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直（1901—1980），原名陈邦直，字进宧，又作进宜，号摹庐，又号弄瓦翁，江苏镇江人。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陈先生出生于清末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人家。祖父陈桂琛擅长诗赋，兼通医术，所以靠医糊口，并课徒养家。父亲陈培寿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过举人，但不热衷功名，依然设馆授徒，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陈家治学严谨，一直以古文字学为专精，兼及文史。比如陈先生整理发表的《古籍述闻》一文，便出自其父培寿先生之手。在家学的熏陶下，陈先生奠定了坚实的国学根基。然而与其嫡兄陈邦福、从兄陈邦怀一生致力于古文字学不同，他从十一岁开始转攻秦汉史。先是点读《史记》，继而通读《汉书》，以后每二年必通读一过，终身不辍。二十四岁时，便撰写《史汉问答》二巻，崭露头角。
陈直先生兄弟三人追随时代学术风尚，在关注文献之余，醉心金石之学。《摹庐诗约》中有一首诗写道：“我年十四五，喜摹金石字。我家三兄弟，采摭有同嗜。各各出所藏，一一相较次。”又说：“乾嘉诸老辈，攻金石刻辞。吾家数昆季，亦颇斟酌之。言笑有所获，传观乐不支。”不仅如此，他还与时贤黄宾虹、邹适庐、徐积余、周梦坡等过从甚密，不断交换关于古器物的研究资料和心得，于是又奠定了古器物学的深厚功底。在他四十岁前，就已发表了《汉晋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列国印制》《摹庐金石录》等著作，同时还协助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不难看出，陈先生把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结合起来，开展秦汉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竟与王国维先生创建的“二重证据法”不谋而合。于是他在秦汉史领域里纵横驰骋，游刃有余。
陈先生以自学成才闻名于世。经马叙伦介绍初到西北大学时，有人就嘲笑他没有学历，不懂外语，便在职称评定上一再卡他。殊不知陈先生在民国早期一度考取清华研究院，拟拜师王国维先生，不幸因家境困顿，学费无着，而不得不忍痛放弃这一求学良机，转而继续拜师访友，坚持自学。由于他对于国故的执着，引导他自觉继承了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并首次引入秦汉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成为当代秦汉史研究的一面旗帜。所以，他一直以王国维先生的私淑弟子自居。
我曾在《关中秦汉陶录》一书前言上，总结了陈先生的四大学术贡献：第一，《汉书》研究。他在撰写《汉书新证》时，主张“以本文为经，以出土古物材料证明为纬，使考古为历史服务，即非为考古而考古，亦非单独停滞于文献方面”（《汉书新证· 自序》），从而在前人耕耘过千万遍的“熟地”上，开拓出一条新路径，为后来的研习者指明了方向。第二，在秦汉经济史（主要是产业史）和相关的人民史方面，《两汉经济史论丛》的问世，粉碎了所谓秦汉手工业几乎无话可说，东汉尤其是一个空白点的断言，以文物证史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第三，汉代简牍研究。他持续时间较长，用力较勤，却大器晚成，自成体系。第四，有关瓦当陶文及封泥玺印研究。他弥补了文献的不足与缺失，可谓出奇制胜，居功至伟。
值得一提的是，《汉书新证》和《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的出版，石破天惊，轰动中外。翦伯赞先生在读完两书之后，毅然决然邀请时为讲师的陈直先生到北京大学讲学，标志着他已正式进入名师行列。我在第十届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界第二小组里与李讷相识，她当年正在北大研读历史，亲耳聆听了陈先生的讲课，一直印象深刻。在那之前，陈先生是最早将其研究成果整理成考古学教材的学者。此后还应邀去长春讲学，并与于省吾、林沄等先生探讨考古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他的努力得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的高度肯定和推举，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考古学专业早期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以上种种，是他被公推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筹备组组长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之初，会中吸引大量历史与考古两界青年才俊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我认为仅仅评价陈先生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似乎还不够。因为陈先生的成功，从根源上讲，主要得益于家传的古文字学。他与陈邦福、陈邦怀先生一样，从小积累了深厚的功底，这从他有关金文、陶文、简牍、封泥、玺印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上，都可以得到充分验证。比如在陈先生亲自编好的《摹庐友朋书问》里，既可与黄宾虹探讨秦汉瓦当文字和战国六国古印文字，又与王献唐品评古钱币文字；他既与郭沫若交流钟鼎文心得，还与容庚审读石刻碑拓。无论是《居延汉简研究》还是《关中秦汉陶录》，无论是《读金日札》还是《弄瓦翁古籍笺证》，无不一一显现其古文字学的识见与功力。所以，我们称他为古文字学家，一点也不为过。
总之，《陈直著作选》代表了陈先生一生研究的主要精华。它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藏，也是西北大学的骄傲与财富。希望陈门之学能在西北大学重新发扬光大，造福学子，造福学林。
陈先生千古！陈先生不朽！
（作者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历史博物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