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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赵树功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138.00元 |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范畴，对此，当代学者们已经做过不少探讨。诸如形神、风骨、意境、气韵等等，都有人作过专门而又深入的研究。然而，如何从中找到一个包容更为丰富的话题，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文化特色，还需要学者们做出更大的努力。赵树功教授《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的出版，无疑是近年来产生在这一领域的一部优秀著作。
相比较于形神、风骨等诸多古代文论词汇，“文才”也许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晰的理论范畴，相关的古代文献在这方面的表述颇为复杂，我们与其将“文才”当作一个古代文论范畴，不如将其看成是“文”与“才”这两个词汇组合而成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无论是“才”还是“文”，两者都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同时二者又涉及到了中国文论话语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第一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人”，第二是作为创作客体的“文”。因而，在“文”与“才”这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巨大理论张力，也就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讨论空间，从而具有探本穷流的意义。
树功教授的这部大著，其主题词语为“文”“才”二字，在这两者之间，又以“才”字作为最核心的概念，这不独是此书论述的重点，也是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的基本特征。何以如此？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文”只是天地宇宙的外在表现，只有“才”才具有初始的、本原的和本质的意义。中国古代哲学中将天地人并列为“三才”，从本质上所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在这里，“人”之所以能够和“天”“地”并列，又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对于人的主体的高度重视。从天地的本原出发来看万物的形成，从人的本质出发来看文明的发展，正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而“才”的内涵在这里又不仅仅局限于此，它同时又包含了万事万物之所以发展的动能，是在其本原和本质之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品格。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这里，“三才”不仅仅包括“天”“地”“人”，还包括“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亦即“阴与阳”“柔与刚”和“仁与义”。在此基础上，树功教授又细致地讨论了“三才”与“文”之关系，他在分析了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的相关论述后指出：“天有才则天有文，是为日月星辰；地有才则地有文，是为山川物色；物有动植，呈为声貌，皆有其文；人列于三才，其言立文明更是自然之道，此即三才生化、三才皆文。”在我看来，树功教授大著最用力之处，就是从文字学、文献学和哲学思想层面，对“才”字的本原意义和丰富内涵做了细致的梳理，并阐明了它与“文”的关系，这为建构中国古代的文才思想理论、也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从事物本原的角度入手来探讨“才”这一概念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将其简单化，而恰恰要说明它在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领域中所呈现的复杂性。因为“才”毕竟不同于“初”，也不同于“道”，而是“源自本初确定者”，为“主体的质地、性质”，“这种本然的质性是才最为基元性的意蕴，具有禀赋性，依照古代哲学的解读即为才出于天赋；绳以近世科学的阐释则为才关乎气血基因”；“才不是一种可以直观定型、独立于主体感知能力之外的存在，它以主体禀赋的有机融结为基础，是主体完整心智结构系统及其良性运动状态的呈现，其运动涵摄着天赋与人事，因此才具有天人统一的特性”。树功教授认为：“才”是“心智结构系统与学力的统一”，在这个统一的结构里，“才”与“性”“情”“气”“力”等都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此，不仅对“才”做出了更为明确的文艺学美学定位，也将“才”纳入到以人之本体为核心的系统中来，并且将其与“性”“情”“气”“理”等一系列范畴联系起来，与文学创作中的兴发感动、神思妙笔等活动相连接，从而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文才思想阐释体系。从这里，可以看出树功教授鲜明的理论建设意识。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也许会对树功教授的这部大著从整体结构上有更好的把握。全书分为序编、余编和正文三编共五个部分。序编是整部著作的理论基础，其内容已如上述。正文三编，则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文才思想的方方面面。大体来讲，第一编是从自然天赋与社会修养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才”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第二编主要从主体素养的角度来分析“文”与“才”的关系，包括才与学、才与识、才与法。第三编则从创作论的角度讨论“文”与“才”的关系，包括才与思、才与体、文才与涵养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到中国古代的“文才”思想，其关键词虽然为“才”，但是所有这些有关“才”的论述，只有在对“文”的观照之下才得以呈现，才可以理解。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大特色，它所面对和讨论的对象虽然是“文”，但是它却把“文”的创作能否成功的一切都归之于“才”，把所有关于客体所呈现的面貌看作是主体的外在显现，从主体的角度来把握客体，主体的完善在中国文学创作过程中因而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也正是在这种主客体相融合的互动中，显示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阐释的空间，而作者正是依靠这些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实例，从多方面多角度纵论中国古代那些著名作家之“才”的各种特征和各种表现。
要而言之，以洋洋近90万字的篇幅纵论中国古代的“文才”思想，该书已经建构起了一个较为独特的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体系。它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讨源探流，出经入史，把握住了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内涵最为丰富、也最有代表性的“文才”这一关键词，通过对它的深入剖析和系统观照，为阐释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学思想作出了新的开拓，这无疑是建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当然，这部著作也有不足之处，就我来看，也许是由于中国古代关于文才思想的相关论述过于丰富，作者的论述显得有些繁复，似应再做更好的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