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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周清海：从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看华语区的语言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21-4-29 09:41
标题: 周清海：从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看华语区的语言问题

周清海：从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看华语区的语言问题

发布时间：2021/1/12

提要
论文从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讨论下列四个问题：(1)大华语与语言融合；(2)中国的发展给华语区带来的机遇和不同程度的语言压力；(3)港台新马的语言调整；(4)全面地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大华语，语言融合，语言压力，汉语国际推广
1.大华语与语言融合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汉语开始了大融合。从汉语走向世界这个新的靓角观察“汉语的应用与规范问题”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只从中国国内的需要或者角度考虑。我们应该更注重华语区之间的交流“调动华语区对这个语言的爱护与热忱”共同推动汉语的全球化。就在这样的看法下，我们发起编纂《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以首先解决华语区交流中岀现的问题(周清海2009)。

在编纂《全球华语词典》以及〈全球华语大词典》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有了“大华语”的概念。李宇明先生(2017)“把大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这是在多年探讨、多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一个共识性表达。

提出“大华语”这个概念，是充分考虑了现代汉语和各地华语从相互隔离到现在的相互融合的情况，这种融合现在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各地华语因为与现代汉语长期的隔离，各自发展，不同地区都出现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现在仍然保留着。
华语区之问的语言差距不合适强行规范，强行统一，只能在交流中慢慢融合。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华语区之间频繁的交往，提供了语言融合的可能性。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从各华语区引入了不少词汇(包括旧国语词汇的回流)，也引进了新的表达方式；现在普通话逐渐从输入转为向华语输岀。这个输岀的局面，正在发展与形成中。

我们知道，最多人使用的语言，常常也是引导语言发展的原动力。华语区的语文教育，一向都是注重统一的书面语，加上使用汉字记录语言的历史传统，华语在多数使用者的引导下重归统一，是可以预期的。

“大华语”的提岀，就是强调语言的和谐。就像我们共同应用的汉字一样，大陆用的是简体字，台湾用的是正体字〔繁体字)，无论简体或者正体(繁体)，都是汉字。我们没有必要将华语和现代汉语对立起来。

2.中国发展给华语区带来机遇和不同程度的语言压力
中国的发展给华语区带来机遇，同时也给华语区带来不冋程度的语言压力。这个语言压力，受到政治有意的操作，变得更为复杂。港台地区的语言问题，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语言问题。

过去，台湾人为地强调“河洛话”(闽南语)，香港突岀粤语的认同作用，都是增加社会成本与负担的做法，对港台年轻的下一代非常不利。

1968-1970年，我获得香港政府颁发英联邦奖学金，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当时香港邵氏公司的影片占据了所有的海外市场，凤凰和长城的影片只占少数。这些影片公司的影片都是国语的。广东话影片在香港市场很小，也完全没有国际市场被称为“粤语残片”，只在半夜播放，让年老的观众观看。

七十年代之后，为了使粤语成为香港人认同的语言，香港的影片和传媒逐渐转为粤语，港式中文也逐渐岀现了。现在的语言现实是“连着重语言文字规范的《大公报》都如此大篇幅地刊登港式中文，这种文体的广泛性可见一斑”(田小琳2017)

对港台的语言问题，已故李光耀先生(2011:239-240)的意见是：“台湾是故意要与中国大陆不同，香港也有特殊的粤语词汇，但没有意义。以前当家的英国殖民当局对此持放任态度，有他们的政治目的，这样可以使香港人与内地区别开来。今天的香港人也很坚持，很为自己的语言骄傲。但他们的词汇在中文字典里是找不到的，我认为这样很不智。

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任期:1997年7月1日至2005年3月12日)认为李光耀先生是一位伟大的人。李先生接受汤姆，普雷特的访时说：“当他即将仼职特首时，我人在香港。我对他说：你知道吗，你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把教育搞好，因为英国人留给你——故意留给你的人民——粤语作为官方语言，而中上阶级的人懂得些英语是为了与英国人保持关系。如果我是你，我会把重点放在汉语和英语；推行英语是因为你必须与世界接轨”(汤姆，普雷特2011:137)。从第一任特首到现在，香港都只能在“两文三语”中徘徊，谁也不敢尝试改变香港现在的语言现实。

台湾曾经大力推行河洛话(闽南话)，创造自己的拼音系统，提倡特点突出的台湾国语，但随着台湾青年教育程度的提升，台湾国语逐渐向标准国语靠拢，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没有感受到语言压力，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华语都尽量向普通话倾斜。香港和台湾所面对的语言问题和语言压力特别值得关注。

3.港台新马的语言调整
对香港的语言问题，我一贯的看法是“香港的语言劣势是可以避免的。”逆潮流不能应变，可能被边缘化。……香港推广普通话时，没有说普通话大环境的支援，因此需要更注意制造说普通话的大环境，而不是提高说普通话的水平。……，在教学上必须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因此说普通话的流利度比准确度更为重要。……，但在大众传媒和教育方面，注意建立标准，是可行的。”（周青海2002, 2007b）

过去，香港和台湾在语言、教育和影视传媒上，对华人地区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华人地区相互之间沟通也用“国语”，只有少数情况下用方言。如果将沟通的语言转为“粤语”和“闽南话”，对香港和台湾是有利还是有害?在中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港台将来所起的作用，也和语言的选择密切相关。

香港的特殊书面语——港式书面语，也会在和大陆以及其他华语区的交流中，逐渐向汉语标准语靠拢。田小琳(2017年）认为“港式中文要想有发展前途，要往通用中文方面靠拢。”是正确的分析。新加坡《联合早报》受到华语区的欢迎，和我们在语言表达上向普通话倾斜，不特别制造新加坡式的华语书面语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的华人社区，包括欧美、东南亚、港澳等地，都和台湾有密切的关系。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在台湾受过高等教育。台湾应利用多年来建立的海外关系，以开放性的态度，从中华民族的立场，推广华语文教育，相信这样能得到海外更多的支持。这种不保守、开放的胸怀，将为中华民族的未来立下榜样。这样做完全摆脱冷战的思杂，能建立台湾在华人社区的形象。

如果为了制造台湾人彼此的认同特点，而人为地、刻意地扩大“台湾国语”或者“闽南语”的用途，将“台湾国语”用于广播传媒上，只有台湾的闽南人、懂闽南语的外省人，以及少数有闽南语背景旳其他华语区的华人听得懂，这对台湾和国际接轨不是好事。具有闽南话特点的台湾国语，随着台湾人教育程度的提升，也会在国际交流中逐渐向标准国语靠拢。

我认为：有意地强调自己的语言特点，对地区自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我特别强调：“在全球化的情况下，语言的规范就必须要既注意交流的需要，也要顾及各个区域相对的自主性。过分强调现代汉语旳规范性，将产生语言霸权的不良作用；过分强调自己的自主性、自己的语言特色，不只妨碍国际间的交流，也使自己陷于孤立。如何在交流的需要和自主之间保持平衡，是各华语区应该慎重考虑的”(周淸海2007a)

新加坡的经验与面对的难题∶李光耀先生(2012:239)认为“我们可以让新加坡华人讲正确的华语，这就是吸纳新移民旳优势。电视、电台不应该说不规范的语言。我在2010年5月到北京为周清海倡议的《全球华语词典》主持发布仪式，现在至世界都说华语，新马、港台词汇和短句的用法都不一样，这本字典当然有其作用。周清海认为，语言始终会有一个当地的版本，但必须向普通话倾斜。我的看法相反，为什麽我们需要一个单独的语言?外界要理解你会变得困难，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其他国家可以这样做，但我们只有300万华人，为什么我们要形成自己特色的‘方言’? 我们应跟随13亿人正在使用的语言，制造自己的语言用法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任何优势。”

台湾我看会改变，有超过100万的人住在中国。……我们要跟着大国的(语言)标准，英国要跟美国较劲，输了，美国有3亿人。新加坡老一代学的是英国英语，我越来越多地听到播音讲美国英语，常听就不能分别了，就接受美国英语了，美国媒体是英国的十多倍。中国也是这样，最好的办法是用法国的做法：减少差别。”(周清海2011:187-191)

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公共场合讲华语，以便全体新加坡华人都生活在讲华语的环境中。我们也必须努力促使3%，可能的话5%，的华族双语者掌握高层次的华文能力，以便到中国做生意，以及为在新加坡营业的中国公司服务。最困难的挑战是培养掌握高级华文的那0.1%去培训华文教师。他们是新加坡华语文的监护人。他们的任务是发扬华语文并传授给下一代。但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大多数最杰岀和最优秀的学生不选华文教学为职业。”(李光耀2011:221-225)

面对新加坡华文人才的难题，解决的办法是输入外来人才。我们曾经为了推广英语，从不同的英语区聘请教学入员。在华语的推广方面，可能复制这个办法。

对于其他华语区的华人，汉语只是华族认同的语言，而不是所居地国家的高层语言。华人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里，除了自己的民族母语之外，如果不能掌握该地区或者该国家的主要语言，自己或者整个族群都将被边缘化。保留民族认同的语言不应该以民族的边缘化为代价。

东南亚华人，特别是马来西亚华人，就面对这样的难题。如果期望维持与掌握自己民族认同的语言，并且语言程度要达到中国或者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那样的水平同时又要掌握该地区或者所属国家的髙层语言，达到能与当地民族竞争的水平，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和语言教育就面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选择问题。人类的语言能力显示，只有少数人能掌握两种第一语，能掌握三种第一语言的，更是微乎其微了。

如果只掌握华语第一语言，没掌握好当地的髙层语言，到中国或者台湾升学之后就留在那里，只有小部分回到原居住地。语言教育里把民族认同的语言保留在高水平而造成下一代的人口大迁移，也是不适当的。

华语区的青年，只有掌握不同程度的双语能力，才能有更多的选择。掌握原居住地的高层语言和国际语言(英语)，是面对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这三种语言，应该如何抉择? 如何处理? 是马来西亚华人面对的语言和语言教育的现实问题。不能只把华文能比得上中国、台湾、香港的程度，当作马来西亚华语学习的唯一目的，当作办校的唯一宗旨。

从全球的华文发展趋势来看，汉语如果有一天像英语一样，成为国际语言，在东南亚，汉语的学习也就有可能不再与民族情节紧密相连，就像今天学习英语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了许多东南亚的非华族人民学习汉语，这个趋势如果顺利发展下去，用汉语的将不只是华人，教汉语的也将不全是华人，这对华语和当地的华文教育是绝对有利的。只有在华文成为国际语文时，东南亚国家内部华文所面对的难题，才能最终得到决。

4.全面地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作用
汉语的国际推广，中国和中国台湾以往都没有充分考虑华语区的作用。无论是“请进来”或者“走出去”，都单独的从中国或者中国台湾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全面地调动华语区推广华语的积极作用，组织和带领各华语区参与华语的推，广这对华语的全球化是非常有利的。

从语言研究、教材编撰、读物编写到师资培训与认证，教学人员的交流等等，都需要全面考虑。这里，我特别强调语言教学与岀版的企业化，让企业家参与大华语的推广工作。最合适的语言教学与出版企业化的地区，我认为是香港。香港是国际化开放的城市，和中国、澳门、台湾以及各华语区都有密切的联系。

汉语教材都在中国或者中国台湾编写，在海外不一定适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我们应该在当地领导组织编写小组，为当地提供合适的教材。北京商务印书馆如果能稍微调整业务，改变只重国内市场的做法，岀来领导统筹这件事，就非常好。当然商务印书馆或者也可以考虑在华语区之一的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寻找有潜能的岀版社合作统筹；香港当然也合适带头做这件事。这是语文教学的企业化，同时也可以在编写的过程中培养华语教学与硏究人才，建立团队。

5.结论
观察与分析“大华语”的发展趋势，我认为逐渐融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髙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扩展，普通话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这将使各地华语相互靠拢，使华语原来具有的共同核心更加坚实。但是，这个影响应该是在交流中逐渐发生的，而不是强行统一的。如果要这种趋同更显著，华语区之间就必须有更大的共识。必须积极进行引导的工作。
推广华语，是所有华语区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考虑，就必须在推广的做法上进行一些调整，组织与调动华语区的积极性，是今后必须重点进行的工作。
我们也应该充分考虑华语区之间的合作以及语文教育的企业化。更应该考虑通过语学习，培养华语区年轻一代的人际关系；让年轻的华语区语言学习者通过语言学习了解不同华语区的状况，从新建立华语区年轻人的人际关系。分国开办语言班级不如根据语言水平，多国合作，对建立华语区年轻人的人际关系，更为有利。上一代华人靠“乡情”建立的人际关系已经渐渐淡岀历史舞台了。我们在处理华人事务方面应该更注意这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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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语文通讯》2020年第2期作者：香港教育大学、华侨大学周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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