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是白化文先生借用陆游诗句来称颂刘铭恕先生的文字。7月6日白先生以91岁高龄去世，而他“退出”敦煌学也有一定年头了，现在敦煌学界的年轻一辈有不少人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我就借用白先生用过的这句话，来谈谈这位“大老”的学行与贡献。
白先生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鞠躬。他见到长辈时必定鞠躬，见到晚辈时也鞠躬，坐着讲课或讲演时，凡是提到自己师长一辈的人，都要站起来鞠躬，刚开始认识白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印象最深。其实，我们这一辈“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学人，不太习惯于给人鞠躬，遇到白先生这样的做法，不知如何应对。后来问李鼎霞老师，李老师笑着说他年轻时给领导拎包，习惯了见人就鞠躬。我想这鞠躬是有想法的，不会这么简单。与白先生交往时间长了，我发现他鞠躬的背后，其实骨子里是很硬的，他的强硬是以学术为标准的。
与鞠躬的做法相同，白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学术时，总是说自己没有多大学问，没有多少贡献。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仔细看看，他在佛教学、敦煌学、目录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他出身官宦人家，懂得传统文化的名物制度；他五十年代求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身边不是饱学之士，就是才子精英，相互晕染，学殖深厚；以后在多个领域游走，见多识广，留心收集学林掌故，还是知名的楹联大家；等等等等。
这篇纪念文字不是严谨的学术总结，谨就我所了解的敦煌学方面来略微说说，特别想强调白化文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突出贡献。
一方面的贡献是敦煌文献的编目工作。白先生多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在叫信息管理系），开设有关中文古文献的各种目录学课程，也曾在中国佛学院讲授图书馆学课程，讲稿汇入《佛教图书馆分类法》（改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他曾就有关敦煌文献的编目问题，发表过《中国敦煌学目录和目录工作的创立与发展简述》《简评〈敦煌劫余录〉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读〈伯希和劫经录〉》等，其总体看法汇集在《敦煌文物目录导论》一书中（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他详细评述了截至该书出版前发表的大大小小各种敦煌文献、文物的目录，指出各自的优点和问题，强调敦煌学界还没有一本统一的分类目录。于是，他按照图书馆学的标准，提出今后编纂敦煌文献目录的完整规划。这样的目录，首先“应当是分类的，采用新的分类法，统一给新分类号”；其次“鉴于敦煌学研究工作之中非常需要提要，因此必须在每项著录中写出提要”；第三“因为敦煌卷子本身带有一定的文物性质，所以也要按照博物馆藏品登记的方式，对其进行详细而精确的、科学的形态描述”；第四“与本卷有关的重要资料可以作为附录”；第五“这种联合目录，应该自带非常详细的能通过多种渠道检索的索引”；最后“还应该考虑到如何把手工检索和自动化联系起来的问题”，因此“尽可能地拟出一个统一的著录标准”（见《导论》第182-183页）。在白先生写作的时代，敦煌文献还有许多没有公布，还不具备编纂这样一个联合目录的条件，即使是白先生希望的先编一个国内的联合目录，条件也还不够成熟。而今，世界上大多数敦煌文献都以图录、数字化等形式刊布出来，而目录仍然是以馆藏的流水账式目录分散出版，没有统一的著录标准，详略也各自不一。目前，编纂白先生希望的敦煌文献分类目录的时机已经渐趋成熟，此时，我们更应当重新关注白先生作为图书馆学行家给出的编纂标准，早日完成一部统一的、分类的、标准化的、可以纸本和数字化同时使用的敦煌文献分类目录。
另一方面的贡献是敦煌文学文献的研究。白先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对于王重民、向达先生所编《敦煌变文集》所收作品当然十分熟悉。“文革”后追随较早研究敦煌变文、在《敦煌变文集》之前出版《敦煌变文汇录》的周绍良先生，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曾发表《什么是变文》（原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集，1980年），根据敦煌原卷带有“变”和“变文”标题的作品，来确定变文的涵义和文本特点，指出变文是说唱底本，与称作“变相”的画卷、壁画、画幡配合讲唱，由此可以判断《敦煌变文集》所收一些作品实际上不能看作是变文。在这段时间里，他协助周绍良先生编成《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分上下册，收入有关变文的通论性研究和单篇专题研究，总计60篇，对于此后的敦煌变文研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其书前的《编辑说明》，就出自白先生手笔。书后附有《苏联所藏押座文及说唱佛经故事五种》，而这一工作后来更增大规模，最后完成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白先生对敦煌变文或俗文学作品还有一些专题研究发表，其中比较总括性的看法，集中在《对敦煌俗文学中讲唱文学作品的一些思考》（原载《国学研究》第9卷，2002年）一文中，其他代表性的相关文章已收入《敦煌学与佛教杂稿》（中华书局2013年版）。此外，他因关注变文而留意到敦煌写本中抄录的榜题以及壁画的榜题，先后发表以《变文和榜题》为题的几篇文章（《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敦煌研究》1988年第3期），不仅是对敦煌变文研究的贡献，也是最早研究敦煌写本中壁画榜题的开创性工作。关于变文的研究，最后还必须提到一件事，就是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Mair）在开始他的变文研究时，就把白先生的《什么是变文》翻译成英文（What Is“pien-wen”?），发表在《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4卷第2期（1984年12刊）。大概白先生的名字使用的是梅维恒惯用的威妥玛式拼法Pai Hua-wen，因此不太被国内学人注意，其实这篇文章构成梅维恒《唐代变文》（T’angTransformation Tex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9）一书讨论的基础。
白先生对于敦煌学的贡献绝不仅仅这两个方面，比如他有关南朝齐梁之际所编《众经别录》（P.3747，S.2872）的研究（《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是用敦煌写本所做的目录学研究的典范；他对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的综述（《敦煌语言文学研究》，1988年），应当是最早的集大成之作；他校录出完整的重要疑伪经《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载《法音》（［学术版）］第2期，1988年；修订本载《敦煌学》第16辑，1990年），是对许理和（E.Zürcher）《〈月光童子经〉：中古中国佛教的救世论与末世论》（“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T’oungPao, LXVIII.1-3,1982）的重要补充；他首次录出北大图书馆藏孤本《诸文要集》（《中国文化》第2期，1990年），为佛教文献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2009年1月，白化文先生给刘进宝主编的《百年敦煌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撰写了一篇别有风趣的文章——《惭愧地从敦煌学领域中告退》，在概述自己研究敦煌学的历程之后，用他一贯幽默笔调，写下一段文字：
我从来不敢把自己列入敦煌学家行列之中。所有的只是一些教训，姑且举出几点，仅供初学者参考：
一点是，与百年前发轫时相比，敦煌学的领域越来越广袤，也越来越深入。大部分领地都已被开垦，并且挖掘得很深入了。初学者想学海拾贝，怕是极难的了。拾人牙慧，不算真成绩。高校中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千万别不自量力，选敦煌学的题目——导师下旨者除外，有什么他给顶着了。
再一点是，敦煌学是国际显学，要打好几种外文基础，至少达到能读专业书刊的水平。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四种文字全得大致通晓——口语差点尚可。在当代，要是缺乏此种条件或说能力，学敦煌学简直学不下去。又一点是，佛学的基础要有一些。艺术，特别是雕塑与壁画艺术要懂一点。起码得达到基本上看得懂丝绸之路上各处山洞里的事物的水平吧，那可是不容易。我到现在也没有达到。
还有一点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干敦煌学，可是十分费钱的事。读万卷书，还必须行万里路，如走一走丝绸之路，到各国图书馆、博物馆去实地调研，全是拿钱垫起来的。所处的单位有专款，愿意培养——也就是舍得花钱，那是最好的了。
最后一点是，身体要好。敦煌学等于半个考古学，要经常跑野外，禁得住折腾。
这是典型的白先生的白话文。先生以一向幽默的自嘲话语，道出当前敦煌学的起点和门道，其实其风趣的背后，是对学术的敬畏，是对年轻学子的严格要求。
白化文先生对人谦和友善，对晚辈大力提携和爱护。我与白先生同在北大，他们图书馆学系在三院，我们历史系在相邻的二院；他白天经常在北大图书馆里看书写作，我也经常跑图书馆；后来我搬到承泽园，更与白先生家相距很近。因此可以说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有很多机会向白先生讨教。他对我也像对自己的学生一样，什么都教，无话不讲。这里略述二三事，以见“大老”如何关怀后进。
我步入敦煌学后写的第一本小书，叫《话说敦煌》，是王绍增、罗青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中的一种。我不认识这两位先生，虽然对王先生是久闻大名，但一直没有当面拜见过，他们之所以找我来写，其实是白化文先生的推荐。大概他们约的是白先生，而白先生那时有其他着急的事情，所以就把活儿派给我了。而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二话没说就接了下来。其实那时我主要是做于阗和归义军史的研究，对敦煌的整体还很缺乏了解，这就逼着我去读书、学习，边学边做。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归纳，积累好资料，在稿纸上一次成文，略做修改就交稿了，所以现在手边也没有底稿。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白先生往前推我一把，我可能对于敦煌学的很多方面，仍然是茫然无知。
白先生年幼时生长在连云港，视之为自己的家乡，上了年纪以后，也想多为家乡做点事情。他知道我在历史系教古代中外关系史这门课，所以他就约我给《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写一篇文章。我那时主要做敦煌、西域史，和陆上丝绸之路有关联，而对海上丝路却完全没有积累。但白先生的指令又不得不从，所以硬着头皮从头读相关的史料，最后找到一方《海州大云寺禅院碑》，结合碑中所记禅宗史料、敦煌文献，以及唐代海州（连云港）与新罗、日本往来的点滴文献，写了一篇《从〈海州大云寺禅院碑〉看海州在唐代与新罗文化交往中的地位》，算是交了差。这篇文章收入张殿臣、白化文、顾涧清主编的《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但具体执事者不太学术，把拙文五十多个注拦腰砍掉，让读者有些不知所云。后来另一位长辈黄时鉴先生在杭州大学办《韩国研究》，向我约稿，我只有这么一篇和韩国沾边的文章，就把它改写了一下，换题为《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发表在《韩国研究》第3辑（杭州出版社1996年版）。这篇文章虽然是命题作文，发明不多，但却是我的第一篇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如果没有白先生的督促，我当时是不会从西域扩张到海洋的。
白先生为了鼓励后学，还常常给晚辈的新书写书评，拙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S.6981-13677)》（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和《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他都主动撰写了书评（分别刊载于《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和《文化艺术报》2001年9月29日第15版），加以表彰。发表前我完全不知，可见他提携后进的良苦用心。
“后进何人知大老，横流无地寄斯文。”白先生以63岁退出敦煌学，年轻一辈对于他的贡献或许不甚了然。今日先生以91岁高寿西升净土世界，我写下几点追忆文字，表彰他的学术贡献，然而却“横流无地寄斯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