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的哲学基础 - 教师之友网

　　真正的学术批评总是有益的。它或者帮助了解所批评的观点，或者让人们明了所批评的学说的失误，或者引起我们对某种理论的注意。甚至错误的学术批评也有益于学术进步，只要这种批评是认真的，因为它能够激发我们去弄清正确的思想本身。

　　今天早上刚看到有人转发张祥龙教授的新书《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出版的消息，下午就看到友人转发的批评文章，接着就读到许多人对于这个书评的议论。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反应可谓迅速而热烈，关注的热度似乎有些超乎寻常，出人意料。我没想到一部严肃的哲学著作会受到如此“热捧”。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见到此书，仅仅凭网上的新书介绍就热切地对之展开评论。但是退而思之，又感到一切皆在情理之中。一方面“家”与“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这基因在最近的一百年间虽然屡受冲击、破坏和摧残，但是它还一直延续在中国人的血脉里，对家的向往和对孝的呼唤一直是我们的心声。另一方面，今天的社会形态和家庭结构似乎愈益让人感受到家的不堪与孝的艰难。正是因为《家与孝》与我们内心深处的关切天然吻合，所以此书一出，立马刺激了人们的“神经”，以至有人刚刚看完网上发布的《家与孝》的简短序言，尚未看到此书的内容，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挥笔写下洋洋洒洒的批评文章。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不根之论也会给众多读者造成误导。

　　诚如张祥龙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是一部在出版社的促动下，基本上由已发表的论文集结而成的书。从目录上看，此书的大部分篇章我以前读过，有些还经过反复阅读。书中原来未发表的部分，我今天读了它们的电子版书稿。张祥龙教授论孝的其它著述我也曾仔细品味，我也曾多次聆听他所作的有关孝道的报告，对他正在进行的这方面工作也有所了解。因此我想结合《家与孝》谈谈张祥龙教授的孝道学说，但不限于《家与孝》这部著作，因为只有了解张祥龙教授的这个研究的一般旨趣和方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家与孝》中的观点。由此，或许可以矫正一些对这部著作先入为主的偏见与曲解。

一、为什么研究孝道

　　《家与孝》的旨趣在于研究孝，探寻孝的哲理基础。其中论述家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因为对家的论述与对孝的论述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正像张祥龙教授在《家与孝》的序言中所说，“对孝现象和孝意识的切当领会或许是理解家和人类独特性的一个关键”，另一方面，孝首先是在家中发生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家是孝的场所或依托，孝的时间和空间（至少首先）在家中敞开，孝的种子在家中播撒，在家中萌芽和生长。但是并非每一种家都适合孝的生存和成长。例如，现在的美国社会总体上来说就没有孝道观念。所以，孔子和儒家在倡导孝的同时也在倡导一种家，儒家的孝和儒家的家是分不开的。儒家的孝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家文化。无家则无孝，无孝则无儒家的家。儒家的家一定是有孝的家。这是张祥龙教授谈孝必谈家的原因。

　　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基石，也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早在西周时代，周王就主张敬天孝祖，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光大先代的孝思想和孝传统，将孝视为道德之根和教化之本。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孝经·广要道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章》）经过孔孟儒学的创造性发展，孝道进入一个全新时代，为后来历朝帝王所提倡，在中国深入人心。秦朝以后，官修正史都立有《孝义传》，表彰孝子，使其名垂青史。汉朝开始推行“以孝治天下”，孝成为社会的核心道德规范。两汉时代，除了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其他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等等，充分显示出朝廷对“孝”的尊崇。“以孝治天下”成为后来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国策。也正因为如此，梁漱溟说：“说中国文化是‘孝’文化，自是没错”（《中国文化要义》）。

　　对比一下孝道在西方的处境，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孝道传统。西方没有《孝经》，更没有以孝治天下的思想。孝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从来没有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古希腊的四主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还是基督教的三主德即信、望、爱都与孝无关。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中没有哪个地方以孝命名，没有哪个城市以孝闻名，也没有二十四孝这样的孝亲典范。在西方因为渎神而治罪的人难以计数。据统计，从1481年到1808年的327年当中，欧洲天主教的异端裁判所就处罚了34万人，其中用火烧死的大约三万二千人。我们似乎未见到基督教国家中哪些人因为不孝的罪名而被判处死刑，也没有听闻哪个西方国家制定过《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当代西方的法学中孝道也仍然是缺位的。例如，凯特·斯丹德利（KateStandley）所著的《家庭法》详细论述了儿童的权利和父母对孩子的责任，但是没有论述子女对于父母的义务，更没有丝毫关于子女孝敬父母的表述。我们未曾见哪个西方国家评选十大孝星或孝亲楷模，甚至也很少看到西方有人以孝为荣。相反，不孝之行在西方社会倒是司空见惯。更有甚者，美国的影视中竟然有人在自己父母的葬礼上开玩笑，有的人甚至拿自己父母的葬礼开玩笑。这在“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的中国人看来绝对是匪夷所思，大逆不道。在美国求学任教多年的李晨阳教授曾深有感触地说：“假如我们要找一个在中西社会伦理方面意见反差最大的问题，那就应该是关于家庭方面的孝道了。”

　　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也是妇孺皆知的事实，既无人质疑，也不需论证和解释。那么孝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却成了一个迫切而重要的课题？这要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谈起。1840年以后，中国屡受西方国家、日本和俄国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奇耻大辱。中国的知识分子反思这场历时长久的灾难之原因，从军事、工业、政治一直到文化，最终认为儒家思想应为中国衰落和不能有效抵御外侮负责。孝道以及与孝道有关（包括家庭）的思想也随之受到批判。不同思想阵营的知识精英都向孝道开炮。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猛烈抨击儒家的伦理思想，指出“忠孝节义”等老教条是“奴隶道德”，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熊十力认为：“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论中国文化书简》）傅斯年亦有“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之说（《万恶之源》）；胡适、施存统、吴虞等人则直接将矛头对准儒家的孝思想，“把中国日益深化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影响所及，致使现代新儒家人士们也基本上不再看重孝道。而西方的现代性思想也歧视孝道，比如，罗素就认为“孝道……是儒家哲学体系中惟一严重违背常识的地方”（《中国问题》）。

　　儒家孝道在当代不仅面临科学、哲学、西方宗教与文化的挑战，也面临着家庭结构和社会变化的挑战。孝道成为当代中国人为之焦虑的问题。20世纪以来，孝道急剧地全面衰退，至六七十年代达到反孝道的高峰。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有所缓和，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氛围的层面上甚至有明显好转，但在商品经济和全球化大潮中，家庭缩小和个体主义的盛行在更深层处蚕食着所余不多的传统。社会中道德的滑坡和一些教育问题的出现，都与孝道的衰退有关。孝道在国人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令人忧心。我国老年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的问题愈加凸显，代际之间养育-反馈关系严重失衡，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老人用以保障其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传统家庭养老制度逐步萎缩；老年人在代际间资源配置（包括医疗资源）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在影响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现实因素中，孝道的缺失是更深层和更根本的因素，因而，亟有必要重新探索孝道在养老及生命伦理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代社会一些结构上的变化（譬如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口老龄化、妇女外出工作）不应当成为取消孝道的理由，我们应在新的条件下探求孝道的现实形态和意义，将孝道展示为传承传统、介入现实和塑造未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研究孝道的迫切性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二、为什么从哲学上研究孝道

　　孝道在当代既面临着理论方面的挑战，也面临着现实方面的挑战。全面回应这些挑战需要多管齐下。张祥龙教授将探求孝道的哲学基础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哲学教授，更因为对孝道的哲学基础的系统研究几乎是缺失的。

　　由于儒家自汉代以后的主导地位，中国历史上对孝道的阐发和广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先秦孔、曾、思、孟奠定孝道的思想根基，而自汉代起，“以孝治天下”的国策更促进了对孝道的重视和研究。仅以《孝经》的研究（它常以注疏的方式体现）为例，董仲舒、孔安国、郑玄、刘炫、李隆基、司马光、邢昺、朱熹、吴澄、黄道周、吴之騄等，都是较有贡献者。近人有徐景贤、王正己、蔡汝堃、林秀一（日本人）等。最近二十几年，国内也有一些直接涉及孝道的研究论文和著作问世，主要关注孝字的含义、孝现象的历史起源、孝道的内涵和演化、对孝道的评价等。

　　西方文化对孝道的正面关注较少，但犹太教不仅对孝道相当尊重，而且有相关的神学研究。西方有一些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黑格尔对家庭做了少量肯定性的阐述，偶然提及孝道。直到20世纪后半叶勒维纳斯的《整体与无限》出版，孝现象在西方才得到短暂的哲学关注。而国外的一场与孝道有关的争论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学者诺曼·丹尼尔斯（NomanDaniels）和英格利施（J.English）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否认孝在人性中的根基，将孝道看作一个过时的文化构建，并进而主张在当今社会-历史条件下应当免除子女对养老和医疗护理的特殊义务。

　　张祥龙教授认为以上这些研究，就其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其精深处也很有思想价值，也是孝道研究必须考虑和借鉴的。但是它们毕竟很少以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本体和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乃至人性本质、意识本质的问题为思考的源头。到目前为止，从哲学学理本身（比如存在论和认识论）对孝道的研究可谓罕见。

　　张祥龙教授对于孝道的专门研究——如果从他在《北京大学学报》（2006.1）发表《孝意识的时间分析》算起，也有十多年了——旨在改变这种哲学本身无孝道问题可言的状态。根据张祥龙教授的看法，孝是亲子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一种，在儒家看来还是特别重要的一种。所谓孝道的哲学基础问题，在他看来，首先是指孝这种行为与人的本性是否有某种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这种人性与人们生存于其中并加以认识的世界又是什么关系？与形而上的天道或终极实在又是什么关系？其次，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孝与人性乃至对世界的认识及对终极实在的领会有关，那么是通过什么途径相关？再次，这么理解的孝道会如何改变我们对哲学基本问题——存在论、认识论——乃至伦理学、政治哲学问题的看法，就像20世纪语言的元哲学地位的发现所起到的作用那样？

　　在张祥龙教授看来，要回答第一组问题即孝是否有先天依据的问题，首先需要更准确地认识人类本性。他认为人类学和认知科学在20世纪的革命性进展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新视野。比如，这种进展表明：人类拥有家庭就像拥有语言一样久远（列维·斯特劳斯），人类与其它灵长类如黑猩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终身的亲属认同，只有在人类这里出现了养老现象，而使用工具和具有某种自我意识（比如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并不是人类的专利，只有人类才有鲜活充沛的历时回忆（episodicmemory）能力，等等。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人类的独特性或本性，以及它与孝意识及孝道实践的关系。他的文章“孝道时间性与人类学”和“孝的发生”探讨了这个问题。另外，张祥龙教授认为哲学史、宗教史、神话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看到亲子关系对于人类世界观的形成和终极问题解决方式的深刻影响。他的“‘亚伯拉罕以子献祭’中的‘亲亲’位置”和“《哈利·波特》中的亲子关系与孝道”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

　　其次，张祥龙教授认为，要研究孝与人性相关的途径，就不能主要依据科学提供的东西，而必须从哲学本身的思想深度尤其是某些新视野来观察了。在这方面，除了儒家的丰厚资源外，西方哲学中的广义现象学也能提供新的思路。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勒维纳斯、巴什拉等人开创和拓展的现象学，发现人的意识具有意向性，而这意向性以及人的生存（存在）意义的源头就在原本的时间性里；更进一步，这种时间性还体现为人的身体化的空间性、与他者的原伦理关系、语言的原结构以及物质本身的诗意。张祥龙教授认为，在这个哲学的新视野中，存在论不再限于范畴逻辑和概念化思维的探讨，伦理学也不限于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具体的生存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身体关系（如两性关系）及血缘关系直接相关。除此之外，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等也与此课题有这样那样的相关性。张祥龙教授的《家庭和孝道是否与人性相关？”》《家—孝与人性》《孝和家如何可能》等文章讨论了“孝”和“家”与人性的问题；《孝意识的时间分析》通过更改现象学的时间视野来探讨孝爱意识如何生成的问题；《海德格尔与儒家哲理视野中的‘家’”和“‘家’的歧异》探讨了儒家与海德格尔哲学在“家”哲学方面的相互呼应与相互批评。

　　张祥龙教授指出，如果的确能够发现孝的哲理基础，那么就会在当代思想语境中深化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解。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不仅是由于人有理性思维（新的研究证明黑猩猩等高等猿类也有相当理性的思维。参见《黑猩猩的政治》），也不仅由于人有广义的语言能力（现已证明黑猩猩可以学会非语声的初级语言），而且还因为人有孝亲意识和终身的反报行为。由此，在张祥龙教授看来，以孝为源的“伦理”“道德”，并不止于以存在论和认识论为前提的“价值哲学”、应用哲学，实际情况倒是，这伦理本身就是原发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它表明有性别可言、生发出家庭及孝道的阴阳存在论和时中化的认识论，相比于西方传统的自立实体论和主客认识论，更加合理，也更加接近生活世界的真实，起码两者各有道理，各有自己的哲理范式。所以，张祥龙教授关于孝道的研究也是从人性的深度促进中外哲学的相互渗透和交流。

三、张祥龙教授在孝道研究上的突破

　　如前所述，张祥龙教授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当代哲学和科学的新启发来澄清孝道与人类本性的关系。他倾向于认为孝道与人性有某种内在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不像孟子讲得那样简单明了。在他看来，当我们从人类进化和人类家庭关系的特点等多重角度打量孝现象时，它呈现出某种不可忽视的复杂性，甚至是脆弱性。由此，他认为荀子式的观点即孝行是后天人为努力造成的，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引入更广阔的人类学视野，特别是现象学的时间观、现代语言观的思路，并将它们恰当地运用于孝道理解以后，孝道就的确显示出与人类本性的内在关联了。他认为其中的关键就是认识到亲子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时间关系，比如代际时间关系，或生育抚养与反抚养、慈爱与孝爱的交织时间关系，同时在现象学时间观的启发下阐发出这种生命时间关系与人的内时间意识或生存时间境域的关系，并明了人的本性就在这种内时间流或生存时间域中构成，那么就会清楚地看出孝现象及孝道与人类本性的相关了。他的《孝的艰难与动人》一文触及到这个方面的问题。

　　张祥龙教授研究孝道的方法和手段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的、实证的，另一种是哲理的和思想探索的。为了回答“何为人类特性”这样的问题，就必须诉诸相关的科学研究，因为人类学、社会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关于人性的一些传统说法显得不准确或过时了，而且这些新进展还能从正面揭示许多理解人性的新事实和新可能。他认为哲学上的适当方法和学说对于孝道研究更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它们，首先就难于从大量的科学事实、有时甚至是互有冲突的事实中，找到真正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东西。其次，即便找到了它们，也难于做出有见地的解释。如果科学在此可以代替哲学，那么迄今人类学、社会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为何一直未直面孝道问题就是费解的了。

　　张祥龙教授在孝道研究中所选择的主导问题和相关问题，相比于前人的研究，几乎都有明显的突破和创新之处。他在现象学的纯哲理视野中提出孝现象、孝道与人类本性的关系，这是迄今无人处理过的问题。而通过这样的孝道研究路径提出的问题，比如怎样在现象学中找出可用来理解孝道的思想资源的问题，在儒家与其他宗教、神话的孝道观对比中如何找到深入理解孝道本质的线索的问题，乃至通过这种孝道观怎样来看医学实践和老年关爱等，就都不是寻常的问题，而带有它们各自的新鲜感和独特视角。

　　张祥龙教授在孝道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如前所述，虽然有人类学、现象学等学科的事实的和思想的支点或依据，但就这些观点本身来说，是全新的。他认为孝现象主要源自人类的时间性意识和时间性的生存方式，并因此而有某种先天依据，但又需后天的适时引发，引发之后会对人的意识结构本身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可将孝称为人的“待发天性”，这种看待孝的观点在现代学术界还未见过。而且，他在儒家的有关文献比如《尧典》《中庸》《周易》等中发现了这种解释的多重根据，将先秦人讲的“天时”与孝道之时性联系起来，并在西方哲学家如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勒维纳斯对于西方经典的解释中，看到内在时间因素也活跃在对亲属关系的理解里，这些都有很有新意的、打通存在论与伦理学的观察。

　　张祥龙教授的孝道研究的特点之一是结合科学与哲学、打通中外。他从人类学、社会生物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医学伦理学的进展中得到关于人性特征和养老现象的研究成果，并使之融入现象学的哲理探讨，尤其是通过现象学的时间观和语言观来消化这些成果。他的孝道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当代的学术思想与古代的文献打通，放弃事先带有的硬性理论框架，而直面文献的意义世界，让其意思自显。他认为中国与外国文献包含的语言和哲理的差异应被高度关注，小心对待，但毕竟要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因为孝现象是与整个人类的特性相关的身心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范式中都有它的体现和折射。所以他不是现成地运用古、今、中、外的资源或视角，而是从居间视野来看“亲亲”“家”和“孝”。当然，这些研究是建立在他学贯中西、汇通古今的渊博学识基础之上的。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最富根基的。张祥龙教授对于孝道的理解如果能够有实质性的进展，也就是既能从哲理本身上加深对它的理解，又能从文化间、宗教间的关系上加深对它的理解，那么势必会很有助于说清楚中华传统美德的人类合理性，也有助于证明孝道的普适性，从而展示它在这样一个文明国家相互打交道、相互较量的时代的普遍感召力。

　　孝道又是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为之焦虑的一个问题。张祥龙教授的研究，即从思想和哲理上厘清孝道的本质，特别是它与人性的关系，孝心（孝意识）出现的条件，将很有助于我们认识孝道在今天处境的原因，从而采取明智的应对措施。如果张祥龙教授对于孝道的研究能够成立，那么孝道就是人类本性的表现。有了这种认识，我们会从根本处促进孝道在关照老人中的作用。中国解决困扰文明社会的养老问题，不能完全袭用美国或西方的社会化方法，不可被任何异化于家庭的机构和金钱购买来代替，而轻易放弃行之数千年有效的传统。传统需要改变自身以适应当代环境，但当代生活也需要适应自家传统和利用传统的优势。如此巨大的老年人口要全靠社会化来照顾，既不经济、不环保，也不很人道或仁道。就此而言，张祥龙教授对于孝道的研究也将有助于大政方针的制定。

　　张祥龙教授对于孝的哲学基础的研究仍在进行当中，他的思想也仍在发展之中，我们期待看到他在这方面更多富有启迪性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