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中国的抗战 - 教师之友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很高兴今天我能到这里来做一个关于蒋介石和抗日战争的报告。大家知道，蒋介石有几个外号。一个外号叫“蒋匪”，还有个外号叫“蒋该死”。大家也熟悉，陈伯达以前写过一本书叫《人民公敌蒋介石》。2002年，我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本书主要利用蒋介石交给他的老师毛思诚的档案写的。出版以后，有人听到消息，在没有看过我的书的情况下，就匿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批判我的书。他们在匿名信中，给蒋带了三顶帽子。第一顶帽子叫“头号战犯”，第二顶帽子叫“民族败类”，第三顶帽子叫“千古罪人”。我今天能来讲这样一个人，谈谈他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我想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我很高兴。

蒋是1975年去世的，到今年已经30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蒋的棺早就盖上了，但直到现在，对蒋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蒋在抗战时期有几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领导军事的。一个身份是国民党的总裁，是领导整个国民党的。在抗战后期，他是国民政府主席，是领导当时的中国政府的。他还有个身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是指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的。对此人如何评价？特别是他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应该如何评价？这是认识中国近代史，认识抗日战争史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年以来，连战、宋楚瑜、郁慕明相继访问大陆，两岸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来重新认识，重新讨论蒋介石的评价问题，是应该的，必须的，正像刚才傅光明先生说的，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从1924—1927年。蒋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参加者，在1926—1927年之间，蒋领导了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从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的“十年剿共”时期，或者说“十年内战”时期。从1927—1937年，国共两党生死搏斗。同时，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的时期，在这十年里，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方针，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在这次报告之前，我和傅光明先生也讨论到了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要攘外，要反对日本侵略，当然内部要团结，要统一，要稳定。如果内部不团结，不统一，怎么可能攘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六个字有它合理的因素。蒋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他安内的办法，怎样造成一个国内稳定，团结、统一的局面。是用武力消灭异己，消灭共产党？还是采取谈判的办法、双方让步的办法来求得统一呢？我觉得，蒋的错误就在于，他是采用武力镇压的办法，采取剿共的办法，来取得国内的统一。蒋在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时候，他不是没有矛盾，其内心也不是始终平静的，例如1933年1月20日，蒋有段日记说：最近我想了一下，一个是倭寇，这是日本强盗；一个是赤匪（这是他对中共的诬蔑）。必须要丢下一个，专门对付一个。“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蒋说，如果我专门对付“倭寇”，那么国民党、国民政府将来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但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这就是说，从“天理”和“人情”两个角度衡量，蒋认为还是应该首先对付日本侵略者。，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从1935年底，他准备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对苏，一个是对共，特别是对付共产党的问题。正好此时，1935年8月1日，中共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简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是受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影响。“八一宣言”主要内容是号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召集一切愿意参加抗战的党派、团体、政治家来谈判，成立国防政府。1935年的“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最初的一个文件。蒋介石当时有位驻莫斯科使馆的武官叫做邓文仪。他看到了“八一宣言”，看到了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的讲话，迅速把这些信息通知了在国内的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抓住的时机，马上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决定要统一全国的力量来抗日。

此后，蒋介石通过几个渠道找寻和中共的关系，其中一条渠道，也是最重要的渠道，是通过宋庆龄。宋庆龄当时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牧师叫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宗教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宋庆龄派董建吾直接到陕北，会见了当时在陕北的周恩来，周又迅速把这个信息转达给毛泽东和张闻天。张闻天和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所以在1936年3月，毛泽东和张闻天给董健吾回了一个电报，表示愿意和国民党谈判。这是1936年国共两党联系的一个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就有了1936年11月陈立夫作为国民党代表，潘汉年作为共产党代表之间的谈判。陈、潘谈判期间，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在此之前，蒋介石正集中大军进攻陕甘宁苏区。这是蒋当时采取的两手政策。一面企图用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中共和中共领导的武装，但同时又围攻陕北苏区。他认为，只要再坚持5分钟，就可以消灭苏区。那时，也确实是中共历史上比较困难的时期。但就在此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通过宋子文、宋美龄向周恩来提出，只要中共同意三个条件，国共就可以再次联合。一个条件是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一个是取消红军的名义，一个是放弃阶级斗争。只要中共接受这三条，同时服从委员长的领导，蒋认为就可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剿共，实行抗日，这点他做到了。“西安事变”后，1937年，谈判就从原来的陈立夫和潘汉年之间转移到了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1937年全年，他们先在杭州谈判，又在庐山进行了两次谈判。在这些谈判里，共产党所要求的是一种双方平等的谈判，而蒋是采取一种收编、收容和给出路的不平等办法。例如，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应与共党以出路，而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但须令其严守范围。”2月16日日记称：“对内则编共而不容共。”所谓“编共”，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蒋介石要求把中共的武装纳入国民党掌握下的军队系统，不让共产党成立军部或总部。第二，对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资送出洋。第三，蒋介石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和其本人的领袖地位。第四，要求共产党取消党名，绝对服从，绝对一致，不能任意组织与活动。在1937年谈判中，焦点是军队问题。1937年6月8日，蒋介石和周恩来谈话之后，在日记中说：“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7月16日日记云：“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惟能忍而未发耳。戒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谈判，蒋要收编中共的军队，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这自然是谈不成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8月1号，蒋介石采取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他邀请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来南京讨论国防问题。应该说，这是蒋介石跨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中共中央收到邀请以后，毛泽东没有离开陕北，而是派了三人去南京，即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他们到了南京后，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红军的改编，一个是陕甘宁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共做了让步，蒋介石也做了让步。这个让步表现在，中共所领导的红军决定接受改编，称为八路军，后来称为第18集团军。中共把自己领导的红军归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底下，称为第八路军，这是中共作出的巨大让步。

第二个让步，中共决定把陕甘宁苏区改称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下的一个特殊地区。在决定改称过程中，蒋介石也做了让步。最初，他准备派一个国民党员去做这个边区的政府主席，但中共坚决拒绝。最后蒋介石做出让步，同意中共的林伯渠担任边区政府主席。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中共的一个文件，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里，中共表示了四条。第一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的政策。第三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第四条，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且待命而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蒋介石就开始调整国内政策。第一个表现是，蒋介石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二个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宣布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26位同志的国民党党籍。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在上一世纪20年代都是国民党人，而且毛泽东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在1927年“清共”的时候，国民党把毛泽东、周恩来都开除了。现在，国民党宣布恢复他们26人的国民党党籍。第三是，蒋于1938年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第四，蒋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在一定的意义上，开放了政权。第五，蒋想找寻一个新的国共合作形式。当时，他想把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大党，名为“国民革命同盟会”。中共对此提出，合并不好，希望采取新的办法，即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党，而且可以参加国民党当时刚刚组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要求两党合并，一方面表现了他想取消共产党这一意图，但至少此时，他也希望两党有一个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说，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到1938年的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个时期，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因此国外有人说，这是两党的“蜜月期”。此时两党比较一致，矛盾较少，纠纷较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看出来。毛泽东在这篇名为《论新阶段》的文章中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他在讲话中给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例如毛称蒋是民族领袖，是最高统帅。他说，在国共两党里面，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是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而且还说，国民党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和蒋介石前后这两位伟大的领袖。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篇文章，大家在《毛选》里找不到，但可以在中央档案馆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里找到。毛泽东之所以会讲这段话，是因为这个时候，两党合作比较好，国民党、蒋介石比较努力地抗战，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才给了这么高的评价。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执行了一条正确的对内政策——联共抗日。

大家知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对日本长期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蒋之所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一个是因为他要剿共，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另外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蒋害怕日本的武力。他认为中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比不上日本。他有个思想，后来我们概括其为“三天亡国论”。他说，中国军队要和日本打起来，只能是有败无胜。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可以截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命脉，从而灭亡中国。这就是蒋介石的恐日症。国民党内部患有“恐日症”的人不少。“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的内部一片主和声。例如，当时军事委员会有一个常委叫徐永昌，还有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叫何应钦，他们都认为，尽管“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但中国要抗战至少还要有６个月的准备。当时的一部分学者，比如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著名教授胡适，他们也认为不能打。他们说，中国一和日本打，中国的精华、元气就全毁了。胡适表示他要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他要给中国，给中日之间再争取５０年的和平。此时，胡适做了个非常大的举动，他找到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通过陈布雷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大家是绝对想像不到的。我曾经跟我们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耿云志教授开过一个玩笑。我说这封信，幸亏是最近两三年才发现的。如果它在上一世纪５０年代全国批胡适的时候被发现，那胡适肯定要被戴上一顶帽子——“卖国贼”。为什么？胡适给蒋介石的信里提了一个意见，说我们现在打不过日本，怎么办？胡适说，我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用这个办法和日本一刀两断，保持彼此之间的和平。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个馊主意！在国民党的国防会议上，有人就骂，就是程潜——１９４５年起义的那位国民党将领，他骂胡适是汉奸。另外一个国民党元老居正说，应该逮捕胡适。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中共很快发表声明，表示红军可以开赴前线作战。但是，像我们上面谈到的，当时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士都认为抗战条件还不成熟，部分学者和社会名流也认为还不是时候。在这个形势下，蒋介石认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在庐山发表谈话，发出抗战的号召，其中有些话大家都很熟悉。他说：“现在冲突地点已经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古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沈阳是在“九一八事变”被敌人占领的）！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变成昔日的东四省（东三省加上热河）。北平若果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蒋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因此，“庐山谈话”是蒋介石改变妥协政策，号召抗战的一个谈话。蒋发表“庐山谈话”的时候，国民党内部不是没有人反对。参加“庐山会议”的国民党中有很多人士反对这个谈话。最初，它不叫 “庐山谈话”，叫“庐山宣言”。为何改成 “庐山谈话”？就是因为有不少人反对在这个时候和日本人打。所以蒋做了个妥协，就是既要表明中国政府的态度，但又要减弱它的冲击力量。所以改“庐山宣言”为 “庐山谈话”。

淞沪抗战失败以后，蒋介石迁都重庆，做了长期抗战的准备。淞沪之战中，蒋介石调集了全国70万精锐部队，打了三个月，应该说这场战斗打得很激烈。中国军队表现得很英勇，牺牲很巨大，70万军队伤亡30万。但淞沪之战给了国内外一个良好的印象，让国际上看到中国军队是能打的。由于淞沪抗战，胡适也转变了观点。淞沪抗战结束，胡适就对汪精卫等人说，中国军队还是能打的，我们还是把和平主张暂时放一边。正是由于胡适这个转变，蒋介石后来很快就派胡适去美国作驻美大使，让他对美国人做宣传，帮助中国抗战。所以，淞沪抗战尽管伤亡惨重，但是对国内外的影响是巨大的。淞沪抗战失败后，接着就南京沦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内部更是一片主和之声。汪精卫的叛变出逃在1938年年底，但实际上在南京沦陷后，他就已经产生了叛国的想法，产生了要另外组织一个政府的想法。此时，汪精卫找到蒋介石说，形势很紧张，干脆我来组织第三政府，挽救这个局面。另外，原来主张要逮捕胡适的居正此时也说，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他说，如果没有人敢出来同日本人谈判，敢和日本人签字的话，我居正可以出来。大家知道，国民党里还有个左派，叫做于右任，他也表示不能打，要和。而且在会议上批评蒋介石，说蒋太优柔寡断。

南京沦陷助长了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妥协的气氛。在这个时候，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来调停。此时，中国的抗战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大家知道，南京的失陷就是国都的失陷，国都的失陷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灭亡。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应该说，此时蒋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蒋还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们和日本人谈和的话，外战可止，但内乱必起，国家内部一定会产生矛盾。所以蒋介石批评了包括孔祥熙、汪精卫在内的主和派。另外，他拒绝了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此后，中日的秘密谈判并没有停止。从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开始，到1940年12月期间，中日的秘密谈判一直在进行着。

过去有些历史学家，把中日的这些秘密谈判看成是蒋介石准备妥协，准备投降的政策。但根据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这些谈判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孔祥熙所主持的谈判，确实有对日妥协的倾向，但蒋介石对孔祥熙主持的谈判都是批评和制止的。蒋甚至对孔讲了重话：说不能再谈了，再谈就是汉奸。蒋本人也指挥过几次谈判，这些谈判具有策略上的意义，其目的或在于阻挠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或具有试探，掌握情报的目的，最后都是蒋本人踩了刹车。蒋介石有个顾问叫端纳，他在1945年有个讲话，说蒋在1938年—1940年间，至少曾经愤然拒绝过日本方面的“和平”要求达12次之多，这是事实。过去我们都以为，中日秘密谈判都是蒋介石主动找日本人谈的，现在史料证明，所有谈判都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因为日本人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就陷入战争的泥潭当中，其财政、军事力量严重不足，故日本人采取政治上诱降的策略。这方面我就不详细阐述了。

这里，我要着重阐述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这次会战是由国民党将军薛岳指挥，歼灭日寇56000余人。这是日本侵华以来最大的惨败，被美国称为自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以来，同盟国在远东战场之大胜。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也肯定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另外一次重要的战斗是缅北、滇西之战，这次战争从1943年10月一直打到1945年3月。前后17个月，中国军队挺进2400公里，收复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了缅甸领土8万平方公里，收复了云南西部失去的土地8万平方公里，歼灭日寇4.8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6.7万余人。中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让美国记者非常感叹，称之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军队所望尘莫及的。我讲这两次战役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只知道一个台儿庄大捷，在台儿庄之外，中国军队的胜利还有好多。

首先讲联苏，在蒋介石实行反共清党以后，中苏两国在1929年断绝了外交关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迫使蒋介石思考，要恢复中苏邦交。当时，日本人也在拉拢蒋介石，企图让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蒋面临着两种选择，他的决定是联苏制日。1932年，即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蒋介石就派人和苏联谈判，要恢复邦交。他认为，中苏恢复邦交可以让日本人胆怯，可以奠定中国雪耻复国的基础。他把和苏联恢复邦交视为对日本的第一打击。1935年，蒋介石在着手解决和中共的关系的同时，着手解决和苏联的关系。当时蒋介石提出，在中苏两国间订立中苏互助条约。他的这一建议，苏联不感兴趣。苏联认为，如果订立中苏互助条约，就会得罪日本人，因此不赞成蒋的建议，但是，苏联又希望中国军队能在中国战场上拖住日本。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有着侵略苏联的计划，就是所谓北进派。苏联提出的建议是，订立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双方长期争执，互不相让，最后蒋做了妥协。“卢沟桥事变”以后不久，即1937年8月21日，中国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给了中国军事上有力的支援。例如，给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弹药，而且提供了空军志愿人员。大家知道，中国曾经和日本在武汉上空进行过多次激烈的空战，其中有若干空战，中国军队是胜利的。当时在武汉上空与日本作战的中国空军里，就有苏联的志愿参战人员。除了空军，苏联从两个渠道向中国提供武器、弹药。一条是通过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太原到华中地区；另一条是从新疆、陕西、河南到中国的中部，当时苏联的运输线就是这两条。

战争初期，苏联除支援中国大量武器、弹药外，还派出了军事顾问。因此，蒋介石联苏制日的选择是正确的。除了联苏，蒋介石还联美、联英。在我们今天看来，联美、联英好像是个必然的选择。其实，并非如此。当时国民政府的内部有两派，一派主张联德，另外一派主张联合英美。主张联德的以白崇禧和孙科为代表。联德派为何能够存在而且一度曾占优势？懂得世界史的人都知道，上一世纪30年代，在抗战之前，中德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就是德国的军事顾问；当时中国取得军火的重要来源是德国。孔祥熙在1936年到欧洲转了一圈，最大的成果是德国答应给中国提供军火，在苏联给中国提供军火之前，当时世界上唯一给中国提供军火的是德国。所以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主张联德。

二战中，英美主要有两个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一个是亚洲战场。英美是先欧后亚，打算在消灭德国后，再解决亚洲问题。蒋介石要争取英美的支持，就必须反对他们先欧后亚的政策。经过长期的努力，特别是1941年12月日本人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美对日宣战，中国政府很快宣布对日宣战，这样，世界上26个国家，中、美、英、苏发表26国宣言，表示要用最大的财力、物力来和法西斯战斗，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成立。此后，1942年6月，中美签订抵抗侵略的互助协定。1943年10月，中、英、苏签订了一个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此后，英美对中国的抗战进行了经济和军事的支援。这两天媒体报道的“飞虎队”就是这时产生的。所以说，蒋介石联苏、联合英美是正确的。

此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抗战中，蒋介石还支持亚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亚洲有几个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第一个大国就是印度，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有个政党叫国大党，领袖叫尼赫鲁。国大党是代表印度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要求独立的一个政党。印度还有一个提倡不合作主义的人物，叫作甘地。蒋介石支持国大党，支持尼赫鲁，他为了支持印度自治和独立的要求，曾经在1942年和宋美龄一起访问过印度。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很简单，当时却会激怒英国。蒋介石不顾英国反对，访问印度，会见了尼赫鲁和甘地。另外，蒋还支持韩国的独立。众所周知，中韩一直有着长期的友谊关系。1910年后，日本吞并韩国，大量的韩国流亡者、爱国者来到中国，将中国作为其反日的基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帮助了他们。韩国人在中国组织了光复军和义勇队，他们的领袖金九，是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用飞机送回汉城的。而且，蒋介石把韩国独立看作是中国抗战的一个目标。越南，很长时期是法国的殖民地，蒋介石支持越南独立，通过人向罗斯福表示，中国不想独占安南，对此，邱吉尔不相信，斯大林也觉得很奇怪。东南亚国家中的泰国，当时和日本结成泰日同盟，参加法西斯阵营，但蒋介石支持泰国的爱国者，同意他们在重庆设立自由委员会，主张“无条件协助其独立”。

今天我们应当承认，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也有过。首先讲他的功，在说这个问题前，我要首先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本书中的一段话，该书是前些年出版的，主编是胡绳。胡绳同志是国家的领导人，他有三个头衔，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是我的上司。一个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另一个最重要的头衔是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这本书其中有段话是这样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200万军队，国民党当时政策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本书除了由胡绳主编外，还经由胡乔木同志从头至尾，每一个字的审查，最后胡乔木同志给它写了个前言，高度评价了此书。我很坦率地说，我今天敢于在此做这个报告，有这段话作为支持（掌声）。我前面说过，2002年，我出过一本写蒋介石的书，就有几位“极左派”给中央领导写信，控告我，要求严肃处理我，开除我的党籍。后来我在网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鄙人还不是中共党员。这些人是糊涂蛋，他们不知道我是否是党员，也不知道我的书是在海外出版的，还是在国内出版的。他们甚至要求治我以叛国罪。所以说，胡乔木同志审查过的这段话，给了我很大力量。前几天我在成都开会，碰到了这段话的执笔者金冲及同志，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但你的这段话直到现在都还是超前的，有些人也许现在还不会同意。

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蒋介石对抗战胜利是有功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有功。抗战胜利的结果：第一，是促进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就认为，废除帝国主义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机到了，他首先跟罗斯福派来中国的代表谈话，要求美国首先、单独、自动废除对华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而且指示宋子文，进一步要求美国政府取消诸如租界、内河航行、关税等方面的不平等条约。正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1943年1月，中美、中英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第二，是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抗战后期，中国成为国际上的四强之一。蒋在日记中说到：国家的声誉和地位实在是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提高。第三，是收复失地，洗雪国耻。经过抗战，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洗雪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收回了，丢掉的这些土地，随着抗战的胜利，通通收回了。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的战争。第四，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而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是94%。二战的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从抗战时间上看，美国是3年9个月，英国是6个月，但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拖住了日本北进的脚步，使得苏联避免两面作战，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战场。而且，中国战场延迟了日本向东南亚前进的计划，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兵力，为英美——特别是美国赢得了时间，也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了后方基地。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粉碎了德、意、日在中东会师的计划。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所以说，中国战场的存在，有力地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说，蒋介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当然，上述成绩，自然不是蒋介石一人之功，但是，他顺应“天理”和“人情”，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到底，这些成绩，自然也和他个人密不可分。

下面，我要讲蒋介石的过错。第一，片面抗战与战略上的失误。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特别是淞沪会战——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地区聚集了70万军队，和日军打消耗战。蒋介石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九国公约》在比利时开的会。后来，在南京保卫战期间，又幻想苏联可以出兵，致使中国军队遭到沉重的损失。蒋当时的战略思想，是持久消耗战。但在实际上，他强调的是敌攻我守，要求固守阵地，这样就消耗了自己。他提出要发动游击战，发动民众，但始终发动不起来，所以他的抗战被称为是片面抗战。他只懂得用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去抗日，不懂得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的：战争的最深厚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也不懂得阵地战之外还有运动战、麻雀战、游击战等战术。第二，抗战中期与后期的反共活动。蒋跟美国人说，他有两个任务，一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二是阻止共产主义在国境内的蔓延。因此在抗战过程中，蒋介石虽然和中共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他始终有反共活动，主要表现在：一、制定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对中共的活动进行许多限制。二，他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在整个的八年抗战期间，他始终把胡宗南的军队布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不管抗战形势如何艰难险恶，胡宗南的军队始终用来对付中共。三，发动皖南事变。在抗战中，蒋介石一方面要限共、反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全面反共，因为抗日的大局在前。第三错，蒋在抗战期间，始终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改革，顽固腐败。当时，中国有几种力量，都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民主党派，如张澜、黄炎培，都提出要结束国民党的党治局面，但遭到蒋介石拒绝。中国共产党除要求坚持抗战外，还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实行宪政，提出要成立联合政府，各党派平等，但蒋介石也都拒绝了。此外，当时的美国为了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出面调解国共矛盾，也要求蒋介石改变一党专政的局面。抗战后期，美国非常看好中共，对中共的抗战活动，特别是游击战争给了很高评价，对中共在陕甘宁建立的民主政府也给了很高评价。美国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成立国共联合政府。1944年11月，美国人赫尔利访问延安，从延安带回了毛泽东亲笔签字的“五项协定”，其中的第二条就是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为联合国民政府，改组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为联合的国民军事委员会。但蒋介石都拒绝了。正是由于蒋介石在抗战过程中，坚持反共，坚持一党专政，这就埋下了他在抗战胜利以后，又一次发动内战的伏笔。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拒绝改革，并且对宋子文、孔祥熙等大官僚包庇。抗战胜利后，他的名声达到了极点，但很快，不过三、四年，他就在大陆失败，逃亡台湾。

主持人：胡乔木先生审定的，由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年》里评价蒋介石的那段话，是今天杨先生来演讲的“上方宝剑”。我在请杨先生讲的时候也有过考虑，讲这样一个题目是否合时宜。上次杨先生来文学馆讲的是戊戌政变，那时杨先生和我说，想讲蒋介石。我说，您别讲这个，这个题目敏感。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纪念，是个很好的契机，可以学术地、历史地来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把他看成是头顶上各种各样的头衔的蒋介石，不管好的坏的，只把他当成个历史人物，来聆听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用杨先生的话说就是一家言。现在已是中午了，但杨先生还是兴致颇高，愿意回答听众的问题！

问：杨先生今天的演讲很丰富，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个是您提到，蒋介石收回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丧失的国土，这个我认为可能是有点偏，因为收回的只是日本占领的中国国土。像香港，俄国的东面，乌苏里江以东都没收回啊。第二，您谈到的蒋介石关于中国在日本和苏联之间的选择，我想中国只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因为第一，那时候已经是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了中国，已经是日本和中国处于敌对状态。而且，日本对苏联来说，一直是个威胁。从日俄战争以后到苏联的内战，十月革命以后，他都进攻过西伯利亚。所以，我觉得只能是中国和苏联有共同的敌人，自然而然走在一起。另外，在英美和德国之间的选择，我认为也只能选择英美。因为，在德国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已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轴心国实际已经成立，他们已经是盟国了，我们当然不可能选择德国来作为我们的盟国，所以当然是英美了。同时，当时英美态度也是很明确的，同情中国，在罗斯福的一些演讲都表现出来了。所以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一些看法。

答：罗斯福确实有过把琉球交给中国的想法，蒋介石表示琉球和台湾性质不同，台湾原来是中国的领土，琉球原来是一个国家，因此不适合把琉球归还中国。我的个人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蒋没有错。琉球原来就像朝鲜和越南似的，和中国是一种藩属关系，越南和朝鲜原来都是中国的藩属国。蒋主张战后越南和朝鲜应该独立，琉球不应该交给中国。我再给大家说个小故事，中国人是很老实的，在开罗会议时，美国人起草的文件说，战后要把东北、台湾归还中国，中间还加了个小笠原群岛。而小笠原群岛从来不是中国的领土。但中国代表提出：，是否将澎湖列岛误写为小丽原群岛？最后开罗会议的正式文本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意见，把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小笠原群岛是别人送上门来的，但我们不要。

答：援助中国的国家有英、美、苏，其中应该是英国的援助最小，而且蒋和英国的冲突也最多。在开罗会议中，蒋对邱吉尔的印象最差，蒋在日记中说英国是个老牌的帝国主义，是个老滑头，靠不住。开罗会议中，邱吉尔见到宋美龄就问，在你的印象中，我是不是个大坏蛋？宋美龄回答得很巧妙：请问你自己对自己是个什么看法？而且，罗斯福还向蒋介石告密，说英国就是不肯承认中国是一个强国。开罗会议中，出来捣乱的也是英国人。蒋明确提出东北、台湾和澎湖应该归还中国，可是在修改文件的时候，英国主张说，战后日本应该放弃对台湾和满洲的统治权，但就是不肯写明要归还中国，是中国代表提出，必须注明要归还中国。只是因为中国代表的坚持，加上美国罗斯福的同意，最后文件才写明要归还中国。因此说，英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是最小的。对中国抗战支持最大的，前面是苏联，后面是美国。综合来说，我认为对中国抗战支持最大的还是美国。苏联一开始是支持中国抗战的，最早给中国武器弹药的是苏联人。但在抗战过程中，苏联做了件很对不起中国的事情，就是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叫《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做了个交换，日本承认外蒙古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苏联承认满洲国是一个国家。当然，这是苏联想稳定东方战线而对日本的妥协，但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政府是强烈抗议的。

答：潘汉年这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时在抗战中，中共有三个特殊人物，一个是潘汉年，一个是袁殊，一个是演员叫关露。这三个人，都跟日本人，和汪精卫有复杂的关系。所以在有段时间内，袁殊和关露都是不能见之于媒体的。潘汉年在50年代被毛泽东下令关起来，其原因可以引用《沙家浜》中的一句话，叫作“勾挂三方来闯荡”。今天我们可以做结论，这三个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当时跟日本人周旋，跟汪精卫周旋，都是为了做地下工作，刺探情报。现在中共已经为他们三人恢复了名誉。为何50年代毛泽东下令关押潘汉年，并导致后来的潘杨冤案。主要在于，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一个特务头子李士群有特殊关系，而李士群曾把潘汉年带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见汪精卫，完全是个突然行动，潘汉年事先不知道，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向中共中央请示。如果事后他立即向中央汇报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潘汉年见了汪精卫之后，没有及时向中共中央汇报，直到50年代，他才透露了这件事。这令毛泽东非常愤怒，故将其关押。

主持人：时间已经是12点半，不再提问了。听史学家这样讲述历史，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历史现场，这要比“戏说”更使我们的头脑保持清醒，保持睿智。历史本来乱如麻，再听“戏说”，脑子里不是一笔糊涂账才怪。“戏说”，说穿了只是文化娱乐而已，切勿把“戏说”历史当真。不过，“戏说”倒为后现代史学的观点提供了脚注。后现代史学认为，只有历史的叙事文本，根本没有历史那回事，历史过去之后再无办法还原的，甚至不承认那个历史事实曾经发生过，只是各种各样的叙事文本。对蒋介石来说，这倒也适用。以前我们所认识的蒋介石有很多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叙事文本，而真正的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历史的原貌如何呢？这已经属于学术探讨的历史话题了。

另外，从刚才有位先生提到的关于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在联苏联美联英问题上呈现出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来看，那位先生跟杨先生已经有争鸣了，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管看法如何，反正讲到抗战期间国际上的这种风云变幻，错综复杂，我想我们今天有一点至少是明确可知的，就是，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只有国家自身强大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够不在各种各样的国际谈判和争端当中被人出卖利益。这又让我想到我的恩师萧乾先生的那句话，他是中央文史馆的前任馆长，杨天石先生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我在演讲二战期间的中国记者萧乾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过，即“国际无信义，只有利益。”最后的结语是，为了我们能够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永久，只能我们自身安定团结，繁荣昌盛强大。最后让我们向杨天时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