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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蒋绍愚：《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背后的故事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23-1-11 23:51
标题: 蒋绍愚：《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背后的故事
蒋绍愚：《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背后的故事
蒋绍愚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5周年。这是应该隆重庆祝的。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出版社，是工具书王国和语言学著作的出版重镇。就我个人来说，从走上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学术道路那天起，就离不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著作。我的老师，中国语言学的几位大师的几部重要语言学著作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等语言学名著的中译本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书都是我青年或中年时代常读的，直至现在，还不时回过头来重温一遍。商务近年来出版的语言学好书更多，我都从中吸取营养。
　　我的书也有多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和商务印书馆关系最密切的，是我参加编撰和修订、并负责统稿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这本字典初版在1978年3月完稿，197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文收古汉语常用字3700多个（不包括异体字），附《难字表》，收难字2600多个，只有注音和释义，没有例句。封面署名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1993年出第二版，1998年出第三版，正文增加了416条，《难字表》调整后又增加了将近200条。2005年出第四版，这一版是增订版，去掉了《难字表》，把《难字表》中比较常用的1800多个增加例句，收入正文，并设义项和例句。另增补常用字400多个，共收古汉语常用字6400个（不包括异体字）。封面署名列出了原编者王力、岑麒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张万起、徐敏霞等，增订者蒋绍愚、唐作藩、张万起、宋绍年、李树青。2016年6月出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订。现在正在准备出第六版。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995年获中国辞书奖一等奖。从出版以来，很受读者欢迎。
　　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并不是仅仅因为这本字典的五个版次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更主要的是，这本字典的出版，是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和关心分不开的。这要从《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初版的编撰和出版说起。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在1974年开始编撰的。那时还在“文革”之中。当时为什么能编这样一部字典？怎样编撰这部字典？
　　回顾历史，1972年，北大中文系进来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实行“开门办学”，即把学生拉到工厂去，教员也跟着去。当时还是军工宣队管理学校，北大中文系的工宣队是北京齿轮厂、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派来的，所以，中文系两个年级（72级和73级）的学员去了北京东郊的这三个厂，在工厂里一面劳动一面上课。上课的内容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当时我想，能不能在这时干点正经事呢？搞学术研究是绝对不行的，只能找了这么一个理由：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就要能看懂古书，所以要编一本古汉语字典为社会服务。这个想法工宣队不能反对，于是就动手编古汉语字典了。
　　当时我是字典编写的负责人。但字典究竟怎么编，我心里是没有底的。首先，要编古汉语字典，究竟要选哪些字作为字头？我并没有把握，只好利用已有的《辞源》《辞海》等词典，列出一个单子作为参考。虽然事隔将近半个世纪，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找了几个人，在工厂的一个宿舍里，讨论这个单子。参加讨论的人，当然是以工人为主，也有学生和教员，包括跟随学生一起去了工厂的王力先生。工人是一言不发，其他学生和教员也很少说话，王力先生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拍板：哪个字常用，哪个字不常用。经王力先生拍板通过的就定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初版的三千多字的基础（后来有增减）。
　　字头定了，就分组来做字条。当时每个小组都是“三结合”的，有工人，有学生，有教员。我们就利用劳动和上课之余的时间，在工厂的宿舍里分组来做。这里要补充几句：当时“开门办学”，教员几乎是“一锅端”地跟着学生下厂。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焘先生、戴澧先生（他本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当时合并到北大中文系）也都去了工厂，住在工人宿舍里，在工厂食堂吃饭。我记得王力先生和林焘先生住同一个宿舍，睡的是双层床，王力先生在下铺，林焘先生在上铺。那时王力先生70多岁，林焘先生50多岁。他们周六放假回家，周一一大早，就必须从北大坐公交车在8点以前赶到北京东郊。
　　这样分散地做字条，效率当然不高，几个月没有写出多少词条。这部字典能够编成吗？好在商务印书馆看中了这部正在编撰的字典，决定编撰出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是陈原先生，词典编辑室的主任是阮敬英，他们不但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派了编辑张万起和徐敏霞来联系这项工作。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佩服商务印书馆领导的眼光和魄力。
　　既然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支持，所以，到1974年冬天，字典编写组就集中到了商务印书馆进行编写。北大的师生都住在商务，其中有6位教员：王力、岑麒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有6个学生，72级的2个，73级的4个。三个厂的8位工人和商务的两位编辑不住在商务，每天到商务来参加编写。字典编写分四个小组，每个组有两个工人，有几个学生、教员和编辑。四个编写组在二楼中间的一个大房间里（213号房间）集中编写，岑麒祥和戴澧两位先生不在组内，他们单独做《难字表》。
　　编写组在商务待了半年多，直到1975年暑假，72级的学生要毕业，编写组就宣告解散。集中编写效率比较高，这半年里写成的条目，后来我加以整理，就成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初稿。
　　当时编写的情形，有些现在还能记起来。
　　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编写组的工人都很朴实，没有摆出一副“领导者”的架子来整人，和我们相处还比较好。当然，词条的编写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政治上“把关”。当时有一个口号：“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上。”他们是很认真地这样做的。比如，在编写“木”字条时，在“木”的“树”这个义项下，原来打算用一个《齐民要术》的例句：“某所大木，可以为棺。”但一位工人提出：现在都是火葬，用这个例句不是提倡用棺材了吗？所以，这个例句就只好换掉。当时,社会上正在“评法批儒”，《论语》《孟子》的例句一个都不能用，用得最多的是法家《商君书》和《韩非子》等的例句。所以，后来字典正式出版前，我和编辑张万起一起对例句做了相当大的更换。
　　当时王力先生在编写中起什么作用呢？一开头，王力先生分在一个编写组里，工人是组长。他看到王力先生对古书很熟，见到一个例句很快就会说出这是哪一部书里的，就说：“以后就让他专管核查例句好了。”慢慢地，他们也体会到王力先生的学识对词条的编写有很大作用，于是对王力先生也越来越尊重，很听王力先生的意见。王力先生在商务的住宿条件也比工厂好一些，不必和林焘先生睡上下铺了。但是每到周六还是要挤公交车回北大，周一一早再从北大赶回商务。有一次回商务过了8点，虽然没有挨批评，但王力先生自己在组里做了检讨。这样大约过了一两个月。有一次，周六下班，我和王力先生一起赶公交车回北大，那次车上人很多，王力先生刚挤上去，就被人推了下来，站立不稳，一下坐到地上。那次回到北大，我和中文系的领导说了，王力先生年纪大了，这样要出事的。幸亏当时的领导通情达理，决定王力先生不必住在商务了，就在家里看稿子。从那时候起，我每周回北大，都从商务带一批稿子，送到王力先生家里，请他审阅修改。到第二周的周末，再去王力先生家，送上一批新的稿子，并把他已经看过的稿子带回商务。我在1988年第二版的《修订说明》中说：“字典初稿的绝大部分条目也都经过王力先生审定。……但在当时，王力先生未能系统地审定全书，字典中的缺点错误当然不能由王力先生负责。”具体来说，就是这种情形。
　　1975年夏天，字典编写组解散后，留下一堆散乱的字条，都集中在我手里。我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把这些字条整理成初稿，在1978年3月交给商务。承商务不弃，接受了这部初稿，在1979年9月出版。
　　以后每出一版，我们都认真修改，努力提高，都得到商务的大力支持。同时，字典发行量大了，读者逐渐增多，不少读者在使用过程中都会向出版社反馈意见。第四版的责编金欣欣和第五版的责编龚英，都很认真负责，对读者意见都及时处理，有重要问题都和我联系，我再查找资料加以修改，或给予读者答复。这也是字典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这就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路程。我们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感谢商务责编的认真工作，感谢广大读者对字典的爱护和关心。现在，商务印书馆把这本字典定为馆里的重点出版物，我们一定与商务密切配合，继续做好字典的修订维护工作。（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蒋绍愚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5周年。这是应该隆重庆祝的。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出版社，是工具书王国和语言学著作的出版重镇。就我个人来说，从走上汉语语言学研究的学术道路那天起，就离不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言学著作。我的老师，中国语言学的几位大师的几部重要语言学著作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后改名《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朱德熙先生的《语法讲义》，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等语言学名著的中译本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书都是我青年或中年时代常读的，直至现在，还不时回过头来重温一遍。商务近年来出版的语言学好书更多，我都从中吸取营养。
　　我的书也有多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和商务印书馆关系最密切的，是我参加编撰和修订、并负责统稿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这本字典初版在1978年3月完稿，197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文收古汉语常用字3700多个（不包括异体字），附《难字表》，收难字2600多个，只有注音和释义，没有例句。封面署名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编写组”。1993年出第二版，1998年出第三版，正文增加了416条，《难字表》调整后又增加了将近200条。2005年出第四版，这一版是增订版，去掉了《难字表》，把《难字表》中比较常用的1800多个增加例句，收入正文，并设义项和例句。另增补常用字400多个，共收古汉语常用字6400个（不包括异体字）。封面署名列出了原编者王力、岑麒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张万起、徐敏霞等，增订者蒋绍愚、唐作藩、张万起、宋绍年、李树青。2016年6月出第五版，在第四版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订。现在正在准备出第六版。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1995年获中国辞书奖一等奖。从出版以来，很受读者欢迎。
　　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和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并不是仅仅因为这本字典的五个版次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更主要的是，这本字典的出版，是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和关心分不开的。这要从《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初版的编撰和出版说起。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在1974年开始编撰的。那时还在“文革”之中。当时为什么能编这样一部字典？怎样编撰这部字典？
　　回顾历史，1972年，北大中文系进来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实行“开门办学”，即把学生拉到工厂去，教员也跟着去。当时还是军工宣队管理学校，北大中文系的工宣队是北京齿轮厂、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派来的，所以，中文系两个年级（72级和73级）的学员去了北京东郊的这三个厂，在工厂里一面劳动一面上课。上课的内容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当时我想，能不能在这时干点正经事呢？搞学术研究是绝对不行的，只能找了这么一个理由：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就要能看懂古书，所以要编一本古汉语字典为社会服务。这个想法工宣队不能反对，于是就动手编古汉语字典了。
　　当时我是字典编写的负责人。但字典究竟怎么编，我心里是没有底的。首先，要编古汉语字典，究竟要选哪些字作为字头？我并没有把握，只好利用已有的《辞源》《辞海》等词典，列出一个单子作为参考。虽然事隔将近半个世纪，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找了几个人，在工厂的一个宿舍里，讨论这个单子。参加讨论的人，当然是以工人为主，也有学生和教员，包括跟随学生一起去了工厂的王力先生。工人是一言不发，其他学生和教员也很少说话，王力先生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拍板：哪个字常用，哪个字不常用。经王力先生拍板通过的就定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初版的三千多字的基础（后来有增减）。
　　字头定了，就分组来做字条。当时每个小组都是“三结合”的，有工人，有学生，有教员。我们就利用劳动和上课之余的时间，在工厂的宿舍里分组来做。这里要补充几句：当时“开门办学”，教员几乎是“一锅端”地跟着学生下厂。王力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焘先生、戴澧先生（他本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当时合并到北大中文系）也都去了工厂，住在工人宿舍里，在工厂食堂吃饭。我记得王力先生和林焘先生住同一个宿舍，睡的是双层床，王力先生在下铺，林焘先生在上铺。那时王力先生70多岁，林焘先生50多岁。他们周六放假回家，周一一大早，就必须从北大坐公交车在8点以前赶到北京东郊。
　　这样分散地做字条，效率当然不高，几个月没有写出多少词条。这部字典能够编成吗？好在商务印书馆看中了这部正在编撰的字典，决定编撰出来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是陈原先生，词典编辑室的主任是阮敬英，他们不但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派了编辑张万起和徐敏霞来联系这项工作。现在回想起来，真应该佩服商务印书馆领导的眼光和魄力。
　　既然得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支持，所以，到1974年冬天，字典编写组就集中到了商务印书馆进行编写。北大的师生都住在商务，其中有6位教员：王力、岑麒祥、林焘、戴澧、唐作藩、蒋绍愚；有6个学生，72级的2个，73级的4个。三个厂的8位工人和商务的两位编辑不住在商务，每天到商务来参加编写。字典编写分四个小组，每个组有两个工人，有几个学生、教员和编辑。四个编写组在二楼中间的一个大房间里（213号房间）集中编写，岑麒祥和戴澧两位先生不在组内，他们单独做《难字表》。
　　编写组在商务待了半年多，直到1975年暑假，72级的学生要毕业，编写组就宣告解散。集中编写效率比较高，这半年里写成的条目，后来我加以整理，就成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初稿。
　　当时编写的情形，有些现在还能记起来。
　　当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编写组的工人都很朴实，没有摆出一副“领导者”的架子来整人，和我们相处还比较好。当然，词条的编写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政治上“把关”。当时有一个口号：“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上。”他们是很认真地这样做的。比如，在编写“木”字条时，在“木”的“树”这个义项下，原来打算用一个《齐民要术》的例句：“某所大木，可以为棺。”但一位工人提出：现在都是火葬，用这个例句不是提倡用棺材了吗？所以，这个例句就只好换掉。当时,社会上正在“评法批儒”，《论语》《孟子》的例句一个都不能用，用得最多的是法家《商君书》和《韩非子》等的例句。所以，后来字典正式出版前，我和编辑张万起一起对例句做了相当大的更换。
　　当时王力先生在编写中起什么作用呢？一开头，王力先生分在一个编写组里，工人是组长。他看到王力先生对古书很熟，见到一个例句很快就会说出这是哪一部书里的，就说：“以后就让他专管核查例句好了。”慢慢地，他们也体会到王力先生的学识对词条的编写有很大作用，于是对王力先生也越来越尊重，很听王力先生的意见。王力先生在商务的住宿条件也比工厂好一些，不必和林焘先生睡上下铺了。但是每到周六还是要挤公交车回北大，周一一早再从北大赶回商务。有一次回商务过了8点，虽然没有挨批评，但王力先生自己在组里做了检讨。这样大约过了一两个月。有一次，周六下班，我和王力先生一起赶公交车回北大，那次车上人很多，王力先生刚挤上去，就被人推了下来，站立不稳，一下坐到地上。那次回到北大，我和中文系的领导说了，王力先生年纪大了，这样要出事的。幸亏当时的领导通情达理，决定王力先生不必住在商务了，就在家里看稿子。从那时候起，我每周回北大，都从商务带一批稿子，送到王力先生家里，请他审阅修改。到第二周的周末，再去王力先生家，送上一批新的稿子，并把他已经看过的稿子带回商务。我在1988年第二版的《修订说明》中说：“字典初稿的绝大部分条目也都经过王力先生审定。……但在当时，王力先生未能系统地审定全书，字典中的缺点错误当然不能由王力先生负责。”具体来说，就是这种情形。
　　1975年夏天，字典编写组解散后，留下一堆散乱的字条，都集中在我手里。我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把这些字条整理成初稿，在1978年3月交给商务。承商务不弃，接受了这部初稿，在1979年9月出版。
　　以后每出一版，我们都认真修改，努力提高，都得到商务的大力支持。同时，字典发行量大了，读者逐渐增多，不少读者在使用过程中都会向出版社反馈意见。第四版的责编金欣欣和第五版的责编龚英，都很认真负责，对读者意见都及时处理，有重要问题都和我联系，我再查找资料加以修改，或给予读者答复。这也是字典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这就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路程。我们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感谢商务责编的认真工作，感谢广大读者对字典的爱护和关心。现在，商务印书馆把这本字典定为馆里的重点出版物，我们一定与商务密切配合，继续做好字典的修订维护工作。（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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