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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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结构”

? 王开林

用身体的某个部位指人、喻物、说事，古已有之。元代文人乔梦符谈到乐府的章法时便以“凤头”、“猪肚”、“豹尾”为喻。领袖人物被尊为“首脑”， 关键 先生被誉为“脊梁”，得力干将被赞为“股肱”，左右亲信被褒为“心腹”，党羽帮凶被贬为“爪牙”，消息灵通人士被夸为“耳目”，兄弟姐妹被称为“手足”，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取譬乎近的好处是大家容易意会，不难明白。晚清政坛，清流派初成气候，京城中随即流传一个妙趣横生的说法：“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余下的则为牛皮、牛毛。”此说肯定是当时某位高手精心炮制出来的，“青牛”与“清流”谐音，令人过目难忘。

自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开张以来，百年之间，国学的兴衰浮沉无疑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今，新智民受到互联网的强力牵引和拉拽，渐行渐远，与母文化的距离正逐年扩大，而不是逐步缩小，这个现象真就值得我们欢欣鼓舞吗？某些电视台以鉴宝节目吸引大众眼球，明显虚热过度，这类节目高居不下的收视率并不意味着母文化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珍惜，反而说明它正遭受着铜臭的围剿和戏弄。你不妨去问问大学中文系高年级学生，他们还能否畅快地阅读竖排版繁体字的古籍？真想静下心来阅读几行几页古代经典的大学生已少之又少。以往，有人大言炎炎，只要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一切迎刃而解，一切不在话下。事实证明，就算你是八面光鲜的财富精英和时尚达人，置身于声光化电的炫酷空间里，“心安何处”仍是一个有待妥善解决的根本问题。任何坚牢的信仰无不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而传统文化是历史长河造就的冲积平原，舍此更欲何求？要知道，文化传承并不等同于文化保守，文化溯源也并不等同于独沽一味。

你不妨仔细打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批铁甲悍将，不管他们是否出国留过学，是否参与过党派纷争，哪个不是传统文化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国学功底深厚，却偏要蔑视传统文化，视之为破铜烂铁，唾之为僵尸残骸，咒骂不休，踏翻不顾，摒弃不屑。激进青年有样学样，原因非常简单，这批悍将洞悉贼情，深知情弊，绝对不会出什么差池。可是我们反过来想想，若非长期受益于传统文化的浸润，陈独秀还能否成为陈独秀，胡适还能否成为胡适，鲁迅还能否成为鲁迅，钱玄同还能否成为钱玄同？顶多只能成其一半，成其一半则等于没成。他们运用西方近代文化的矛去攻击中国传统文化的盾，看似得心应手，一击而穿，实际上，说服力只能大打折扣。一种文化有其利，必有其害，趋利避害是心智正常的人能够做到的，倘若粗暴处理，将它全盘否定，连根铲除，如同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反而见出倡导者和行动者的理智归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迄至中晚年，那批新文化运动的铁甲悍将逐渐退掉火气、重新接回地气之后，一个个都惦念起传统文化的好来，陈独秀撰写《小学识字教本》，胡适研究《水经注》，鲁迅纂著《中国小说史略》，钱玄同捡起古音韵学，他们个个干得挺欢，用心卖力不马虎。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骨子里痴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男女并非个别，但他们畏惧古代典籍的森严壁垒，虽心向神往，却裹足不前。电视台热播的百家讲堂确实听着热闹，看着气派，但纰漏和硬伤不少，主讲者的水平参差不齐，秀场的大锅饭营养有限，但它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是一部兴趣发生器。

我曾生发奇想：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甚大，代表人物甚多，倘若采用树形结构来呈现它，初学者的感性认识必定更加清晰和完整。这个念头久久盘旋于脑海中，挥之不去。近日，我受到“青牛说”的启发，反复揣摩，觉得树形结构固然能够使人一目了然，但它远不如人体结构周全而自洽。于是我斗胆草拟一份列表，附加简释，权作抛砖引玉之用。

大脑：李聃。由于《易经》的作者非啻一人，乃是众人智慧的集成，所以未将它收进列表。《道德经》要言不烦，见精见髓，虽只有区区五千言，但它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纲领性文件。诸子百家或得其一肢，或得其一体，或得其腑脏，或得其皮毛。老子的核心主张是：知雄守雌，柔静不争；知白守黑，深藏不露；知荣守辱，韬晦不显。《厚黑学》的作者李宗吾将他的老祖宗李聃奉为厚黑学的开山鼻祖，不是没有道理的。道家得其厚，法家得其黑，儒家兼而有之，唯独墨家最具科学精神，崇尚薄白，即被儒家诬为“无父无君”，横遭剿灭。道家奉李聃为太上老君，主张清静无为，逍遥自得，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欲擒故纵，无往自来。在中国现实社会中，读书人固然以儒家精神装饰门面，但混世的法宝通常还是道家精神，能够混出名堂的才是高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悟得老子《道德经》神韵的角色差不多个个厚貌深衷，神鬼莫测，不成“仙”都不可能。

小脑：庄周。协调全身诸多机能，使内宇宙趋于稳定，保持平衡。天人合一，物我两齐。若要拥抱心灵自由，找寻精神退路，不以浓厚的功利色彩生活一辈子，应该说，庄子的智慧是比较容易上手的GPS导航。他认为，鲲鹏遨游万里贵在逍遥自得，野龟曳尾泥涂贵在天性无损，臭椿保其年寿贵在无可取材，疲癃残疾各有缺陷贵在和光同尘，那些外缘内扰的纠结、纷争、浮躁、亢奋、贪婪、虚荣只会给自己、他人和这个原本喧嚣的世界带来更多的不幸和更大的苦难。有人说，读书无用论的源头是在庄子那儿，因为他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实则，庄子更深层的意思是：求知并非生涯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千万别把它变成沉重的负担，如果短缺体悟的乐趣，求知就等于自讨苦吃，倒不如保持天真的本性来得轻松。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传统文化尚处于原始积累时期，他的智慧不是趋利的智慧，而是避害的智慧。在人类社会中，弱肉强食，小人凶猛，古今并无大异，文明的进步只不过是改变了狩猎方式，健全了游戏规则，因此庄子的避害哲学仍然时刻提醒着那些强悍的功利主义者，尽可能不要去火中取栗，刀口舔蜜。

心：孔丘。泵血功能持久而强大，实乃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倚赖的动力源泉。人治时代，仁心不可缺位。但这颗仁心已经被历代“鸿儒”、“国医”动过N次人工搭桥之类的手术，因此它经常会受到心律不齐、早搏和间歇性停搏的威胁。儒家苦口婆心劝导历代专制帝王以德治国，以仁抚民，以义行事，绝大多数时候却无异于刻舟求剑，缘木求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的这句话成了历代专制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民愚则官诈，官诈则政苛，政苛则国乱，国乱则生灵涂炭，中国历史上总是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间或也会有仁政的表演，却还不如皮影戏更可观。儒者近懦，懦者近乡愿，乡愿则为虎作伥，从这一流变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打出“仁”的旗号，专制统治者则要拿它当成幌子，是“一手软”的虚招，为“一手硬”作个漂亮的铺垫。儒家的“礼”，也只是先礼后兵的那个“礼”，重心在“兵”不在“礼”。于是乎，别说孔子周游列国，复礼、行仁归于失败，他的徒子徒孙曲学阿世，也没有讨到多少好彩头。荒唐可笑的是，近代以来，一旦谁捅了娄子，出了乱子，则赖上孔家店，把它当成中国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逼令它全额理赔，儒家老祖只剩下几座冷冷清清的文庙，一旦清理债务，不破产才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彻底吊销营业执照，长期关张，国人不再受“四书五经”的压抑，庆幸之馀，扪心自问，国人的德行究竟是长进了，还是退化了？

肝：孟轲。合成蛋白和新陈代谢主要指靠它。“义”帜高揭，孟轲绝对具备大将风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古代不绝如缕的民本思想即发韧于此。据史籍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读《孟子》，起先汗出如浆，然后怒不可遏，斥骂道，这孟夫子要是还活着，非扒了他的皮不可。朱元璋乐得扒贪官的皮做灯笼，蒙稻草人，还乐得在文化上一手遮天，他扒不掉孟子的人皮，就阉割掉《孟子》的精神。《孟子节文》的官方版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耻辱性标志，比霍桑笔下的“红字”更为糟心。“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厚黑教主李宗吾却解释为“仁近于厚，义近于黑”，与孟子的初衷（“羞恶之心”）相隔十万八千里。历代专制统治者不断改造孔孟之道，旨在为我所用，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意倒是被李宗吾一语道破。可悲可叹的是，随着士绅阶层在民间社会整体消亡，普通意义上的读书人早已沦为一盘散沙，要么屈于威武，要么淫于富贵，要么移于贫贱，很少会有例外。读书人撇开道义，另辟蹊径，谋取功名，追求利禄，居然合乎新鲜出炉的游戏规则，彼此恬不为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代的“斯人”，要么像孔丘、孟轲那样只能独善其身，无法上位去兼济天下，要么就像苏秦、张仪那样，艰难上位之后，很快就堕落成作威作福的角色。

脾：王安石。造血、滤血、清除衰老血细胞，参与免疫反应。他具有改革家理应具有的天然勇气和高尚品质，当然也具有执拗和偏激的个性，“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专制帝王面前，这句话可不是谁都敢开口讲的；在利益集团面前，这种事可不是谁都敢动手做的。王安石与庞大的官僚阶层硬碰硬，多年交锋招致众疑群谤，他的漏勺显而易见：重用小人、险人办正事，错用猛人、狠人办大事。王安石遇到了一位充分信任他的皇帝（宋神宗赵顼），却未能把握住千载一遇的良机，半生功业付诸东流，令人扼腕叹息。有些史家将北宋衰亡的那一屁股烂账全归于他的名下，这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北宋王朝娴于文治，疏于武备，北方强敌虎视鹰瞵，苦无久安之策，王安石的变法若成功，富国强兵，则彼消此长，可以中兴一段时期，但宋神宗之后，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皆为弱主、昏主，家底子再厚也没用，北宋的江山还是会断送在此辈手中。

肺：达摩祖师。禅宗始祖给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新氧，呼吐浊气。“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可惜好景不长，唐宋之后，元、明、清三朝有两朝（元朝、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一朝（明朝）是特务横行，血腥的高压统治之下，国人道路以目，偶语容易获罪，文字狱更是殃及墓中之枯骨。言论失去自由，思想便随之萎缩。理学上位之后，禅宗式微，摩诃菩提（大智慧）再度处于半窒息半昏睡状态，在这种严重缺氧的环境下，中国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日益薄弱，一度积弱不振，被西方人的枪炮打得丢盔弃甲。耐人寻味的是，苹果帝国的缔造者史蒂夫·乔布斯多次向禅宗公开致敬，年轻时他曾亲赴印度朝圣，寻访上师，印证所悟。乔布斯自承他的许多创造灵感都源于禅修，这绝对靠谱。

肾：韩非子。法治精神，排毒机能。立法审慎，执法公平，则国民安全，国家安定。枉法不究，违法不惩，则整个社会易患“尿毒症”，势必付出极高的透析成本。 秦朝暴 君始皇、二世滥用酷法而亡，汉朝雄主刘彻、唐朝雌主武则天滥任酷吏而危，明朝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特务滥施酷刑而乱，法律不外乎天理人情，贵乎公正而不贵乎残酷。韩非与李斯同门，均师从大儒家荀况，但他们蜕变得相当彻底，不约而同，毅然决然地背弃了儒家的仁道，极力提倡法政。韩非排斥儒生和侠客，将二者列入“五蠹”之中，认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但历史相当吊诡，恰恰是师弟李斯以文乱法，要了师兄韩非的命。李斯是法家，而非儒家。由此可见，知法乱法的人更加高明，也更加要命，韩非对此始料未及，终以身殉。在专制王朝，法律就像大纸鸢，飞得高的时候叫王法齐天，你根本看不见摸不着，就算它断了线，也茫然不觉；飞得低的时候叫王法亲民，你感觉风力微弱，它摇摇欲坠，反而担心大纸鸢会砸到自己头上；更多的时候，大纸鸢未曾放飞，或者放飞之后挂在高高的树上，拉扯不得，奈何不了，大家偷偷地取笑一番，或面面相觑，耸肩摊手。中国人看重权宜的办法，而不是铁定的王法，各类办法恰恰是用来消解和变通王法的。

胆：司马迁。批鳞直谏，秉笔直书，在中国历史上，头号文胆非他莫属。朝堂上千人诺诺，唯独他一人谔谔，冒死犯难，仗义执言，为“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的悲摧奇士李陵辩解冤屈，因此触怒一代雄主汉武帝，被打入蚕室，遭受奇耻大辱。后世史家万千，谁能够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多少人敢于像司马迁那样实录当代史？宫刑貌似羞辱了司马迁，实则将那位反人性、反人道的 暴 君（汉武帝刘彻）牢牢地钉死在耻辱柱上。酷评家只知一味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窒息想像力、判断力和创造力，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中国传统读书人有谋者多，有勇者少。胆量从何而来？道德勇气、社会良知和悲悯情怀，三者缺一不可。由于铁血专制的王牌生产线上只生产驯顺的奴才，体制之内勇者稀缺，就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了。

胃：朱熹。儒、释、道三家学说的集大成者。理学相当狡猾，以儒入世，以道混世，以佛出世，把入口、走道和出口都占齐了。但理学的酸度高，腐蚀性强，很容易出现异常状况。理学家（又称“道学家”）喜欢挥舞纲常伦理的大棒，把女性贬到黄尘埃里去，逼到黑旮旯里去，用贞节牌坊直接骗人和间接杀人，这些做法非常冷酷。理学一度被有识之士斥为“伪学”，喊冤并不冤。有一点，朱熹做得确实过分，他只想剿灭他人的情欲，不想剿灭自己的情欲，“扒灰”且不论（无法证实），将两名尼姑纳为妾侍则是他老人家的壮举。朱熹言与行违，就如同一位上师敦劝他人吃长斋茹纯素，自己却天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样，不仅私德有亏，而且虚伪过头。“伪”与“胃”同音，“伪”同样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与“虚”“假”互为表亲。在专制社会，确实像《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楹联所描写的那样，“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已死，大盗有子。

肠：曹雪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常规语境中，肠总与“愁”“柔”“刚”等形容词紧密相连，它的作用似乎不是消化和吸收，而是通气解闷。大观园中，钟情少年和怀春少女的爱情故事荡气回肠，林黛玉愁肠寸断，贾宝玉柔肠九曲，晴雯、尤三姐刚肠疾恶，史湘云豪肠洒脱，个个都是典型。至于贾珍、贾琏、贾瑞、贾环、薛蟠等一干浑球，哪个身上没有几根歪歪筋？哪个肚子里没有几根花花肠子？那位贾政犹如盲肠一样不通人情，不省事理，这种假正经的货色居然高高在上，主宰贾府，不能不令人沮丧。

命根子：王阳明。有良心，然后有良愿；有良愿，然后有良知；有良知，然后有良能；有良能然后有善果。良心不可无，良愿不可缺，良知不可痿，良能不可失。王阳明的心学强调“致良知”，良知即“天理”和“造化的精灵”，身、心、意、知、物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出现闪失就可能掉链子。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心贼若闯关成功，登堂入室，就会废掉命根子，不可不慎加防范。除非有可靠的顶层设计，有制度的保障和顾全，否则诱惑无处不在，心贼防不胜防，面对四面八方挥舞而至的伐性之斧，命根子迟早会被剁飞。

眉：李白和杜甫。两撇长眉，无限深情，舒眉和蹙眉即见心境，非得诗仙、诗圣一齐挂牌不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是中国社会奇缺的狄奥尼索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中国士人虚高的政治抱负。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幸福感如同泥丸走阪，狄奥尼索斯精神很难落到实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物价如同嫦娥奔月，倘若寒士脱俗，不混世，不圆滑，不乡愿，则必定连累妻儿受冻挨饿。

目：屈原和贾谊。他们的笑意极少，泪水极多。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贾谊“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前者在乱世哭，后者在盛世哭，他们的泪水哭干了，乱世仍然是乱世，盛世也行将演变为乱世。昏君不悟， 明 君不察，结果不可能好到哪儿去。屈原投水自尽，贾谊抑郁早亡，这双“眼睛”就像冬夜的寒星一样醒在天际，至今灼灼有神。

口：老百姓。以口计人，谓之人口。有口就有物议，有口就有舆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国语·周语》中的这句名言乃是一记警钟，千古长鸣。“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道理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在老百姓中找到一片可供扎根的肥沃土壤，庙堂文化的生命力根本敌不过民间文化的生命力，《诗经》有三百零五首诗，流传最广的是国风，而不是雅、颂，就是明证。

耳：钟子期和周瑜。高山流水，知音者稀。钟子期是樵夫，并非专业人士，却听得出俞伯牙的琴音“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太了不起了。周瑜是文武全才，他“精意于音乐”，听觉远比常人厉害，“曲有误，周郎顾”，独门绝活，岂可低估？

鼻：六祖惠能。古人以鼻为“准”，刘邦有个高高的大鼻子，因此被称为“隆准公”。惠能从广东来到湖北黄梅投奔五祖弘忍，五祖安排他去厨房干杂役，踏碓舂米，破柴烧饭。斗大的字惠能不识一箩，就凭眼观鼻，鼻观心，明心见性，参悟到上乘佛法，从五祖弘忍手中继承了禅宗的衣钵。文化源于觉悟，居然可以不立文字，呼吸即有，观照即得。六祖闻经识义理，他主张忏前愆，悔后过，五香内薰，自性自悟，自性自度。“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六祖惠能破除了偶像崇拜的宗教迷信，降低了成佛的台阶和门槛，无奈世间不肯修心和修行的人始终占据绝大多数。

喉：苏轼。“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苏东坡有豪情，有正气，有童心，有极其浓厚的幽默感。他的“嗓音”响遏行云，即使与“3C歌王”帕瓦罗蒂隔世比拼，也毫不逊色。乌台诗案，命悬一线，他何曾噤若寒蝉？岭南贬谪，劫波几度，他何曾沦于喑哑？“不应有恨，此事古难全”，“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馀”，苏东坡是超级乐观的歌唱家，古今中外难寻其流亚。

舌：诸葛亮。他单挑江东群儒，雄辩滔滔，吴国大臣张昭等人理屈词穷，虽然这只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虚构，但早已深入人心。诸葛亮确实具有雄辩之才，“隆中对”已崭露锋芒，一番话就讲得三顾茅庐的刘备心服口服。但很显然，诸葛亮被《三国演义》神化了，鲁迅批评罗贯中“状诸葛亮之智近于妖”，恰中肯綮。史书《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诸葛亮是萧何、曹参那样的贤相，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诸葛亮强行北伐，先后六出祁山，穷兵黩武，事实证明，这些轻举妄动只不过是损耗国力的瞎折腾。诸葛亮毕竟是有真本事硬工夫的，不只是单靠舌头吃饭。某些高人单凭舌灿莲花的口才，就能搞定荣华富贵。苏秦、张仪谋求相印如探囊取物，一个合纵，一个连横，“一怒诸侯惧，安居天下息”，靠的就是三寸不烂之舌。现在看来，苏秦、张仪的舌只是毒舌，莠人政，倾人国，祸流天下。

颈：韩愈。高昂的脖颈似乎敌不过锋利的钢刀，但钢刀早已锈死，脖颈分明还在。韩愈个性复杂，一方面，他谏迎佛骨，不管不顾，梗着脖子顶撞皇帝（唐宪宗）；另一方面，他撰写的谀墓文章比谁都多。硬脖子犯上，软爪子抓钱，两门绝活，就没几个人学得到精髓。文豪凭仗手中的如椽巨笔开辟财源，润笔费一字千金，这比贪官弄权获利，中饱私囊，还是要高明得多，干净得多。

脊：范仲淹。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有担当、有襟怀、有器识的男儿不可多得。范仲淹是公认的政治家、文学家，还是杰出的军事家。“小范老子胸中自有十万甲兵”，这是国外敌对势力对他的由衷夸赞，应该算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样的脊梁所用材料绝对是上好的冷轧钢，而不是精致的媚骨。

肩：曾国藩和左宗棠。具有扛鼎之力，最能担当重任，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曾国藩在檄文中强调他起兵的目的是“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没有他，中国传统文化所遭遇的全面浩劫必定提前到来。左宗棠也为平定东南出了大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年近古稀，他挥师天山，保全西北边陲的金瓯完整。所到之处，他下令种植杨柳，修缮孔庙，振兴文教，救助贫寒士子，可谓功不唐捐。

腰：陶渊明。别说五斗米，就是五万斗米，也休想弄折他的腰杆。奴颜婢膝不是陶渊明的长项，他不肯讨好权贵，不愿逢迎上官。为“名利衫”、乌纱帽弄折自己的腰板，确实太不值得。相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高境界，真正的读书人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悦感会有更多的向往。腰板只有一个，五斗米何处没有？

臂：管仲和孙武。古之理财领兵，均有道可遵，有法可循。理财和领兵究竟与文化的关联有多大？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钻研财经和兵法，都是为了在仕途上攀高走远，在疆场上建功立业。“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古代的财经是敛财之良术，兵法是行谋之诡道，均为文化“建材”，也均为文化“耗材”。乱世，地表文物遭到扫荡，但思想活跃，文化畸形繁荣，如战国、三国、民国，文化人生活艰难，却倾吐自由。文人理财，文人带兵，放眼世界史，以中国为最。

手：王羲之和吴道子。书圣和画圣左右开弓。中国书画讲求“心摹手追”，没有极活的心源不行，没有极佳的手感也不行。有些人并不缺乏心源，独独缺乏手感，或者并不缺乏手感，独独缺乏心源，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形，均难成大器，难成巨擘。

腿：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脑力充沛，体力充足，可惜生错了时代。明末清初，文化旗手为异族统治者所忌，只能藏形于野地，养志于深山。顾炎武中年漫游天下，观察山川险要，了解郡国利病，其经世之学润泽久远。王夫之中年隐居于南岳之下的石船山，杜门谢客，著作等身。“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文化传灯者的创新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溢于言表。以气节论，以学问论，以见识论，顾炎武和王夫之都是明末清初的超一流人物。

膝：王国维和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屈伸必依法度。王国维的膝头硬，仍向废帝溥仪跪，陈寅恪的膝头硬，仍服膺古今中外的天才。前者殉清，后者殉难，这说明，在二十世纪的疯狂岁月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灯者临深履薄，遭际不容乐观。

脚：大禹和墨翟。实践再实践。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巨石上，仍然残留着“禹王脚印”，虽属附会，却不必揭破它。在古老的传说中，大禹治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并不算夸张。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摩顶放踵，躬亲劳作，热爱和平，实践出真知。若非两千年儒家独大，科举独赢，墨家一定能够感召更多的读书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将不限于四大发明。在世间要留下几个脚印，亘古不被磨灭，难啊！

神经：章太炎。孤行己意，百折不回，轻藐权势，乐于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他指出，许多革命家都有一两分神经病，可是一旦富贵利禄当面现形，原有的神经病就会霍然而愈，这要不得。他曾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 诸 君，传染与四万万人！”他的宏愿早已落空。若易时易地而观，这样的“神经病”只可能在疯人院里了却残生。

臀： 历代 君王。“天子坐江山”，这个说法很怪很荒诞。根据“屁股决定脑袋”的定律，决定文化荣枯的竟是那些家天下的九五之尊。汉赋、唐诗、宋词，无不与皇帝的好尚密切关联。皇臀独大独尊，臣民的贱臀则以挨打为本分。明朝时，皇帝坐在金銮殿上瞪着死鱼眼，看太监扒下大臣的裤头，用乱棍将白花花的屁股打烂，直打得大小便失禁，借此获得施虐的快感。斯文扫地，至此已极。在专制王朝，洗净脑袋与打烂屁股，臣民并没有二选一的自由。

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任何诉诸文字的结构图都难以做到无懈可击。今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或一鳞半爪，或浮光掠影，或扪烛摸象，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说得好听点，叫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得难听点，就叫作“各理麻团，茫无头绪”。其实，还有许多盲区、深水区亟待有心人去寓目和涉足。我绘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体结构图”，只不过是兴之所至，绝对没有任何要强加于读者的意思。

一种文化，数千年间历经磨难，既不衰亡，也不澌灭，变量大，定量也不小，就没人敢轻觑它。如今，孔子学院已在一百零六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华传统文化大步流星跨出国门之后，其影响力必将形成“雪球效应”和“马太效应”。

在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狂徒、恶棍、魔王、挑剔鬼、思想者和革命家从未停歇过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掊击、伤害、批判、吸收和改造，但它总能垂绝而续，历劫重生。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极其牢固，生命力异常旺盛，最无情的兵燹和最疯狂的动乱也无法扼杀它的生机。诚然，人体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类似人体而年寿更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个更了不起的奇迹，一个由数以亿计的智民合力创造的奇迹。关键只在于：我们应该怎样取其精华（正能量），弃其糟粕（负能量）？如何用其所长（长板），避其所短（短板）？任何粗暴的全盘否定和柔媚的全盘接受都不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