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汉语教学溯源
对外汉语教学，又称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也曾叫做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等名称。它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既可以指对母语非汉语的外国人进行汉语教学的活动，也可以是指代概括这种教学研究活动的学科。
对外汉语教学涉及的学术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是从何时兴起的？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不过，它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肇始于汉代,大兴于唐代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得到肯定。东汉时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西域的高僧学习汉语口语语言，可以说是较早接受对外汉语教学的典型范例。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受大臣蔡愔等相邀，到达洛阳后，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为他们建起精舍，即洛阳白马寺。摄摩腾、竺法兰就是在这里半天学习汉语半天翻译佛经的。他们具体是如何学习汉语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他们十分重视汉语口语的学习。这就为他们用汉语口语翻译佛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7世纪到9世纪前后，日本派出了大量的遣隋使、遣唐僧、遣唐使到中国如饥似渴地学习隋唐王朝先进的科学、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关。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进行过程。以后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证,比如明代意大利人利玛窦最初在广东，后来在南京、北京学汉语，为便于学汉语，创制系统的拉丁字母汉语拼音方案,叫做《西字奇迹》。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年－1895年），自1842年跟随英军到中国后，曾在中国生活长达43年之久，从事英国对华外交、中文教学，以及汉学研究工作。在华期间，他编写汉语课本《寻津录》、《语言自迩集》，创造了以拉丁字母拼写与拼读汉字的方法，被称之为“威妥玛法”。
1950年7月，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从清华大学筹建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开始，就奠基了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近60年间，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不断得到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中的汉语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所以到中国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对外汉语教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为适应这种需要，中国政府于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现在则称为“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十二个部委的领导组成，“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为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就设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部内。这样，对外汉语教学正式成为我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又继续建立许多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对外汉语教学的热情空前高涨。进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行列的教师成倍增长，成为大学教育中引人注目的学术群体。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从长短非学历班到本硕博士学历班等一系列完整的教学体系，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国到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已经达到12万人之多。
国外对外汉语教学开展的具体时限亦难以考订，大体上应该与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同步。汉代之前，周边国家学习汉语者已不乏其人，比如中国大陆的战乱，使得北方汉族流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学汉语与汉族人学朝语形成了“互动”。汉代以后，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汉字文化的迅速传播，带来了汉语学习的热情。隋唐宋时期，与遣隋使、遣唐僧、遣唐使、遣宋使到中国学习汉语热潮形成照应态势，这些国家内部的汉语学习热度也不断升温。汉字文化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其固有文化相融合，又构成了新的富于生机的本民族文化特征。长期以来，朝鲜、日本、越南的政府相继设立与汉语学习的相关机构，比如朝鲜半岛李朝时代，中央政府设立“司译院”与“承文院”，培养高层次汉语人才，有明确的教科书鉴定制度与考试制度。再如明清之际的日本“通事会馆”制度，“唐通事”的培养，就是非常重要的政府特定的汉语学习制度之一。“通事会馆”培养的“唐通事”活跃在长崎港口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之间，成为中日文化和贸易交流的“使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了“中国语”教育的非常时期，出于侵略中国的野心，政府与民间结合，都对“中国语”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比如有名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就多次聘请中国教师教授汉语。仅仅在清末，在日本出版的各类“中国语”教科书与工具书就达几百种之多。日本的汉语学习热已经远远超过了在中国进行的政府日本留学生汉语教育行为。
欧美地区汉语学习的起始与传教士到中国活动直接相关，后来，演变为一些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倾心关注。早期的利玛窦、罗明坚，学习汉语回国之后传播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中国明清两朝对西方文化吸取的同时，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流传到了欧美，直接促进了欧美人汉语学习与研究的积极性。当然，欧美列强的一些“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关注还包藏着“祸心”，对汉语学习与研究“心怀不轨”的也大有人在。中国明清时期，欧美人编写的汉语学习与研究的著作十分引人注目，目前所知较早的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写成于17世纪中叶。其他比较著名的，如西班牙人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1703）、马约瑟《汉语札记》（1831）、马士曼《中国言法》（1814）、马礼逊《汉语语法》（1815）、雷慕萨《汉文启蒙》（1822）、洪堡特《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艾约瑟《官话口语语法》（1864）、儒莲《汉文指南》（1866）、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美）高第丕和张儒珍《文学书官话》（1869）等，显现了当时欧美国家汉语学习与研究的兴盛局面。
构建“对外汉语教学学”的当务之急
进入20世纪以后，欧美各国学者对汉语学习与研究的热情更加高涨，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汉语教学与研究大师。如高本汉、马伯乐，等等。欧美各国政府对汉语学习与研究的政策制订，虽然出于不同目的，但还是显示了与以往不同的策略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欧美各国许多大学设置中文系，培养专门的“中国学”人才，欧美汉语教育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2004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制定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2003年至2007年发展规划——《汉语桥工程》，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就是重要举措之一。孔子学院是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300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性品牌和平台。世界性的汉语教育热潮正在扑面而来。据统计，全世界现在有5千万母语非汉语的人在利用各种方式学习汉语。专家们预测，未来十年，还将有几千万人加入到汉语学习的行列中来，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对外汉语教学正面临着最为宝贵的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机遇。
经过近两千年，尤其是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积淀，世界各国学者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比较成型的“对外汉语教学学”已经初步形成。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适应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新形势、及时科学地总结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是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学”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学”发展的客观必然。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开始着力编写“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以及“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之类的论著；还有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向海外，集中清理世界各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智慧之成果。收集与整理世界各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资料已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学”进一步完善的当务之急。
但真正搜集与整理近两千年的世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资料谈何容易？散见在世界各国对外汉语教学“死”的文献与“活”的“化石”本身就难以挖掘，再加上客观经济条件与工作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在当今状况下，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学者，达到理想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资料集成”的编撰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许多学者就此望而却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万事开头难”，即使是“不可能”也必须“有所为”，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总应该有一些人献身这项造福于当代对外汉语教学，更利于今后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事业中来。
我们认为，本着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负责的精神，从最基础的“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编撰做起，搜集整理迄今为止的“对外汉语教学”论著，做出摘要，客观介绍著作内容，或编订出版论著目录以供索引，是投身“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资料集成”的第一步，更是满足目前几十万世界各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与几千万母语非汉语的汉语学习者迫切需求的首要义务。由此,《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大系》应运而生。
来源：光明网http://www.gmw.cn/01ds/2008-06/25/content_7966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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