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识小 乔纳森
翻译国外的学术著作，由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来完成，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比较有质量保证的做法。不过，对于学术能力，我们还没有一套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恐怕今后也不大可能建立这样一种体系，来评定谁具有翻译哪本书的资格而谁又没有。究竟哪部著作的翻译难度大、大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学者才有翻译某一层级著作的资质，就这些问题，即便是学术界内部也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判断标准的确立会更复杂一些。
有时，我会突发奇想：既然医生、律师的从业资格有严格的规定，那么翻译领域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准入制度”呢？该不该让那些翻译高深的学术著作的译者，接受某种形式的源语言能力测验和基本的人文常识考察呢？当然，空想毕竟是空想，要公平合理地设计出测验与考察的具体项目，其复杂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了目前实际操作所能达到的水平。不过，一些在译作中屡见不鲜的问题却不能不让我们感到迷惑，比如：翻译一本电影理论著作，可影片的名字经常搞错，至少每每与通行的中文片名不符，这样的译者到底有没有资格译这部书？对类似疑问，很难给出“一刀切”的答复，在现有的学术发展水平上，在目前的学术资源背景下，我们几乎只能脚踏实地针对不同个案加以具体分析。
拿文学理论著作来说，理论家在写作时可以自如地调动他丰富的知识储备，文学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他还可以仰赖自己雄厚的学术储备，将某位学者、某种专业刊物、某类学术观点视为理所当然、无须多加绍介的内容。但对译者来说，其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储备常常不能与原作者相颉颃，当差距拉大到相当程度时，译著所能承受的差错弹性压迫达到极限，翻译出来的书也就没法看了。
哈罗德。布卢姆恰好属于上面谈到的那类文学理论家，而今年修订出版的《误读图示》（朱立元、陈克明译，陆扬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一书恰好属于上面谈到的那类译著。
举个例子，《误读图示》第79页有这样一句：“哈特曼在其《海佩林》（Hyperion）片断式的第三卷中，写到济慈的《阿波罗》……”想来许多读者看到Hyperion的字样，已经意识译者犯了错误，不过可能还不了解其错误的程度。首先，Hyperion即许珀里翁（或许佩里翁），是希腊神话里泰坦巨人中的一个，许珀里翁这个译名已经相对固定，多半读者看到它就知道是希腊神话里的角色了，而译成“海佩林”，则说明译者不知道它是什么，至少不知道它在汉语中的对应物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确定呢？因为到了第156页，“海佩林”又变成了“哈伯里昂”。但译者的错不止于此，这句中的哈特曼指杰弗里。哈特曼，他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学理论家，多少了解哈特曼著作的人就应该知道，他没有（也不大可能）写过一部叫《许珀里翁》的著作。假如读者在英国文学方面有一定知识储备，看到济慈跟《许珀里翁》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一定会想到这指的是济慈未完成的史诗《许珀里翁》。现在，让我们看看原文是怎么写的：Hartman，writingofKeats‘sApollointhefragmentarythirdbookofHyperion……意思其实是说，在谈及出现在济慈《许珀里翁》残存的第三部中的阿波罗时，哈特曼写道……回过头来总结，我们发现，连续的三道门槛，译者一道都没迈过去，摔得很惨。第一是不知道许珀里翁是神话角色，第二是不知道哈特曼没写过什么《许珀里翁》，第三是不知道《许珀里翁》是济慈的史诗（或许还有第四，第四就是不知道济慈没写过什么《阿波罗》）。不熟悉希腊神话，可不可以翻译文学理论著作？不熟悉著名文学理论家，可不可以翻译文学理论著作？不熟悉西方文学史常识，可不可以翻译文学理论著作？这些问题应该由读者来回答。
再举两个例子，第66页有这样一句：“曾写过论维柯《巫术形式主义》的奥尔巴赫（Auerbach）提出了一个清晰透彻的总结……”第70页有这样一句：“露莎蒙特。图芙（RosamundTuve）在她的《伊丽莎的和形而上学意象》中评论道……”熟悉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写过一部什么《巫术形式主义》。原文为：Auerbach，writingonVico‘s“magicformal-ism”，givesalucidsummary.我猜，“巫术形式主义”这一理论提法也许出自奥尔巴赫的文章《维柯与审美历史主义》（载《美学与艺术批评学报》1949年12月号），但无论如何，维柯没写过那部书。至于后一句，那部著作的名字叫ElizabethanandMetaphysicalImagery，“伊丽莎”当是手民误植，不过译成“伊丽莎白”也未必准确。这本书应该译作《伊丽莎白时期意象与玄学派意象》。伊丽莎白时期是英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时期，而玄学派是以英国17世纪诗人邓恩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译者不了解或者忽略了，所以才译错。总之，如何增加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储备，是目前学术著作的译者面临的最大问题。(编辑: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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