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发展的路径 - 教师之友网

常常有些人质问：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科幻文学？中国有科幻文学吗？中国科幻文学是不是很不发达？这些问题非常刺激思考。因为多年以来，在中国文化界，与科学相关的文学写作是最为边缘的门类。很少有重要的理论家对这类创作进行深入研究。每当报纸杂志需要作家或批评家谈论有关科学或科幻相关的问题时，具有自知之明的学者会逃避采访，而没有自知之明的学者则会大放厥词，说科学本来就不是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韩松在一篇《中国作家何以成为最大的科盲群落？》的文章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奇怪的现象。

在文学领域之外，与科学相关的写作的待遇也好不了多少。例如，在科普行业，科幻文学被当成“普及科学知识的一种工具”。以这种工具性思维考察科幻文学，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威严的大棒。“不科学”、“反科学”、“伪科学”的帽子常常能给科幻作品随意地扣上。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还少有像科幻文学这样整个文类受到过出版禁令限制，而究其原因，据说是因为科幻中存在着“不科学”的描述。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传媒行业对科幻文学的反映，比文学理论和科普理论界好了许多。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传媒领域自然不会排斥科幻文类，更不会用棍棒打压。但由于幻想文学发展的速度太快，能清晰地看到科幻文学独特特征与价值的人，也并不太多。例如，有些人就认为，像J.K.罗琳的《哈里·波特》系列小说或J.R.R.托尔金的《指环王》等也都属于科幻文学。于是，科幻文学在文类被泛化的状态下，堂皇地混入了后现代的文化前沿，而它也恰恰是导致科幻文学在当代文坛的影响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对于科幻文学中的这些理论问题，就必须给予清晰而明确的解答。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一个全新的时代里，科幻文学是否能成为我们文化竞争力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它是否能为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它能否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主流文学和流行文学交叉覆盖的广大范围之内找到自己的可能栖息地，就变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迅速解决的重要问题。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邀请，我会在4月和5月利用两次时间，给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我自己的粗浅答案，以就教于各位来宾。

科幻文学之所以难于定义，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物种”，而它的内容所围绕的主题——科学，又不是一个易于讲清的概念。现有英文中的科学一词，自拉丁文scientia，其本意是学问或知识。由于现代科学与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之间具有方法学上的显著差别，因此，当代科学的定义，通常不会仅仅将知识的概念纳入其中，而是包含有强烈的方法学含义。例如英国科学史专家W.C.丹皮尔就认为，科学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是对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性研究。后一句，就是谈论的方法。A.F.查尔默斯也指出，科学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知识。上述两个定义将科学界定为来自经验现实的、具有关系的、条理化的知识。这不但明确地将形而上学的思辨排除在外，更展示了一种理性系统的方法学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的产生，在西方是从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的。

把科学定义为某种特定历史时期之后产生的独特人类活动，一是因为在这之前，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对自然界的探索是零星和片段的，没有形成一种普遍努力；二是因为，每人所使用的寻求自然本质的方法还五花八门，远远没有达成共识。但从西方12世纪之后，认识物质世界和自然的活动由宗教神学中分离，科学便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行为。此后，15-16世纪伟大的文艺复兴和随后航海大发现、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融合着笛卡尔、牛顿、洛克、伏尔泰等人的哲学思辨，使科学活动的面貌被完整地展现出来，探索自然奥秘的活动在方法学上趋于一致，将零散知识编织成体系的行为，像体育竞赛一样紧张而激烈地展开。

在当代，科学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自然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它的结果，则是形成一整套反映现实与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活动所依赖的精神，以理性和求实为核心。恰恰是由于在认识世界时采纳了“观察—提问—建立假设—验证假设—接受或修改假设—回到观察”这样的反复循环，使科学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各种认识世界方式的竞争中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至今它仍然是我们面对客观世界的最好方法，也是人类面对自然的最重要的能力的来源。毫不夸张地讲，科学协助人类认识、征服并改变了世界，成为了世界的主人。

然而，科学进入社会生活的过程确乎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这一过程，至少经历了数百年的时候。根据托夫勒的看法，人类社会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农业时代对应于前科学时代，在这个时期中，科学并没有成为一种系统化的、具有基本构造的人类活动，因此，人类面对自然的过程，常常经过很多次碰撞和失败。对农具的改造也会历经几代人的时间。在这样的时代中，没有科学，或仅仅存在着零星的按照科学规范进行的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活动，不可能对人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这也是农业时代没有科幻文学的主要原因。当启蒙、工业时代来临之后，科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行动模式，科学活动也逐渐独立成一种专门的人类活动，通过这种活动积累的知识逐渐丰富，对人类生活的改造和影响便凸现出来。打开科技史就可以看到，科学从认识宇宙到改造身边的衣食住行，都加快了速度，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类再也不能一生不变地生活下去，他必须为了保存自己而尽力适应新的工具、新的状态、甚至新的行业。

根据科学史家的看法，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启蒙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欧洲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则是这一社会活动趋向发达的标志。在这样的时代里，科学再不是遥远的零碎的事情，当农具和耕作技术不断发生变化、当知识通过媒介四处传播、当工业生产逐渐成为可能、当城市逐渐发展并取代乡村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为这种快速变化的世界而困惑。而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必定会感受到这些变化。于是，一系列比较敏感的作者便创作出一些由科学造就变化并引发个人命运改变的作品。这些作品，其实就是科幻文学作品。因此，科幻文学作品在西方有一个比较通行的定义，叫做“关于变化的小说”，当然，这些变化由科学技术的改变或科学方法的引入而发生。

然而，读者可能立刻会发现，这样的观点其实是一种以内容定义文类的观点。并没有将这一文类的内在的特征表达出来。换言之，它没有文学理论的深度。以这样的定义方式，我们立刻可以定义出所有其他文学类型。也正是因此，科幻文学研究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获得文学界的认可。直到上世纪70年代，出生于东欧、后来到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工作的达科·苏恩文撰写出了《科幻的蜕变》一书，才从美学角度完整阐述了科幻文学的特征。

苏恩文的看法出自俄国形式主义，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东欧的经历让他熟悉俄国形式主义的基本方法，因此他认为，文学可以分成与现实关系密切的自然主义文学，以及描写人类独特想象的陌生化文学。自然主义撰写感觉经验，离不开存在本身。但是陌生化文学则是脱离存在的架空世界。它对我们的感觉经验是陌生的，它的美学价值也在这种陌生性。当我们阅读时触摸到这种陌生，我们便会感到一种惊异甚至振奋。但是，陌生化文学类型也很多，神话、民间故事、超自然故事等都是虚构的，却不能说是科幻小说，那什么是科幻小说呢？苏恩文又引进了第二个元素，那就是认知性。他发现，其实历史上许多文学中都含有认知的因素。

当自然主义文学与认知性相互结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给出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给我们深刻地认识社会带来好处。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不顾现实写些大团圆什么的，那就成了非认知性的，他管这类文学叫现实主义的通俗文学，象美国大片就是这样。而在陌生化文学一端，如果陌生化与非认知性结合，那就是神话、民间故事、奇幻小说等等。但与认知性相互结合，则成为了科幻小说。换言之，科幻小说中对世界的认识，是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或者说，是来自科学的认识。

苏恩文发现，科幻小说中的认知性并非永恒地存在，常常地，人们会采取认知逃避的态度对待现实。这样，科幻小说成为了一种矛盾冲突的地方，它在认知与逃避之间不断波动。按照苏恩文的想法，这是一种“发达的矛盾修饰法”。科幻文学是由陌生化和认知宰制/霸权的一种文学。所谓宰制或霸权，指的是这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文本构造方式，其实，也是小说的内容方式。恰恰是由于这种陌生化，使科幻文学产生了许多与现实不同的想象，但这些想象可以被认知过程所解释。科幻小说还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在历史性给作品带去的陌生化中，乌托邦就是典型的一种。

这一点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异类。不过，这种异类怎样就到达了中国？怎样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文学与文化进程？事情要追索到上个世纪初。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科幻文学是由一些文化先行者强加给中国的。它是典型的舶来品。选择它的引入，在在早期文化活动家看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由文化先行者的强力推荐，由翻译者所提供的译文的借鉴，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从上上世纪初在本土产生，且立刻进入了一个繁荣时代。据悉在当时的主要小说杂志上，几乎都可见到科幻小说的影子。创作势头凶猛的同时，出版的脉动性也很强。如间歇喷泉似在一段时间中聚集起非常丰富的作品。对这些作品目前还在发掘之中，而对了解这一时段科幻文学的全貌，是一项非常值得的工作。

我们还是从源头谈起。1904年，荒江钓叟出版《月球殖民地小说》。次年，东海觉我（徐念慈）出版《新法罗先生谭》。这两部作品，比较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早期科幻小说的起始点。其中前一部小说具有凡尔纳地理探险风格，但最终目标是月界旅行。小说的社会生活背景扎实可靠，前面数回撰写得华丽细致。可惜后面部分逐渐混乱起来，而且最终没有将这个包容着中国政治、国际政治、科技发展、爱情家庭关系的复杂小说完成。后一部小说是承接德国童话《闵希豪生历险记》（当时的翻译为《法罗先生谭》和《法罗先生续谭》）所创作的续集。但续集跟前面的国外作品毫无关系，完全是借用名称而使读者产生想象的创作。小说具有威尔斯《时间机器》的风格，先将科学原理呈现出来，再以此原理运行科学探险。主人公在强风中借用离体经验到达行星世界和地心世界，观察了各种世界的生活也反思了当前中国人的种种弊端，甚至还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系列方法。跟上一部小说相比，这部作品的思维深度和拯救方案都更加具有启迪性。在这一时段，还有一些重要的作品，例如，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和《世界末日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

从已经发掘出的作品来看，小说的风格各异，异彩纷呈。其中有政治未来的宣言性作品，有技术进步的戏说闲谈，有对中国教育和国民性改造的未来呼吁，更有童话式或科普式的专题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展示了对中国未来从未有过的众多想象。这些想象甚至比其中的所谓科学内容，更加具有现实的激励作用。遗憾的是，作品中的政治观、未来观虽然多如牛毛，但通常由于作者缺乏严格的科学训练，因此逻辑和推理性不强。这些也是造成中国科幻小说中乌托邦思想缺乏感召力的一个原因。

在科学主题方面，早期科幻小说中科学主题非常庞杂，但多数是关于新技术的名词或简单设想，停留在器物层面，且相当琐碎。故事中的这些器物由于与武侠小说、志怪小说、传奇小说等小说中的奇迹元素相互交接，因而带上了强烈的中国古典小说的色彩。评论家由此常常批评这些科幻小说不是真正的科幻小说。但这也恰恰是中国科幻文学的本土特色。

清末民初科幻作品的产生迅速，繁荣如昙花一现，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特别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3年科学玄学论战之后，科幻文学创作变得更加稀少。但翻译工作自始至终仍然在进行。此外，五四之后的科幻创作虽然数量明显下降，但质量却有所提高。作品中受到古典小说神魔鬼怪因素的影响迅速消退，科学或哲学思想的构造却逐渐深刻，出现了像老舍的《猫城记》和顾均正的《和平的梦》这样的优秀科幻小说。

《猫城记》是一篇文化风格很强的作品。主人公来到火星，发现上面的猫人世界。他在猫人世界中生活，却处处观察到地球人/中国人的影子。这些人颓废、保守、不求进取，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与此完全不同，顾均正在《和平的梦》中发表的科幻小说却充满了新科技的朝气，他甚至尝试了采用中国人的思维和伦理讨论科学发展造成的性别改变。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长期战乱导致的文化荒漠，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复兴文学和教育，科幻作品也被提上了出版日程。1950年12月，天津知识书店出版了张然的小说《漫游太阳系》。小说讲述中秋时节的傍晚，静儿梦中从人变猴，翻筋斗来到月宫探访。随着梦境的变幻，空寂无人的月球上突然充满学生。静儿观看了月球上的跳得比房子高的篮球比赛，听了没有空气只能打手势的课程，看到了不用外壳的灯泡、写不出墨水的钢笔，体验了烤灸和冰冻交替的温差之后，飞到了太阳。在那里，看到了黑子、日珥。后又到火星上看到了运河和会说“同志请看”的火星人。最后，他还在天王星上回望太阳，并最终翻跟斗回到地球并惊醒。小说的后面章节，则是张老师如何讲解太阳系的常识。

此时，由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睦邻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苏联科幻小说大规模被引进。从1952年到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其他相关出版社都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科幻小说。这些小说的出版，重新燃起了中国作家创作科幻的热望。更重要的是，从苏联模式的科幻小说中，作家还获得了原先所没有获得过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想象力与灵感。在这样的想象力和灵感关照下，大陆地区的本土科幻创作蓬勃发展起来。

1954年，郑文光（1929—2003）在《中国少年报》发表了小说《第二个月亮》，随后，他的四部短篇小说结集为《太阳探险记》（1955）。《太阳探险记》是一篇在太阳边缘的生死搏斗，小说的象征性明显。作家从中国古代神话中吸取营养，但表述形式却颇富西方色彩。小说中，主人公经受了与神话中类似的烤焦命运，却最终逃脱了死亡。作家还特别强化了集体主义色彩，说在未来只要人们知道曾经有过这样几个人，曾经到达离太阳1700万千米的地方，替科学界取回宝贵的材料，替人类幸福作出了一些贡献，这就够了，名字是谁并不重要。郑文光50年代的科幻创作顶峰，是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发表的小说《火星建设者》。这部具有共产主义氤氲的作品，讲述了21世纪第一个春天，中国火星探险队青年学者薛印青回到地球养病期间探望自己的老师，讲述了人类在火星上拓荒的艰难里程。与以往中国科幻小说不同，这部作品自始至终充满了一种明朗的温馨，这是一种漂浮着火星异地风格的温馨，是一种人类消除了阶级斗争、集中精力跟大自然竞争后获得的明朗和温馨。小说把马克思主义自然和人类进化史作为创作的根基，把全世界人民的和谐合作、青年人所蕴涵的热诚和勇敢，以及大自然的彩虹般的色彩都通过科幻的透镜神奇地展示出来。而在这样的未来世界里，人类的生存并不一帆风顺，还存在着由于宇宙的强大或人类自身的错误所导致的灾难，则又给小说增添了起伏和张力。

迟叔昌（1922—1996）是另一位特别需要提及的“首席作家”。与郑文光不同，他不喜欢描述自然风光或遥远的未来世界的全貌，却喜欢集中于某个具有窥视未来的条面上观察未来。例如，通过农业、渔业、冶金业的某个独特的技术方案，去讲述未来。他的小说《割掉鼻子的大象》（与于止合作）、《大鲸牧场》、《三号游泳选手的秘密》、《起死回生的手杖》、《科学怪人的奇想》（与于止合作）等从多个微细的场景和情节，把未来多彩的共产主义未来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样的未来中，人类可以培养出大象一样的肉猪、可以在海洋中放牧鲸鱼，可以学习海豚的皮肤改进游泳衣，创造世界记录，也可以让生物冬眠以方便运输、让蜜蜂通过本能协助稀有金属的冶炼。《科学怪人的奇想》中力图将新旧社会两代科学家的遭遇进行对比，则已经表现出作家刻画人物、强调通过人物命运展现社会变革的强烈意图。

到60年代，科幻作家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名字。这些人注定也将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科幻文学的领衔作家。王国忠（1927—）的小说集《黑龙号失踪》（1963），包括了《神桥》、《第一仗》、《春天的药水》、《黑龙号失踪》、《打猎奇遇》、《半空中的水库》、《山神庙里的故事》、《渤海巨龙》等短篇作品。以《黑龙号失踪》故事最为典型。小说的主人公甄一刚教授发明了海底潜泳机，在综合国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科技与军事力量都已经今非昔比的未来，这是潜水设备被用于跟海军联合打捞二战沉船“黑龙号”的遗骸。但是，在“太平洋124号地区海底一万米深处”，潜泳机遇到了蓄意设置的水雷防线。此后，中国建造的第二艘类似潜艇再度下潜，在技巧性地通过了水雷网之后，潜水员发现，在这片沉船墓地，七艘有透明圆屋顶的先进潜水艇蛰伏在黑龙号周围，潜水艇如玻璃一样的透明外壳下人们可见到，一些忙碌的微生物科研人员正在进行着致病微生物的繁殖和生物武器的研制。这些人是二战日军731细菌部队的残余。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支撑下，改名“太平洋第一公司”，正用自己的努力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出军事准备。《黑龙号失踪》是王国忠探索国际关系的几部科幻小说中的一部。在这部小说中，他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力，把科幻文学提供给作家的可能性用于与现实生活的结合，在分析了国际形势之后，认真构思创作了这些作品。

6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当属童恩正（1935—1997）。他的小说《古峡迷雾》（1960）等具有相当的文学水准。与郑文光不同。童恩正没有郑文光那种肆意汪洋的浪漫主义，但他却有某种创新意识，并能将微小的科学线索发展成一条通向神秘作品想象的大江大河。他的小说都是起源于一些非常小的科研谜团：古籍中的陨石记载、三峡两岸的山洞、记忆力缺失的弥补方法，所有这些都看起来毫不起眼，但被作者演绎之后，却成了五万年以前的天外来客、西南民族最终流失的通道、唤起个体文化存留的仓库。童恩正的小说注重人物描写，也注重社会背景的透视。他的作品能将复杂的线索综杂其中。他的语言也很有特色，严谨又不失文学价值。在这方面，童恩正的好友刘兴诗认为，这是一种把科幻作品当成科学论文的延续的观点。

1976年5月，在接近粉碎四人帮的前夕，上海作家叶永烈在《少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短篇科幻小说《石油蛋白》。这是整个文革期间中国惟一发表的科幻作品。但却预示着科幻文学的重新到来。1977年，叶永烈在同一刊物上连载短篇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获得巨大成功。随后，他出版了行销300万册的畅销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小说直接给少儿阅读、讲述未来中国面貌的作品，最终成就了一代人的记忆。

从1976到1984,大量科幻小说得到出版。《科幻海洋》。《科学文艺》、《科学文艺译丛》、《智慧树》、《世界科幻译丛》等超过10家科幻刊物得到发行。老作家恢复创作，新作家不断涌现，形成了中国的一次科幻新热潮。此时，小说的读者面覆盖了所有年龄，创作的类型也丰富多彩。由严家其、魏雅华和金涛领衔的社会派科幻小说和叶永烈尝试的科幻推理小说等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此时，科幻翻译的触角也在拓展。从晚清之后就基本停止的英美科幻翻译重新启动。“凡尔纳选集”再度重版，海洋出版社的《魔鬼三角与ＵＦＯ》让人看到了英美科幻文学已经走到了一个基本上无法理解的地步。

科幻文学在中国文化市场上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阅读点，应该说是四人帮诋毁知识、消灭文化后的一种反弹。1979年，郑文光发表了《飞向人马座》，童恩正发表了《珊瑚岛上的死光》，小说双双获奖。《飞向人马座》可以说是长篇小说的回归性作品。中国科幻文学再度重现了自己的容貌。作品中三个少年不“意“而飞，乘坐中国最先进的宇宙飞船东方号进入了太空。他们无法返回地面，在空中流浪了整整7年。后来到达黑洞的边缘才得以返回地球。而在地球上，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战争导致了中国最终在世界争霸战中取得了优势。一个中国的时代显露出黎明。《珊瑚岛上的死光》也意义重大。因为，在新中国那些年里，海外华人一直是被压抑的一个存在。能从完全正面的角度抒写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和科学贡献，抒写他们的正义与自由的追求，是这篇作品的大胆突破。此外，小说采用了惊险作品的撰写方法，使人看到科幻文学完全可以成为读者趋之若鹜的优秀作品。

在以科学技术和未来发展为核心的作品出版的同时，突破思想禁区、试图对政治生活中的各个侧面进行思索的小说也逐渐产生。1978年，严家其在9月1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小说《宗教·理性·实践》，该小说给当时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增加了一种形象性的诉说。1980年，金涛的小说《月光岛》发表，该小说以福建厦门鼓浪屿为故事发生地，描写了一对青年恋人发现了自然界生死的秘密，却无法在政治生活中确立自己的生死，最终，在又一次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放弃地球，远走宇宙他乡。小说一经出版，就被《新华文摘》转载。此时，郑文光也发表了《地球的镜像》和《星星营》等作品。这些小说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灾难和暴行。次一年，魏雅华在《北京文学》发表小说《温柔之乡的梦》，对官僚主义、对思想盲从、对观念的贫乏、甚至对愚民政策等都提出了爆发性的质问。

但是，这样的质问和爆发，已经越出了思想解放所受到的阶段性的限制，众多对科幻文学的质疑开始产生。从82年起，报纸上关于科幻文学是否存在科学错误、反科学和伪科学、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论辩。最终，在1984年，科幻文学作品在中国被命令禁止出版。有关这些内容，各位朋友可以寻找刚刚出版的《中华读书报》陈洁的文章《27天决定科幻的命运》、《郑文光评传》和叶永烈的《是是非非灰姑娘》等著作进行参考。

90年代之后，中国科幻文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次新的变化。1991年，四川《科幻世界》杂志冒着风险，凭借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在成都召开了一次“世界科幻大会”。说是世界大会，其实参加的非大陆国家地区的人总共只有17个。但这次活动，却给中国科幻工作者一次信心。让我们感到，重新恢复科幻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此后，科幻世界杂志大力扶持新人，培育良好的市场，使科幻文学创作重新崛起。到1997年，他们再度召开“世界科幻大会”，并把地点搬到北京。参加该活动的世界各国作家人数翻番，甚至包括了来自美国和俄罗斯的五位现役和退役航天员。此后，他们由于押准了一次高考题，甚至使发行量达到了每月40万册。

韩松、星河是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批作家。韩松的创作开始于在武汉大学学习期间。他的小说《宇宙墓碑》获得了在台湾举行的世界华人科幻大奖。随后，他的创作更加丰富并朝向一种诡异的气氛前进，但内容却越来越跟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联系紧密。小说《春到凉山》是科技时代演绎的《水浒传》，在那个水泊梁山上，官军凭借从美国进口的“气象武器”封锁了起义军的大本营。于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凭借科学技术进行自救甚至反击。韩松的最近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红色海洋》，这是一部有关中国人过去、现在、未来的复杂故事。作品中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科幻革新的勇气，令人非常钦佩。星河也是一个值得谈到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常以少年或青年学生的身份出现，这些主人公饱受当代科技生活的困扰，常常在心理上具有变态倾向。但是，即便在这种科技时代，主人公的那种英雄主义情结仍然支撑着他们的唐吉诃德式的反抗。

在韩松和星河之后，出现在读者视野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晋康和刘慈欣。王晋康擅长科技道德方面的讨论，他的小说常常是把当前最前沿的技术问题纳入到中国传统道德范畴中进行分析。这使得他的小说吸引了大量青少年读者。把王晋康的小说分成前期和后期创作比较重要。在前期，分析中国文化能否在21世纪的新时代获得全球性的价值是王晋康特别关心的问题。从他的作品《生命之歌》等来看，他对此很有信心。而在后期，他的作品更加宽容，小说《蚁生》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也是他对一个令人怀疑的痛苦世界的某种乌托邦式的情怀。与王晋康不同，刘慈欣的小说更加注重技术哲理，他的前期作品以科学的美感为构思的基础，他擅长发现和表现科学技术独特的美。他的小说中有许多个不同的世界：晶莹剔透的纳米世界、变幻不定的量子世界、超新星氦闪造成的被毁灭的世界、全频道阻塞干扰中的战争世界、由多种生命共存于空间和时间大尺度结构中的三体世界等等。这些世界一个个姹紫嫣红，透射出通过科学技术放大镜所看到的另一种全新的天地。在那个天地中，人类的理性与人类的情感之间发生着永恒的较量。

在地方化加科学与文化分割的维度中，王晋康是一个代表。采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将科学看成是一种外来文化，这种文化在深层上与中国文化无法相容。在地方化加科学统驭的维度中，星河是一个代表。这位北京作家采用北京青年特有的视角，在忠实中国文化的主要观念系统状况下探索科学的导入问题。他的多数作品导源于后工业社会的城市焦虑。在全球化加科学统驭的维度中，刘慈欣是一个代表。他采用国际通行的科幻文学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仍然视科学和理性是生活的重要组成。他的多数作品与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作品外观非常相似。在全球化加科学与文化分割的维度中，韩松是一个代表。采用全球化视角，但却用科学与文化分割的方式处理题材。在《红色海洋》中，作家模糊化地将未来当成了现在，现在当成了未来。现实世界的中国人生活在红色的海洋中，吃人和被吃，为生存而战斗。而在遥远的未来，世界则无限清丽，那是一个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是一个中国人发现整个世界的时代。所有这些想象，给人强烈的冲击性，发人深省。

从上面的简史陈述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那种认为中国科幻文学从来没有繁荣过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在过去100年的历史中，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有过一些瞬间的繁荣，而且，无论原因如何，这些繁荣在盛况空前的时代里确实创造了奇迹。我们还产生过一系列非常优秀的作家，这些作家所做的工作，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跟其他文学类型的工作在水平上看齐，他们的作品的确可以算作文学的瑰宝。即便在国际上，只要机会允许，一些优秀作家也可以占据一定的位置。

对中国科幻文学在过去100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我觉得如下的评价是恰当的。首先，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大多数时期里，中国的科幻文学是在场的，它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从引导人的思想解放、到供给人对祖国未来的向往、再到科学普及，中国的科幻文学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了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它既是这个过程的描述者，是期待者，更是参与者。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历史本身，曲折地见证了一个民族国家在建立和成长过程中的种种诉求、渴望、急需、好恶、弘扬、甚至贬斥。从文学和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这是一笔重要的文本财富，是有价值的、原创的精神财富。而从比较功利主义的态度上看，我觉得科幻作品影响人、改变人的功能也极端显著。阅读过科幻文学之后走上科学道路的也人不是一个两个，据我所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饶俊、清华大学的薛辉等都是先阅读科幻后来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工作者。科幻给中国人带来的变化，深深嵌入了那些读者的内心之中。在某些时候，科幻小说甚至能成为了大众关注焦点。《从地球到火星》曾经在五十年代引发过人们观测火星的热潮。《古峡迷雾》曾经引发过人们学习考古学、地质学，立志浪迹天涯，为祖国贡献自己青春的热情。《小灵通漫游未来》则更是在粉碎四人帮、未来重新带上彩虹的颜色之后，成为了一种时代人的共同记忆，成为了时代的标志物。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我认为，研究科幻文学，有助于更全面地观察中国文学的全貌，许多主流文学没有做到的事情，科幻文学做到了。这样，当你从主流到边缘的横扫中国文学的领域时，一种丰富性、宏大性、多样性便犹然产生。这是一种非常富足的感觉。

其次，中国科幻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主题和文本构造形式。不可否认，中国的科幻文学借鉴了许多国外科幻作品。我们对凡尔纳的学习、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对欧美模式的学习，都给自己的科幻文学打上了烙印，到与这些国家和作家不同的是，中国科幻文学强调自己的主题。救国主题就是其中之一。从晚清开始，直到郑文光、刘慈欣、韩松的小说，救国主题仍然是作家思考最多、表现最多的内容。在《飞向人马座》的开始，中国人就被卷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天空中的救援和地面上的战争同时进行。战争是残酷的较量，核武器被启动和使用。但是，最终中国人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在《三体》系列小说中，开始于文革期间的秘密外星人联络计划称为“红岸工程”，这个工程最后导致了外星人跟地球人的接触。但是，那短中国历史上不堪忍受的时代，其后遗症却永远地延续下去。小说让我们时时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为民族的今天负责，才能为世界的明天负责。《红色海洋》则更是对中国命运进行了“血色思考”。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吗？海洋被污染，天空被污染，我们的灵魂是否也被污染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对人们重新审视今天的生活态度，对理解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要价值。除了救亡和富强的诉求，某些时代的中国科幻小说还强化了科学知识占据的位置，强化了对儿童的教化功能。刘慈欣认为，这些倾向如果发展及下去，可能形成中国科幻文学的独特类型。在文本构造方面，中国科幻文学也摸索着前进，产生过很有中国特色的陌生化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借助中国古典历史、神话、寓言来撰写科幻小说。当然，这些尝试都还相当肤浅，但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应该是一条值得的路径。

让我们先从政治（P）上进行观察。从政治环境上看，中国政治安定的多次起伏，造成了科幻创作与出版方面的起落，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如果没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20年代循序渐进地提升科幻文学的质量也许是可能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从60年代继续发展新中国独立产生的科幻文学也许是可能的。当然，这些都是“也许”。不过，这些“也许”都存在着站不住脚的地方。例如，在30年代了末到4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抗战期间，但许多作家在此时此刻，却创作力勃发，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就在科幻文学领域中，老舍和顾均正也还是创作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我认为，如果作家能深刻地体验到一种文类的精髓，就能在任何时期创作出相应的作品。科普作家高士其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菌儿自传》，就是直接讽喻敌人，抨击不抗战的檄文。同时，也是非常好的科普文章。

如果不是政治安定问题，那么也可能是意识形态问题。这个说法也非常有道理。文革前的17年中，为什么中国科幻小说只能出现短篇而无法产生长篇作品？这与我们庸俗地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未来简化为“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差别”，仅存“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是否有关？这样的理论怎么能展示多种可能的未来？这一现象发展到了极端，就是1967年《科学画报》对苏联作家德涅伯罗夫的科幻小说《苏埃玛》进行的批判。批评者认为，小说中机器人差一点把他的制造者战胜，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但以政治的面貌出现，还会以对科学的诠释权威的身份出现。例如，在1984年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期间，一些人曾经给科幻小说上纲上线，说是“伪科学的标本”，是“资本主义自由化泛滥”。批判者把自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代言人，等同于科学的权威解释者。这种做法确乎毁坏了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的有效生存。我觉得这种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但也有缺陷的地方。同样的受到批评或批判，受到意识形态的约束，但为什么其他文类没有象科幻文学这样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呢？难道科幻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符码强烈的文学类型吗？

从前三个时期看，经济（E）和科技发展（T）的程度，并不是影响科幻繁荣的主要因素。但在当代，科幻文学对媒介的依赖关系强烈之后，经济可能会逐渐成为科幻繁荣的一个重要影响。科幻电影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特技需要强的经济支持，也需要强的技术蜘，而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技术会给电影提供有效的支持。但是，就算有了经济支持和技术支持，经济状态向好，技术水平高，就能导致科幻电影的繁荣吗？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文化（S）。许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中缺乏科学的要素，在一种没有科学传统的国家中，想要繁荣科幻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破天荒的难题。换言之，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本身就是门槛，这一门槛阻挡了文化不足、对科学技术本身就持有恐惧的读者。这就是为什么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比科幻小说有更多空间，发展更为平稳的原因。这些类文学，不需要入门式的科学知识作为阅读的门槛。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释。恰恰是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国科幻文学无法持续稳定的发展。换言之，当有人批评武侠小说或言情小说甚至历史小说的时候，中国读者都可以挺身而出，直接向责难者反击。因为他们自认对这些领域有着足够的判断力和发言权。但是，一到科学相关的问题，中国人自己便缩头缩脑，究其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有接受科学的精神。把科学当成神坛上的圣像进行顶礼膜拜，直接造就了中国人科学精神的缺乏。也使科幻文学的阅读和传播受到了限制。

这里，我们的分析偏离了讨论的轨道。我们是讨论科幻文学创作发展的，创作的主要成分来自作家和作品。因此，分析作家与作品而不是分析读者才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就让我们回到作家与作品。按照苏恩文的理论，科幻文学并非一种撰写科学的文学，它是陌生化和认知化结合的文学。这样看来，中国科幻小说受到读者门槛影响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一个优秀的作家，会立足于自己的土地，立足于自己的世界构造陌生化的想象，也会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土地去处理认知性的阐释。这样看来，作家和批评家对科幻作品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些想法如何引导了中国科幻创作的发展，才是解决中国科幻发展繁荣与否的关键，也是给未来中国科幻发展的路径指明方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