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教育具有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的功能。因而，无论是在官方的话语还是老百姓自己，都比较注重教育事业。通常情况下，我们习惯于认为贫困地区受教育程度低是致贫的重要原因，强调教育与贫困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依此思路将提高贫困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中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之后，一直在倡导教育扶贫。2016年，教育部制定了首个《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实现贫困地区“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的目标。
2018年，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两部门制定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提出以“三区三州”为重点，以补齐教育短板为突破口，以解决瓶颈制约为方向，多渠道加大对“三区三州”教育精准扶贫的投入，切实打好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战。
加强职业教育也是教育扶贫的重点，在《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中将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但以我了解的情况，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重点仍然放在提高受教育水平上。各地拿到资源之后，钱最多花在建操场、宿舍、买硬件设施。在一些辍学率较高的深度贫困地区，甚至出现将钱花在提高学生的在校率上：即变相的“控辍保学”。具体操作方式为：快到检查的时候，学校的老师、帮扶机关的工作人员，下乡家访，出钱让这些不愿上学的孩子回学校呆一段时间。等检查期一过，他们想呆在学校也行，回家也行。结果自然是绝大多数都回家了。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不会起到任何实际的效果，而且浪费资源。
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然责怪地方的落实方式，绝大多数相关工作人员确实投入和付出了很多，他们也会因为自己劝回了一个好学生而感慨不已。在上级政府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引，而地方政府自身能力有限，同时又面临高压考核的情况下，将到手的资源快速花掉，而且要花得“看得见”，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理性选择。那么，深度贫困地区的受教育情况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教育不足？如果是教育程度低，那么应该将他们的教育程度提高到什么水平才有利于摆脱贫困？是不是所有的学生上了大学就能摆脱贫困？
在我看来，教育程度高有利于摆脱贫困，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律。但当其嵌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当中，其解释力或者对于解决问题却没有实际性的指导意义。以深度贫困地区怒江州为例，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受教育程度低导致人们贫困，而是教育断层。教育断层与教育不足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继续升学的可选择性少，大部分毕业生只能停止学业，过早进入劳动市场。导致了前期受教育的效用在就业环境中无法发挥，被浪费。具体表现为缺乏中、高职业教育供给，导致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就业受限。他们可选择的工种和受教育程度更低的父辈几乎没有差别。而教育不足主要强调的是受教育程度低。
因此，我认为：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应将中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断层连接起来，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抓手，保学控辍的同时，将职业教育作为贫困地区学生继续升学和未来就业的突破口。我的这个想法主要受到三个男生经历的启发，他们的经历更能说明教育断层的现实内涵。
男生A，高中学历，云南怒江人。高中毕业，没考上一本、二本的大学，三本和大专学费太贵，便外出打工。毕业四五年期间，和村里人一起，去过江苏和福建，跑工地、做农民工。最后，吃不了那份苦，回怒江跟着亲戚的建筑队跑工程，到处建房。
男生B，同样是云南怒江人。上学成绩不好，家里人认为他即使上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连中考都没考，便将他送到保山中等职业院校，3+2，五年学技术。听别人说，他学到的东西还真不少，回家之后还会蒸馒头和糕点，也学到了一些汽修技术。后来，他选择将测绘与画图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这两年，每个假期他们都会被送到东部发达地区实习，他去了厦门、珠海、无锡等各大城市。见到我时还骄傲地说：“以后我们进厂，不是做流水线工人，我们以后是可以管理他们的，因为我们有技术和文凭。而且，要是想继续读，也可以和大学生一样是个本科生。”
男生C，江苏扬州人。同样是3+2，上职业学院。工作三年，现已成为车间主管，据说职位仅次于车间主任。
在像怒江这样深度贫困地区，我接触和认识的人当中，A这样的最多；B这样的这几年开始出现；C类型的极少，可以说我既没听过也没见过。相反，在扬州C这样类型的年轻人很常见。
明确了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重要发展方向之后，如何办好、增强职校学生的获得感成为关键内容。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为什么贫穷》的社会记录片，其中有一集专门讲中国的读书致贫问题。主要内容讲的是各种民办职业院校，忽悠底层老百姓的孩子入学，然而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即失业。最近，也有一些媒体报道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两极分化：一些学校的学生被用人单位疯抢，还没毕业即被预定，而一些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就业仍是一大难题。因此，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职业教育尤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化职业院校课程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性。在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单一。比如在怒江，产业只是围绕着人们生活而开展的服务性产业。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里，城市基于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聚集了一批工作人员而形成。而产业的发展也是为了服务这些人的生活而产生。那里几乎没有工厂，因而没有技术工人的需求。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下，举办职业教育容易变得与市场脱节。因此，未来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应将深度贫困地区自身纳入到外面世界的人才需求体系当中。着眼于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当地社会的发展。如果只是着眼于当地，职业院校的发展仍然无法为脱贫服务。应将培养高级技工作为主要的培养目标。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技工缺口达上千万人。
其次，相关部门强化监管、严格把关民办职业院校的注册资质以及课程质量。一般情况下，相关领域政策资源的进入以及政策放松，势必会激发相关社会机构的产生以及外来机构的进入。但是，很多社会机构只是嗅到政策本身所携带的利益，主要目标是套项目捞钱，质量不达标或目标置换等事情经常发生。就如同纪录片中那位职业院校的老师所揭示的，很多民办职业院校就是骗钱的，学生进去之后根本不可能学到技能。结果，学生花了多达几万元的学费，毕业之后即失业。很多家庭甚至因为学费而背上债务，本想借此脱贫，没想到却更穷。
另外，以高质量的订单培养作为主要培养模式，强化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合作。近些年来，深度贫困地区与对口帮扶的东部地区有劳务输出的帮扶项目，但大多结果却脱离实际，难以产生大规模的助贫效果。原因在于项目帮扶对象主要为建档立卡户和贫困户，而这些贫困户本身不宜外出就业，很多由于身体不太健康，或者家里老弱人口居多，又或者不适应外出务工的生活，即使有项目，也很少有人报名。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改变劳务输出的帮扶对象，将具有技术的职业院校学生作为主要劳务输出对象。这样对于对口帮扶的企业而言，也更为有益，项目可持续性更强。而对于贫困地区家庭而言，则更有利于持续性的发展。
最后，建立资金投入方面的持久化机制也很重要。在资源投入方面，这两年教育部一再强调将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向“三区三州”倾斜，切实把教育脱贫作为财政支出重点予以优先保障。应当由省级统筹职业教育资金，支持“三区三州”每个地级市（州、盟）建设好中等职业院校；否则一旦相关政策失效之后，深度贫困地区自我举办职业教育的财政资源可能又会枯竭，职业教育又回到供给匮乏的原状。
当然，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并不意味着提高贫困地区的受教育程度就不重要，只是说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抓手。毕竟二者是一体化的过程，前者解决的是“根基”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出口”问题，两方面都要抓，才能有助于教育脱贫功能的有效发挥。
本文作者：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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