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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江西教育出版社《李学勤文集》编纂出版座谈会回来，总想有话要说出来，也总想有文字要写出来。
记得将近二十年前，应《邯郸学院学报》之邀，写过一篇《追寻中国古代文明的踪迹——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记》这样的小文，发表于2005年第4期上，着重回顾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经历，其中说过这样的话，吾辈作为李学勤老师的学生，特别是我本身来讲，既感到十分荣幸，又感到十分惭愧，荣幸的是能够当上李老师的学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惭愧的是虽然当上李老师的学生，感到李老师学问博大精深，我仅仅学到了一点点，时时内心自责。往年我们尝编辑两部纪念李学勤先生文集，汇集海内外先生门下弟子论文，包括历史、考古、文献、古文字、简帛、语言，以及哲学、文学、艺术、法学、民族、宗教等，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诸如天文、地理、自然科技史等，所以，我们也常说，把李老师的学生放在一起，才能彰显李老师的学术全貌，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来表述，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说，当年书写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记这样的小文，诠释了自己前十年学习的感悟，那么，今天再写《李学勤文集》读后记这样的小文，作为师从李学勤先生读书记续篇，将阐释自己后二十年学习的领悟。这里，顺便说到“小文”一词用语，本来是受李学勤先生的教诲，李学勤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总常常称自己写的论文谓“小文”，那实在是李学勤先生的自谦，本来就是顶级的学术大作，可谓彼“小文”非此“小文”也。
也许，大家注意到这样的细节，《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按照李老师的意见，划分为七个部分内容，包括最后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在内部分，在每一个部分的前面，如同《古史研究》卷前言所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目前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也可能有一点儿参考价值，并借此机会回答朋友们对我的一些问讯。”
诚然，我们依出版卷次排列，从《古史研究》卷前言伊始，次之《甲骨学研究》卷前言、《青铜器研究》卷前言、《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简帛学研究》卷前言、《学术史研究》卷前言、《序跋杂文》卷前言，最后《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前言，前后共八个部分。其中后两卷出版卷次排列，包括前言写定时间排列，分别为2018年4月5日和2018年5月3日，都可以作为《李学勤文集》附卷，相当于所谓的附录；《古史研究》卷以下，五卷出版卷次排列，包括前言写定时间排列，分别为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13日、2018年3月17日、2018年3月22日和2018年3月24日，都可以作为《李学勤文集》主卷，相当于所谓的正文；而《古史研究》卷出版卷次排列，包括前言写定时间排列，分别为2018年3月26日，则可以作为《李学勤文集》引卷，相当于所谓的导论。也就是说，从出版卷次排列，到前言写定时间排列，有着内在逻辑和整体思考。
由是，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李学勤文集》全三十卷，可以划分为引卷、主卷、附卷三大部分，或者说导论、正文、附录三大部分。
《古史研究》卷（第一卷至第六卷）作为引卷或导论，《甲骨学研究》卷（第七卷至第十卷）、《青铜器研究》卷（第十一卷至第十六卷）、《战国文字研究》卷（第十七卷）、《简帛学研究》卷（第十八卷至二十卷）、《学术史研究》卷（第二十一卷至二十三卷）作为主卷或正文，《序跋杂文》卷（第二十四卷至第二十九卷）、《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第三十卷）作为附卷或附录，从“无序”到“有序”，充分地展现作者的独具匠心和编者的非凡用心。
我们接续前言，在多个讨论问题的场合，李老师曾反复强调，我所致力的领域，常常给人以杂多的印象，甚至还常常说自己是“杂学”或者说“杂家”，2003年8月出版的《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序言中，李老师就说到“其实说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问题是对这一段的研究不太好定位，有的算历史学，有的算考古学，还有文献学、古文字学、科技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充分表明这个领域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质。这一领域，我想最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是李老师的一贯思想，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李老师就提出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我们读到《古史研究》卷前言，李老师就这样地写道，侯外庐先生曾经特别跟我讲过“你不要老想做那些很具体的事儿”，尤其是侯外庐先生强调“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而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分支学科的研究要关注历史方面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慢慢我就想到了要写那篇《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章”。《古史研究》卷所包括的部分，诸如《东周与秦代文明》《走出疑古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讲稿》《比较考古学随笔》《夏商周年代学札记》等等篇章，正是沿着这样的基本理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带有整体性、全局性的大的目标思考，用李老师的话说，要与理论性的大背景相结合，这当是主旨所在。
以下各卷，包括《甲骨学研究》卷、《青铜器研究》卷、《战国文字研究》卷、《简帛学研究》卷和《学术史研究》卷在内，则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分支学科角度，探讨不同分支学科的相关学术问题。
作为《甲骨学研究》卷，无疑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原点和出发点，如同李老师前言所说，“这是一个小男孩自己闯进甲骨文殿堂的故事”，并在《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进一步解释道，“关注我的工作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大家都说我的工作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确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做甲骨文的。”尽管“我在历史研究所内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或者后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都不是关于甲骨文”，其实，我们据《李学勤先生学术编年》记载，早在1952年到1953年间，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殷虚文字缀合》的编著工作，次年，已经完成《殷代地理简论》一书的初稿，再次年《殷虚文字缀合》一书，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甲骨学研究》卷，首收《殷代地理简论》一书，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已经是1959年1月的事情了。以下《古文字学初阶》《甲骨百年话沧桑》《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等等诸篇章，都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了。
次之《青铜器研究》卷，在其卷前言中，同样，李老师给我们讲述了“我学青铜器有什么样的故事”，并在开始接触和学习甲骨文这门艰难的学科基础之上，通过“我这个人还是有一个自己检讨的习惯”的反思，“就如同我学甲骨文一样，一种一种地看，各依次序，从宋朝看起，一本本看下去”，包括“研究也是尽可能按照青铜器的时代和发表的次序”，强调“我觉得读青铜器的书，应该更能看出青铜器的研究是和考古学分不开的”。我们从《中国青铜器概说》到《青铜器入门》，包括早前汇集出版的《新出青铜器研究》、以及后来出版的《青铜器与古代史》诸篇章，都可以寻觅这样的研究轨迹。
次之《战国文字研究》卷，如上所引，李老师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都不是关于甲骨文，而是关于战国文字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其前言中，李老师告诉我们“这要回忆到我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的时代”。当时要查一些青铜器、金文或者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要看这样几部书，其中《周金文存》《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两部书里战国时代的资料很多，而且所做释文错误太多，“从那时起，我对战国文字就有点注意了。这就是我走进战国文字的一个原因”。著名的《战国器物标年》《战国题铭概述》两篇新颖大作，论述战国文字五系说，从而导致了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的出现，包括稍早的《谈近年新发现的几种战国文字资料》，以及《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等篇章，都是这一时期战国文字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
次之《简帛学研究》卷，在其前言中，李老师说过，“我想在这里借机会提个要求，凡是看我这套书的读者，能不能帮我宣传一下”。不仅要进一步宣传普及简帛学基础知识，更要为简帛学研究的大发展做好准备。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八角廊汉简、云梦睡虎地秦简、阜阳双堆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的陆续发现，包括后来的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在内，李老师有机会参加简帛整理并主持相关工作，用李老师的话说，这些简帛佚籍太吸引我了，当时就写了若干篇小论文，结集出版《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一书，后来全身投入主持清华简的整理工作，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等。
次之《学术史研究》卷，李老师特别注重学术史研究，在其前言中，再次告诫我们，一方面“有学术就必须有学术史，这个道理我在书里已经多次讲过”；另一方面，“我们读一部重要的书，应该考虑到它在学术史上的位置”。事实上，我们每每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也都绕不开学术史的观照，同时，在我们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也要时时把握讨论问题的学术史上的意义。在一次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李老师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我想可以作为最好的注脚。1992年初版的《周易经传溯源》一书，后来2006年再版为《周易溯源》，包括前此出版的《重写学术史》一书，李老师说，“我觉得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20世纪的学术史。20世纪中国学术丰富多彩，流派众多，思潮壮阔，生动活泼，大家记忆犹新，研究工作是大有可为，所以，‘重写学术史’应包括‘续写’‘新写’这个世纪的学术史”。
最后《序跋杂文》卷，包括《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在内，作为附卷或附录部分，如果再作一点细致划分，我们不妨把《序跋杂文》卷拿出来，列入《李学勤文集》导论、正文之后结论部分，而《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附录，这样《李学勤文集》由三大部分改为四大部分，即导论、正文、结论、附录。
我们注意看到，在《序跋杂文》卷前言中，李老师曾经笑说，“我可能是近年写序跋写得最多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资料统计，李老师可能是有史以来写序跋写得最多的人，诚如李老师所说，“写序跋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序跋使我读了更多的书，看了更多的文章”，两个“更多”，折射出李老师的学识渊博，也折射出李老师的学养深厚，我们从中不仅获益匪浅，而且也从中醒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要旨。难怪李老师说，以致今天我常常说我是“杂学”，之所以杂，其实这也是一个方面，而这一个方面，在我们看来，恰恰也是李老师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概括和总结。
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从甲骨学研究到青铜器研究，从战国文字研究到简帛学研究，回顾学术史，鸟瞰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既是李老师的治学之经历，又是李老师治学之路径，在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三大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科体系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术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学派体系，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话语体系。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学勤文集》的出版发行，代表着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座丰碑，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最新成果，代表着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贡献！
在《篇目索引·学术编年》卷前言中，李老师最后说，“写到这里，已经到了这部文集的最后了”。“我觉得当前最需要做的是综合工作。有很多事情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或者已经有些线索了，可是没有把这些综合起来考察，提出若干问题，然后加以解决，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想这一点，应该在我这部集子‘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说一下”，可谓“没有一个终了”，“也有一个终了”。
这里，我们还要附带说明一下，李老师常常说，任何一项科研工作的最后，都要表现成报告或者成果，编辑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要感谢编委的工作。“我希望学者同事们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和编辑朋友们更好地合作，更好地联合，把工作做好。”这既是对学者同事们的殷切期望，更是对编辑朋友们的鼓励鞭策，我们借用曾子的话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大家共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