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礼文化、乐文化效法自然而来，相辅相成。先秦礼乐文化的历史演进，沿着伦理道德一脉，其核心价值从“事神致福”渐变为“仁者爱人”，生发出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宗法社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独特文化形式，日益成为深入人心世道的常理，沉淀为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文化传统。
“礼”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巫术仪式和祭祀文化。先民们希望通过巫术仪式和祭祀活动表达自己的虔诚，以期获得上苍天神的庇护，免灾致福。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型的祭坛、神庙和石冢，那时人们已经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礼，源于天地之道，礼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体现在对天地之序的遵循上。人是由天道化生的，顺承天道来治理人情，这是礼文化基本的发生逻辑。礼把因血缘宗亲关系形成的长幼、远近、尊卑等级与社会关系比对、联系起来，从而形成社会差序格局的文化符号系统。礼既是社会治理体系，更是行为规范体系，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祭祀天地、军旅征战、婚丧礼仪、到衣食住行和待人接物，全部都深深地烙上了礼的烙印，成为人们不可须臾而离之的东西。
“乐”的发生逻辑源于效法天地自然的和谐之道。因为“仁近于乐”，乐就不单纯是艺术的形式，而具有了德育功能。《礼记·乐记》把音乐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声”，自然界的一切声响均在此列。第二个层次是“音”，“声成文，为之音”（《礼记·乐记》），“音”的层面体现出的是人为的程序，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第三个层次是“乐”，“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礼记·乐记》）。在儒家看来，真正可以称得上“乐”的，必须是风雅中正的德音。乐文化，通过与礼文化形成功能相异却取向相合的张力结构，而通达礼文化之精神内核，并与其相得益彰。
礼乐文化这套文化符号系统，是早慧的中华民族以特有的道德理性和人文主义为人类文明开发出的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文化之路。春秋时期，孔子“释仁入礼”，使得礼乐文化从文化符号系统转型为以文化符号为载体的儒家价值系统，完成了中华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身与心的关系维度上事实与价值的双重范导，标举着以伦理道德为底色和价值支撑的“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乎”的人文主义之光。
礼乐文化兴于三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周礼》《仪礼》《礼记》的相互印证可以清晰地看到，西周时期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已经非常完备，衣、食、住、行、婚丧、朝聘、祭祀、征伐等方方面面都纳入了礼乐制度，无论是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还是普通百姓，均需依礼行事，以求上下相安、万民和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公对礼乐文化的整合使礼乐获得了统一的形制，这对于礼乐文化的流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真正把夏尊“天命”、商信“鬼神”的文化传统带入了“明德慎罚”的“礼乐文明”。
夏商周三代已成的礼乐，在春秋时期地位尽失。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在当时的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文化焦虑。在这种文化焦虑的背景下，在礼乐废弛的现实面前，孔子没有从礼文化外在的行为规范层面进行损益，而是着力于“人心”，试图从精神文化的革故鼎新中赋予礼乐文化赓续发展的新的生命力，开启了对中华文化富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造性文化实践。
孔子释仁入礼，提出了内仁外礼的伦理模式。“仁”是儒学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既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在于生命、生活的绝对道德律令，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主体性人的生命意向活动本身。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为有“仁”这个儒家的最高价值成为礼乐文化的价值支撑，使得以仪式礼仪为重的礼乐风貌向世俗伦理发生了转型。一方面，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整理三代之礼的基础上，删诗书、修礼乐，重新解释和挖掘礼乐文化的精神意蕴，最终升华了礼乐在天人关系、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理想人格等方方面面蕴含的普遍原则，把礼乐思想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为政以德的价值追求、仁义理智信的价值规范昭明于世。另一方面，为人们“循礼”寻找内在动因，从而奠定了一整套基于个体生命可感知的而不是外在于人的生命体验的价值依据。
礼乐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而是世俗文化、生活文化，其重点始终不离人们现实的、感性的生活图景，朝聘、乡射、冠、笄、婚、丧乃至揖让进退、洒扫庭院都有礼可循，正如朱熹所言“耳闻目见，无非是礼”。正是这种把文化活动融于日常生活中、把个体生存旨趣融入整体性的价值诉求中的文化实践形态，成就了礼乐文化亦即礼乐生活的规整有序的生活画卷，并且从日用不觉的生活实践的空间维度的延展到赓续不辍的时间维度，成就了独属于中国人的礼乐风景。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标识性的文化形态。对先秦礼乐的现代性反思，不仅是为了凝注礼乐文化的古典余韵，守住一份文化乡愁，更应寄希望于礼乐文化能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文化使命中开出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