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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黄朴民 |
今天重振国学，开展国学教育绝不是对传统国学简单的回归与重复，不能画地为牢，抱残守阙。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沉溺于单纯复古、甚至迷恋旧骸骨的泥淖。具体地讲，我们今天弘扬国学，应该有全新的理念与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黄朴民的日程总是排得很满。这位多年来致力于国学研究、曾获得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的著名学者，除了著述立说，常常被邀请去各地讲学。而自从扫黑除恶剧《狂飙》热播，黄朴民就更忙了。原因是《狂飙》这部电视剧隐藏着《孙子兵法》等书单，黄朴民也没想到一部剧带火了两千多年前的兵书。
《孙子兵法》在中国兵学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直到今天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还渗透到军事以外的领域，对商业竞争、企业管理、外交谈判、体育竞赛等也有深刻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今天应该如何重申国学教育的重要性？ 如何重新认识经典的价值？ 对于《孙子兵法》的“大热”，黄朴民清醒地提出，为避免发生偏离经典阅读基本宗旨的情况，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真正为我们今天的工作与生活提供有益的启迪与积极的帮助，应该秉持科学理性的精神，遵循正确合理的原则与方法予以正确解读，这才是尊重经典、合乎逻辑的必由之路。结合最近出版黄朴民《孙子兵法十八讲》《孙子兵法译注》（浙江文艺出版社）等著作，近日，中华读书报记者专访了著名学者黄朴民先生。
正确领悟思维上的特征，才能了解其魅力永存之处
中华读书报：早在20年前，您就出版过《孙子兵法解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那时写作这本书，是有什么契机吗？
黄朴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子兵法解读》是合著，不是我的第一本《孙子》解读著述。我第一本有关《孙子兵法》的独著是1991年由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孙子兵法》，第一部合著则是1990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子校释》。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学术论文，则是在1989年，那就是“五行问题与《孙子兵法》”一文，提交给“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讨论会”交流，并收入《孙子新探》论文集出版。这都是30多年前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您读的《孙子兵法》是哪个版本？ 在读了多少遍之后才开始创作的？《孙子兵法解读》的出版顺利吗？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如何？
黄朴民：《孙子兵法》的版本相对比较单纯，也就三大系统：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宋“武经”本和宋十一家注本。作为研究者，这三种版本都读过，相对而言，更倾向于宋“十一家注本”这个版本，这也是郭化若将军奠定的军事科学院传统。我所有的《孙子兵法》整理、研究、著述，都是以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宋十一家注孙子》影宋本为底本。至于读了几遍以后进行创作，只能说是“N”多遍，读书与写作是双管齐下的，边学边干。
1989年夏秋之交，岳麓书社编辑曾德明来军科院，约请我承担“古代经典今译文库”中的《白话孙子兵法》一书的撰写。我当然很振奋，但也有些忐忑不安。作为历史学博士，我知道岳麓书社这套书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影响力，但撰稿者大多为名家，如《白话尚书》作者周秉钧，《白话易经》作者南怀瑾。而初出茅庐的我，只是一个从事兵学学习和研究才一年的“青椒”。我当时认为，这个《孙子兵法》的今注今译，应该由郭化若老将军出马，至少也该由吴如嵩先生亮相，才可以镇得住场子。
面对我的顾虑，曾德明编辑耐心地予以解释、勉加鼓励，我年轻气盛，就应承了下来。今天回头来看，此书的撰写，在我自己的学术生涯里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我全面完成自儒学研究到兵学研究这一学术事业转型的标志性象征。
这本《白话孙子兵法》是我个人独著的第一本书，于1991年6月出版面世。这一年，正好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捎带着使这本小书得以热销，第一次印刷就有100300册，以后每年都几乎重印一次，到1998年4月，已是第4次印刷，印数高达364000册。可见它还是比较受广大读者朋友欢迎的。
中国兵家文化的最高成就，后来的兵书难以超越
中华读书报：近两年，您也曾出版过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的解读，尤其是最新出版的《孙子兵法十八讲》（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不断解读的过程中，是否有新的发现？
黄朴民：我前前后后写过不下十余种有关《孙子兵法》解读类的书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岳麓书社版、中国人民大学版、安徽文艺版、国家图书馆版、浙江文艺版，等等，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文化百部经典”中的这一本，还被国家古籍整理委员会遴选为《孙子兵法》读本的四种推荐版本之一。
30多年来，我还会经常重温这部兵学经典，有关《孙子兵法》的文献释读、思想体悟也会有合乎逻辑、与时俱进的深化，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地修正、完善自己的观点。这包括对《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蠡测与判断，对《孙子兵法》地域文化特征的分析与归属，对《孙子兵法》思想体系与价值的总结与评估，对《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学经典异同关系的考察与揭示，等等，在基本观点上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调整。
中华读书报：您曾用四个“最”来概括《孙子兵法》：我国现存最早、最好、最广、最活的兵书。那么，您如何看待这部经典在当下的意义？
黄朴民：“最早”“最好”“最广”这些特征，主要说明的是《孙子兵法》具有历史地位、文物属性和文化影响，而“最活”才是《孙子兵法》具有超越时空，能够让人们始终感受其永恒文化魅力，使其富有不朽思想价值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孙子兵法》从本质上讲，是原于军事，又高于军事的，是伟大的哲学，具有普遍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它的辩证思维、逆向思维，处理矛盾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内在协调，有关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统一，“杂于利害”“以迂为直”的超常思维，善于从正常中发现不正常，在合理中找到不合理的另类思维，其注重战略运筹要素上的综合性，强调战略预测时空上的前瞻性，提倡战略方案选择上的多样性，主张战略手段实施上的可行性，不但在军事领域有用，也无疑在一切带有竞争性质、蕴涵博弈成份的工作中具有哲学上的启示价值。
《孙子兵法》这部经典在当下依然充沛着极大的生命力，而且未来也会扮演重要的角色，譬如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永远会是“科学的真理”，因为不管技术手段怎么进步，“知彼知己”始终会是克敌制胜的基本前提。
如果全盘照搬、滥用诡道，会导致道德底线丧失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电视剧《狂飙》“带火”了《孙子兵法》这一社会现象？ 应该如何正确引导观众和读者阅读《孙子兵法》？
黄朴民：电视剧《狂飚》“带火”《孙子兵法》，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
一是电视剧本身拍摄很成功，反派主角高启强的艺术塑造十分生动，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既然“有文”，这样就将作为角色人物的高启强生平活动中的重要道具《孙子兵法》一书夹带着一日走火，而编剧者将高启强人生中的浮沉成败，有针对性地与《孙子兵法》不少原则加以对应，更让人们对《孙子兵法》一书产生天然的亲近感。
二是《孙子兵法》作为经典，虽然在精英圈内享誉古今，但毕竟是“少数人的精彩”，与普通民众其实是隔膜的，现在通过大众传媒，走近亿万民众，成为大众圈的话题，可见大众的认知与接受，是经典生存与传播的最肥沃土壤。
三是近些年来，国家与社会各阶层越来越意识到阅读经典，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持之以恒为树立文化自信而努力，已经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而《狂飚》“带火”《孙子兵法》，乃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偶然的，但从历史文化大趋势看，本质上又是必然的。但不管怎样，这是很好的文化现象，对于引发大家关注优秀经典、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光大发扬，有着正面的积极意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需要注意避免经典阅读与应用上的庸俗化、过度功利化。以《孙子兵法》为例，有些人不适当地强调其“兵以诈立”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孙子兵法》等同于“三十六计”，这显然是偏颇的，也是有害的。
我们说《孙子兵法》对今人有启示，这主要是就其思想方法论的意义而言，而不是指将孙子的具体用兵之法与经济活动方凿圆枘，对号入座。说到底，《孙子兵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追求的是“独胜”。而现在的企业管理、商业经营、人际交往，就性质而言，其产生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追求的是“双赢”“多赢”。兵可以“诈立”，但商却不宜“诈立”，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孙子兵法”中的“诡诈之道”，应用于其他的领域，那等于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这种本质属性上的区别，决定了《孙子兵法》基本原理借鉴上的有限性，否则必然会走火入魔。所以，不能不加区别地将《孙子兵法》中的“诡诈之道”，运用到企业管理和商业运作中去，否则就是游戏无规则，求胜失底线，导致道德大滑坡，造成严重的诚信危机。
只有国学才能更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中国形象”
中华读书报：您最近在香港讲学时谈到内地国学教育发展的概况，能否简要谈谈您的国学教育观？
黄朴民：今年3月我在香港教育大学访学两周，在该校讲座教授郑吉雄先生的引荐下，得以到该校“国学研究中心”做了一场题为“内地国学教育发展”的学术讲座。这场讲座的主要内容有二个方面：一是对我所了解的内地国学教育与研究基本状况向香港的同行和朋友做了大致的介绍，二是借这个平台进一步重申了这些年来我有关开展国学教育的一些思考与认识。当然，第一部分不免是“挂一漏万”；而第二部分也恐怕是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敝帚自珍。
在我看来，“国学”包含有三个层面：第一，国学是一种知识体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应该有一种最起码的亲近感与敬畏心，都应自觉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对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这些内容应该有基本的了解。第二，国学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正式地把国学当做学问来学习，都是在国学的氛围里成长的，受其熏陶。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因此面对同样的事情，中国人和西方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最后，“国学”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应该说，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才是国学最根本的内核。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学可谓是国魂之学。因为只有国学，才可以更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中国形象”，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告诉世界“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国学才能客观地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真实状况，说明影响和决定国人行为的内在体系，以及它如何有效支持国家“硬件”的运行。
为什么目前社会上是“国学热”，而不是其他学科的“热”？ 这最好不过地说明，国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重振国学是顺乎天、应乎时、合乎民。国学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生活方式、处事原则。我们相信，随着国学研究和普及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国学，国学会更好地发挥塑造民族之“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积极作用。
中华读书报：与民国时期国学教育相比，您认为国学教育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有哪些特点？
黄朴民：现在，有些人把“国学”在近现代的中衰、没落完全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后遗症，这种说法有些似是而非。
我们细加考察就能看到：在“五四”以后国学出现了真正繁荣的高潮。这表现为：一是当时各种类型的国学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如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学堂“国学研究院”、“无锡国专”、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亮丽风景；二是各类国学研究的刊物层出不穷，有价值的国学研究成果迭出，令人目不暇接，这中间，《国粹学报》《制言》《国故论衡》等刊物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国学研究成果发布的广阔平台，具有可观的学术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当时，甚至可以说也反映在今天。换言之，现在很多人研究国学，争论的问题和民国期间争论的东西是一样的，讨论的好多问题是其翻版或延伸。
民国的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是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理念，从中西学术文化汇通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研究，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及其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进行综合性研究，这是主流，成绩也特别显著，造就了王力、谢国桢、徐中舒、姜亮夫、刘节、姚名达等一大批学术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第二类可以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专为代表。那里注重国学教育的博雅性，不但践行“文以载道”的理想精神，也注重“游于艺”的艺术陶冶，追求“全人”人格的滋育培养。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有较高的造诣，都是很好的。他们出来一大批人，比如钱仲联、冯其庸、王蘧常等“博通”型专家，这又是一个路子。还有一类，就是马一浮先生所倡导的“国学”教育，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他主持的复性书院的面世。马一浮先生强调“六艺”为一切学术之本，就是坚守原则，属于比较传统的做法，但曲高和寡，难以为继，不久，许多老师就离开了。熊十力也因理念与他不同而不再跟他合作，复性书院只办了一年左右就偃旗息鼓了。
显而易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治学特点是求真务实，走的是所谓“专精”的道路。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就是崇尚博雅，呈现的是“会通”的气象。而马一浮先生的国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就是追求纯粹，所体现的是“醇纯”的精神。但是“天下百虑而一致，殊涂而同归”，三大类型的国学教育理念与方法，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它们之间是共生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促进了近现代国学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非常光彩的一页。而且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它们对当今国学教育的开展的影响既是无形的，但又是无所不在的。
当今与民国时期国学教育与研究的时代背景虽然截然不同，但是今天这方面的思维方式与学术进路，民国国学教育与研究的三大取向依然隐约可见。有人将儒学视为国学之本，将儒学的研究当作重振国学的主题与中心，这显然是马一浮先生理念的延续；有人将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充分拓展和泛化，倡导“大国学”的概念，也多少是“无锡国专”博雅教育精神隐隐约约的再现；而更多的人视综合性地整理与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为专门学问，则无疑是对清华国学院研究传统的“克绍箕裘”，光大发扬。
今天要弘扬国学应有全新的理念与方法
中华读书报：对于如何健康发展国学教育，您有哪些建议？
黄朴民：首先必须明确，今天重振国学，开展国学教育绝不是对传统国学简单的回归与重复，不能画地为牢，抱残守阙。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沉溺于单纯复古、甚至迷恋旧骸骨的泥淖。
具体地讲，我们今天弘扬国学，应该有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尤其要做到两个“超越”，两个“解决”，两个“面向”。
两个“超越”：第一，超越单纯的汉族畛域。中华民族有五十六个民族，不能因为强调了五十六个民族的个性，淡化甚至否认了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主体的共性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的国学仅仅局限于汉族这一块，这显然会是残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今天的国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五十六个民族个个有份，弘扬它也是个个有责。总之，我们的大国学首先应该是超越汉族的。第二，超越经史子集。《汉书·艺文志》，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七略”实际上有“六略”。第一略通论，下面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属于国家的统治思想；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文化；诗赋略，就是文学创作；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术数略、方技略，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但经史子集的分类则淡化了这些操作、实践性的东西。总之，西周时期的“六艺”，是培养“全人”人格的，德、智、体、美全方位发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导——“礼”“乐”，又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技能的掌握——“书”“数”，也有军事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射”“御”。所以，我们今天的国学教育，必须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在追求与贯彻“知行合一”方面开辟出新的局面。
两个“解决”：一是要用恰当的方式，使今天的国学教育能够取得合法的身份，解决其“户口”问题。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要使国学教育名正言顺，可以持之以恒，最佳的途径，就是使其得以进入国家教育的学科体系之内，否则，在短时间内也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但热度消退后，难免举步唯艰，后继乏力。二是要妥善处理“国学”教育综合性与文、史、哲分科专门性之间的关系，科学地界定国学的基本内涵与外延，把握其内在固有的学科建设规律性，从而较好地解决今天国学教育与研究中所或多或少存在的文、史、哲简单“拼盘”现象，努力避免其学科内部的自我割裂倾向，使它与文、史、哲分科教育，优势互补，共同促进。
两个“面向”：一是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真正回归经典，回归文本。袪除附加在它身上的非学术因素，在传承和弘扬国学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注意避免封建落后意识的沉渣泛起，借尸还魂。我们必须承认，在“国学”的身上，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煞它，但同样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我们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总之，国学教育与研究，应该是向前看的学问，而不应该是向后看的古董。二是“面向”世界。事物的特殊性，存在于事物的普遍性之中。倡导和重振国学教育，不能成为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借鉴和汲取世界文明成果的障碍，换言之，我们的“国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包容的体系，它将在坚持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广泛吸收其他国家与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从而变得更加厚重，更加富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