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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重思中国传统学问中的本体问题 [打印本页]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23-3-3 19:17
标题: 重思中国传统学问中的本体问题
重思中国传统学问中的本体问题

方朝晖

　　今日中国学界盛行的“本体”一词，其西方源头是哲学范畴ousia/substance，梁启超、张君劢、郭沫若、汤用彤、熊十力等学者早在民国时期已将之应用于解说中国传统学问，今日广泛流行。然而这样做的可行性一直存在疑问。一方面，西方哲学中的“本体”（ou⁃sia, substance）概念是求知、求是的产物，其特征是寻找对感性经验、感官属性之客观普遍的解释和理性有效的证明，而非追求生命的终极价值或终极归宿，并非一种精神信仰学问。中国传统学问中的一些概念，如天、（天）道、天理、太极、本无等，今日被称为本体或宇宙本体；但相关学问主要是一种精神信仰学说，更像是宗教性质（或称为精神信仰性质）而非哲学性质的。中国传统学问充满了大量理性成分这一事实，不能推翻上述概念的“本体”地位主要建立在信仰基础上。另一方面，古汉语中固有的“本体”一词及相关学说，源于以可感事物为实体的思维，具有典型的体用论特征，与西方哲学本体概念根本上是两码事。用汉语“本体”来指称或翻译西方哲学中的 ousia/substance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此，中国传统学问是否存在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学说或本体论（ontology）不仅值得怀疑，而且提醒我们在使用来自西方的本体/本体论范畴来解释中国传统学问时，应当格外慎重，否则可能混淆中国传统学问的性质，未必适合其现代发展。
　　早在1935年，张东荪先生在就曾指出，以本体论（Ontology）为形而上学主要部分的特色“为我们中国所无”（牟宗三《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及道德哲学》“张序”，天津大公报馆，1936年）。后来他又多次质疑中国有本体论或本体（substance）之学。张岱年先生早年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1937年写成初稿、1958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已经怀疑用来自西方的本体论一词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他倾向于认为中国古代有本根论，但不一定有本体论（他用这个词主要指西方关于本体的学说）。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论著中，他也说，鉴于现在大家都已使用“本体论”这个词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出于迁就，他姑且也采用这个词。此外，唐君毅先生在《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中也提出过类似的怀疑。当然，还有一些现当代学者也曾怀疑这种用法。
　　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和西方人的本体概念究竟是不是一码事？按照程志华老师的说法，中西本体思想之别，好比叉子和筷子的区别；虽不相同，终属同类（餐具）。而我可能认为，中西本体思想之别，不一定是叉子与筷子之别，或者类似于非洲大象和中国水牛之别（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并非同类，正如你不能说水牛是中国特色的大象。这里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中国传统学问中大量使用（尤其是宋明理学中）的“本体”一词，是否可用来对译西方哲学范畴ousia/substance？学界普遍将ousia/sub⁃stance翻译成“本体”，是否有问题？二、中国传统学问中今日称为“本体论”的学问，究竟更近宗教性质的还是哲学性质的？如果是前者的话，将其称为中国特色的ontology（本体论）是否可行？
　　一
　　首先，我觉得概念辨析还是重要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本体”这个词，即希腊文中的ousia，柏拉图已使用，亚里士多德已分析，我国学者余纪元、汪子嵩、刘立群等人都做过深入研究。在英文中，这个词通过拉丁文中的substantia演变成sub⁃stance这个词。Substance翻译成中文，也常常译成“实体”。汉语“实体”这个译法本身有很大的误导性，当然在英文中ousia也一直有人翻译成essence（本质）。由于ontology被翻译成“本体论”，有人可能认为ontology是关于本体的学问。这一说法从词源上看似欠准确。因为ontology 是讨论to on/Being的学问，它可以是、曾经是、但并不必然是专门讨论本体的。接下来我想重点围绕着“本体”这个词来谈谈自己的理解，其中涉及的本体论（ontolo⁃gy）问题，也主要限于历史上以本体（ousia/substance）为主的这类学说（休谟以后的ontology不再以本体为中心）。
　　关于本体的含义，我查到一份民国周刊《自修》（1941年，第199期第7页），上面有这么一个定义：“本体substance，与实体同。皆指一切现象和性质所附丽的基础。比如唯物论以物质为宇宙万有的本体，唯心论以精神为宇宙万有的本体。在哲学上，本体是一，作为一部分哲学家认为隐藏于现象背后超于感觉之上的究极性质。”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乐天”，我认为他对近代西方哲学中本体概念的理解还是准确的。然而，他所说的本体的含义，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因为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本体（substance）这个词，连同物质实体（corporeal sub⁃stance）和精神实体（spiritual sub⁃stance）两个词，可能包含中国人非常陌生的思维方式。
　　举例来说。我早年读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他认为物质实体或物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原话不是这么说，大意如此）。他大概的意思是，作为实体（本体）的物质只存在于人的感官之外，人类只能通过逻辑推论假设它存在，但是人类永远无法感知到它的存在。这里面有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症结，因为本体/实体这个词，在洛克那里是一切感官所能感知的性质的最后支撑者或决定者。事物的性质依附于本体而存在，这些性质可以被感知，但本体本身你感知不到。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都是属性，而不是本体。这绝不仅仅是洛克一个人的观点，笛卡尔的思想跟他就有接近之处，而且古希腊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表达。这里的关键在于，本体概念之所以提出和形成，是为了客观、实证地解释一系列感官现象及性质。如果不能解释，那么这些概念也没有可能提出。解释之所以必须是客观、实证、普遍有效、合乎逻辑的，因为它出于求知、求是的目的。
　　我们知道，传统哲学中的本体概念到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以后就不再流行，极少为人使用了。康德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等著作中，使用了另外一个词叫Noumenon，它和现象（phe⁃nonmon）这个词是相对的。康德使用的Noumenon这个词，和sub⁃stance有共同含义，都指现象背后的支撑者或决定者。但是，他为什么拒绝继续使用substance这个词呢？我想可能因为他强调Noumenon属于物自体范畴，我们对它的知识有限。而substance这个词，代表一种乐观情绪，人们认为它可知、确实存在，可以解释一切感官属性。现代西方很多哲学家，比如说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都把他们的一些学问冠以ontology，但是并不再使用substance这个词来表达他整个哲学思想中最核心的范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因为休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了经验事物之间的因果必然联系可能并不存在，而古典的substance学说建立在因果必然联系的预设之上。这也正是ontology不一定是关于本体的专门学问的原因，但在休谟以前的西方哲学中它确实主要是关于本体的学问。
　　可能大家都熟悉，怀特海曾说，整个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都可以看作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我进一步认为，整个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科学，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柏拉图哲学的注脚，或者说可以看作希腊以来西方传统哲学寻求本体的学问——本体论（ontology）——的产物。甚至我可以说，现在我身上穿的衣服、眼上戴的眼镜、手上用的手机和电脑，在一定程度上都证明了柏拉图哲学的影响。因为柏拉图哲学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能够解释感官经验现象的原理，后者属于理念世界，他本人也时常用ousia（本体/本质）这个词来形容它。他需要解释一切经验现象、感官现象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是不是有一个终极意义上的存在者决定了？所谓理念、本体，所谓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都是哲学家寻找这个决定者的产物。这种追求，由于以求是、求知为根本特征，必须诉诸客观、可验证的手段，而决不能诉诸主观、因人而异的直觉，唯此才促进了科学的巨大进步。今天，我们的衣服、眼镜、手机、电脑等作为现代科技产品，背后都有一套超越于感官经验的程序，而此程序的发现其实可以看作传统哲学寻找本体的产物，是传统意义上的ontology思维导致的。
　　总的来说，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本体概念及相应的本体论（ontolo⁃gy），代表求知、求是的学问传统，并非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终极归宿，不是精神信仰性质的学问，这是我认为它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并不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
　　那么，本体（ousia/substance）是不是只能以（西方）哲学的方式存在呢？当然不是。本体这个词所指称的那种存在，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就是宗教意义上的本体概念。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上帝被称为最高层次上的精神实体（亦可译作精神本体），英文中写作spiritual substance或者substance of spirit。上帝在宇宙万有的最后决定者这个意义上，也被称为本体（中文亦称宇宙本体），这应该是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这其实也是现代中国学术中最常使用的本体概念，从上世纪初叶以来，梁启超、张君励、汤用彤、郭沫若、熊十力等人已经这么用。然而要谨记，按照这种理解，在世界各大宗教中都有自己的本体概念，比如伊斯兰教中的安拉，印度教中的梵，佛教中的空，道教中的本无，等等。不过，更重要的是，与哲学研究本体的方式不同，宗教家以主观直觉、个人体验、宗教修行和精神信仰的方式来证明和理解本体。一个典型情况是，哲学家念兹在兹地以理性的方式来证明上帝存在，而基督徒则时时刻刻要以个人体悟、忏悔祷告、宗教修行的方式来证明上帝存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人讲的道、太极（或无极），还有魏晋玄学讲的本无、宋明理学讲的天理等等，究竟是宗教意义上的本体呢，还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虽然在儒学及道家学说中，对于上述本体的解说充满了理性，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最高存在作为本体的地位或特征，并不是建立在理性证明的基础上。谁能跟我说，他以理性方式成功地证明了天、（天）道、天理、本无或太极是宇宙本体呢？事实上，古往今来，虽然我们有无数关于它们的理性解说，但不等于我们以理性的方式成功地证明了它们是本体（西方人到休谟以后不得不承认人类从来没有成功地证明上帝存在）。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学术对于上述所谓本体的追求，从一开始就不追求理性证明，而注重以直觉、体悟和修炼等宗教化方式来理解它。更具体地讲，古人对于这些本体概念的解说，来源于个体修行的功夫，依赖于主观直觉的体悟，建立在对宇宙终极实在的某种信仰上。以充满了理性成分来论证中国古代拥有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概念（指关于本体的哲学学说），这一说法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那些理性成分都是在对天、（天）道、天理、本无、太极等的信仰的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天、（天）道、天理、本无、太极等概念的本体地位，不是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这些是不是都说明，中国古代的本体概念——就其限于指天、（天）道、天理、本无、太极等而言——是更接近于宗教意义上的本体概念，并非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概念？
　　三
　　另一个需要分辨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学术——尤其是宋明以来的儒学——早已大量使用“本体”这个汉语词。但是古人使用的“本体”一词，严格说来，既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首先，它主要不是针对宇宙万事的整体而言，不是作为世间万有的最高决定者或终极原因而言，而是针对所有事物而言皆有效，即所谓事事物物皆有体有用。仅就朱熹《朱子语类》中使用的“本体”一词看，就有纬星本体（卷二）、“心之本体”（卷五、十五、四十一，等等）、“性之本体”（卷四、二十、五十三，等等）、“礼之本体”（卷二十二、二十八）、“天理自然之本体”（卷二十）、“自然之本体”（卷二十八）、“仁知之本体”（卷三十二）、“仁之本体”（卷六、十二、三十三）、“仁义礼智本体”（卷五十三）、“坤之本体”（卷六十七）、“卦之本体”（卷六十八）、“气之本体”（卷五十二）、“形器之本体”（卷七十五）、“天命之本体”（卷九十五）、“文字本体”（卷一百三十九）等多种用法。此外，我还在古籍中查到所谓“易之本体”（《温公易说》卷五）、“圣人本体”（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四）、“学问本体”（邹元标《愿学集》卷三）、八音本体（阮籍《乐论》）、“文章本体”（刘勰《文心雕龙》）、“干支本体”（刘勰《文心雕龙》）、“修道本体”（弘忍《最上乘论》）、你我本体（《法苑珠林》）、“智仁勇本体”（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六）等多种用法……。
　　最重要的也许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本体”一词，主要是一个体用意义上的概念，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此世取向的预设。中国文化的此世取向特征导致中国人普遍预设了感性事物真实可靠，因而会有体用论思维。“体”指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用”就是该事物因“体”而展现或发挥的作用。正因如此，虽然宋明以来本体一词的指称对象远远超出了感性事物，而变得越来越形而上，但人们依然从根深蒂固的体用论角度来理解和使用“本体”一词。比如朱熹曾用扇子、王阳明曾用眼睛、熊十力多次用海水这些形而下的事物，来比喻形而上的本体及其作用。而本体的含义，大体上仍然是指事物自身，或按张岱年的说法，指事物的“本然状况”。这与亚里士多德、洛克等西方哲学家作为感官属性之决定者而言的本体（ousia/substance），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正因如此，我们不仅可以质疑用“本体论”来翻译ontology这个词的合理性，也可以质疑用“本体”来翻译ousia/substance这个词的合理性。而将ousia/substance翻译成“实体”问题就更大了。由于中国人相信“眼见为实”，缺乏西方人以感性事物为不真实、而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理念为真实的传统，“实体”的译法无疑会产生误导，对西方相关学说的理解造成困难。
　　反过来看，古代中国人所使用的“本体”一词，如果要翻译成西文的话，肯定不能用ousia/substance来译，因为古汉语中的“本体”可以是包括感官属性的一切事物，并无ousia/substance那种独立于感官属性、在背后支撑或决定这一含义。汉语“体用”一词，英文中有时翻译成body-function。考虑到“体”可指生命体，唐君毅曾主张汉语“本体”接近于英文主体（subject）之义。诚然，把汉语“本体”译成英文body，subject也有不足，但问题是很难找到准确译法。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古代可能没有西方哲学中的本体概念。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 C.Graham）曾指出，中国文化中没有西方人那种将现象与本质区分开来的思维方式（张东荪、张岱年也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中国人更相信“正名”。葛瑞汉的说法也许引起国人不满，以为是偏见，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经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么？中国人讲的道、天理难道不是本质么？其实葛瑞汉指的是中国人以感官经验为真，以感性事物为实，故无柏拉图、洛克那样以感官属性为幻，在感官经验背后寻找本体的传统。至于我们经常说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指的是如何更好地理解经验发生的规律从而更好地适应或利用它，并非在感官经验现象背后去寻找可以客观验证和理性证明的本质。至于我们所说的道、天理等概念，当然也不是这种本质或本体概念（前面已说它是宗教性质的）。（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为作者在《儒家思想与人类文明国际论坛第三场：中西思想中的本体问题》线上会议中的发言，后经作者删改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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