识形态，以及通过国家强力机构对互联网的严格管控。
3、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在一方主张开放言论市场、另一方竭力关闭言论市场的交互作用下，中国未来的言论市场的命运将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
对于这个问题，根据我的肤浅观察，中国未来言论市场的演化轨迹可能是：第一，执政党根据自身执政和改革的现实需要严格管控言论市场的发育和扩展；第二，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言论市场的空间相应也有一些弹性和拓展；第三，最关键的，我以为，中国言论市场的兴衰开闭，将取决于中国社会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速度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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