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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研究必须重视技法 ――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分类综述 王珂 陈卫 摘要：百年新诗的发展与优秀学者致力于新诗研究休戚相关，中国现代诗论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改革开放初期新诗研究出现了高潮，涌现了一批优秀著作，近年又出现热潮，诗史研究和诗体研究受到重视。尽管新诗研究成绩巨大，仍然存在问题，如研究者的偏执、研究方法的落后、理论缺乏操作性等。特别是新诗评论界的现状堪忧，印象式表扬性诗评甚至随意性炒作式诗评流行，缺乏人格高尚业务精湛的诗论家和诗评家，新诗评论界亟待加强诗评家的人格建设和业务建设，有必要倡导“纯棉的诗歌批评”。新诗理论界和新诗评论界都需要高度重视研究技法，新诗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需要更新。
关键词：新诗、研究技法、纯棉的诗歌批评、人格建设
新诗百年主要取得了十大成就：促进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完美了现代汉语，丰富了国人的感情生活，发展和丰富了汉语诗歌，展示出国人在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丰富了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支持了中国现代音乐，促进了中国妇女文学的发展、民族诗歌的繁荣和中国现代学术的进程。新诗百年，很多优秀学者致力于新诗研究。中国现代诗论在中国现代文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涌现了朱光潜的《诗论》、梁宗岱的《诗与真》、李广田《诗的艺术》、艾青的《诗论》等杰作。黄邦君、邹建军主编，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收入了1917年至1987年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刘福春主编，2006年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收录了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评论集17800余种。2008出版的《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对2007年新诗创作和研究的成果数量作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刘福春的《新诗著作叙录（2007）年》收录了2007年出版的新诗集277种、诗论集34种，乔婷婷等人的《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收录了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论文1278篇，孙晓娅、崔月萍、张凤、乔婷婷的《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摘要》[ii]涉及论文71篇，张凤、崔月萍、马富丽、乔婷婷的《2007年新诗研究硕士、博士论文摘要》[iii]涉及硕士论文73篇、博士论文10篇。80年代初出现了新诗理论研究的热潮，出版了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吴思敬的《诗歌的基本原理》等十多部系统著作。近年新诗研究出现新的高潮，如出版的诗歌史著作有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洪子诚和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陆耀东的《中国新诗史》（第一卷）、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等。从近年出版的诗体研究著作中也可以发现新诗史及新诗基础理论研究的繁荣，如吕进著的《新诗文体学》、吕进主编的《中国现代诗体论》、骆寒超的《二十世纪新诗综论》、骆寒超和陈玉兰合著的《中国诗学》（第一部形式论）、许霆的《旋转飞升的陀螺――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史论》、许霆与鲁德俊合著的《新格律诗研究》和《十四行体在中国》、王珂的《诗歌文体学导论——诗的原理和诗的创造》、《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新诗诗体生成史论》、《诗体学散论――中外诗体生成流变研究》。尽管新诗研究成绩巨大，但是仍然存在问题，如研究者的偏执、研究方法的落后、理论缺乏操作性等。
新诗研究界存在问题，新诗评论界更存在问题。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富了起来，很多人有了写诗的物质条件。随着新诗作品的大量出现，新诗评论也越来越多。诗评界却出现“商业化”、“功利化”倾向，诗评家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甚至可以结论说：行风堪忧！诗评界需要“洁身自好”，诗评界需要“行业自律”。20世纪80年代是新诗的黄金时代，诗人和诗评家各显神通，互相支持。诗人的声誉好，诗评家的声誉更好。涌现了一批学识渊博又人格高尚、既精通理论又熟悉创作、敢说话又会说话的诗评家。90新诗创作界出现声势浩大的“个人化写作”潮流，80年代的一些诗评家接受的大多是“社会化写作”的诗歌教育，无法对“个人化写作”发言。80年代的一些诗歌论争，如朦胧诗之争又使一些诗评家变得“世故”。90年代又是中国进入大规模的“全民致富”的重实干轻空谈的时代，在新诗创作界，政治抒情诗，特别是讽刺诗淡出诗坛；在新诗理论界，诗歌评论，特别是批评性诗歌评论也越来越少。尽管90年代诗评界的风气发生变化，评论家胆子小，怕得罪人，但是不“坏”，评论家既不敢恶意炒作诗人朋友，更不会借写评论获取学术外的利益，如商业利益。进入新世纪，诗评界的风气开始变坏，诗评家的“艺术底线”和“道德底线”越来越“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诗评界的“从业人员”发生了巨变，诗评家的素质降低，专业诗评家人数剧减。学院派评论家，严格地说是“学院派教授级评论家”的“严重缺席”导致诗坛出现一个响亮的口号：“诗人们的事情诗人自己管！诗人的诗诗人自己评！”特别是一些诗派为了扩大影响有意地让某位诗人负责“评论”甚至“宣传”工作，涌现出一批诗人评论家。这批“江湖诗评家”因为既是诗人，又在诗歌现场，他们的“诗歌作品的感悟力”常常比学院派诗评家好，但这也造成他们对评论对象过分的“惺惺相惜”。他们又缺乏将评论诗作与新诗史上的优秀作品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的学养，缺乏写理论文章必要的逻辑甚至遣词造句能力，特别是对文艺理论及诗歌理论的一些专业术语缺乏必要的研究就不知轻重地胡乱套用，如后现代、话语、意识形态、弹性、张力、神性、平民化、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他们常常进行的是“人有多大胆文有多大产”的激情式偏激写作，导致印象式表扬性诗评甚至随意性炒作式诗评流行。
新诗研究界和新诗评论界存在的问题引起了新诗理论界，特别是学院派理论家的高度重视。2009年8月16日至2009年8月19日，由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协办的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召开，会议的主题是研讨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技法和研究技法。这是新诗研究界首次以“技法”为主题举办的大型研讨会，更是首次由新诗理论家及评论家拿起解剖刀解剖自己，针对自身问题进行反思和治疗。参加者主要是在高校从事新诗教授和研究的诗歌教授和副教授，共50余人，其中有十余位博士生导师，如谢冕、吕进、吴思敬、骆寒超、姜耕玉、孙基林、王珂等。首次集结了老中青三代诗评家的代表人物，老一代的有叶橹、刘士杰、沈泽宜、古远清等人，中年一代有彭金山、庄伟杰、章亚昕等人，青年一代有熊辉、赵思运、霍俊明、张德明、张立群、向卫国等人。会议主办方因为诗坛老中青三代理论家，特别是谢冕等人格高尚业务过硬的前辈理论家将参加会议，认为这是后辈向前辈学习如何研究新诗的好机会，所以将这次会议命名为“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尽可能让更多的青年诗评家，包括从未参加过以学院教授为主体的新诗理论界高级别研讨会的 年轻学者参加这次研讨会。此次会议确实为老中青三代新诗学者提供了交流研究技法甚至新诗评论技法的机会。因为近年从事新诗评论的学者主要是青年学者，为了加强新诗评论界的团结，培养新诗评论界的后备力量，树立评论界的正气，会议还特地举办了一场“青年诗评家圆桌会议（联谊会）”。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闭幕词》《这是一方福地》中总结说：“新的一代学者，已经不是以往常见的那种号称开天辟地的、目空一切的狂妄者，而拥有了一种训练有素的、笃定而从容的姿态。……这次论坛的题旨就是明确的点题：新诗创作和研究的‘技法’问题。我们期待着从此告别无休止的‘论战’和‘批判’的思维，用我们的热情的坚持，呼唤新诗回到公众生活，回到诗歌艺术的自身，回到诗性和诗美的建设性的、良性循环的状态。我们想借武夷山会议作出明确的宣告。” 尽管这次研讨会最重要的主题是研讨新诗创作的技法，因为参加者都是诗论家或诗评家，分别来自激进、保守等不同学派和老中青等不同年龄段，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关注新诗研究的技法，特别是关注如何在新形式下进行诗歌研究，尤其是如何做一个“诗评家”。不少学者对新诗理论界，特别是新诗评论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取得了共识：目前中国诗坛需要人格高尚又业务精湛的诗论家和诗评家。很多学者从新诗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等多方面提出了真知灼见。
姜耕玉（东南大学世界华文诗歌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新诗“革命性”对自身的遮蔽》认为：从20世纪末以来，新诗坛处于“革命性”的惯性之中，处于徘徊不前的沉寂之中。长期以来，“革命性”几乎成了驱动新诗的动力，成了新诗革新与现代性的标识。“革命”即“先锋”，极端即“革命”。从“革命性”考察，讲求诗的语言形式与修辞，是一种束缚，是保守主义。从“革命性”考察，作品本身并不重要，而是以旗号或“代”讲“作品”论“英雄”，只要出奇制胜争得“先锋”的帽子，就功成名遂，可以进入文学史了。至于诗论家，只要为“先锋”摇旗呐喊，站稳“先锋”立场，也就立足理论前沿，掌握了话语权，乃至领导诗坛。革命，本来是褒义词。在不同时期，新诗革命有不同的内涵，一种理论、一种诗观在以前是革命的，而在今天就可能变得滞后，失去革命性。只有立足于中西语言文化相比较、相交汇的语境中，考察新诗，觉察其弊，自知不足，寻找克服其弊的路径，才是21世纪新诗革命与汉语诗歌崛起的希望所在，才有使汉语诗歌在世界文学中，展示出新异的语言魅力与语言力量的可能。 王珂（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新诗要适度重视音乐形式高度重视排列形式――新诗技法研究的策略和方法举隅》认为：今天诗坛，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仍有较大势力，后现代文化、大众文化、简单主义、相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流行也削弱了高标准、严要求地建设新诗的力量。目前应该全面进入“和谐诗歌”和“艺术诗歌”的建设时期，反对一切极端的“折腾”，处理好个体与群体、自由与法则等矛盾。新诗应该回归诗的本体，研究重心应该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由社会学、伦理学的外部研究转向语言学、诗体学的内部研究。王珂在自由发言中将参加会议的老学者与年轻学者的“会风”做比较，少数青年学者自由散漫，所有老学者都严谨认真，号召青年学者学习老学者的人品和文品，不仅要学习他们如何作文，更要学习他们如何做人，特别是要学习老一辈做人的正直诚信和对新诗的奉献精神，倡导青年诗评家抵制商业利益的诱惑，指出近年一些青年诗评家失去评论家基本的操守，甚至违背评论家基本的游戏规则，胡吹乱捧一些诗人和诗作,导致整个新诗评论界的公信力下降。他说2006年在网名“恶搞”著名女诗人的“梨花体”事件中，他在“网易”网站关于此事的留言中看到了网友的一句留言：“诗人恶心，评论家更恶心。”觉得新诗评论界有必要作深刻的检讨，才写了那篇轰动一时的“檄文”――《新诗教授谈著名女诗人为何被“恶搞”》。他提出当前新诗评论界应该“行业自律”，否则整个行业将会失信于诗人和读者，最后出现行业崩溃。
鲍昌宝（广东省肇庆学院文学院教授）的《新诗创作技法：问题与意义》认为：学界到了必须重视和反思新诗的创作技法问题。一套成熟的诗歌创作技法系统的确立对于诗歌的发展和社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新诗从它一开始就更强调诗人在精神和形式上的创新，技艺经常被忽略，也很少谈及。现代诗人必须以虔诚的态度来面对现代汉语，深入现代汉语的内部，认真研究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结合现实和文化语境，发掘其各种表达的可能性，以丰富新诗的创作技法。 赵思运（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的《诗人个案研究中的文献—发生学方法》认为：为了避免“诗人个案”这个复杂的立体的研究对象被简单化为诗人的文本研究，有必要借鉴文艺学研究领域中的“文献—发生学”方法。面对独具个性的诗歌文本，我们还有必要追问：诗人精神个性的生成、诗人自身的精神境遇乃至于隐秘的精神风暴又是如何外化到诗歌文本之中的？这种研究有利于打破机械的唯物反映论研究方法，从而使“诗人个案研究”更加立体化。……新诗研究假如深入到发生学的层面，对诗人的个案研究就会日益突显，就可能会导致对诗人灵魂历程的研究要比对诗歌文本贡献的研究更加紧迫。落实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在心理学层面寻求提供诗歌文本资源背后的精神人格基因，便可能在诗人个案研究中越来越有吸引力，也更有挑战性。因此，从新诗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对诗人个案的研究，就会既不满足于诗歌文献学，也不满足于发生学，而是运用文献—发生学方法，研究诗人精神人格演变的发生、发展及其这种精神人格的演变是如何外化到他的诗歌创作的，即做到“人”与“文”的统一。……诗人个案研究就包括这么几个层面：一、诗人的诗歌文本具有什么价值？二、诗歌文本与诗人精神世界的关系怎样？三、诗人的精神人格是如何发生的?这样的文献—发生学研究，就会使诗人个案研究打通了“文本”—“诗人”—“时代语境”等三大要素，成为立体的研究，而非平面研究。这也为批评家选取个案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更高标准。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真正有价值的“诗人”值得我们去研究？
张德明（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在《近30年来新诗技艺探究的回眸与反思》认为：新诗诞生90余年来，创作技巧和方法问题就一直是诗人和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新时期3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变化极为显在，取得的成绩也为人瞩目，在新诗创作多元化展开、多向度拓进的同时，诗歌批评与理论研究也呈蓬勃发展之势，在这其中，对新诗技艺的探讨和研究构成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参数和理论指标。技巧论诗学论著中常会言及的诗学范畴大致可划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新诗的创作要素，或者说审美构件，如意象、意境、诗语等等。第二类为修辞手段。30年来的技巧论诗学著作常常会讨论比喻、借代、反衬、象征、通感、排比、对仗、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段在新诗创作中的具体运用，指出各种修辞手段的表意功能和使用技巧。第三类是特定技巧，也就是某些诗歌使用了较为独特的表达技巧，这些技巧是基本的审美构件和通常意义上的修辞手段无能涵盖的，只能启用特定的诗学语汇来命意之。
马永波（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副教授）的《生态整体主义与新诗发展的一个可能路向》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对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基本可以追溯到西方启蒙现代性话语，亦即利奥塔所概括的理性主义、历史线性发展论、自由解放、普遍主体等等基本预设。而到了90年代，对主体性的认识，则从无差别的普遍主体转向注重结合具体文化语境来解释主体的差异与实践，主体成为高度历史化的主体。因此，对多元主体间对话的主体间性的关注也许是新诗走出主体性困境的一个可能性路径。汉诗走向成熟的路线必然是：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启蒙→解构→去执后的建构。何谓去执？就是诗人消解自己的主体中心主义立场，不再固执于固定的动作意向，以面向事物自身的谦逊态度对待世界整体，在作者和事物的自由相遇中让诗歌诞生。在彻底的去执后，诗人并不排斥意识形态、主体、权力、宏大理想等第以往诗人刻意解构的东西，但只是把它们作为众多呈现对象中的普通个体，将之放在既不优越也不卑微的位置。生态关怀，已经不囿于文学，而是真正走上了伟大文学不仅仅存在于与历史的关联之中，也同时置身于与宇宙的关联之中这个终极梦想之旅。脱出文本空间的束缚，真正走向“尊重事物本身”的敞开之境，应该是我们从解构性后现代中突围的一个途径，从而开始真正回到中国经验本身，这对汉语诗歌本土身份的确立实为不不或缺的一步。
初清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的《现代汉诗的“知识场”批评――以穆旦＜五月＞为例》认为：文学“知识场”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不仅是对于文学史写作、理解转型期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它并不排斥甚至是更适用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剖解出作品中所含蕴着作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该作品的文学价值、该作家创作的演变轨迹。以穆旦《五月》为例，通过分析其诗中“知识场”的关节点，可以发现该诗的矛盾聚焦于“自由”，以及构成矛盾几股力量间的关系与叙述策略，试图为当代新诗批评与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途径。……中国文学各样式中有着最悠久历史的诗歌，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其形式也发生了古体诗、新诗（自由体、小诗、新格律诗、网络诗歌）等变化，其批评主要是囿于灵感、情绪对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而更倾向于感悟式的片断解读，缺乏合理系统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在近些年来，网络诗歌创作之势甚嚣尘上、其质量泥沙俱下的现状，日益引起业内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担忧，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关于“诗歌标准”的大讨论，无异是对这一现象的集中回应。……重读、重塑、重析新诗经典，无疑是探求现代新诗评价标准之一有效途径。
在新诗研究中，流派研究，特别是流派的“命名”是研究者常用的方法，但是也常受到质疑。傅天虹（北师大珠海分校国际华文文学发展所教授）的《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的“中生代”――论“中生代”的命名与拓展意义》认为：在当前开放和合理的诗学建构欲实现又尚未完全实现之际，由探讨“中生代”的命名为起点，进而挖掘其命名的拓展意义，且由此而探讨“中生代”在整个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的坐标价值，便显得具有积极的意义。将“中生代”放置于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看待，则它在关于群体谱系、主体属性、诗学品质和诗学视野等方面的拓展意义，充分显示了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诗学建构的走向。……如果融汇大陆与台湾诗歌界关于“中生代”的命名，尽管关于“新－中－老”的不确定的线性排列经常引来口舌麻烦，但显而易见的，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此一命名的难能可贵的学术自觉和尝试。……作为当前汉语新诗创作的强盛群体，中生代的命名的提出已然是水到渠成。不过，对于“中生代”命名确立之后更重要的事，是如何进行诗学建构，此实为当务之急。它必须对当前汉语新诗研究和诗学研究中缺乏比较完整的视野的情况下，作相应积极的建构。如此，“中生代”的命名意义，又指向了更高的层次，即对完整的中生代诗学的建构，这是汉语新诗发展的当务之急，亦是对当下普遍诗学建构一大推进。 关于新诗的称谓一直存在争议，由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1997武夷山国际诗歌研讨会还专门为此展开过研讨，王光明（时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提出以“现代汉诗”取代含混的“新诗”。他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种区别于古典诗歌的文学型态，意味着正视中国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诗歌语境，反思“白话诗”运动、“新诗”运动的成就与局限，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诗歌建构活动。他还认为这不是一个具体的诗歌文类概念，或许它仍然是一个过渡性、临时性的概念，但这个诗歌型态学概念有利于我们面对经验与语言的真实，纠正“新诗”发展中的历史偏颇，以诗的本体自觉和语言自觉，走向成熟的现代诗歌美学和形式美学建设。“现代汉诗”曾得到了很多新诗学者的承认。十多年后，主要从事美国诗歌研究的张子清（南京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也发出了相似的质问声。他的《对新诗提法的质疑》认为：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新诗在现代和当代的中国诗歌领域成了当家人，成了主角，成了主流。如同另一个国粹京剧一样，旧体诗词或当代诗词在艺术上依然秉承和固守传统，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无法代表新时代的主要艺术。而相对来说，新诗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显现了它的勃勃生机。……新诗的主流地位显然是历史赋予的，为什么还出现新诗失败论？旧体诗词的承继者们用旧体诗词的审学标准来衡量，自然是“失败”了。惹得新诗诗人和新诗评论家们为新诗进行激烈的辩护。他们主要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殊不知白话文写的自由诗即新诗本身就是巨大的历史成就，用不着辩论。问题出在当下对新诗的界定上。“中国新诗”这个关键词也常常使人想起它的诞生、成长和现今的年龄。……美国现当代诗坛早已不采用“新诗”的说法了，但奇怪的是，中国主流诗坛却似乎对这个称号情有独钟，常常把现当代中国的自由诗仍然称为中国新诗。现在我们再称现当代诗为“新诗”就是名不正，既容易使人在时间上产生误解或造成错觉，也容易使旧体诗词承继者们对“新”产生“新玩意儿、不成熟”的错误观点。……中国诗歌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当有与之相适应的名称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因此，把1917年到1977年期间创作的自由诗称为现代汉诗或中国现代诗，而把1977年之后到目前为止的自由诗称为当代汉诗或中国当代诗，是不是更贴切一些，更准确一些？把这个界定纳入教科书、文学史、专著和论文应当是时候了。
子张（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的《学科建设与新诗学之学科化》认为：有关字思维、现代汉诗、新诗的传统、诗体重建、新诗与古典诗关系等问题的提出都在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内引发热议，标志着新诗学的新进展。即是说，新诗学学科在学术层面上的突破并不意味着要凭空构建一个幻境中的体系，而是仍然要回到现象，回到新诗之为“新诗”的动态性发展上来。包括本人在内，近些年一度认为“新诗”这个概念似乎早已完成了它的指称功能，应该让位于“现代诗”或“现代汉语诗”或“现代汉诗”这些新概念了，表面上看似乎有理，仔细想想却又不对。因为新诗这个概念作为民国初期以来发生的新体诗，其内涵是随着自身的成长而不断丰富、不断生成着的，从初期与旧体诗相对的白话诗，到相继出现的现代格律诗、自由诗，施蛰存等人倡导的“现代诗”，一直到19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诗，都并没有超逸出“新诗”的范围，所谓“现代汉语”也罢，“现代性”也罢，本来就是“新诗”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什么必要另立名目、喧宾夺主呢？因此我主张，首先理清概念，回到“新诗”的原点上来，相应地放弃“现代诗学”、“现代汉语诗学”等提法，而以“新诗学”作为学科正式名称。同时，或许比理论上的“突破”更紧迫的是进一步打破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和海外形成的新诗与新诗学的自我隔绝状态，而代之以在新诗与新诗学共同基础上的观念沟通、经验交流、资源共享以及诗学整合。这些工作，虽然近二十年来已经在做，且已取得不少成绩，但似乎远远不够。阻隔仍然存在，从新诗学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球范围内的新诗学者应该在这些方面达成更多的共识并进行有效的合作。
李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因故未能到会，他提交的论文《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三大难题》认为：中国现代诗学尚有若干不够成熟甚至粗糙简陋之处，新的建设必须克服三大难题。其一是必须抛弃将中外既成的诗学体系引作我们思想基础的幻想，其二是寻找到一套能够有效描述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事实的基本语汇，其三是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和确立中国现代新诗的“标准与尺度”。……今天中国诗学建设中的若干不尽人意之处恰恰就来自于我们过分依赖理论的借鉴而忽略对诗歌史现象的细致把握。……我以为要理解和评价中国现代诗学，其根本的意义并不在于厘清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西方的诗学究竟为何物（尽管这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是现代的诗歌环境究竟给诗论家提供了什么？中国现代的诗论家是怎样感受和解释这样的环境？他们因此而产生了怎样的理论设计？或者说，在中国既有的诗论体系之外，现代的他们又发现了什么样的诗学的趣味、诗学的话题？在表达他们各自的这些看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怎样的一种新的理论话语模式？……今天，我们诗学建设的不成熟也充分体现为一系列基本诗学语汇的贫乏，要么取法西方，要么似是而非地借鉴古代，或者就是尚未形成自己的逻辑严密性。……中国当代诗论的诸多热闹却同时也展现了令人困惑与不安的一面：太多的体系，太多的术语，太多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太多的自说自话，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呢？……真正能够支持中国现当代诗论又具有普遍认同意义的思想与概念我们实在还是相当的匮乏，于是中国现当代诗论家更可能由个体的意义的差异而走向了某种“不可通约”的现实，中国现当代的诗论会反反复复地重复和纠缠着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而难以自拔，如“平民化”与“贵族化”的争论，“民族化”与“西化”的分歧，“个人化”与“大众化”的对立，“格律化”与“自由化”的歧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取舍，“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剑等等。中国现代诗论的这些基本认知体系的不统一使得我们失去了继续升华思想直达形而上境界的可能，在当代中国的今天，我们有了自己丰富多彩的“诗论”，却没有真正出现过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关于人的存在的“诗学”。中国当代诗论家常常在各自的概念范围内自言自语，尚未给我们展现彼此思想连接、共同构建“诗与思”、“存在与诗”的辉煌境界。以上三大难题，或许需要在一定的过程中才能加以解决，也或许并不能一并解决，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的理论构建中包含了其中的某些自觉的思考，哪怕是部分的思想的警惕，也会在整体上推动我们的诗学发展和诗学建设。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的《时代木马上暧昧而眩晕的诗歌批评――检视新世纪以来诗歌批评的几个问题》严肃地指出诗评界存在的问题，尖锐地说出了很多新诗学者想说却因为人际关系不敢说的话，揭示了当前评论界的一些“真相”：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批评已经在工业化乌托邦的幻觉与狂欢的失重中踩空了踏板，大量的批评者充当了喜欢造势的诗人圈子的利益同盟者和权力分享者。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肤泛、时髦而又受到追捧的时评家，也看到了沉溺和迷失于纵横交错的历史迷宫并丧失了与现场对话的学院派。而更为可怕的在于中国的诗歌批评生态在不断的恶性循环而又不自知的境遇下制造了大量的面对诗坛和文学史无力的失语者，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妄谈诗歌美学的暧昧强夺的时代。……我呼唤“纯棉”的诗歌批评。在我看来，“纯棉”的诗歌批评就是首先进行祛除伪饰、肤泛，刮除工业时代的铁锈呈现出一种自然的、有效的、活力的、原创的批评空间。“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一种深入灵魂、探询历史、叩问现场、磨砺语言、直面生存的勇气，进行批评家与诗人、诗歌、时代和历史的直取诗歌核心的“肉贴肉”的对话、摩擦和诘问。“纯棉”的诗歌批评唤醒的是我们已经渐渐荒芜的原初的诗歌记忆和批评话语的良知，这种话语方式与任何宏大话语、集团意识、道德神话、阶级符咒、题材圭臬无关，她所寻求的是一种伟大而持久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维护的就是批评者的独立身份和知识分子立场，然而可悲的是一百年来批评者的身份一直都显得格外可疑。……面对着当下诗歌写作的平面性、随意性、技术性、被歪曲和篡改的“个性化”、无关痛痒而又大张旗鼓的诗歌论争以及大面积涌现的圈子性的诗歌批评的追捧或利害关系的棒杀（尤其是大众传媒的恶俗话语势力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我越来越怀疑评论的准确性和诗歌写作的“个性化”。正是在这个科技理性、物欲霸权无限加速度的时代，诗人们处在巨大的漩涡中而丧失了个性化的声音和良知、自省的写作立场。所以，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个时代诗歌写作和诗歌评论者都成了某种利益的参与者和良知的丧失者，评论成了热捧或冷棍的家什，有些批评者的名声并不比下三烂要好到哪去，当然仍有极少的诗歌评论者在坚持个性、良知和说真话的特色，几乎很难有一首诗、一个诗人、一篇评论能够产生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和广泛的美学影响，相反，一些跳梁小丑和不懂诗歌的话语权力倒是在不停地折腾诗歌。……我们已经确认目前的诗歌批评不是走在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上，而是成了时代木马上止步不前的眩晕者和暧昧的沉溺者。是到了认识和反思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批评存在的问题甚至弊病的时候了！
在众多来自诗评家的反思中，曾推出国内第一部70后诗歌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青年诗评家霍俊明的声音最尖锐，他甚至把当前的一些诗评家称为“下三烂”、“跳梁小丑”。这种来自诗评家的“尖刻”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他提交的论文《时代木马上暧昧而眩晕的诗歌批评――检视新世纪以来诗歌批评的几个问题》堪称“针砭诗评界时弊”的“檄文”。可惜由于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当然是诗评界自我感觉过分良好缺乏危机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次研讨会的另一主题“创作技法研讨”，很多新诗学者无法分出精力关注“研究技法”。因此在研讨会上，他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极少数青年诗评家甚至说“有偿评论”这样的“潜规则”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绝大多数诗评家认为应该抵制这种“潜规则”，认为它会助长新诗评论界的不正之风，特别是会危及青年诗评家的前途。如王珂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结论有些道理，评论家付出了劳动，当然应该按劳取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今天一些诗评家在杀鸡取卵地“透支”自己的信誉和诗评界的声誉，甚至在以“诗评家”的名义招摇撞骗，另外这个行业确实混杂着不少霍俊明先生所说的既不懂诗评界的游戏规则也不懂新诗研究的“下三烂”和“跳梁小丑”，他们根本不配称为“新诗评论家”。
尽管众说纷纭，学者们还是形成了共识：新诗评论界亟待加强诗评家的人格建设和业务建设。霍俊明先生倡导的“纯棉的诗歌批评”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王珂说：“每次想到霍俊明先生倡导的‘纯棉的诗歌批评’，我总会想起于坚发表在《人民文学》2001年6期上的《纯棉的母亲》中的诗句：“纯棉的母亲 100%的棉／这意思就是 俗不可耐的／温暖 柔软 包裹着……落后于时代的料子／……／我终于看出 我母亲／比她的时代美丽得多／与我那铁板一样坚硬的胸部不同／她丰满地隆起 像大地上／破苞而出的棉花／那些正在看大字报的眼睛／会忽然醒过来 闪烁”。我会情不自禁地冒出这个问题：‘纯棉的诗歌批评是否是百分之百的诗歌批评？是否比它的时代美丽得多？’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如此，我应该为诗评界建设‘纯棉的诗歌批评’呐喊助威。”很多学者主张新诗评论界应该大力弘扬正气，都愿意当敢说真话又会说行话的诗评家。
刘福春.新诗著作叙录（2007）年[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218－282.
[ii]孙晓娅、崔月萍、张凤、乔婷婷.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摘要[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14－134.
[iii]张凤、崔月萍、马富丽、乔婷婷.2007年新诗研究硕士、博士论文摘要[A].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五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135－176孙晓娅、崔月萍、张凤、乔婷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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