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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摄影评论家顾铮专访作者：徐佳和

顾铮先生

     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犀利独到的摄影评论；很多人听过他的课，是因为他率先涉足摄影史料范畴，与愿意聆听者解读分享了许多国外著名摄影家的作品。而那个20年前的“北河盟”主创者形象，已经成为了某种传说。在充当过无数次他人摄影展的幕后策划者后，顾铮终于把自己近年来的记忆、梦想和现实进行了重新编辑，抛开顾忌的摄影者，或者，更接近他的内心。

     20年前的那个初夏的夜晚，现时以摄影评论家名声在外的顾铮以摄影师的身份参与创办了一个真正具有民间色彩的摄影群体“北河盟”———这个有着反城市色彩的名字毫无所谓的海派的洋气。

    1980年代，启蒙与求知的年代，彼时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思潮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里都产生过各自的影响，充满理想主义的人们也相信这是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时代。“北河盟”在淮海电影院地下的巴黎咖啡厅开幕的影展，尽管他们试图用红布包裹起门口梧桐树的“行为艺术”遭到了警察的阻止，展厅墙上的作品也有两幅被要求撤下，但在这个影展上，他们第一次提出城市影像的概念，质疑和反叛当时摄影圈中正流行的“花花草草”。

    自这一刻起，城市就成为顾铮心中不断为之描绘的图画主题。

    时至今日，“北河盟”中人大部分已不再混迹摄影圈，只有顾铮和王耀东尚在其中流连忘返。

    过去成为了传说的时候，一切也就进入了历史。

    惊吓过度让魔幻感紧随

    相比较文艺评论家绝少亲自操刀写作，作为摄影评论家的顾铮首次个人作品展“谣言与传奇”在莫干山路50号全摄影画廊悄然进行，留待观者评说。“谣言与传奇”的名字与张爱玲小说《流言》有着某些内在的勾连，然而“传奇”，却是顾铮对自己近三四年来影像记录的概括———这个城市的荒诞与超现实编织了这个城市的传奇。对几万张底片进行重新编辑的过程，也是对记忆、梦想和现实重新编辑的过程。

    此次参展的作品均为24寸独幅照片，表达方式更具完成度和独立性，这些独幅作品就像玩扑克牌一样，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引发观者心中感受各异。

    “我不是个记者，不必用记者的角度观察和叙事，我只是叙述自己眼中的城市———荒诞，超现实。”顾铮说，“荒诞”源自一次少年时候的惊吓。“小时候，在复兴中学念书，放学回家的路上，一辆停在街角的面包车引起了我和同学的注意，很想知道里面人究竟在干什么，我们个子矮，有一个同学先跳起来往车窗里张望，瞬时脸色煞白，我来不及问他，就自己跳起来往里看，却看到躺在车里一张死者僵硬的脸，这一次把我吓得不轻，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也许从那时起，就觉得这个城市中处处充满了出人意料，充满了荒诞和奇幻的魔影。”

    一只趴在汽车前窗台的蜥蜴成为顾铮这次个展邀请函上的主角，城市的高架路在它眼前展开，延伸，身边的汽车绝尘而去，远处的大厦渐次消失于天际线上。也许，这就是顾铮心目中的城市幻影，正是他，趴在窗口好奇观望，白日做梦，暗自发笑。

    他的影像中始终缺席色彩：“黑白对现实的转换中滤去了色彩太过写实客观的反映，黑白影调中引导出的影像更奇幻，让摄影师有更多的‘手脚’可以做，扭曲现实以符合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

    黑白好像一曲时间的挽歌，它把有色彩的事物变成了黑白，变成了过去，那是一次又一次小小的死亡。

    是景物找到了镜头

    在相机和拍摄被数码的普及消解了神圣感的当下，被摄者已不再因为被镜头关注而惊异，如果在上海的路上偶遇一位散漫的中年男子，却随时随地会掏出相机拍摄，那就是顾铮，一架理光GRIS是他的笔记本，也是记录的笔。内心的真实喜好使他在评论界名声日盛的同时，从来不曾对摄影有过一丝的生疏。

    可以不在乎手中究竟举起了哪种型号的相机，可以不在乎这一刻的光圈速度究竟是不是调到了最合适的那一档，捕捉到的一瞬，诗意，怪诞，都已进入了个体的记忆。

    “胶片始终给我一种不可预测的期待，按下快门的瞬间，我想要的是这样的场景，但冲出来却可能是另外的从来未曾想抓住的东西，这个过程太刺激了。”1986年，顾铮在上海时装公司门口拍到过一对双胞胎，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小不点在画面中拥有截然不同的表情———安详和愤怒，但拍摄者顾铮却完全记不起这两个孩子究竟是怎样闯入了自己的镜头，“是景物在展示自己的同时，寻找到了你的镜头。”
   
     顾铮1959年7月生于上海。现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1998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类文化研究科，获博士学位；
    1991-1993年进修于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系；
    2001年访问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专事摄影理论与实践、摄影史、视觉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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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营造摄影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z]

在如今的摄影界，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摄影理论研究对深化摄影理论改革和加快摄影事业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通过广开思路、广开言路，大力营造摄影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为摄影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摄影是记录历史的有效手段，其表现对象之广、范围之大、任务之重，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摄影理论。尤其是新的历史阶段，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给摄影创作带来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摄影创作面临的热点、难点之多，要研究解决的难题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摄影创作要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化解新难题，就必须遵循科学的理论开展创作，更需要大力营造摄影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     大力营造摄影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要着眼于摄影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积极吸引基层众多的摄影工作者参与摄影理论的思考与研究，密切理论工作者与摄影创作者的协作与联系，在创作实践的平台上检验和完善摄影评论，从而形成上下同心、内外配合、步调一致、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全面互动的良好局面。     大力营造摄影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要着眼于摄影系统的研究力量与社会研究力量的结合。既要吸引一大批摄影同仁共同致力于摄影评论的研究，也要凝智聚力，邀请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来关心、关注、支持、参与摄影理论的研究。特别是要利用新的科学理论、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取长补短，加大摄影理论研究的力度，共同提升摄影理论研究的水平。     大力营造摄影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要着眼于摄影经验与专家智慧的结合。受摄影创作经历和职业习惯的影响，许多摄影工作者与专家学者的思维方式和兴奋点往往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两者的有机结合，无疑可以使每一个摄影家在立足摄影、服务摄影的同时，跳出摄影，审视摄影，进而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真正做到着眼全局研究中国摄影、放眼世界提升中国摄影的水准。     大力营造摄影理论研究的良好氛围，要着眼于当前和长远、理论研究和工作部署的结合，从理论中寻找创作的方向，从创作中探求理论根基，把理论研究与创作考评挂起钩来，把研究成果与创作部署挂起钩来。每一个摄影工作者都要及时根据摄影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研究新对策、新方案，及时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摄影创作的生产力。     如今，中国摄影家协会和国内几家摄影刊物都相继开辟了“摄影论坛”。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摄影论坛”，能使一大批从事摄影理论研究、以及关心、关注摄影事业发展的人士，能够多多提出新见解，探讨新问题，启发新思路，交流新观点，总结新经验，共同推动新时期我国摄影事业的全面发展，使摄影创作与理论研究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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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评论的重要性 [z]

我们从事的摄影创作，需要有一种高层次的监督方式与手段来参与、指导和评价。通过开展摄影评论，借助各界人士的参与，传达社会的要求和公众的愿望，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摄影创作的水平，这就是摄影评论的重要性。     摄影评论对提高摄影家的创作意识，提高各界人士对摄影作品的鉴赏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对促进我国摄影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摄影成就之所以辉煌，其深层次的因素，就在于他们有专门的摄影评论员和大量的业余摄影评论员，能经常地、及时地发表摄影评论文章。我国的摄影创作队伍虽然庞大，但摄影评论却大大地落后于摄影创作实践，还没有形成一支像样的摄影评论队伍。     从我国目前摄影评论的现状来看，我们许多的摄影评论既受物质条件的多方面限制，又受精神条件的多方面限制。开展摄影评论最大的难处，是评论的对象有多方面的复杂背景。因受看图片、取资料、人文观、往来开支等多方面的限制，评论家难以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些摄影作品创作的全过程，与作者本人也不易沟通接触。如何开展摄影评论，让其健康地发展，难度是不小的。     摄影评论要建立科学的评论标准，也要有公正无私权威性高的摄影评论家。摄影评论家不能写“遵命评论”，评论者要有尊重他人、尊重自我的高品位人格修养。摄影评论需要有正确的舆论引导，避免误导，需要不受潮流、记忆、舆论、感情的影响，且保持长期正常地开展……．     摄影评论要超脱于外来思想的束缚和羁绊，促使摄影创作能创造出新的风格、新的作品。这就要求评论家要用忠实、至诚、严谨的态度来取代虚假、轻浮、荒唐，重新唤起新的摄影文化意识与精神的觉醒。     我国摄影评论的开展，还有待于评论者与被评论者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合作。长期以来，许多有独创、有个性、有特色的摄影评论，由于受社会经济能力、摄影材料、创作技术的限制和影响，循规蹈矩地在落后守旧的思路上徘徊；有的摄影评论被迫赶时髦，成为求得生存与自我表露，谋取“拍板通过”的手段；几十年森严的等级制度，窒息了摄影评论者的心智和摄影艺术的创新，证明了我们摄影文化意识的淡薄与僵化。许多摄影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新形象、老样子”现象和生搬硬套、抄袭模仿的新模式，也证明了开展摄影评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紧迫性。     现代科技对摄影与摄影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摄影家和评论家的视野，创造出了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比拟的成就。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摄影作品做出恰当的评价，对促进摄影事业的改革，提高摄影创作水平，深化人们对摄影文化与摄影艺术的认识，促成新的摄影创作风格，探索摄影创作发展的新趋势，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差异较大的国家里，在人们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和欣赏尚存在着相当大差距的情况下，认真搞好摄影评论，多写出一些具有深度的摄影评论文章，是促进我国摄影理论建设的重要步骤和方法。它不仅包含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而且包含着对国内传统摄影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及对国外优秀摄影文化的借鉴和探求。     当今，现代摄影无论在规模上、数量上、类型上都突破了旧传统的习惯和束缚，摄影评论的开展，必须成为提高现代摄影创作质量的有效手段与方式。新时期的摄影评论理应做出无愧于一代人的贡献，形成新的现代摄影文化体系，这是当代摄影家、摄影师、评论家与广大民众共同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要尽快培养和建立一支由上至下的、不同层次的摄影评论队伍，不失偏颇地多多撰写出一些有深度、有水准的摄影评论文章，积极开展科学公正的摄影评论，这会在我国形成一个自由创作的摄影园地，促使我国的摄影文化日新月异，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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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家杨小彦：纪实摄影揭示中国人生存状态

2010年07月10日   来源:广东新闻网

中新广东网7月10日电　(程景伟) 10日，知名摄影艺术评论家、中山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杨小彦教授在“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主讲《中国印痕——纪实摄影三十年》时表示，纪实摄影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 　　何谓纪实摄影？纪实摄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摄影家们，以坚定的毅力甚至是献身精神，深入人类的生存实际，真正的了解并尊重被摄对象，不虚构、不粉饰、不夸张地再现真实的情景。 　　杨小彦认为，当代中国的摄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觉的记忆，也建立了一个新的观看的秩序。他把60年的当代中国摄影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我们的摄影与意识形态结合密不可分，摄影比摄影家更重要，视觉的整体生产比个人的解释和观感更重要。而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三十年，中国摄影恢复了纪实的功能，摄影的个性也复归到一个自觉的状态，摄影呈现出多元化叙事的气象。 　　杨小彦表示，中国的摄影家们、中国的摄影界以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为己任，自觉地参与了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以人文的视觉来审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的人的价值和意义，深入地思考了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用敏锐的、深刻的、丰富的这些镜头记录了当代中国的演变和发展，见证了变迁中的历史细节，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 　　“数码摄影使摄影的门槛变得非常低，但正因为这样，当我们拿起相机的时候，摄影就对我们进行了一场拷问，我们看到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拍摄的对象，然后我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按下快门，为历史留下一份记录。”杨小彦认为，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图象海洋的时代，图象信息泛滥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摄影更加成为了一种追问，追问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对历史的态度。 　　据悉，艺术评论家杨小彦曾担任花城出版社编辑、《画廊》杂志主编、岭南美术出版社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加拿大温哥华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述有《尚扬评传》、《篡图：作为初级历史的艺术批评》《新中国摄影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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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摄影200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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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界一直以来都受到重技能、轻理论的影响，导致摄影史和理论研究的过分薄弱，这一点让不少关心、投身摄影的人士心情焦灼，《人民摄影报》就曾展开“谁来关注摄影评论”的讨论，而编、著颇丰的复旦大学教授顾铮也在一本摄影教材中不无悲观地说，“不管我们对于中国的摄影理论与批评现状有多失望，至少现实需要我们对‘摄影文论’的历史谱系与现状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与归纳，而不是以一种无知无畏的态度指点江山。”一句“不管……多么失望”，完全勾勒出了当下摄影理论工作的现状和窘境。
　　鲍昆先生的摄影评论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作为四月影会的成员，鲍昆是自文革期间就开始活跃于京城的摄影家，此后积极介入摄影批评，是摄影家转型做摄影评论成绩最卓著的一位。值得提出的是，摄影家写作在近年来渐成一股潮流，李振盛、胡武功、安哥等纪实摄影的几员大将也纷纷有著作出版，曾由杨小彦在《现代摄影》中提出的“不能要历史留白”的口号，实际上也能用来解释摄影家的写作，他们对“按下快门”的不满足和写作冲动，也正是摄影家们对糟糕的中国摄影史、摄影理论研究的灵活应对。
　　《观看·再观看》一书是鲍昆近年来的评论、讲稿和访谈结集，作为活跃于当下的策展人、摄影评论家，鲍昆的写作最初从美学介入批评，后“觉醒式”地转向对观看和视觉文化的研究，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分析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科学严重滞后于世界”、“思考的局限”、“没有更好的方法和资源充实自己”。这样的坦承自白，实际上也道出了摄影理论的核心问题：相比文学史、艺术史等专史的研究，摄影史、摄影理论的研究是最缺乏活水源头的一个领域，外援很少，大多都是内生型的研究者，不论半路出家开始理论写作的鲍昆，还是其他对摄影技术狂人迷恋的发烧友，理论素养和写作方法两个门槛，都构成了对他们写作热情的冷酷挑战。
　　摄影界曾在相当长时间（也包括现在）给人的印象是“钓鱼背心”泛滥，他们受到摄影器材商的鼓惑，讲究装备和技术，热衷于庙会式的摄影比赛，沉迷在沙龙摄影的狭小格局中。这样的现状，不能不说是摄影理论面临的真实处境和尴尬现实，对技术的迷恋完全遮蔽了对摄影理论的关注，即使是作为摄影后方的学院，也完全成为职业训练基地和“钓鱼背心”的进修场所，对技术和器材的倚重，以致于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部像样的摄影理论著作出现。顾铮、鲍昆、李媚、姜纬等人，尽管从事的是摄影理论工作，但因为前辈学人的研究起点太低，基础薄弱，导致他们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耗费在引介工作上，比如顾铮的《世界当代摄影家告白》、《都市表情》、《西方摄影文论选》，也都是介绍性的著作；曾经影响大陆摄影、被称之为中国摄影教父的阮义忠，其最具影响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也同属资料编译性的成果，原创的、在摄影界具有广泛影响和声誉的理论著作，几乎没有。
　　尽管鲍昆先生的新著《观看·再观看》算得是与当下的摄影创作贴得最近的一本评论集，但是，由于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章节还是做着厘清概念、进行粗略的历史梳理的工作，对于摄影的“伦理价值功能”、“真实性”、“观看的诡谲”的思考并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对于摄影在“怎么看”、“看什么”、“用什么方式看”等本质特征，也大多只是点到为止，缺乏更为透彻的专论。阅读《观看·再观看》，和接触国内摄影批评家的文章一样，其引用部分所显示的著作无外乎是本雅明的《摄影小史》、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其“单调”的资源库和工具箱，也同样能印证了摄影理论基础工作的脆弱和令人心急的现状，这样的症结，促使同为摄影家的顾铮先生不惜花费大量精力翻译、出版更多的西方经典著作，相比仓促地行文，做这样的基础工作反而显得更具有价值和意义。
　　研究的薄弱局面，实际上也生成了摄影界奇特的“谦虚景观”，顾铮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摄影理论，“最多只能说是以史带论”（《镜间对话》P2“顾铮访谈”），鲍昆先生也更乐意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策展人。《现代摄影》主编、摄影评论家李媚在谈到薄弱的理论之怪现象时，简直是充满了伤感的情绪：“摄影本身对影像的读解能力很弱，就没有研究影像的人，包括到现在，依旧没有做影像研究的人，依旧没有对摄影语言进行研究，所以这个领域太滑稽了。”曾经影响了很多摄影人的《现代摄影》，早已消失在期刊群中，李媚也成了一个更具江湖色彩的摄影理论推动者。
　　其实，即使摄影界面临尴尬丛生与悲歌奏起的局面，摄影理论的边缘处境并没有得到什么缓解，由于摄影市场在近几年的发展，摄影批评反而遭到了被市场异化的危险，热闹的、庙会式的摄影节与“滑稽的”摄影研究的冷清，两相对比，其中的诡异、或者说是“滑稽”或许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观看·再观看》 鲍昆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年9月版 定价45.00元
发表在南方都市报12月13日《阅读周刊》书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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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zgsyj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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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纪实摄影展征集启事
来源：南方多媒短片节纪实摄影展策展办公室  发表日期：10-07-29

2010年南方多媒短片节的明信片（正面）

南方多媒短片纪实摄影展，为南方多媒短片节组委会在短片节期间主办的一项活动。现就本次活动征集摄影作品的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展览主题：
本次纪实摄影展以“城市”为主题，要求作品用组照的展示形式、用叙事的镜头语言，真实记录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变迁和市井百态，还原社会生活中人性的作为与价值。

二、征集内容：
纪实摄影组照，每组5-10张。

三、征集方式：
详情请登陆“南方多媒短片节”官方网站www.spff.net（在“摄影作品报名表”一栏填写表格后可直接上传作品）。参展作品必须为必须为JPG格式。每张作品不小于600K。

四、征集时间：
2010年7月20日—8月12日。　
　
五、评奖办法：
2010年8月，评委会将对所有入围的作品进行评奖，获奖名单将在“南方多媒短片节”官方网站上公布，并在“南方多媒短片节纪实摄影展”上展出，同期推出《南方多媒短片节纪实摄影展》画册。

六、奖项设置：
本次纪实摄影展设评委会大奖三名，每名10000元；最佳新人奖五名，每名5000元。
本次纪实摄影展的入围作者将获得奖品，并入选《南方多媒短片节纪实摄影展》画册。
本次纪实摄影展的获奖者将有机会参加国际交流项目。广东南方电视台、意大利托斯卡纳贸易促进会（ToscanaPromozione）和斯特罗兹宫基金会（FondazionePalazzoStrozzi）组成推荐委员会，从获奖者中推荐优秀短片导演及摄影师，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中国之眼”三分钟影像》的短片及摄影拍摄交流活动。

七、评委会成员：
姜纬：摄影评论家、策展人
段煜婷：摄影评论家、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艺术总监
潘辉明：广东南方电视台副总编辑、南方影像沙龙会长
竺培愚：策展人，南方多媒短片节纪实摄影展艺术总监
AndyGolding：英国西敏寺大学摄影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MikeO’Brien：英国桑德兰大学艺术、设计、传媒与文化学院教授

南方多媒短片节纪实摄影展策展办公室

201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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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十八号即将呈献世界摄影盛典系列活动2010年9月30日 西西
世界摄影盛会与2010年Sony世界摄影奖展览日前在上海外滩18号18画廊隆重开幕。同时并定于10月14日—16日，首次年度世界摄影节将在外滩18号举行。这也是世界摄影组织筹办的首个四大最新年度国际节。

世界摄影节关于新兴摄影家与提升摄影技巧的问题举办系列座谈与会谈，另一个具特色的项目是，由中国与国际行业专家组成的特别奖项组合评审工作。

Villa Epecuen的主干道（2010年Sony世界摄影奖学生专项作品）

首次年度世界摄影盛会与世界摄影奖展览将在上海著名的外滩十八号18画廊隆重揭幕。展览定于2010年9月28日开始，展品包括“2010年Sony世界摄影奖”的获奖作品；学生专项作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项目的获奖照片；还包括一个照片墙，张贴着近几年获得提名或获得奖项的中国摄影家的作品。此次摄影盛会向所有摄影爱好者开放，包括专业人士、业余人士和学生。这也是世界摄影组织筹办的年度四个国际摄影节在今年的首次亮相。

2010年Sony世界摄影奖参赛作品

在摄影节上将会推荐世界摄影学会会员和行业专家，例如陈光军（北京798画廊馆长）、D·J·克拉克（《中国日报》签约多媒体记者，亚洲新闻中心视觉新闻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MA国际多媒体新闻课程组长）、斯科特•索德（VII杂志编辑，美国2011年LOOK3摄影节的合作策展人）、顾铮（摄影评论家，影展策展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茹斯·艾希红（《德国国家地理》杂志图片总监）、常河（《东方早报》副主编）、荣荣（摄影师，“三影堂”摄影艺术空间创始人）、姚璐（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副教授）、刘香成（作家，普利策奖摄影奖获奖摄影家）、凯伦·史密斯（摄影与艺术评论家、作家）、比莉安娜•西里奇(策展人)以及此次活动的承办者唐妮诗女士（18画廊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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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垃圾围城里的摄影师文/李静,曹婕     图/王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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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岁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因为一组“垃圾围城”的摄影作品获得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展的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他的作品不通过令人作呕的细节震撼观众，而是通过冷静的宏观呈现让观众真实地认识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
　　普通的地图不同，王久良的地图上密布着黄色的标识，那是他拍摄过的北京周边大型垃圾场。这样的黄色标识有400多个，像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将“北京市”围在当中。
　　从2008 年10 月开始，王久良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 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给自己这个尚未完成的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上，王久良因为这组尚未完成的作品而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被垃圾改变的生活
　　王久良曾经考上过三次大学。1996 年王久良高中毕业，考上了山东的一所大学，但因为觉得“没意思”，上了一段时间便主动退学。再回到高中复读了两个月文化课之后，顺利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在西安读了一年多，王久良又觉得“没劲”，决定报考传媒大学摄影专业，在回到高中复习了两个月之后，他成为传媒大学里比别人年长7 岁的“新生”。
　　1997 年王久良就在济南建立个人摄影工作室，在传媒大学期间，连续三年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王久良对自己的摄影专业课成绩非常得意。
　　2008 年，为了拍摄《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了在山东乡下的老家。在田间地头，他看到了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小时候家里不是用棕色的瓶子装农药吗？一瓶可以用一年。但现在每用一次，就会产生一个塑料袋。
　　王久良并不知道塑料袋的化学成分，只是想到不容易降解，而到处扔的袋子，肯定还有农药残留，会对水源造成影响。小时候曾经捉鱼抓虾的小河，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怎么会变成这样？王久良问自己。
　　回到北京之后，他马上骑着摩托车到处找垃圾。最初是想拍摄一组针对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的作品，垃圾只是其中的背景。王久良拿出三次高考的精神，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甚至开始自学化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背景逐渐转变成了主角。
　　在北京，究竟有多少垃圾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王久良很难知道。他找到房山区在奥运会前的一个详细的统计表，这一个区就有100 多处垃圾场。统计表上还列出了各个垃圾堆开始填埋时间、垃圾库存量、地理位置和占地面积等。王久良把超过一万平米的都标出来，在他看来，那些一百平米的垃圾场，都只能算是“小垃圾堆”，不在拍摄范围。
　　“当距离垃圾填埋场3 公里的时候，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建立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的，而北京恰恰符合这两点。”王久良现在俨然已经是城市垃圾处理专家，说起北京的垃圾处理数据来如数家珍。“现在北京正规大型垃圾填埋场是16 座，而且北京近郊的，5、6环之间的是8 座，可以说就在大家身边，没有地方可以再建垃圾场了。北京现在垃圾生产量是每天1.84 万吨，这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数据，垃圾填埋场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钱一直是困扰“垃圾围城”拍摄的问题。拍摄过程中，王久良把个人的需求降到最低点，住便宜的小旅馆，不带换洗的衣服，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
　　一年多里，王久良为了拍摄“垃圾围城”已经用掉了10 万元，大多来自画廊、朋友和批评家们的资助。那些给予钱和物支持的人，都有着和王久良相似的看法，希望他去完成他们做不到的事。“连州摄影展年度大奖的奖金有1 万元，销售以前的摄影作品也还有一些钱。”究竟还能坚持拍多久，王久良心里也没底。

垃圾地图　　
　　“垃圾围城”系列的图片都以垃圾场所在的位置和坐标命名。
　　在标注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官牛坊（40°09′06″N ，116°22′14″E）的照片中，一座大型垃圾场就在小河边。以远处电线杆为背景，牛群正在垃圾场内寻找食物。那些黑白相间的奶牛来自附近的养殖场，它们每天在受到垃圾污染的小河里喝水，喝足水之后再到垃圾场美餐一顿。在照片的背后，这些垃圾堆上的奶牛们产出的奶可能正从养殖场运出，分别被送到各大卖场，最后被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喝下。
　　编号为“08”的照片拍摄于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黄瓜园，这里地处朝阳区与通州区的交界处，是一座存量巨大的垃圾山。在王久良的作品中，近处是堆积的粪便，不远处则是已经建成的高档社区。
　　编号为“111”的照片，拍摄的也是永顺镇。画面右侧，一个人站在一辆抽粪车上，正在倾倒未经任何处理的粪便，这样的倾倒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王久良找到了400 多个类似的垃圾场，用掉400卷120 胶卷。连州摄影展上展示的，只是从4000 张图片中选出的一小部分。王久良的QQ 头像是一辆摩托车，那是他拍摄“垃圾围城”的交通工具。最初，王久良开着摩托车“跟踪”垃圾车，用这种笨方法寻找垃圾的去向。通过这个笨办法，他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的垃圾场，把确切的地点一一标注到“垃圾地图”上。随着地图上代表垃圾场的黄色标志不断增多，摩托车的里程表也达到了7500公里。
　　王久良还在不断完善着“垃圾地图”，在最终的版本上，还将标注每个垃圾场的详细地点和规模。“我的目标是达到12500 公里，实现两万五千里长征。”

愿意放弃作品版权
　　垃圾与污染近年来正在成为国内外摄影师关注的对象。而与那些将垃圾场的细部放大，通过令人作呕的画面震撼观众的照片相比，王久良的作品则显得安静而平淡。
　　“我要代表大众去冷静地看这些垃圾场，相对客观、不带主观色彩地，去呈现垃圾场的基本状况。”为了突破镜头本身的视角局限，王久良使用了数张照片拼接的办法去完成大的场景。但为了保证每一张图片的原始真实性，他拒绝采用数字技术去完成天衣无缝的拼接，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缝，这也让他的作品带上了鲜明的性格烙印。
　　王久良不愿“垃圾围城”当成艺术品，也不愿别人以艺术品的名义把这些片子拿去卖钱。他一直让大家把“垃圾围城”想象成证据型的图片，证明早已存在的基本事实。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令我们震惊。”摄影评论家鲍昆说，“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王久良甚至表示，放弃自己对于“垃圾围城”的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只要是对于垃圾围城的现状改变有帮助，可以随便拿去。为了让更多的人理解“垃圾围城”，他还要制作一个深入的纪录片，希望可以生动而详实地说明问题。
　　“我们不谈艺术，只看事实。如果做某个事情没有对良性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那等于白做，做了有什么意义？难道仅仅是为了做展览，给一帮摄影评论家、一帮摄影媒体去看吗？我更希望看到我片子的是每一个普通民众、各级政府的环卫部门。毕竟垃圾跟我们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生活在北京，我们吃菜，我们喝水，我们呼吸空气。”

B= 外滩画报
W= 王久良

　　B: 将垃圾纳入镜头中的摄影师在国外也有，他们的镜头中，垃圾堆积成山，触目惊心。但是你的图像却显得比较平静，甚至有时候要仔细辨别才能分辨垃圾。这么处理的初衷是什么？
　　W：我首先是想相对客观地表现垃圾场的基本形态。刚开始拍垃圾场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如果展现脏脏的垃圾场，觉得意义不大。我更多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这才是重点。环境又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人文环境。比如说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转型站，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那么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当我们喝着牛奶的时候，垃圾堆上生长的奶牛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当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羊整个冬天都在吃垃圾，一直在生病，羊倌不停地给它们注射抗生素，跟我们没有关系吗？
　　B：你先后拍摄了几百个垃圾场，并且自制了一幅北京周边的“垃圾地图”。在最初拍摄时，你是怎么寻找并确定自己的拍摄对象的？
　　W：首先一点是这些垃圾场客观而普遍地存在。前期我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对整个垃圾问题作了一个“补偿性”的学习。对于如何实施拍摄计划，首先是实地考察，我在北京周边已经发现了很多处垃圾场，我也曾经去寻找、观察了几处。然后我借助Google　Earth 上的地图，标注了13 座大型垃圾填埋场。根据已经去过的野垃圾场，我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锁定了400 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目标，成为我的拍摄对象。
　　B：拍摄“垃圾围城”一年多以来，你的生活有怎样的改变？
　　W：很多方面有很深刻的影响，和我一起工作的纪录片摄像师现在都不吃肉了。我家人、朋友看到我拍的片子之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自觉地向环保的方向去靠。这很好。我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极端的环保主义者，我也是人，也是制造垃圾的一分子。但是对垃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就会有效地克制自己不必要的欲望。
　　在整个社会的大潮中，我们都是被裹挟进其中的。比如坐火车时，饿了，要么吃方便面，制造一个大大的面桶；要么吃盒饭，产生一个塑料袋和一个泡沫盒。我们现在用的舀子和扫帚什么的都是塑料的。但在我小时候，老家种葫芦，葫芦一劈开就是瓢。美丽的植物生长出葫芦，然后制成一个瓢，多美的东西。用坏了也没有关系，随手一扔，很快就降解。
　　我现在出门，都是自带牙刷和毛巾，宾馆的拖鞋我从来不穿，宁愿赤脚。我在一个废品回收点见过海量的牙刷、梳子、一次性沐浴液的小瓶瓶，很可怕。把牙刷和毛巾放自己的旅行包里，本身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些习惯养成之后，还是能节约很多东西。
　　我接受媒体的传播，希望传达给更多的人。后面的创作还要跟进，我想相对深刻地改变人的内心，如何让人养成好的习惯，认识到浪费和污染的危害性，从而改变自己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减少垃圾排放，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源头。
　　B: 最近一次的拍摄是在2010 年元旦之前，几千张作品之后，你是不是已经对垃圾麻木了？
　　W：拍摄初期和拍到后面是不一样的。刚开始拍摄的时候，我还是愤世嫉俗的、愤怒的。后来就越来越冷静，或者说冷酷也可以。冷酷当中还夹杂着忧虑。刚开始是咬牙切齿，一进垃圾场立马感觉进入拍摄状态；但拍到最后，我进入垃圾场，先是退后三步，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停下来抽根烟，再去看。那时候心情很复杂，想到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拍摄的风格，影像上的呈现也有变化，最初拍的大量的片子，更接近传统纪实。
　　B：你继续做“垃圾围城”的理想和生活的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你刚刚结婚，在北京的生活如何继续？
　　W：当你把生活水平降到最低的时候，也能过得下去。平时吃饭都在家里，出去拍片子往往是半个月，再回家两天，换换衣服，补充胶卷什么的。那半个月就是能吃什么吃什么，住最便宜的小旅馆。因为我知道钱来之不易。
　　像其他普通的、正常的女人一样，我老婆对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让她平稳地生活，而且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主要还是灌输价值观念，让她感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很善良。我无所谓的，一个人是能很简单地生存下去的。但是说心里话，谁不想让家人过得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